马克思思想的时代性——基于立场、问题、方法和观点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时代性论文,立场论文,观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6-0005-10
马克思逝世至今已有120多年，在此期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有效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涉及马克思思想与当代中国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问题。毋庸讳言，二者在时空维度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方位上，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出现的问题；在变革路径上，马克思相对注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生产关系；在研究视角上，马克思相对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但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透过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而深入探究其中的一般规律。因而，他的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般性。当然，这里的时空不是物理时空，而是历史时空。当我们重新研读马克思著作时，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立场的一致性：无产阶级解放与关注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马克思十分关注无产阶级解放，始终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谈论问题。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虽然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原子论看作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哲学，但与青年黑格尔派明显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精神同现实割裂开来并赋予自我意识以绝对的意义，而是突出强调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经济社会问题，以此为开端，他开始关注劳动人民群众的现实境况和实际利益。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论证了农民享有其习惯权利的正当性，鞭挞了林木所有者把农民的行为视为“盗窃”和违法的卑劣行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德国人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它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他就越是贫穷），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和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历史发展，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非只谋求本阶级的利益，而是要争取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解放，并且指出，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共产党人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写到：“《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① 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显示出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现实命运的内在关联。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而，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整体意志，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评判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看做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为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的新论断，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新发展。
因此，从立场上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总问题的相似性：资本对社会的统治与权力和资本结合占有利益
马克思关注的总问题是“资本统治”。马克思哲学以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为己任。现实总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时代条件下的现实，因此，关注现实首先要面临一个科学判定历史方位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为基础）——未来理想社会（自由个性社会）”。从“三大社会形态”看，马克思所处的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物的依赖性在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由此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因此，深层剖析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就成为马克思必须思考的总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钱异化”的社会。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宗教层面的社会冲突，更透过表层的宗教分歧看到了其背后的世俗冲突。在马克思看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构成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正因为如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实际上是由众多需要构成的多神教。同样，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原则，而金钱成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③ 马克思从宗教神学批判、从哲学转向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及其背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作为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理论表现形式之一，旧唯物主义不可能科学揭示物化社会的根本弊病。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不能真正理解人类社会的实践性，因此它对它所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只能作单纯的直观描述。真正的彻底的批判只能从新唯物主义出现之后开始。《共产党宣言》曾对资本独立性进行了集中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所占有的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运动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使无产者仅仅占有可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少得不能再少的劳动产品，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④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⑤，因此，无产者作为活动着的个人没有丝毫的独立性和个性可言，处于资本的奴役之下。
欧洲革命后，马克思恢复了曾经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的经典论断，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物化”性质，并对资本占有劳动进行了深入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里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个人的生命活动转化为货币，即只有通过物的形式才能证明自己的社会性存在。马克思还对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几种形式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古代共同体生产方式的解体，为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创造了条件。“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⑥ 这就使“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掩盖下来占有他人劳动”⑦ 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透过社会表层的复杂的物与物的关系，把握深层次的人与人的关系，深入揭示了“资本统治社会”的原因及其现实方式。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现实的个人必然处于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中。这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统治”的时代，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核心或总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统治”的时代。那么，当代中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已经在物理时空上超过了马克思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历史时空上也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曾提出一个“时代错乱”理论：“如果想从德国的status quo［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上的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废储藏室中布满尘灰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是按照法国的年代，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⑨。马克思“时代错乱”理论，对于我们判定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具有非常大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统治”的时代，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将人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物役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换言之，如何消解“物的依赖”走向“自由个性”是马克思时代的问题。当代中国则不同，从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看，当代中国在总体上仍处于走向现代性的工业化社会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从总体上处于消解作为封建主义残留的“人的依赖性”、确立具有平等独立人格的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当代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消解“人的依赖性”、使人从传统社会残留的等级特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平等独立人格的主体。因此，如果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维度看，我们自己的时代可能要落后于马克思的时代。历史方位的不同，必然导致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总问题存在差异。如果说马克思要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统治”的话，那么我们要解决的总问题还是“权力统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但依然不太完善不太成熟的特定历史阶段，市场体制进一步解放了已有的生产力，但是，其种种负面效应与传统的“官本位”相媾和而滋生出“资本权力”和“权力资本”。因此，当代中国的总问题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占有利益”。其原因如下：
第一，在当代中国的经济领域，许多地方仍然实行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究其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某些地方的权力和资本的联盟有关。以权力作为支撑的资本可以顺利避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直接投入当地的生产领域，并以粗放的增长方式在短时间生产出初级产品，通过权力的干预实现资本循环和资本增殖。在这种情势下，组织技术攻关、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不能满足资本在短期内增殖的需求，因此，自主创新无从谈起。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造成经济领域资本理论运作缺乏规范。在不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权力和金钱把过去一切崇拜物都变成商品，自己成为至上之神，这对人的旧有观念造成巨大冲击。人被迫乃至自发地依附于权力资本，接受资本权力的支配：把自己的活劳动当作商品，通过满足资本拥有者各种层次的需要来获得货币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的价值，进而确证自身的存在。第二，在政治领域，社会（民）对国家（官）存在权力崇拜，而在政治体制内部，公务人员又奉行“权力至上”的理念。在个体人那里，权利与权力最初是合一的。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人权利，权利和权力实行了分离，国家或政府运用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保障个人权利。然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由于官本高于民本，权力高于权利，由于缺乏对权力的真正有效的民主监督，结果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健全的个人权利保障机制，造成权力轻视权利，权利畏惧权力。不仅如此，在政治体制内，权力的设置存在层级，这本来是为了实现分工合理、权责统一、有序运转，但在实际生活中，受传统层级思维的影响，权力层级之间奉行的权力至上的理念，上级与下级之间是管和听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制度设计的权责关系；人们看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能力，注重的是等级而不是业绩；而且权力高于规则、人情大于理性，血缘关系、人情厚重成为影响人际关系、政治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源依据权力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它使人形成层级思维和唯上思维，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第三，在文化领域，权力和资本力量过大造成了理性力量和主体精神式微，理性力量和主体精神的缺乏反过来又影响科学理性的制度设计。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不足，较注重管制人不够注重解放人，成为文化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在社会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领域的资本力量有了迅猛发展，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和成熟，新生的资本力量还带有大量传统社会的遗痕，往往寻求和权力的结合，实现自身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公民社会不成熟，民众政治参与程度性低，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占有利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总问题，它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尚未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阻碍，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对人的解放和对权力统治的解构方面，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权力本位却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着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既要批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及其对利益的占有，更要着重批判权力本位，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方法的当代性：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与科学性和价值性的一致
马克思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方法，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探索未来社会发展方向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整体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的一致、抽象思维与具体思维的融合和批判原则与建构原则并用等方法，这些方法共同构成一个方法论的体系。在这一方法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运用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了物质生产活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生产活动中，人类既要充分考虑客观外界的自然环境和现实条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充分考虑人类自身需要，使自身的实践活动符合人类的目的、愿望，实现客体性和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对此，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⑩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人类活动的两大尺度，即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所谓物的尺度，是说人类活动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属性及其内在规律，否则就会在行动中碰壁；所谓人的尺度，是指人类活动必须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要求为依据，否则就会失去意义。把人类活动的这两大尺度贯彻到社会历史观领域，就形成了马克思独有的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
马克思非常注重从社会关系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商品、所有制、资本、工资、货币、分配、商业、竞争、分工、交换和利润等问题。马克思曾引用贝魁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中的话：“材料要素如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11)。这说明，马克思承认国民经济学家至少在表面上是看到人的劳动在财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12)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却给劳动者带来了灾难。看到劳动创造财富，承认劳动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坚持的是历史尺度，但是，认识到异化劳动对劳动者本人生存境遇的挤压，认识到资本占有劳动，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产者的悲惨命运，这坚持的是价值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从历史尺度看资本主义，认为相对于封建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它在人类历史上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13)。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相对于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束缚而言，资本主义具有其历史进步性。但是，马克思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4)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要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5)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仅仅能够勉强维持其生命的再生产，劳动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资本，是再次剥削自己的资本。因此，从历史尺度上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使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从价值尺度上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才能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方法，对我们分析当代中国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要求我们在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时，必须坚持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科学性，就是要始终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内在规律来认识事物，从客观实在性出发来考察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对人的主体世界的制约。坚持价值性，就是要从人的主体尺度出发考察人的主体世界及客体世界对人的价值关系。从人类存在的活动方式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从社会历史观层面看，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是认识和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标准；从理论上看，客观性和主体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科学和价值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两大根本原则。因此，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必须坚持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历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的价值不断提升即“人成其为人”的历程。首先，从历史尺度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基本上走的是由“物质驱动型”经济走向“创新能力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国一些地方在实践上主要采取的是以“物”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注重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今天和未来发展的走势来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代价越来越大，因而，必须寻求当代中国发展的再生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路：把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看做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性环节，看做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从哲学角度看，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可概括为注重“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当今中国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从以物为主导的发展框架，逐步走向以创新能力为主导的发展框架。其次，从价值尺度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逐渐由原先“注重控制人”走向“相对注重解放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及其基本特征可归结为：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有效制衡。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相对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管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障碍机制，尤其是冲破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阻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要就是解放人和开发人，由此我们强调解放思想，为人松绑。
四、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以人为本
马克思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马克思主义整个开放性理论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阶级立场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二者的联系表现在：价值取向往往与阶级立场紧密相关，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就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相应的价值取向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是深刻揭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受压迫受剥削悲惨命运、科学昭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其鲜明的阶级立场必然要求在价值取向上重人甚于重物，重劳动甚于重资本，重视人对物的超越甚于重视物对人的奴役。反过来，一定的价值取向背后总是蕴涵着一定的阶级立场。二者的区别表现在，阶级立场主要是用来分析一定社会的阶级冲突和现实矛盾的。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首先是一个阶级学说的范畴。马克思的阶级立场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以及一切被压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立场主要是针对阶级而言的，是科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结果。价值取向则不然。价值取向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在于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及发展命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资本占有劳动），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归依是要实现人类社会从物的依赖性走向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学说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他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上。在马克思看来，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人受物的统治，资本占有着劳动，人不可能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自身所蕴含的矛盾也日渐凸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6) 从社会发展维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大教训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具体来讲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鉴于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悲惨境遇进行了深刻批判，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在他看来，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7)。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劳动者能获得平等的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的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的发展。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正是通过分析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一般而言，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与其阶级立场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代表全社会的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明确发展目的。人是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因此，必须坚持执政为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有助于推进科学发展。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又是一切活动的手段。因而，以人为本又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人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首先要创造成果，人要凭其能力为社会多作贡献。为此，就必须为劳动者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当代中国正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阶层多样化，社会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这一方面唤醒了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面对社会多样化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和矛盾冲突，中国能否在保持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如何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合理要求、凝聚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的制度建构和对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的有效整合，这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与涵盖力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价值选择的共同导向，才能有利于形成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上的基本共识。
“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努力。以人为本强调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而具有感召力；强调为人才能发挥和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而具有吸引力；强调关注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因而具有凝聚力；强调尊重社会精英阶层的能力和贡献，因而具有向心力；尊重人们之间的共同性与个性差异，因而具有包容性和整合性，有利于人们达成共识和认知，有利于社会和谐。
五、理论的启示性：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层级结构理论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并把人的现实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占据核心地位。于是，马克思通过“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18)，发现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从而创立了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经典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9)
按要素来说，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综合）和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三个要素。其中，生产关系既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同时又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作为中介环节，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大要素之间依次由底层向高端叠加，底层要素决定上层要素，上层要素又对其底层要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按照领域来说，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可以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结构三个层次。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共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涵括了所有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互关联方式，构成了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上层建筑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并受社会的政治结构制约，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结构。经济、政治、思想三大领域之间并非孤立，而是存在内在关系：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思想观念受经济和政治结构所制约，同时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结构决定功能，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状况。人类社会的宏观结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有机关联所构成。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科学对待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需要坚持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从共性上看，马克思的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个性上看，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产生于近代西欧工业社会，产生于消解“物的依赖”走向“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一理论的关注点更多的是注重近代西欧社会所面临的“资本统治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强调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欧社会，人已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市民社会已经从政治国家那里解放出来，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的存在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前提。我们今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坚持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东方社会的特点，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更要考虑到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宏观的历史视野是需要的，但是，它提供的只能是原则和方法，而不可能是现成的答案。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框架中，对社会结构的高度抽象使人们只看到了凸显出来的共性，而忽略了个性，使得社会结构成为无人格主体的社会学说，因而日渐失去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解释力，这不能不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视。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内在要素及其矛盾运动机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理，深入思考本国的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视角走向中观的“当代中国”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特殊性，以探求真正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征途中。现代性的培养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从文化观念入手，注重培育公民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素质。进而言之，要注重培养“和而不同”的宽容意识，在宽容中体认不同文化的价值所在；注重建立辩证思维，克服文化建设中的片面性；注重培养人的对话意识，在对话中用和的方式解决不和谐的社会问题。二是从体制入手，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和协调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三是从“社会结构”入手，在判定当代中国“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准确捕捉“中国问题”，并深入揭示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传统社会层级结构。通过逐步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建构现代新型社会结构。这三个思路中，结构是最核心的，因为社会结构决定体制运作，体制运作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当然，人们的思想观念反过来也会影响体制运作和社会层级结构。
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本意是指，在传统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运行机制层面根据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差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差别是架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其中，无论是地位层级、身份层级还是关系层级，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层级结构，即一切层级均源于权力层级，权力层级造成了社会层级的普遍存在。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金字塔式”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在传统权力结构上，权力本位的政治力量过大且挤压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从而导致政治力量至上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文化力量微弱的结果。传统中国社会呈“金字塔”式的三角形社会层级结构及权力结构，处于“金字塔”顶层的政治权力无法直接地作用于庞大的社会肌体，最高统治者需要通过各种层级自上而下逐级控制、逐级将其作用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层级结构里，政治权力决定经济、社会、文化等力量，这些力量按照政治权力规则运作，支撑和服务于政治权力，最终形成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层级化结构。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权力运作方式上，政治权力至上、权力自上而下运作、逐级管制而对其缺乏有效制约。其中，“权力至上”属于权力运作的动力源，“自上而下”是权力运行的轨迹，“逐级管制”属于权力运行的方式，“缺乏有效制约”属于权力运行的反馈方面。在权力层级结构内部，统治者因位居统治地位而享有他人必须服从的权威，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历代相传的权力和神圣规则，被统治者一方面受上一等级控制，另一方面又控制下一等级。这样的权力运作方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在不同程度地实行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权力运作体制。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一定程度上会遇到某种阻力。人们习惯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是由体制产生的。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看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的深层根源，主要是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后者属于“中国的总问题”。这一问题本质上与当代中国政权性质无关，关涉的只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的具体社会运行机制。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启发性。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新范式，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它不仅在学术上为分析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提供理论框架，同时也为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建设性理念。
收稿日期：2010－07－20
注释：
①(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649.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③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8,453—454.
④⑤(13)(14)(15)(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1,481,468,472,472,479.
⑥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0,513.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63.
⑩(1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71,93.
(18)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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