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一个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历史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大众论文,范畴论文,文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众多的分析、研究者中不乏褒者，更多的则是评头品足甚至贬损，本文不涉及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客观描述，表明尽管大众文化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不完全相同的两条路径，但都反映出大众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西方话语中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在西方发生、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发的。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密切相关且同样重要的消费革命，产生了工业社会和现代消费社会，其生产和消费对象的构成由物质产品发展到包括精神文化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这是大众文化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有限的闲暇时间活动被教会和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没有文化接触的可能，也没有一个为二者间的鸿沟架起桥梁的中产阶级，精英无视大众的文化，大众也无法了解精英文化。当中无产阶级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取得了毫无疑义的统治后，才开始有了现代形式的大众社会出现，与大范围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相联系，传统的艺术家不必仅仅取悦于少数富有的或有权势的资助者，而是要满足日益众多的、更“普通的”人的需求。（注：参见Norman Jacobs,(ed.) :Mass Media in Modern Socitey,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P45—46,P70,P74,P88,1992.）
具体而言，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同西方社会中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几个变化分不开的。这些变化主要包括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充裕的闲暇时间、“富裕社会”的形成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几个方面。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行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从此，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这次新的工业革命以1844年第一条电报线路的诞生为标志，而开创了现代通讯的新纪元。自此，文化传播进入了电子媒介的时代，以电报为肇始，大众文化传播载体的生产日益与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重合，同时新产生的传播媒介也不可避免地增强了文化和传播之间的亲和性，大约从电影兴起时就有了“大众文化”这个词今天的含义。由于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电报业、音像业、电影业、广播电视和电脑业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工业，也使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因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而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的大规模发展更拓宽了文化工业的覆盖面，并逐渐取代广播和电影而成为大众文化领域的权威。
经济的发展还使人们享有充裕的闲暇时间成为可能，在时间维度上拓展了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及其不断扩展，体力劳动一步步得到了解放，即使缩短劳动时间仍能保证资本家利润的增长，加上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化潮流，作为大众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逐渐缩短到较为合理的长度，闲暇时间开始增加。充裕的闲暇时间造就了大量渴望轻松信息并乐意为之支付的观众的存在，这些潜在消费者的存在和需求又促进了一群以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己任的专门人员的产生，闲暇时间不仅为进行大众文化消费提供了时间上的余地，而且提供了思想上的空间。同时，大众文化也满足了大众闲暇时间的文化消费需求。
欧美、日本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进入“富裕社会”，为消费大众文化提供了财力支持。西方“富裕社会”同时也是“大众消费社会”，其视消费为“美德”的观念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起了刺激作用。从19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消费理念，改变了原来与封建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消费模式，发展为以金钱而非地位和身份为决定性因素的消费。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消费的出现，除了技术革新带来了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普及以外，还有三项社会发明，第一项是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使过去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和身份象征的汽车变成了廉价的必需品；第二项是市场的发展使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手段科学化；第三项是分期付款购物的推广，刺激了消费行为和欲望（注：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3页。）。 这些都导致曾经广泛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气质之间的对应关系已不复成立，而这种消费方式正适合大众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广泛人群进行同样传播内容的大众化特征。
二、中国话语中的大众文化
中国话语中的大众文化首先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是一道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潮而呈现于国人视野新的文化风景线，同时，无论说是对外来文化难以避免的误读，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难舍难分的情结，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烙印的大众文化。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固然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必展的结果，但是除却其现代商业化的外衣，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寻觅到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俗文化，以及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3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艺”等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并非是“我们祖上也曾阔过”的虚骄，而是因为与大众文化在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详见第三部分），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和建设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任务使然，即文化要面向人民群众，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正是这一任务把这些看似无关的文化方式联系在一起了（注：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强调：发展文化事业、繁荣艺术创作，把更多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衡量文化工作成绩大小和为国家整体事业服务得如何的主要标志，是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见《人民日报》，1998年4月6日，第5版。）。 过去我们所说的“大众”基本上等同于“劳苦大众”，不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外的成分。如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这里的“大众”特指文化水平低的贫苦的劳动人民，这些是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在建国50年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了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能再对“大众文化”中“大众”的含义作“贫苦的”、“卑微的”解释了。当代大众文化的受众范围大且不固定，包括了所有介入大众文化交流过程并接受大众文化传播的对象。
虽然现代意义的大众文化出现在中国话语中应该说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但是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文化的民主化发展方向与之有着相通之处。在中国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初始阶段，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实现了最初的“视线下移”，萌发了“大众意识”（即视线移向劳苦大众）。就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向西方学习，走近代化之路的洋务运动期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近代报纸（《昭文新报》）和中国最早的画报（《小孩月报》）。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前后又出现了一批白话报刊（或称俗话报），一向是“街谈巷语”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维新派的眼里能够起到“六经”、“正史”、法令起不到的宣传教育作用（注：康有为、梁启超都把小说当作最有力的宣传工具。如康有为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艺术也以强调社会教育功能为最大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提倡新文化的文学革命口号，其目的就是要将束于象牙塔中的文学通俗化、大众化。白话文运动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革命所必需的载体问题，它缩短了精英所用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与大众街谈巷议的口头语言之间的距离，在此意义上可以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为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鸿沟的滥觞（注：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到1919年，全国大约有400多种报刊采用了白话，到1920年， 教育部决定小学使用白话语文教科书。这些事情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前人所始料不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解放工农大众视为自己的任务。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1940年2月， 毛泽东在会见左翼作家周文时说，大众化文化问题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文化提高了，大众化文化的工作任务就完成了（注：《大众知音——周文同志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8年3期。）。 自清末开始的这一系列文化活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文化的民主化和大众化方向，这一点与今天的文化工作从任务上和对象上是可通约的。这里，民主化是显性的因素，而经济因素只起到隐性的作用，但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作后盾是不可能有效和持久的，实际上，文化的民主化过程正是与中国工业现代化过程同步的。
如果说文化民主化活动是前人在进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的话，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则是先挟裹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按照自己的方式迅速地成长并形成相当规模，尔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首先源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全方位的接触，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带入了新的文化气息。正如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杰姆逊所说，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化概念与商品概念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泾渭分明，彼此渗透、交叉，联系日益密切。至少从6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了商品中大量移入文化，包含文化内容的现象。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商品化倾向，不仅文学、艺术，而且理论、思想甚至意念都可以商品化。这些就造成了作为大众文化存在和发展根据的文化工业的兴盛，而我们在引进技术、设备等等文化隐性载体时，它们就会按照“外溢效应”不自觉地传递出各种暗含的文化信息。例如对电视机等家电生产线的引进，其结果不仅仅是促进了经济发展，还引发了文化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后者的意义尤其深远。再如目前的VCD、 CVD、 SVCD以及 DVD大战，既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是对文化消费领导权的争夺，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透过它们以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组合为名称，也可以看出这些大众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产物，不单产品的性能是世界通行的，就连其承载的内容也是相似的。
其次，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还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里逐步确立，使原来局限于物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各种法则，开始适用于精神文化领域。文化事业单位由国家包办，到“以文补文”再到企业化；文化产业从无到有，渐成规模，至今已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予以培育和发展。从1979年底，广州东方宾馆出现我国第一家音乐茶座，到1997年底，全国文化市场叶类经营单位已达25万余家，比1996年就增加21.4%，全年主营营业收入达190.8亿元， 已成为第三产业的一支主力军。以广东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祥地和重镇，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最早，机制也比较健全的地区。不仅音乐茶座始于广东，歌舞厅、卡拉OK、电子游戏等等大众文化形式无一不源于广东。广东还拥有全国最多的音像制作公司，和最完善的明星制、歌手签约制等保证文化工业的制度和商业法则，使其在生产流通最多的唱片、录音录像带的同时，生产了最多的音乐和歌手。可见，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为契机，以西方大众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后发性的特点。
三、大众文化：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产物
由以上可知，大众文化就其历史而言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虽然人们对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过程，但我们仍可以说大众文化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产物，是大众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主要体现。商品生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就像一种“普照的光”，它使其它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都被迫沉浸其中，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商品生产的色彩，文化工业的产生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都是这种浸染的结果。大众文化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产物，首先表现在“大众文化”一词的由来与“文化工业”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急剧扩张，使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被卷入了工业生产方式之中，经济资本和经济运作方式以及市场游戏规则纷纷进入文化领地，文化产品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因此大众文化就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社会中工业发展的伴生物。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与技术进步紧密联系的，与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关系密切，“因为新的技术具有经济关系，其实际作用因而带有极端复杂的社会性。技术的改变必然会使资本的总额与集中程度大为增加，从报纸和电视的经营可以最为清楚地看到，这种增加的曲线至今仍然在上升。”（注：[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底，第389页。 ）传播技术的进步与为追求更大利润而扩张市场的压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市场竞争必然导致注重改进作为新的消费手段的传播技术。当初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节目，也是因为即使观众只花5分钱就可以看电影， 它还是能让经营者赚到钱，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注：1905年，自匹兹堡开创了第一个五分钱电影院后不久，这种五分钱电影院就风靡全美，电影业由此发端，并造就了好莱坞这样的电影工厂。）。尽管广播、电视本身并不能生产产品，但它们可以通过广告等方式为一切消费商品打开巨大的市场。可见现代传播媒介从一开始就明显地主要是作为旨在获取最大利润的企业而经营的，它们是最早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就是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向受众提供信息、知识、思想、娱乐、广告等，逐步发展起来的。
大众文化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产物还表现在经济发展与文化民主化对大众文化的促进作用。前面已经论及了中国自清末开始走向工业化起文化大众化、民主化进程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历史渊源，工业化初期的西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施拉姆从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角度间接论证了大众文化与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他说，“大众传播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有效地与特权进行斗争。15世纪印刷术发展的意义，并不限于把传播从漫长世纪的口头第一手传播移向大规模的书面第二手传播，而更重要的是，将知识扩展到一小撮权贵之外。……19世纪，大众传播进一步发展，越过了那些最有权势、能独享有教育的上层人物，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知识和教育。政治民主、经济良机、公费教育、工业革命与大众传播共同结合起来，使几个大陆的人类生活及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则是从艺术史的角度阐述了大众艺术是民主与科学的产物，“从两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流行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它为各个阶层千千万万的民众提供了相同的艺术性娱乐。它以非常大的规模生产出统一的艺术品，大众是社会民主的产物，大量生产是新的机械化制造方法的结果，而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方法有可能实现。自19世纪初以来，艺术和文化民主化一直进行着。”（注：[美]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321页。）
最后，大众文化作为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产物表现在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大众消费的出现几乎同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人将现代大众文化看作是一种消费文化。与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丰裕状况相对应的是中产阶级文化趣味的普及，而这种文化趣味正如中产阶级的流行杂志所宣扬的文化只是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文化批评也因此而变成这一种势利者的游戏，他们追随广告商、室内装饰师、妇女杂志编辑等等的发明，并将之奉为时髦的娱乐。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产品成本要比原创性艺术品低得多，因此其价格一般是低廉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也能够承受，而大批量生产之所以不断发展的前提是大众消费的存在，即大量生产的同时有大量的消费存在，即大量生产的同时有大量的消费存在，并同时成为潮流。故有人将反映大众审美观的流行艺术（popart）的特征归纳为：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大批生产的、廉价的、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和短命的（稍现即逝）等等。（注：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注。）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也改变着人们对消费的看法，消费品不再局限于物质消费，更受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重视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味已成为普遍的趋势，这是大众文化消费兴起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一个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