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共同体的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责任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共同体是进行档案科学研究，拥有档案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他们是致力于档案学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群人，是档案科学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受到破坏所致”。①“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还不致被称为“伪科学”，但从它的现状来看，连档案学共同体自身都难以否认它是一门弱小学科，他们对档案学科信心不足。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同样是由于档案学共同体的自主性遭到了破坏，档案学共同体的能力甚至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应当在推进档案学进步的过程中，审视档案学共同体能力发挥的状态，找出差距，鼓励他们从共同体内部积蓄能量，承担应有的组织和学术责任，激发档案学共同体的学科自觉，这对档案学的发展是相当有益的。
一、档案学共同体能力发挥的状态
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群体，他们有共同的科学研究志趣。正因为遵守同样的范式，科学共同体才会聚集在共同的研究领域内。库恩认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② 这些一致的特征就是科学共同体发挥主体能力的基础。“共同体不是一种人际关系、甚至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在共同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关怀的前提下，以研究领域、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凝聚和整合起来的真正的学术组织。这样共同体无疑会成为档案学发展的保障因素”。③ 因此，档案学共同体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档案学发展的推动上。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档案学共同体的能力发挥还存在种种问题。
一是档案学共同体成员的团体研究意识不够强。不少档案学者长期致力于某项研究，心力交瘁，却没有意识到带动共同体内其他成员参与其中，这就造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项目虽然在创新性上是“前无古人”的，可是在继承性上却是“后无来者”，非常可惜。随着档案学科研课题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得到资助的课题毕竟是少数。档案学共同体成员应当有意识地根据研究需要组成各种形式的学术团队，并且不断地补充新的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档案学共同体。
二是档案学共同体成员的互动能力不平衡。有的团体互动能力强，交流比较充分，有的团体则没有实质性的互动。一些大型的国际研究项目或国家级研究项目的课题团队大多是强强联合，共同体内部交流多，成果显著；而一些因共同兴趣组成的非正式档案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就非常有限，其研究能力是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掘的，研究成果的质量也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提高。在档案学界，人们可能经常听说“某某问题研究热潮”，却很难听说“某某精品研究团队”。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主体在能力发挥上的一种缺失，是档案学共同体发展中的遗憾。
三是档案学共同体成果的知识转化率还不够高。档案学共同体具有推动档案学知识的增长与传播的能力，这种能力发挥的直接体现就是档案学共同体成果的知识转化率。从档案学产生至今，历史上有影响的档案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档案学知识并不多，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实践的共有经验、后现代的管理模式、文件连续体理论、元数据理论等虽然部分转化为档案学知识，但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所以，认清责任、找回自信，并自觉地承担起对学科发展的组织责任和学术责任已成为当代档案学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二、档案学共同体的组织责任
档案学共同体组织是为实现档案学术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共同体应当有规范的组织，并以其团体优势推动档案学的发展。这种组织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对智力进行重新整合，实现档案学知识的增长与创新。档案学共同体的“思考就存在于‘心灵的联合’中，它是社会网络的内在化，是由社会互动的情感能量所激发的”。④
然而，当前档案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还不够成熟，它应当得到大力发展。其发展的重点是：
1.注意发展学派式组织
学派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科学繁荣的结果和标志，“是科学探索过程中科学家实现创造性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有着强大的科学创新与人才培养功能”。⑤ 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科学学派群星灿烂，对本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档案学共同体内的学派式组织是因学术见解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档案学研究群体。在档案学共同体内，虽然学术见解的不同大量存在，但是这些观点大多存在于个人之间，多数档案学者并没有学派意识，因而很难找到典型的学派式组织。从世界各国看，档案学界的学派分野也不明显。因而，档案学派的匮乏的现状应当引起档案学共同体的充分重视。
其实，档案学派的发现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档案学界已经有了产生学派的条件。“科学学派的形成包括‘核’的形成和‘共同体’的形成两个密不可分的过程”，其中“核”是指“理论内核(科研风格)和领袖人物”，“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核的聚合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聚合过程中，师生互择机制决定其聚合的轨迹，科学论争起着催化放大作用”。⑥ 首先，档案学发展史上不乏长期活跃在档案学研究前沿的著名学者；其次，档案学界已经形成一些重要的理论内核或研究风格；再次，著名档案学者对档案学接班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的戴维·比尔曼教授和加拿大的露西安娜·杜兰蒂教授是国际上研究电子文件的领袖人物，他们从研究古文书学和韦伯的官僚制度入手研究电子文件管理，这种研究风格贯穿在他们对电子文件真实性、证据性、文件管理系统的功能需求、元数据等各方面的研究中，这与其他档案学者的研究风格是不同的，它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档案界的强烈反响，他们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电子文件研究的专家学者。此外，档案学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一些分歧较大的学术争鸣。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论战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以阿普沃德为核心坚持文件连续体理论内核的学者们(包括加拿大的库克、美国的海兹乔姆、英国的费林)与坚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学者们(如美国的琳达·J·亨利女士)，还有在这两者间保持中立的学者们。⑦ 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已经显示了学派的某些特征，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科学共同体研究视野的拓展，科学共同体还可能不断出现观点分化，为繁荣和创造档案学派的产生作准备。
2.注意保护和发展师徒式组织和同事式组织
师徒式组织和同事式组织是核心式组织和学派式组织最重要的胚胎，是当前档案学共同体中发展得较好的两种重要的有形组织。
师徒式组织这种师生传承的学术链依托于现代教育体制，已经显示出其独有的合作优势，应当大力发展。具备档案学研究生教育条件的高校都可以成为发展师徒式组织的重要阵地。档案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和他们的学生之间学术合作是相当密切的，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在电子文件研究领域，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院的理查德·J.考克斯(Richard J Cox)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考克斯还是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匹兹堡大学学生分会(SAASC)的指导教师，⑧ 中国人民大学的冯惠玲教授和她的学生们，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和她的学生们都是档案学在这个领域内师徒式组织的典型代表。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生们通过参与导师的课题、接受导师布置的各种学术任务提高研究能力，同时，导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学生。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的研究方向就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技术等。如果这些不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发扬，这些师徒式组织就很有可能发展为学派式组织，甚至核心式组织。
同事式组织也是档案学共同体中发展较完善的一种组织形式，主要存在于高校和档案管理部门和档案业务部门。高校的同事式组织成员的理论功底好，学术起点高，又有规定的科研工作任务，他们侧重于档案学理论研究，成员间的合作较为经常，同一教研室教师的合作更为频繁；档案局(馆)的同事式组织成员的实践能力强，侧重于实际经验总结和技术研究，其成员间的合作也很频繁。从各级各类档案学研究课题的组织人员看，同事式组合占的比例最大。长期的共事和学术合作也会使一些同事式组织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风格，有利于学派式组织的形成。如果同事式组织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并能在多出优秀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后，还可能形成核心式组织。
3.注意发掘无形组织的优势
基于志趣与信任的档案学无形组织的种类较多，它们没有明显的组织特征，但是往往有值得称道的业绩。1970年，法国档案局和档案工作者协会主编出版了《档案学手册》，这部手册就是42名法国档案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国际档案理事会从1972年开始曾经邀请各国档案学者编写档案学专著和工具书，其中专著中的一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图书档案丛书计划，一项是《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的手册丛书》，成果显著；1898年《荷兰手册》的诞生是缪勒、斐斯和福罗英三位荷兰档案学者组成的无形组织的成果，甚至有学者认为《荷兰手册》“虽然是三位作者写成，却是荷兰全体档案工作者经验总结”。⑨ 其划时代的意义不可低估；许多有影响的独著成果也都离不开共同体的智力嫁接：戴维·比尔曼在《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一书的序言中列出了30位三大洲的同事给他的支持，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三大洲同事智慧的结晶和慷慨援助的结果”；⑩ 在每本档案学专著的序言或后记里几乎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言语，作者们对共同体内其他成员的帮助都是心存感激的；无形组织的这种集体智慧还体现在一些档案学教材的编写中：中国人民大学几代档案学者编写的《档案管理学基础》一书经历了1986年的第一版、1996年的第二版和2005年的第三版，足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管理学研究思想的传承和无形组织的力量。在有形组织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注意发掘无形组织的创造力优势是极其重要的。
三、档案学共同体的学术责任
有了形式多样的档案学共同体组织，发展档案学的学术重任就落在了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上。英国科学哲学家约翰·齐曼曾指出：“科学是一种并非主动成长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它必须置身于许多不同权威和影响层次上，从事科学或为科学而工作的人们来培育、来维护。每一位科学工作者，无论他资历深浅，都对其职业发展方式承担着某种责任。”(11) 档案学共同体是推进档案学进步的主要力量，“从档案学‘科学共同体’内部看，要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观念，充分认识学术研究主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2) 在笔者看来，档案学共同体的学术责任可以解释为：档案学共同体对发展档案学倾心尽力的一种自觉行动。在不少档案学共同体成员那里，对档案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他的职业、他的志趣，并且转化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没有强制性，不是“必须做的”，但却是“应当做的”。每一个档案学者在他加入到档案学共同体的行列时，就应当发挥自主性，自觉地承担起构建与发展档案学科的责任。档案学共同体能力发挥中存在的问题与共同体责任意识不强是有极大关系的。
一个有生命力的档案学共同体应当对社会、对学科、对自身发展负责。
第一，档案学共同体应当对社会负有学术责任。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精确地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13) 档案学共同体也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档案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认为包括档案实际工作者和档案学研究人员在内的档案学共同体就是“故纸堆的保管员”。而实际上，档案学共同体所研究的“档案”是社会记忆，它承载记录人类文明的使命，是历史的伟大见证者。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皆因档案的历史传承而起。档案工作者是档案学共同体中的重要群体，“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它的记忆功能，使社会记忆功能健全完整，确保历史记录的真实性，维护历史记录的连续性，保持历史记录的生动性，提高历史记录的适用性，是档案工作者崇高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14) 南希·芭特蕾认为，“在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以及提供档案文件准确利用方面，档案工作者应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其中。档案工作职业的未来取决于档案工作者能否成为富有历史责任感的档案事务的积极的行动者。”(15) 要最大限度地留住社会记忆，就必须进行学术研究，因而发展档案学术也就成为了其研究主体——档案学共同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档案学共同体也应当有古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学术忧患意识，在为社会服务中档案彰显的学术研究价值才是弥足珍贵的。
第二，档案学共同体对档案学科负有学术研究责任。档案学共同体发挥自主性的关键就是对档案学负责，用学科范式中的专业语言来解说、评点和发展档案学。只有档案学共同体才有这个能力。所以，档案学共同体应当负起这个责任，用一颗敬业、乐业之心维护学科地位、推动学科进步。从档案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档案学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中的贡献是相当多的。进行档案科学研究是档案学共同体在其职业生涯中孜孜以求的任务。这种学术研究的责任亦即共同体成员的学术理想指引下求真、求实、求发展。档案学共同体有责任对学术研究倾心尽力。在林立的学科丛林里，档案学还不是一棵参天大树，它刚刚从幼苗成长为小树，还需要档案学共同体的呵护、补充养分，这就需要所有成员从不同角度探索档案科学的真谛，为档案学的枝繁叶茂付出所有的努力。
第三，档案学共同体对自身发展负有学术责任。档案学共同体应当对档案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负责，这是一种学科内的智力接力，一种传承学术、延续学科历史的责任。档案学共同体应当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不同时期的档案学术成果。珍惜前辈的学术成果，鼓励后辈超越自己，同时反思自身的学术成果。档案学发展史要靠一代代有学科责任感的档案学共同体共同书写。档案学发展史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优秀成果，一个有责任感的档案学共同体应当视其为档案学的宝贵财富。在保护学术遗产，传播档案学术成果方面，吴宝康先生作出了榜样：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坚持重新影印民国时期的13本旧著就是一例。(16) 而在培养档案学共同体接班人方面，老一辈的学者已经作出了榜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几代档案学者努力开创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历程就是生动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国的档案学共同体中也是存在的，一本薄薄的《荷兰手册》带来的是后人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其中承载了全世界档案学共同体的艰辛和汗水。这种代代相传的学术责任感发自内心、惠及后代。
注释：
①蒋劲松：《一言难尽“伪科学”》，载《新京报》网站，2007—1—6，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732/2007/01-06/014@001631.htm。
②[美]托马斯·库恩著，范岱年、纪树立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③张晓：《对档案学发展的思考》，载《档案学通讯》，2003.(1)：9-12。
④[美]R·柯林斯，吴琼、齐鹏、李志红译：《哲学的社会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⑤王蒲生：《科学研究学派与学派研究》，载《科技日报》，2000-11-6，第2版。
⑥李伦：《试论科学学派的形成机制》，载《科学学研究》，1997.(3)：17-23。
⑦章燕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之争——中外档案界认识差异及原因剖析》，载《档案学研究》，2006.(1)：57-60。
⑧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Student Organizations,[online].Available at http://www.sis.pitt.edu/resources/student_information.html[Oct3,2006].
⑨黄坤坊编，《欧美档案学概要》，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⑩[美]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1)[英]约翰·齐曼著，曾国屏、匡辉、张成岗译：《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12)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
(13)[德]费希特著，梁志学、沈真译：《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页。
(14)于佩常：《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载《中国档案》，2004.(9)：47。
(15)[美]南希·芭特蕾：《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载《中国档案》，2003.(1)：42-44。
(16)许元、李娟：《一个新中国档案学的奠基者》，新华网山东频道，2006-4-10，http://www.sd.xinhuanet.com/sdsq/2006-04/10/content_67006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