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世纪末西方文学现状和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现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和多变的时代。在这个世纪，整个西方人文——精神科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文学领域（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自然也不例外。
在文学创作方面，上世纪末出现的现代主义运动向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和审美观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但五十年代以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和传统审美规范的叛逆者，已逐步被这个社会所“一体化”和“同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结构的基质，其批判的潜能已经耗尽，艺术创造力日趋衰竭。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以新的反叛姿态登上文学舞台，试图打破传统文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体化梦想，颠覆其形而上常规和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追求思维、写作和话语方式的多元化，因而成为西方文坛的新主角和关注的热点。
就文学批评而言，相继出现了本体批评（“新批评”、“叙事批评”、“文体批评”等）、意识形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接受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四大范型，打破了过去文学批评着重于社会—历史维度的僵化、板结状态，带来了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多元化。
至于文学理论，自本世纪初现象学思潮出现以来，先后涌现了阐释学、存在主义、接受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哲学文论、构成主义文论等众多的思潮与流派，使西方文论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范式转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在这个世纪即将过去之时，西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理论的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和争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文学的前景怎样？笔者不久前曾在德国作了一番考察，现将掌握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当前文学的处境
文学的“萧条”与“危机”，是西方文学界近年来议论和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创作不孕症”、“批评的阳萎”、“理论败血症”，则是一些报刊和批评家一致的诊断结论。许多人指出，文学的不景气，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导致这一状况，既有外在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问题。
首先，以“大众文化”面目出现的“消遣文化”正蚕食着“严肃文化”、“高雅文化”、“纯文化”的领地，传统文学艺术的基础日趋动摇，读者圈和社会效用大大缩小，市场急剧萎缩。某些人甚至认为，当前文化有堕落、降格为“庸俗文化”、“半文化”的危险，文学艺术面临丧失其固有功能——道德功能和审美功能——并逐渐凋零，沦为仅具有消费价值和娱乐价值的“后审美文化产品”的严重威胁。
其次，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文艺行业也日趋“商业化”，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导致文艺作品的媚俗倾向和思想格调、艺术品味的降低；文艺创作正向市场需求让步和投降；许多文艺生产者出于自身生存和利益考虑，也不惜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向庸俗的审美趣味靠拢。
文学萧条的内部原因则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解构批评和文论对文学的颠覆和破坏：
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带来了文学作品价值和意义的虚无化，使写作沦为一种空洞的文字游戏，而词语则被抽去了所指的实在性，变成无对象关联的能指。这种写作追求的仅仅是一种游戏的快感，无深度的写作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深层空间而极度“平面化”。
后现AI写作作导致了文学领域内美和美学的摧毁，作品审美价值的丧失，形象的模糊和消解，使作品的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它所提倡的“怎样写都行”的主张取消了文学的判断标准，写作成为一种无价值追求、无艺术规范的任意行为。
后现代主义把过去的文学规范通通视为人为的禁忌、强加在作者身上的枷锁而任意破坏，从而不仅拆除了文学的“内部边界”，使不同文学品种失去了差异，而且试图抹杀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打破文学的“外部边界”。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化、非意义化、非审美化成为一种“时髦”。
总之，当前的文学面临严重困境，有人甚至声称，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行将失去生命力而成为历史。文学的前景如何，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成为西方学界，尤其是文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冲突还是互补
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20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一种以科技为其生产和传播手段的“后工业文化”、“后审美大众文化”正在兴起，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受到排挤，而以新兴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音像设备、多媒体电脑等为载体的“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迅速扩张，逐渐取代传统艺术形式，如文学、舞台艺术、严肃音乐等等，成为当前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成分和大众文化消费的主体。这是当前每一个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事实。
面对这一现实，西方学界不少人就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媒介的威力及其大众文化效应》的作者迪特·普罗科普。
普氏认为，科学技术作为当今文化的一种重要生产力，带来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化整体结构的质的变化，从而导致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的诞生”。这一文化类型引起了文艺概念及其社会功能的转移，改变了艺术的形式语言、作用方式和接受方式。
他把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学艺术——即他所称之“文字文化”，看做一种与手工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形式，并认为，随着社会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个体小生产方式的衰落，这些传统文艺形式的社会作用必然大大缩小，而一些新的、批量生产和适应大众需要的文艺形式会应运而生并迅速普及。这其实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传统文学艺术的接受是以较高的文化水准和欣赏趣味为前提的，对于文化素质和审美鉴赏力较低的人民大众来说，无疑难以认同。但新兴的通俗化艺术形式，却把文艺从只供少数人享用的狭窄领域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文化消费和文艺欣赏不再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者的特权，而成为千百万人的日常活动。这样，艺术便摆脱了过去那种只依附于极少数人的寄生性，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性。
以科技为其生产手段和传播媒介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应当看作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新型的通俗文艺形式也必须视为对传统的高雅文艺形式的补充，而不能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不是“矛盾与对抗”。一种社会文化，只有形成了由严肃文化和消遣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组成的广泛光谱，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要时，它才是发育完善和健康的。
此外，对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应采取现实和理解的态度，显然，这种差距将永远存在，即使文化教育事业极大地进步了，大众文化素质极大地提高了，也无法完全消除。对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心怀不满，不屑一顾甚至横加指责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是不公正的。普氏指出，今天，仍有一些人对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持一种极端的“没落贵族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对上流文化或精英文化无限留恋，对它的“没落”感到惋惜，相反，对大众文化，却以“文化精英”居高临下的姿态，流露出本能的反感。然而文化发展的趋势，世代的潮流难道可以阻挡么？
三、人文科学“合法性危机”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人文和精神科学正面临“合法性危机”，其症候是：1、在科技高度发达和“信息爆炸”时代， 传统人文和精神科学愈来愈难以实现自身的目标——通过先验论的思辨和逻辑推理来解释世界。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透明”而失去任何“神秘性”，传统人文—精神科学研究已丧失其“对象性”和曾经具有的“启示功能”，正沦为一种“补偿科学”或“认证科学”。
2、在层出不穷的新思潮、 新理论（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后”主义）的批判与冲击下，传统人文和精神科学的观念和知识构架，包括各种基本范畴与概念，愈来愈失去其“可信性”。传统思想体系的解体，真理、价值、信仰和意义的失落，使人文和精神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极其尴尬，其存在的合理性逐渐丧失。
3、现代科研手段的“信息化”和“量化”， 使人文—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从而陷入了方法论的困境。在“先验”与“经验”的两难选择面前，它似乎无所适从：倘若它固守先验本体论，坚持纯思辨传统，它将成为各种“后”主义发动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对象。因为“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便是，预设某种先验的前提，并通过逻辑演绎来证明其合理性，在此过程中，一切都从“我思”出发，一切都建立在主体之思的统一性和透明性之上。它所提出的“真理”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来检验和“实证”。倘若它放弃先验之思，接受经验即实证的方法，它就将丧失自身的独立性而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并不再能保持其“通向真理”的特权地位。那样一来，它的“存在合理性”就会变得十分可疑。
当前西方的人文—精神科学研究正因为放弃了传统的先验——思辨特性，又不甘全盘接受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于是只能采取纯批判、纯否定的姿态（特别是各种“后主义”）。这使得传统价值解体后，价值重建的声音极其微弱，即使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卢曼的“社会构成论”和波迪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也难以抵挡“后主义者”的解构与颠覆。
在人文—精神科学的危机中，文学理论的困境尤为严重，因为它面临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学科危机”。
传统文学理论是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学中，文学及其本质始终被作为对象来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康德把美与真、善区别开来，使美非功利化。在康德那里，美既不涉及任何利害关系，也不与目的和概念相关。在他看来，人们应当把艺术客体及其性质同自我、同个人实际需要和价值判断相分离，在不带个人好恶的情况下观照艺术作品。文学于是被视为与现实无关的“游戏”、“剩余精力的宣泄”。这种倾向在文论和文学创作中，以“唯美主义”、“唯艺术而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黑格尔把美当做“真”的显现。美不再是外在于“真”的独立个性，而是真自身显现的形式；美与真归根结底是不可分离的，只不过作为绝对精神的自身形式存在于较低一级的感性阶段罢了。这样，文学便直截了当地落入了功利性的罗网，文学的伦理化、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等等就是其功利性的具体表现。
以上两种观点决定了传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即“意义阐释”与“审美阐释”。以往的文论和文学批评，无不是这两种阐释方式的变种。
然而，当前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特别是所谓的“后现代”写作），日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不但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能指游戏”，拒绝任何意义的承诺，而且颠覆了过去文学的基本定义和概念，如文学种类的区分、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和审美特性、现实和虚构的分野等等，体现出明显的“非意义化”、“非审美化”、“非文学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仅着眼于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分析的传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就渐渐失去其对象性和规范力量。可以说，文学批评和文论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存在的根据。
四、文学“边界”的消失
本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哲学文本诗化和文学文本哲学化的明显趋势。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已成为今天文坛的一种时髦，其直接后果是，文学的边界逐渐模糊，文学与哲学、与历史的差异日益缩小。对此，西方学界看法不一，并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究竟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和绝对的“学科差异”，而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一方是哈贝马斯，另一方是德里达、黎奥塔和弗兰克。
哈贝马斯坚持，文学与哲学、与历史有两大根本差异。
差异之一：哲学和历史都具有“真理价值”，前者是对世界的“理论描述”，后者是对世界的“事实描述”，二者的语式都建立在对世界的“真实判断”之上，都与人的“生活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直接关联，对人具有无可怀疑的“真理约束”。而文学仅具有一种“隐喻价值”，文学作品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其语式并非真实的判断，而只不过是一种“仿判断”，即貌似真实，实则虚假的判断而已，对于“生活世界”并无约束力。
其二，文学语式的判断标准是“美”，文学的固有价值是“审美价值”，文学文本不具有审美特性便无价值可言，它以“美的形式”构筑了一个幻想的世界，使人沉迷于这个世界之中。而哲学与历史语式的判断尺度是“真”，是逻辑推理的正确与严密，并不要求具有审美功能。哲学文本和历史文本即使具有审美价值，那也是一种与其本质无关的附加价值。
然而，这种观点却遭到德里达、黎奥塔和弗兰克等人的驳斥。他们认为，以“真”和“美”作为区分文学语式和哲学语式、历史语式的尺度显然是肤浅的。应当说，文学、历史和哲学，尽管言说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人对世界观照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不在于描写世界，而是集中了人对世界的观察、理解、思考和解释的基本内容。事实上，许多文学文本体现出相当深的哲学内涵，如歌德的《浮士德》、荷尔德林的诗歌、卡夫卡的小说等等，同样，哲学文本也可以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卡西尔曾说：“哲学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文学形式而已。”海德格尔亦指出：“诗敞开世界，言说真。”总而言之，阅读和阐释方式的不同，使一种文本既可以是文学作品，也可以是哲学或历史著作，所谓真实与虚构、文学语式与哲学、历史语式之间的绝对界限并不存在。
此外，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的“叙事性”与文学相同，包含虚构的成分。二者的写作手法也基本吻合：隐寓、象征、暗示、讽刺等等。因此，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并无本质不同，采用的无非是四种基本形式：浪漫式、悲剧式、喜剧式、反讽式。过去的历史学家正是运用这四种形式，虚构了形形色色的历史神话：幻想实现一个极乐的天国或理想的无阶级社会的浪漫神话；关于通过进化或公理战胜而达到人类社会终极完善的滑稽神话（如黑格尔）；关于世界没落和灭亡的悲剧神话（如施本格勒、汤因比、格伦）；关于永恒轮回到世界由于突然灾难而灭亡的讽刺神话（如尼采、萨特）。所有这些神话都是“诗性虚构”和文学幻想的产物。
五、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向——文化科学——的兴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向，即所谓的文化科学。这种研究方向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将一个民族的历史、神话、文学艺术、风俗习惯、象征系统、民族思维特征、心理特征、性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生产方式等等看做一个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视为一个“文化大文本”，强调其“可读性”。正是这个文化大文本创造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演变轨迹、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文化科学”的构想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的：文化是一切人类物质性生产和生产形式的精神结晶，它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即“生活世界的文化”和“上升为科学的文化”。文化语境的概念在文化科学的理论构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及其成员作为整体所创造的、可以被解读的“大文本”，这个文本永远不会完成，始终会被写下去并不断地嬗变。在一个由社会及其成员构成的空间里，每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集团所特有的知觉、情感、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个文本中浓缩、结晶为各种不同的、具有普遍性的模式，组成一个“文化大合唱”。这样一种文化文本应被视为一个“意义载体”，通过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遗产和现实创作，特别通过相互关联却又彼此差异甚至对立的“意义信码”创造着社会文化现实，即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互相作用的知觉、情感、思维和行为方式而存在。在这个文化文本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媒体，如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造型艺术、音乐等等，使文化信码“语义化”，将特定的“意义”不断扩散、灌输给各社会成员。而文化的进程正是在这种语义传播、衍生、复制、转移中继续下去，通过“事实的虚构化”（即现实作为创作素材进入文学艺术作品）和“虚构的事实化”（即文学艺术作品的虚构成为生活现实）不断创造着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现实。
“文化科学”的概念虽然早在本世纪初便已出现，但直至七、八十年代，才作为一个固定术语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从那时起，一些思想家开始在此领域作专门研究，并已出版大量著作，如巴特的《符号帝国》、布鲁门贝格的《世界的可读性》、波迪欧的文化社会学著作和福柯的一系列著作。
当前，文化研究已逐步取代单纯的文艺研究，并迅速发展起来，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六、对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的批判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二十多年里，以其巨大的冲击力动摇了西方人文和精神科学（首先是哲学）的基础。传统的观念、真理、价值、信仰，包括各种范畴和概念，统统丧失了“合法性依据”，传统哲学的一切都被打上“形而上学”的印记。这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和方法论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经过长时间思考，人们发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如德里达、福柯和拉康的批评日益加强。
对德里达的批判：托马斯·伯宁在《矛盾》一书中指出，德里达及其追随者强调“所指”在文本阅读中的“滑动”、“不可重复性”和“播撒”，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他们同样把自己的“元语式建构”强加于文本，从而将文本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总体结构”，解读成了一种专制的独白，而他们则成为“权威的机构”。这显然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其次，解构主义的批评工具不允许德里达们去发现解构理论产生和发生影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而正是这种语境制约着每一个文本在一个时代的意义及其作用。一种绝对的语义滑动是荒谬的。第三，德里达批判“语音中心主义”，将书写文本视为“元文本”，声称书写文本的语义模糊性和语义滑动比口头语言更甚，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书写文本比每时每刻都产生着误解的日常口头语的语义更不确定。第四，解构理论家把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语义的明确性与多义性的对立绝对化，否定文本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明确的语义，显然过于绝对。事实证明，许多文本，如法律条文，便有相当确定和严格的语义，不能随意解释，同样，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无论如何不能读出同情犹太人、主张民主的意思。一个文本作为主体的陈述，绝不能视为“自在之物”，而应当作为主体的意识建构被知觉。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其在语言中的运用。”这一论断实际驳斥了解构主义理论，因为词语在运用中必然有一种稳定的、被普遍认同的意义。哈贝马斯提出，语言有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这保证了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即主体间意义的同一性。
对拉康的批判：卡尔·皮茨克在《精神分析的误区》一书中指出：拉康声称“主体的分裂在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中发生”，即主体在通过学习获得语言能力之后，便分裂为无意识的本我主体je，和意识虚假主体moi。但拉康所说的“无意识的本我主体”实际上是前语言主体， 就像前语言的意识和意义一样，仍然难以逃脱“意识哲学”和形而上学阴影的笼罩。正如胡塞尔的“Noesis”即前表达、前语言意向一样；是不能成立的。前语言的意识是一片混沌的，无定形的，在获得语言表达之前并不存在。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拉康的理论便不攻自破了。
对福柯的批判：哈贝马斯指出，正如柏格森、狄尔泰和西美尔曾经把“生命”作为哲学的先验基础，以此解释一切现象并由此导出一切结论一样，福柯将“权力”提升到先验的绝对高度，把它作为一种理性批判的历史观的基本概念，从中演绎出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结论，将文化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纳入这种结论之中，并将其统统视为权力作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种先验论形而上学，实际上落入了他自己设置的陷阱。
总之，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理论颠覆了整个传统人文和精神科学的构架，摧毁了传统观念和价值，但却未能提供一种新的、令人信服的价值重建的基础，不仅如此，它的许多观点最终仍然未能脱离“形而上学”的窠臼，相反，却陷入了非理性、相对主义和绝对怀疑主义的泥潭。
结束语
当前的西方人文—精神科学，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文艺领域尤为突出。而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文和精神科学研究者，特别是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人们在思考，在探索，在进行新的尝试。以上介绍的情况仅仅提供了一种参照，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而已，但我们能否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图片说明：
1、（自左至右）：《后现代历史写作》 克里斯托夫·康拉德、玛蒂娜·凯瑟尔编；论文集就文学历史的关系，二者边界的消失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后现代——忘却的战略》
布克哈特·施密特著；书中详细阐述了西方文学的现状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给西方文学带来的影响。《今日精神科学》弗吕瓦尔德·姚斯等人合著；书中深入调查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及其前景，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几种可能性。《哲学的风格》曼弗雷德·弗兰克著；作者在书中与哈贝马斯就文学与哲学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进行了论战。
2、《矛盾》托马斯·伯宁著； 该书对后结构主义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
3、现代主义风格建筑。
4、后现代主义风格建筑（选自《后现代——忘却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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