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当前我国课程改革的重要课题_环境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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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界定了“环境教育”的概念,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阐明了这种教育的理论依据,并对我国“环境教育”课的开设提出概略的构想。

如果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世界的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让人们“学会生存”,那么,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学会关心”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课题,而重视和加强“环境教育”则是这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自诞生到现在才不过二三十年,相伴而生的“环境教育”则历史更短,无论世界范围的还是我国的“环境教育”都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一、“环境教育”的历史沿革

“环境教育”(Environment Education)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生态复兴”运动中初见端倪,发展于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确立于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教育规划司召开的贝尔格莱德会议。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认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号召,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①贝尔格莱德会议则制订并公布了《贝尔格莱德章程》这一“环境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如果说这一《章程》标志着“环境教育”概念的正式确立,那末,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的有68国代表参加的国际环境教育大会,则使“环境教育”趋于完善和成熟。该大会明确宣布“环境教育在现有的课程中是一门新学科、它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在现有教学计划及教学过程中”。②大会还提出了在国家和国际水平上发展“环境教育”的各种策略,并就“环境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伴随上述过程,一个全世界普遍重视“环境教育”的热潮勃然兴起。美国的联邦教育局设有“环境教育科”;英国制订了以8~18岁学生为对象的《环境计划》;俄罗斯新近公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也把“生态学”和“生命活动安全基础”列为单独开设的课程。在短短的20年中,“环境教育”发展迅猛,可以预料,到21世纪,“环境教育”必将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与国际“环境教育”的大趋势相比,我国的“环境教育”有几点不足。其一,对“环境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总体目标和计划,致使这种教育仅停留在公众宣传的水平上;其二,尚未把“环境教育”做为一门独立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开设。1991年8月27日国家教委公布的《国情教育总体纲要(初稿)》虽提到“环境教育”,但大部分内容设在高中阶段;其三,“环境教育”的内容较为散乱,未能形成上下贯通的完整体系,具体施教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按上述《纲要》规定,“环境教育”多附属于地理课教学,这就使其内容和学时均受到限制,尤其难于进行保护、治理环境的实践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其四,“环境教育”头重脚轻,即仅从治理环境污染的需要出发,重视对成人和高中以上学生的教育,由此使这种教育缺乏广博而坚实的根基。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国环境科学尚不成熟的现状大有关系。例如,只重视对自然环境的研究(有人认为,“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生活和劳动的自然环境”③)而将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排除在外: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而对造成污染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缺乏深层次的本质认识,等等。显然,我们不能坐等环境科学的成熟,再重视“环境教育”。因为不加强此种教育,不仅将使我国的教育难于与世界的“环境教育”接轨,而且必将给我国下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

二、有关“环境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

1.“环境教育”的概念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文章列举国内外大量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事实,以论证“环境教育”的紧迫性。这对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激发人们重视环境教育,当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但是,我们认为,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治理仅是“环境教育”的内容之一,而并非是其全部。这就有涉“环境教育”的定义问题。鉴于时下国内外对“环境”和“环境教育”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笔者权且提出如下看法与同仁切磋。“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条件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各种自然要素的组合,还包括人类与自然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各种生态关系的组合。因此,“环境教育”,是关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的一种教育活动。就其外延而论,它包含环境意识和观点的培养,研究环境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传授生态平衡、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污染治理方法的知识和相应的实践技能等多项内容。“环境教育”既是一个科学教育概念,也是一个技术(工艺)教育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一项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鉴于上述,我们认为,时下国内外常用的“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等术语其内涵都过于狭窄,是不能与以上的“环境教育”等同的。

2.“环境教育”的理论依据

基于对“环境教育”的上述认识,有必要从哲学、经济、社会以及教育、心理等学科的不同侧面,来探讨“环境教育”的理论依据。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不仅同自然环境打交道,还有更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自然环境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物质、能量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又承受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由于有资源优势和“光合作用”、“食物链”等物质转换方式,具有一定的供给能力和再生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并非无限大,而有一定的阈限。当人类的活动仅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在质和量上仅触动极少的自然环境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和破坏小于其供给能力和再生能力,这时,生态环境呈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当人类自身无限繁衍,或其生产活动极大地利用自然力,生产出大批产品,同时也将大批的废弃物抛向自然,由此大大超过自然环境的容量和自然资源的阈限时,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此时,人类的活动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对立。如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而无节制地鲸吞自然资源,则定会“物极必反”,遭到环境的报复与惩罚,最终使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三败俱伤”,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命安。例如,现代化工业使原煤的消耗量和SO[,2]的排放量激增。据统计,欧洲在50年代前每年排放的SO[,2]约为2500万吨,到1973年达到6000万吨,由此使“酸雨”这个“现代空中死神”肆虐欧洲。瑞典因酸雨的危害,森林生产力年均下降4%,即每年损失木村约450万立方米。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球每年排放废水达4500亿立方米,使50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受到污染。水污染不仅危害人类的健康,导致物种灭绝,而且会使水面蒸发量减少,从而使降水量随之减少而天气干旱。由此又使世界淡水紧张。据“人口行动国际”的调查,1990年全球有3.55亿人缺水,到2005年将有33亿人(约占人口的1/3)生活在人均淡水供应不足的国家中。此外,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具有质、量、时、空的属性,其开发和利用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一味寅吃卯粮,势必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由此可见,单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和经济发展,就难免片面了。因为生产力的水平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尺,环境发展水平同样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从认识论上弄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三者之间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就应在用科技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将其用于环境治理,就应对那种唯利是图、坑国害民的掠夺式经营产生愤恨,就会对那种企业花钱(交排污费)买“排污权”而不治理环境的经济行为持否定态度。因此,单纯从治理环境污染的角度解决环保问题具有被动、被迫和滞后的性质,并非良方妙法。只有使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步协调发展,才是三者都取得效益的最佳途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环境教育”的逻辑起点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周期的缩短,科学技术的确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水土污染、空气污染、核辐射、电磁污染、噪音污染、化学污染乃至视觉污染等一系列恶化人类生存环境的新问题。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既能极大地造福于人类,也能给人类造成灾难。在一些发达国家正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科技和生产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和生态失衡等世界性“四大危机”,就是一例。目前,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最终表现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但达种竞争的背后,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攫取最大利润的本性并没有稍改。由于环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处污染会殃及四邻。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只图本国的经济发展而不顾对别国的污染,大有以邻为壑之虞;另一方面又把那些污染重、效率低的“垃圾工业”推向发展中国家,也颇具嫁祸于人之嫌。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治理本国污染、节约能源的同时,或明或暗地觊觎着别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由此缘生出一系列国际纠纷。瑞典南部大气中77%的硫是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传送去的,加拿大南部的酸雨是美国北部工业区造成的,由此该两国强烈反对“污染输出”,④当是例证。我国某些外资企业缺乏必要的劳动防护措施,只知盘剥工人的事例也屡见报端。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面对围绕环境问题的国际争斗,国人中却有人躺在“地大物博”上睡大觉。其实,按人均计,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仅为美国的1/12,居世界倒数第三位;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号居世界第6位,人均水量却是世界人均量的1/4,列世界第88位;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为1.8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1/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岂能盲目乐观,一方面大手大脚地“消费”环境,另一方面又对某些竞争伙伴的贪欲放松警惕而一味慷慨相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成绩,世人有目共睹。但勿庸讳言,随之也带来了许多环境污染和有涉伦理道德的社会问题。例如,我国的耕地自1957年后以年均800万亩的速度锐减;建国以来每年被沙化的土地达1500平方公里,预计今后10年,沙化面积将以1.32%的速度继续扩展。据调查,全国532条河流中有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0%以上的城市平均月缺水1240万吨。鲁迅先生曾说“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绝非危言耸听。以高消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乃至人的健康为代价而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如不改变,不仅会直接影响我国下世纪的经济持续发展,而且势必缘生出诸多社会问题而妨碍稳定大局。目前因环境污染引起纠纷乃至械斗的事件屡有发生,某县一年内受理环境纠纷案就多达200余起。我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自觉地重视环境问题,使环境、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发展。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口与经济同时高速增长的直接代价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这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也是人类发展的悖论。可以说,环境和“环境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其一,人口的持续增长(目前世界人口正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使人均资源消费量和废弃物迅速增加,由此将使人类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虽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4,其能源消费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却均占世界总数的3/4。其二,环境不像教育、医疗、卫生、营养等有可能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改善。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往往不仅是享受经济效益的当代人,而要殃及后代子孙。其三,物质文明的进步既为人类带来福利,有时也会招致灾难。例如,伴随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和人口的日增,车祸已成为一大公害。据粗略统计,100年来全世界约有1000万人惨死于车轮之下,另有5000万人终生残疾。这种恶果已超过瘟疫和战争!再来看中国的现实,我国“人口众多”(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人均环境的占有量偏低。这就使我国环境的态势比许多国家更为严峻,环境教育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从总体上讲,我国国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尚有2.3亿文盲,要进行环境教育就更需要加倍地花气力。过去人们为了温饱而疲于奔命,无力顾及环保,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态基本呈良性循环。如今,伴随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不珍惜环境的生活、生产方式,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伐树木等却又难以在一朝一夕改变。据报载,连某些大学生都缺乏爱护公物的社会公德,滋长了撕书、踹门、浪费粮食和水的“破坏欲”,⑤更不消说文盲、科盲、环境盲了。这就更增加了环境教育的难度,需要来一场全民性的除旧布新、移风易俗。

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证明,人的生活习惯和智能,3岁前形成50%,6岁时形成30%,其余20%是20岁前形成的。儿童和少年具有精力旺盛、接受新鲜事物快、可塑性强等特点。如果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环境教育,树立起环境意识并养成了保护环境的行为习惯和技能,长大之后就会从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对各种计划、方案和操作规程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研究,从中选取最佳行动方案。反之,如果儿童和少年从小就是“环境盲”,成人之后就得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而“再教育”如众所知,具有“改造”的性质,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往往事倍功半。就此而言,我国当前“环境教育”仅拘泥于在高中以上阶段进行,实在有些本末倒置了。

综上所述,“环境教育”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及教育、心理学基础。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虑及我国环境教育的特殊困难,毫无疑问,在我国实施系统的环境教育是刻不容缓的。

三、对当前我国学校实施“环境教育”的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环境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解决。

1.充分认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迅速实施这种教育的关键。

由上可见,环境问题已困扰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危及人类的安全。因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但是,教育的功能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要为21世纪培养人才,必须要有“超前”意识,即从现在起就下大气力抓好“环境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今具备良好的环境素养已成为未来人才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理应将其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此而言,一方面不彻底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学校教育中就难有环境教育的位置,另一方面,实施“环境教育”又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重要措施之一。实施“环境教育”决不是应时之举,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摆在学校教育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只有这样来认识问题,才能将“环境教育”迅速付诸实施。

2.在教学内容中增加技术教育的成份是实施“环境教育”的重大举措施。

众所周知,教学内容是达到一定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的根本依据,确定“环境教育”的内容,当然也是实施这种教育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决不能单凭一时的需要七拼八凑,而应当从整个教学内容及其结构上深思熟虑。这就有涉整个学校教学内容的结构及其依据等理论问题。笔者认为,决定学校教学内容的直接要素有三个: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现有的科学、技术结构。总而言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我国学校“不少课程内容陈旧,……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⑥在科技革命日益深入,已引起学科内容巨大变革的今天,改革我国学校现行的教学内容当然更是顺理成章、迫在眉睫的。细查我国普通中小学现行教材可以看出,这套教材基本上是按科学知识的体系编订的,各门学科(课程)自成体系,缺乏彼此间的沟通联系,尤其缺乏综合性的技术(工艺)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在当代,“没有技术就没有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知识。我们如果不懂技术,就将是现代化城市中的野蛮人。应当把技术看成是现代普通教育的基本学科之一。”⑦如前所述,作为一种永恒的教育活动,“环境教育”即属自然科学范畴,又属社会科学范畴,同时,还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综合性技术工艺教育。显而易见,不革除现行教学内容重知识、轻技术(工艺)的弊端,就很难真正实施“环境教育”。当然,改编教材是一项浩大工程,决不是说改就能改了的。但顺应时代潮流,逐步作些修订,还是能作到的。例如将《社会》、《国情教育》、《自然常识》、《人口教育》、《地理》等课中有关环境教育的内容抽出来,做为《环境教育》课的内容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国外学校将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和Society(社会)合为一体开设STS课的经验也是可资借鉴的。

说到此处,或许有人会耽心,目前普通中小学进行“国情教育”、“人口教育”、“青春期教育”、“法制教育”等等,学生负担已相当地重,再实施“环境教育”,岂不更将增加学生的负担?对此,笔者认为,物各有时,凡事皆有轻重缓急。既然环境问题已无可回避,它不仅与国家乃至全球的命运相关,而且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害,“环境教育”理应在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此其一;其二,所述各类教育之所以造成学生负担重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只凭需要机械地将其叠床架屋,而彼此之间缺乏沟通联系。改革的出路正在于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寻找规律,使其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即将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合而教之,而将不同的内容分别述之。这样的整体化处理有可能既省时又省力。

3.编写“环境教育”教材,并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单独开设出来。

上述问题解决了,编订《环境教育》课教材就是当务之急。“环境教育”作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工艺等教育存在如下图所示关系。

图中1区表明:社会科学与技术工艺教育相互交叉,形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工艺技能。2区表明:自然科学与技术工艺教育相互交叉,形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工艺技能。3区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交叉,形成综合科学的基础理论。4区表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工艺教育三者相互结合、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环境教育”课的主要内容,由此说明“环境教育”应是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工艺三种教育于一体,全面发展、合谐趋同的一种教育活动。4区面积越大,说明三种教育协调统一的水平越高,尽管三种教育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但却为“环境教育”内容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选择和编写《环境教育》教材应从长远观点着眼,从小学阶段开始,延伸到各级各类教育阶段。因此内容上应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这样一个前后接续、上下贯通的逻辑体系。从小学到大学的《环境教育》课大体包括下述内容。

小学阶段“环境教育”内容:形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初步认识,了解人类的生活及生产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培养爱护环境及美化环境的道德意识。

中学阶段“环境教育”内容:形成对构成自然环境四个圈层的系统认识,理解社会环境的形成及生态学原理,了解世界性及区域性环境问题的发生,树立正确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价值观。学会初步保护及治理环境的基本技能。

大学阶段“环境教育”内容:认识各种类型污染源,掌握治理各种污染的技术知识,学习环境监测、环境评价、环境规划及环境保护法,确立环境价值观。

总之,由于各地的人口、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位置各异,实施“环境教育”的条件必然有别,因此,在“环境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应当因地制宜。

注释:

①②玛格丽特·莫斯卡:《环境教育:为中等学校社会科学教师及主管人员的在职培训模式》第8~9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例如,关于“环境”的定义有:“指环绕于人类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整体”、“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和“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水生生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多种表述,参见《环境学概论》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等419页,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环境保护概念》第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④牛松森:《漫谈酸雨》,《山东环境》1991年第2期第48页。

⑤金默:《大学生中破坏公物的不文明行为应当制止》,《光明日报》,1987年11月20日。

⑥《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苏]B·C·列德涅夫:《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结构问题》第17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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