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研究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及主要模式研究
刘丽敏
(福建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 自《双语教育法》出台以来,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当前《英语教育法》已经取代《双语教育法》,联邦政府对双语教育采取全面抑制的政策,双语教育在实践中遭受重创,但并未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通过调整和转变模式求得生存与发展。回顾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主要模式,共以培养国家认同为核心,以语言价值观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推动力的许多经验,为我国当前汉英双语教育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双语教育;政策;实践;模式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降,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在政治、经济及移民数量等多重因素裹挟下,呈现出在宽容与抑制间交替的钟摆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是长久以来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对美国语言政策的隐性控制。在此情境下,双语教育在实践中通过调整和转变教学模式谋求生存与发展。近年来,美国移民数量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口已超过6千万,达到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新移民的主要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汉语、法语、他加禄语、越南语及韩语等。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语言到底是问题还是资源?双语教育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何变化?双语教育模式有何创新以适应政策的改变?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一、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历史沿革
20世纪60年代席卷美国的民权运动促使语言少数族裔开始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此时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成绩在总体上差强人意,据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过半的墨西哥裔学生无法完成初中学业,主要原因是这些学生在学校中只能接受英语单语教育,语言障碍使他们深感自卑并且厌恶学校教育。[1]因此,提供双语教育给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提高他们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进而改善学业状况成为民权运动的一项重要诉求。1968年,联邦政府出台《双语教育法》作为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修正案第七条,在历史上首次回应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特殊的教育需求。该法一改联邦政府此前的语言熔炉取向,承认双语教育的合法性并且承诺划拨专款资助学校和学区开展双语教育,为处理美国少数族裔的语言问题开创了先河。
在民权运动的浪潮中,双语教育被视为少数族裔获取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能借此消解贫困及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然而此时的《双语教育法》并未厘清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帮助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同时掌握两种语言抑或是顺利过渡到英语单语教育,由此众多获得拨款的学校并未真正使用英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进行教学。直至1974年双语教育才再次迎来发展的重要契机“刘诉尼克斯案”。该案中旧金山的华裔学生家长起诉学校未对其子女使用双语教育,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华裔学生家长胜诉,理由是英语单语教育加大了华裔学生学习的难度,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违背。这一裁决以后,双语教育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学习自信及学业成绩提升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学校开始真正引入少数族裔语言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但是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很快随之而来,反对者声称双语教育本质上是语言少数族裔企图破坏美国团结的阴谋。反对的声音持续高涨并最终导致加州参议员早川一会和约翰.坦顿联合发起英语官方化运动,尽管国会没有通过将英语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提案,但仅1984至1988年间,在该运动影响下就有十二个州将英语定为州官方语言。[2]这种影响也蔓延至1988年《双语教育法》的重新修订,在这次修订中全英语教育项目开始得到资助,发展性双语教育项目的资助大幅缩水,双语教育更强调向英语单语教育过渡的目标。
接踵而来的是1998年加州富商翁兹主导的“为了儿童的英语”运动,该运动宣称双语教育阻碍了少数族裔学生迅速掌握英语,全英语教育有助于加快英语学习进度从而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一运动在加州得到广泛支持,不久加州就举行公投通过“227号提案”禁止在公立学校开展双语教育,随后亚利桑那州和马塞诸塞州也效法终止公立学校的双语教育项目,这些州摒弃了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母语价值的肯定,使他们的处境在事实上倒退回《双语教育法》出台前的语言熔炉时代。2002年联邦政府重新修订《中小学教育法》之时(重命名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英语习得法》终而取代《双语教育法》,沉浮三十余载的《双语教育法》历经数次修订告别历史舞台,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向英语单语教育政策的回归。
从上述历史回顾可以看到,美国《双语教育法》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少数族裔的语言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移民群体和语言,学校是同化移民学生,使他们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场所。尽管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下,双语教育政策有时会显得比较宽容,但总体上而言联邦政府是以双语教育为名达到英语单语教育之实,这背后与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隐性控制息息相关。在以同化为目的的双语教育政策桎梏下,双语教育在实践中通过调整和转换模式以求得生存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最主要的五种双语教育模式分别是英语浸没式教育(submersion)、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过渡式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发展式双语教育(developmental bilingual education)以及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two-way 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要求班级里有相同数量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其中最常见的是90:10和50:50两种模式。90:10模式也称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是指在在小学二年级之前90%的课程采用少数族裔语言进行授课,10%的课程使用英语授课,三年级后过渡到少数族裔语言和英语授课各占50%;50:50模式则是部分沉浸式双语教育,即自幼儿园起就保持50%课程的少数族裔语言授课和50%的英语授课。根据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的调查,在所有开展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学校中,42%的学校使用90:10模式,33%的学校使用50:50模式。[9]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种模式又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形式,譬如50:50模式可以以时间来划分,上午使用英语授课,下午使用西班牙语授课;或者一天采用英语授课,一天采用西班牙语授课等;也可以以学科来划分,数学、科学等采用西班牙语授课,历史、社会学等采用英语授课等。
二、美国双语教育主要模式
Fig. 2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pletion region in the linear regime.
(一)英语浸没式教育模式
英语浸没式教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双语教育法》创生之前以及创生之初学校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实施的主要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校并未使用少数族裔学生的母语进行授课,英语是唯一的授课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同堂上课,教师通过举例等方式解释语言难点,但不会提供更多的语言服务,所以这种模式也称为“放任型双语教育”,言下之意是学生能否在全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这种模式设计的初衷是让学生尽可能摆脱母语的干扰,从而以最快的速度习得主流语言,但是在实践中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会产生负面的认知效果,导致少数族裔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并且厌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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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英语浸没式教育改造升级为结构性英语浸没式教育(structured immersion),1998年加州禁止公立学校进行双语教育后推行该模式,即在第一年教学中就基本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但允许10%-30%的母语使用,一年后少数族裔学生必须全部进入全英语课堂。诸多研究指出英语浸没式教育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在英语知识及学业成绩提升方面收效甚微,其中一项对加州结构性英语浸没式教育实施的十年跟踪研究表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成为英语熟练掌握者的几率仍比英语本族语学生低40%。[3]目前这种教育模式主要存在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数量稀少的美国农村地区。
(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模式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模式是根据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个性化的英语教学。学校在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入学后对其进行语言测试,然后根据测试成绩每天安排他们离开原班级进行一定时间的英语第二语言学习,测试成绩愈好则时间愈短,反之亦然,其余时间他们回到原班级与其他英语本族语学生一同学习。此种教育模式的目的仍然是使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尽快过渡到全英语教学,他们的母语也依然被排斥在课堂之外,但是相较于英语沉浸式教育,这种模式将学生不同的英语水平纳入考虑范围,具有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特点。
在这种模式中,少数族裔学生离开原班级的时间是有选择性的。一般而言,学生通常在英语语言艺术课等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的课程中离开原班级去接受专门的英语第二语言教育。在学科学习的课程如数学、科学或者有利于学生交流互动的课程如体育、音乐中,学生留在原班级上课。针对该模式的研究表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平均需要4-9年才能达到同年级英语本族语学生的英语水平。[4]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语言种类繁多、双语教育师资及双语教育资助不足的地区,据统计,全美大约有60%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接受这种模式的语言教育,是使用最广的双语教育模式。[5]
(三)过渡性双语教育模式
过渡性双语教育是真正在课堂上引入少数族裔学生语言的双语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刘诉尼克斯”案判决后逐渐兴起。虽然这种模式仍然是为了帮助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尽快掌握英语,但是学校为这些学生另设班级使用他们的母语和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通常情况下学生入学之初,英语课是较为简单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内容学习的课程用他们的母语进行教学;体育、音乐、艺术课程用英语教学,原因是这些课程对英语水平要求较低,且有利于少数族裔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的交流。
增城万家旅舍则是以短租房形式为主的发展阶段,虽延续当地建筑特点,但内涵空洞,人情味淡薄,且忽视融合教育及文化内涵的深度旅游产品。表1对上述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
(四)发展性双语教育模式
发展性双语教育与过渡性双语教育类似,都在课堂中引入了少数族裔学生的母语进行教学,不同的是前者母语退出的时间更迟,通常会持续四到五年,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母语教育,因此也被称为“晚退型双语教育”。发展性双语教育,顾名思义,是以维持和发展两种语言为目的的,这种模式的产生得益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保持母语对英语学习有促进作用,因此与上述三种缩减型双语教育相反,这种模式属于添加型双语教育。
2002年《英语习得法》取代《双语教育法》之后,双语教育遭遇重创。在此情境下,双语教育支持者开始另辟蹊径寻求双语教育的发展,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年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项目已遍及全美各州,涉及的第二语言超过30种。其中西班牙语英语双向沉浸式项目分布在35个州和哥伦比亚地区,汉语英语项目分布在14个州,印第安语英语项目分布在12个州,法语英语项目分布在7个州及哥伦比亚地区。[8]
1988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规定少数族裔学生参与过渡式双语教育的年限不超过三年,特殊情况可允许延长两年,因此母语会在两到三年内逐渐退出课堂。尽管这种模式的结果仍然是缩减型双语教育,但教学效果要优于仅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模式的教学效果,因为大量研究发现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母语能力的加强反而是有助于英语学习的。这种双语教育适合于同一种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聚集较多的地区,据调查大致有20%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接受该模式的双语教育,是分布较广的一种双语教育模式。[6]
(五)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
除了在学科内容学习中使用少数族裔学生的母语作为教学语言之外,学生们还学习母语的语言艺术课程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母语。有学者对英语浸没式教育、过渡性双语教育及发展性双语教育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接受发展性双语教育的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具有更优异的学业表现。[7]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同一种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聚集的地区,而且该地区还必须对于双语教育持积极态度,但是受联邦政府双语教育政策的影响,这种模式的双语教育并未得到广泛推广。
(5)依据矿区外围斯弄多矿区激电测井资料显示,矿区铅锌矿(化)体的视极化率主要集中在2%~5%,其中在2.5%附近最为集中,以稠密浸染状和网脉状矿石为代表;黄铁矿化体及纯大脉状铅锌矿石主要集中在3.5%~6%,在4%附近最为集中;而对以方铅矿和闪锌矿为主,伴生黄铁矿组成的块状硫化物矿石视极化率约为7%,较高的视极化率段(大于10%)全由黄铁矿引起,多表现为纯块状黄铁矿或块状黄铁矿加稀疏侵染状铅锌矿[7]。从本区电性参数测定结果分析,此规律依然存在,表明本区的铅锌矿化视极化率要稍低于黄铁矿(化)体,在寻找铅锌矿(化)体应以中高视极化率为主。
1.2.1 细胞培养 将购买的人前列腺癌细胞PC3解冻复苏,接种于含10%胎牛血清DMEM培养基中,置于37℃、5% CO2的潮湿培养箱中培养,待细胞长满瓶底85%左右时,弃去培养液,加入胰蛋白酶消化处理后,进行传代培养和细胞冻存。
目前美国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大多从幼儿园开始,至少持续六年以上。与其他双语教育模式相比,该模式最大的特色在于把相同数量两种语言的学生混合起来上课,而且课程内容未经简化,与普通班级完全一致。这种设计的主要目标包括使学生具备高水平的母语能力和第二语言能力,使学生达到同年级水平学生同等或更优异的学业表现以及使学生具备积极的跨文化交际态度和行为。现阶段已有诸多研究肯定了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对学生语言能力和学业成绩的积极作用。其中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抽取了美国18所学校的4854名学生,这些学生分别来自英语浸没式项目、过渡式双语教育项目,50:50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项目和90:10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项目,研究结果发现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项目(50:50和90:10)的学生在母语和第二语言方面进步迅速,相较于其他两种模式的学生在语言测试的成绩上占据明显优势。[10]
第一,工作可靠且具有良好的水力条件。要求管材满足给水管材的基本工作性能,即满足给水的工作压力、工作温度,并要求管道系统耐腐蚀,管材安装施工简单、连接可靠、漏损率低,持久机械强度高,有足够的刚度、柔韧性能,抗震、抗地形不均匀沉降性能和抗开裂性能。同时,管道内壁应光滑、不易结垢,流阻力小、通水能力强,有利于减小系统的运行费用,节约能源。各地水利(水务)部门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实施部门,在工程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对于管材的工程性能比较了解,并总结出一套管材选用经验。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启示
(一)培养国家认同是双语教育政策的核心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双语教育法》的初衷是增强语言少数族裔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自信,从而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背景下,双语教育甚至承载着语言少数族裔挑战美国主流白人文化、改变自身边缘化地位的愿景。然而这样的双语教育很快遭到社会各界的批判,因为美国自建国伊始就致力于建构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的主要要素包括“英语、基督教及新教价值观”,这些要素被认为是保障美国国家统一和团结的支柱。[11]所以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联邦政府的双语教育政策很快就向英语单语教育倾斜并最终导致《双语教育法》的废止,这段历史变迁表明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始终反映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以培养公民强烈的国家认同为宗旨的。当然,联邦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仍然以不同模式存在着,虽然这些模式大部分都是以向英语单语教育过渡为目标的,但是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兴起却在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双语教育不再只是以语言少数族裔学生为对象,而是将主流语言学生也纳入目标群体。由此可以看出培养国家认同并不意味着禁止语言少数族裔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传承,而是在确保主流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将之纳入培养国家认同的体系中来。
(二)语言价值观是双语教育实践的基础
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双语教育政策指引下,双语教育的目的是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在实践中是以缩减型双语教育模式为主的。少数族裔的语言是导致他们经济和社会窘境的问题,因此联邦政府以政策为手段强制少数族裔学生快速掌握英语从而融入美国社会。这看起来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种语言问题观不过是“社会语言学的达尔文主义”。与之相反的,语言资源观认为少数族裔的语言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既有利于保持少数族裔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也有利于培养社会所需的双语人才,发展性双语教育模式和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就是以语言资源观为价值观基础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扩散至教育领域,美国教育改革呈现出市场主义和全球主义倾向,双语教育在受到政策打压之后积极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兴起的基础便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转向强调少数族裔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商业价值和全球化价值。这种模式下双语教育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而是扩大至美国主流语言学生,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语或多语人才。这种目标恰好迎合了美国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从而受到许多白人和富裕家庭的青睐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保持和发展。
(三)实证研究是双语教育实践的推动力
自20世纪60年代《双语教育法》推出以来,双语教育在实践中衍生出不同模式,针对这些不同模式的有效性,美国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有对双语教育模式效果的质疑,譬如提出英语浸没式教育无益于语言少数族裔学生学习自信和学业成绩的提升,也有对双语教育模式效果的肯定,譬如表明双向沉浸式双语教育对英语本族语学生和语言少数族裔学生语言能力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与双语教育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了双语教育模式的更新与发展。除此之外,近些年来的实证研究成果不仅肯定了语言少数族裔学生母语水平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效果,还肯定了双语教育对认知能力发展、就业竞争力、职场收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双语教育的看法,使双语教育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2016年加利福尼亚州已在时隔近20年之后再次全民公投通过58号提案允许公立学校推行双语教育,这充分体现了主流社会对双语教育态度的转变。
我国目前的汉语英语双语教育属于添加型双语教育,由于国情不同,美国的双语教育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双语教育。我国汉英双语教育的目的不是源于种族同化的需要,也不是基于国家统一的考虑,而是为了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双语人才。但是英语教育一直因为“高投入、低产出”而饱受质疑,近年来甚至有声音提出英语教育损害了汉语教育。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双语教育可以在确保主流语言教育的范畴下纳入到培养国家认同的体系中来;语言是一种资源,在全球化经济时代,掌握双语是必要且重要的;真正对双语教育质量进行跟踪研究,改变重争论轻实证的倾向,唯有如此才能探索出适合我国双语教育的模式,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英语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1] Blanco, G. Bilingual education: Current perspective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1977: 65.
[2] 张治国. 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161.
[3] Thomas B. Parrish, Amy Merickel, Maria Perez, et al.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osition 227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English Learners, K-12: Findings from a Five-Year Evaluation[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2006:97.
[4] Thomas, W. P., and Collier, V. “School Effectiveness for 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 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NCBE) Resource collection series, No. 9[EB/OL]. http://www.ncela.gwu.edu/pubs/resource/effectiveness/, 1997.
[5] [6]Zehler, A. M., H. L. Fleischman, P. J. Hopstock, T. G. Stephenson, M. L. Pendzick, and S. Sapru. “Descriptive Study of Services to LEP Students and LEP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Volume 1 Research Report.”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es[EB/OL]. http://www.onlineresources.wnylc.net/pb/orcdocs/LARC_Resources/LEPTopics/ED/, 2003.
[7] Ramirez, J. D., S. D. Yuen, and D. R., Ramey. Final Report: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Strategy, Early-exit and Late-exit Transitional Bilingual Programs for Language-minority Children: Executive Summary [EB/OL]. http://www.nabe.org/files/Ramirez.pdf, 1991.
[8] Kim YK, Hutchison LA& Winsler A.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Examination of Two-way Immersion[J]. Educational Review, 2015, Vol. 67(02):236-252.
[9] Howard, E., & J. Sugarman. Two-way Immersion Programs: Features and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EB/OL]. http://www.cal.org/resources/digest/, 2001.
[10] Umansky, I.& Reardon, S.(2014). Reclassification Patterns among Latino English Learner Students in Bilingual Dual Immersion, and English Immersion Classroom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4, Vol. 52(03): 866-879.
[11] 刘丽敏. 二战后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嬗变及其驱动因素[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06): 99-104.
On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Main Models in America
LIU Li-min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2.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America has gone through ups and downs since the issu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English Acquisition Act has replaced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at present, which signifi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pressive attitude towards bilingual education. Though bilingual education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in practice, bilingual education supporters manage to adjust and change the models to adapt to the challenging situation.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main models emerging in this process, the experience of" to cuttiveate as the core,base on linguistic values,take emprical research as the driving force",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urren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practice; model
中图分类号: G5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6-0157-04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刘丽敏(1981—),女,在读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英语教育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自贸区时代商务英语专业人才需求和培养模式研究(FJJKCG15-125)
(责任编辑 吴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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