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自由人为“自由上帝”效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因斯坦论文,自由论文,上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荷兰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当年在其民主和自由的宣言书《神学政治论》中说“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贵”，“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爱因斯坦深谙此旨，并身体力行，为自由和真理奋斗了一生。他多次赞赏、引用有人对海涅的评论：“他为上帝效劳，这个上帝比所有奥林匹亚诸神都更伟大。我指的是自由上帝。”爱因斯坦像海涅一样终生为自由上帝效力，也像斯宾诺莎一样是一个自由人——“纯以理性为指导的人，对己、对物、对神具有透彻知识的人，最为乐观、充满生之信念舶人，最有力量、最为主动的人，认识自然的永恒必然性且按此行动的人”。
斯宾诺莎把自由定义为：“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自由。”尼采则称自由是“人所具有的自我负责的意志”。今人的研究把自由分为3种：天生的自由、后天的自由和环境的自由。爱因斯坦是怎样看待自由问题的呢？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由是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的和特殊的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这首先必须由法律来保证。但是单靠法律还不能保证发表的自由；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宽容的精神。这种外在的自由的理想是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但是要使科学思想、哲学和一般的创造性思想得到尽可能快的进步，那就必须始终不懈地去争取这种自由。由于这种自由的实现取决于政治因素，因此科学家不能以专家的身份、而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发挥影响。他们有义务在政治上积极起来，有勇气表明他们的信念和观点，并通过组织和集体的行动，不使言论和教学自由受到任何侵害，以高度的警惕性随时保护自己和社会。除了第一种外在的自由，即外在的政治条件外，还有第二种外在的自由，即外在的经济条件，唯此一切个人的精神发展才有可能。也就是说，人不应当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证，自由就不会有什么意义。如果合理的分工和公正的分配问题得到解决，技术的进步就会提供这种自由的可能性。
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爱因斯坦称其谓“内心的自由”。
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但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来促进它的实现，至少不应该干涉它发展。……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
爱因斯坦郑重表明，国家和社会虽然有权利指望人们合作起来争取公共利益，但它却无权管辖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当然，爱因斯坦理解和追求的自由并非绝对的、任性的自由，而是有必要的、合理的、限度的。他说他不相信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这是由于人的行为不仅受外界的制约，而且也要适应内心的必然。他赞同叔本华的说法：“人虽能够做它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爱因斯坦始终强调个人自由的意义和重要性。他说：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优先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明才能在希腊产生，才能歌颂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再生；要是没有这种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或李斯特，人民群众就不会有像样的家庭生活，不会有铁路和无线电，不会有传染病的防治办法，不会有廉价的图书，不会有文化，不会有普遍的艺术享受，不会有把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假如没有这种自由，大多数人就会不得不过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有所发明，并创造出文化价值，从而使现代人的生活更有意义。他还说，教学自由以及书报上的言论自由是任何民族的健全和自然发展的基础。他还强调，在这一点上，历史的教训——特别是最近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清楚了。他指出，为维护和加强这些自由贡献出每一份力量，并且运用一切可能的影响，使舆论意识到现存的危险，这是每一个人应负的责任。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确实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请听他是怎么说的：
个人自由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发明的每一个进展，要是没有个人自由，每一个有自尊心的个人都会觉得生命不值得活下去。
他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能够把已经作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作出发现；但是可以有这样一种组织，科学家在那里，其自由和适当的工作条件能得到保证。但他认为，集中只会在科学和艺术中导致片面性和僵化，因为这种集中压倒了，甚至禁止了不同意见和研究方向的任何竞争。
正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自由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因为自由是诞生于古希腊、发祥于意大利，是欧洲精神的遗产和欧洲文明的象征，是用纯洁而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宝贵的财富，因此爱因斯坦才不遗余力地为捍卫和争取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斗争，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良心的责任。1932年，柏林一家报纸请爱因斯坦就新闻自由阐述其立场，他为此写道：
限制甚或压制通过言论或文字对政治事务进行评论和批评的自由的国家，必然要堕落下去。容忍这样的限制的公民证明了他的政治劣根性，并进而助长了这种劣根性。
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任何国家，只要他的公民没有出版、言论、集会和教学自由这些权利中的任何一个，就不应该把这样的国家视为文明的国家，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麻痹的臣民的国家。他在1933年那个阴霾密布的日子里尖锐指出：
不容否认，目前世界局势正在威胁人的高贵存在的基础。有一些正在起作用的势力，企图毁灭自由、宽容和人的尊严这一欧洲遗产。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在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时，都通过国家导致对个人的镇压和奴役，并且终结了宽容和个人自由。
爱因斯坦号召：一切爱护更加尊严、更加满意的人性存在的人，一切相信他们理解当今威胁的原因的人，都应该发出他们的抗议声和警告声；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去行动，我们将注定堕入与古代亚洲专制政治统治下完全无异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由于现代的暴君有时比他们的老祖宗更没有理性，他们拥有随意支配大得多的施加暴力的技术手段以及诸如学校、无线电和报刊之类的心理武器，而一般人对此又无法抵御，因此情况还要糟糕得多。针对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右翼势力一度推行的政治迫害和破坏科学自由交流的麦卡锡主义，他无情地抨击这些无聊小动作的病根是精神恐惧症。在答《记者》杂志问中，他发表了不愿做美国科学家、学者或教师，宁愿做管子工和小贩的著名声明：
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爱因斯坦的这篇声明当时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美国知识界吹响了反迫害、争自由的号角。有趣的是，美国管子业工会居然郑重地通过决议，公开宣布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最为关心的是思想自由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学术自由。他在1954年“为保卫学术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问答中说：
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着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也会妨碍合理性的判断和合理性的行动。
针对当时美国的反动政客借助所谓的来自国外的威胁压制思想和学术自由、专制的政治力量侵入科学生活，爱因斯坦力促知识分子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通过有组织的行动保卫学术自由；因为没有学术自由，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了与侵犯自由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爱因斯坦多次呼吁增强个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他还指出，目前体制中存在的道德标准，以及一般的法律和习俗，都是各个时代的无数个人为表达他们认为正义的东西所作的努力积累起来的结果。体制若是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从道义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唤起和加强这种道德责任感，为人类的民主和自由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爱因斯坦本人身体力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心同不义和暴政作斗争。他说：“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认为，从原则上讲，每个公民对于保卫本国宪法上的自由都应当有同等的责任，但是知识分子更是任重道远。他说：
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来说，他们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受过特殊的训练，他们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的人特别热衷于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们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宪法上的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
对于那些趋向堕落，在强权面前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则给以无情的批评和谴责。
爱因斯坦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无疑受到斯宾诺莎等自由思想者和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斯宾诺莎主张民主政治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允许人民有思考和判断的自由，是最合乎人类天性而不易受攻击的政治制度。他还把他的自由民主思想总结为六条基本原则。斯宾诺莎精心“研磨”成的这些“镜片”，成为爱因斯坦观察问题的利器。
把正直的人士像罪犯加以流放，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一个国家的不幸还能想象有甚于此的吗！……自知是正直的人并不害怕自己像一个罪犯被处死、不怕受惩罚，他的心中没有因做了丢脸的事而引起的那种懊悔。他认为为正义而死、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
斯宾诺莎的上述言论当年肯定震撼了爱因斯坦敏感的心灵，时至今日它仍能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