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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珊先生曾发表《向寿戈考》一文，拜读之后受益良多。董先生认为戈铭第一字应为“向”，第二字应释为“寿”，戈铭中的“向寿之岁”就是以向寿出使于楚作为纪年①。向寿其人见于《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他始任用于秦武王年间，活动于秦武王时及秦昭王前期。关于向寿的事迹，董先生作了缜密而翔实的考订，认为向寿大致活动于公元前308～292年。向寿曾出使楚国，其如楚之事可与连云港所出楚戈铭文中的纪年“向寿之岁”互证。同时还考订戈铭中的“襄城公競脽”就是文献所记载的楚将“景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向寿如楚的时间应该是秦武王四年拔宜阳之当年，这一年相当于楚怀王二十年，即公元前306年②。这些考订都极有意义，读后使人增长了不少见识。这说明“向寿戈”应是一件标准纪年的青铜戈，在楚史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董先生的启发下，笔者也对此“向寿戈”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索，现提出来以求教于学界诸贤，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
1987年，在江苏连云港市锦屏镇陶湾村岗嘴发现3件铜戈，现收藏于连云港市博物馆，其中一件就是所谓的“向寿戈”。董珊先生在其文后附记中说，此戈为征集品，与同时报道的另两件戈未必是同墓所出。但不论怎样，这应是一件较有价值的铜戈。该戈由内端向栏刻有两行铭文共11字（图一）。目前对此戈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释读结果。
(1)都寿之岁，襄城楚競（境）尹所造③。
(2)都寿之岁，襄城公競（境）尹所造④。
(3)□寿之岁，襄城公競脽所造⑤。
以上三种释读都认为戈铭中第二字应释为“寿”，而董先生则将第一字释读为“向”，认为戈铭可释为“向寿之岁，襄城公競脽所造”。在这里应该提出的是，戈铭中第二字，能否释为寿字呢？
图一 连云港出土铜戈铭文摹本
寿字在许慎所作《说文》中无，但在金文中却有寿字。按徐中舒先生编著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寿字诸形大致可列为图二⑥；同书还列有考字的诸种字形，大体如图三所示⑦。
很明显，“寿”、“考”两字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寿字的
部与考字的
部是一致的。但所不同的是寿字增加了
形，这是释读寿字的关键。
，像田畴。卜辞中有涛字，徐中舒先生谓从水从
；罗振玉在《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释涛，谓此“从水声，今字从寿者犹，今字作畴也”。按罗说可从。《说文新附》云：“涛，大波也。从水，寿声”⑧。对以上字形的分析可知，寿字的主要特点是有形，这在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中常可看到，《楚系简帛文字编》中所收录的寿字诸形如图四所示⑨，《楚文字编》中所收录的寿字诸形则可列为图五⑩。
寿春所出“府鼎”中的寿字又作
形(11)，很明显凡是寿字，都有
或形。而今所谓“向寿戈”铭文中第二字中间却从
形，而不是或形，这就很难使人信从了。
董先生在文中还引用了“上郡守寿戈”的资料，指出传世和出土有3件“上郡守寿戈”，纪年分别为十二、十三和十五年（图六）。陈平先生据文献记载指出戈铭中“上郡守寿”即向寿，其观点可信(12)。可是若将“上郡守寿戈”与连云港出土的所谓“向寿戈”的铭文作比较，就会发现两器中的“寿”字并不相同。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向寿戈”中的第二字若释成“寿”字，恐有很大的疑问。
图二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所列“寿”字的不同字形
图三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所列“考”字的不同字形
二
董珊先生在其文中引用汤余惠、刘彬徽、李家浩三位先生的观点，认为这类铭文的纪年是战国时楚地以事纪年的省略格式，在“之岁”前面都是人名，他们是其他国家的使者，铭文以他们聘问于楚之岁纪年。
图四 《楚系简帛文字编》所列“寿”字的不同字形
图五 《楚文字编》所列“寿”字的不同字形
我们知道，楚国的纪年有三种不同方式，一是以序数纪年法，二是以星岁纪年法，三以事纪年法。第三种以事纪年在青铜器铭文或简文中是常见的纪年法，刘彬徽先生曾经举出10例，如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中有“齐客张果问王
郢之岁”、“郙客困刍问王于郢之岁”；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郢之岁”、“齐客缰艭问王于郢之岁”；荆门包山二号墓竹简有“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客监
逅楚之岁”、“宋客盛公
（聘）于楚之岁”、“东周
之客（许）
归（
）胙于郢之岁”；其他还有“燕客藏嘉问王于郢之岁”、“秦客王子齐之岁”。
图六
以上10条以事纪年的材料，其中属秦客的2条，齐客的3条，宋客1条，燕客1条，郙客1条，东周客1条，不释字的1条。刘彬徽先生认为以上每条纪事材料中均有某客，乃他国之使臣。《周礼·大行人》记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时聘以结诸侯之好……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同书《司仪》则云：“凡诸伯子男之臣，以其国之爵等相为客而相礼。”简文中的“问”即是聘问之意(1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所谓“向寿戈”的铭文中没有客字，特别是没有秦客二字，很明显这不应是向寿如楚之年的纪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简文中有一条“秦客王子齐之岁”，殷涤非先生认为指的是楚考烈王为太子时入质于秦国之事(14)。李零先生也认为，“秦客王子齐之岁”应指楚国某个名齐的王子入秦为使之年(15)，李家浩先生则认为，此铭文明确说王子齐是秦客，显然不能说他是“入秦为使”的楚人(16)。所以，在楚国竹帛文字和青铜器铭文中凡记外宾使楚之年都要加“客”字，这是楚国纪年的一个重要规律。
在这里还应该说明的是，在包山楚墓竹简中还见到另外三条材料，“宋客盛公□聘楚之岁”（125号简）、“宋客盛公□之岁”（132号简）、“盛公□之岁”（130号简）。李家浩先生认为其中第二条省略了“聘楚”二字，而第三条材料除“聘楚”外，还应省略了“宋客”二字(17)。但笔者认为，实际上第三条材料的“盛公□之岁”并没有省略“宋客”二字，这里所说的盛公与宋客盛公应该并非同一人。1981年发掘的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出有一件青铜器，铭文为“盛君萦之御簠”。何浩等先生认为其身份为封君，因为所封是楚的诸侯，自然又可以称公。所以，此“盛公□之岁”应是楚人的制作。何浩先生认为盛君之“盛”为地名，名“萦”的封君为楚人，但不是楚成氏之后，更不是成国国君(18)。这说明“盛公之岁”并非“宋客盛公之岁”的省略式。
三
董珊先生根据《史记·甘茂列传》考订了向寿如楚之年。认为向寿如楚的时间应该是在秦武王四年秦拔宜阳之当年，这一年相当于楚怀王二十年，即公元前307年。而这件“向寿戈”以此事纪年，按惯例其绝对年代应为下一年，即公元前306年(19)。
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向寿如楚之年是在公元前307年，而戈的制作应在公元前306年，这一结论能否与戈铭中所说的制作者“襄城公兢雎”相吻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边境大邑称县，其长官为公，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戈铭中的襄城即今河南襄城县，关于襄城的历史沿革，周晓陆、黄盛璋、董珊诸先生均有详细考察，在此不再赘述。但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所谓“向寿戈”制作时（公元前306年，即楚怀王十九年），襄城究竟是否属楚。
首先战国纪年的确定就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董珊先生的推算是依照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新编史记东周年表》而定。但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推定的年代也应是比较可靠的，据他的推算，公元前307年应是楚怀王22年，公元前306年应是楚怀王23年。
现依据有关文献对襄城县的归属作一梳理。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三家分晋后襄城应属韩国疆域，故《汉志》曰：“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20)。关于此，王人聪先生在《六年襄城令戈考释》中已有考证(21)，此不赘述。“六年襄城令戈”被王人聪先生定为战国晚期器，但笔者认为应是战国早期之物，对此另有专文考察。而根据《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以及《魏世家》所云“魏昭元，秦击魏襄城，拔之”，此时襄城应属魏国，魏昭元年即公元前295年(22)。《秦大事记》记秦昭王六年（公元前301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十一年“新城归”。睡虎地秦简中的新城就是襄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许州襄城县古新城也”。说明这时襄城已归秦所有。到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98年）襄城又曾归于楚，所以《史记·楚世家》记“秦又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六国年表》则云“楚怀二十九，秦取楚襄城”。这些材料都说明在战国时期，秦、楚对于襄城的争夺是反复而激烈的。所以何浩先生认为襄城、襄陵在怀王时都非楚国封君所能享有的封地(23)。既然襄城在怀王时难为楚地，那么襄城公所造之戈自然不应在楚怀王之时，这是不言而喻的。
《说苑·善说篇》记载：“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立于流水之上。大夫拥钟锤县，令执桴号令，呼谁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按照黄盛璋先生的考证，此楚大夫庄辛说襄城君之事，其时应在公元前278～276年间(24)。其实，《战国策·楚四》也记载了庄辛的事迹。庄辛，鲍彪曰，楚人，《元和姓纂》称其为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号。“……乃封庄辛为成陵君而用计焉。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后语》云：而与谋秦，复取淮北之地。……大事记：顷襄既失郢都，复召庄辛，闻其言，至于色变体慄，此其所以能稍复故地也。复取江南十五邑，在顷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载：楚襄用庄辛计，与淮北之地十二诸侯。盖丧乱之后，补败扶倾之计，皆出于辛”(25)。说明庄辛为楚顷襄王时大夫，其事当在顷襄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276年，也就是襄城君始封之时。所谓“向寿戈”铭文中的“襄城公競脽”，与此时不应相去很远，此襄城公应是始封之君。战国时的封君除楚外，大抵皆称为君，也有称公的，黄盛璋先生曾引《战国策》专门谈及此事。《战国策·楚策》云：“城浑出周，三人偶行，南游于楚，至于新城，城浑说新城令曰：‘……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新城公大悦，乃具驷马乘车，三百金，之楚，城浑得之，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新城公即新城令，证明其时楚封君所封之地相当于县，或就是县，故县令亦称为公。此新城为楚边邑，定为襄城之地的新城为最合(26)。所以，《说苑》中所记始封之襄城君与“向寿戈”戈铭中的襄城公应是一致的，其始封年代应在楚顷襄王之后。若按董先生所定的戈铭，向寿如楚在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7年），其时楚尚无襄城公之封，何来襄城公所造之戈，两者显然是无法相互印证的。
以上论述，从三个方面对于所谓“向寿戈”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看来，对于此戈铭文的释读和认识，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注释：
①董珊：《向寿戈考》，《考古》2006年第3期。
②同①。
③周晓陆、纪达凯：《江苏连云港市出土襄城楚境尹戈读考》，《考古》1995年第1期。
④黄盛璋：《连云港楚墓出土襄城公競尹戈铭文考释及其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98年第3期。
⑤李家浩：《楚大府镐铭文新释》，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第11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⑥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第3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⑦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第3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⑧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20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
⑨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第6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李守奎：《楚文字编》第515～51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崔恒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第277页，黄山书社，1998年。
(12)同①。
(13)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53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殷涤非：《寿县楚器中的大
镐》，《文物》1980年第8期。
(15)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见《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第152页，中华书局，1992年。
(16)同⑤。
(17)同⑤。
(18)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第231页，荆楚书社，1987年。
(19)同①。
(20)《汉书·地理志》第1651页，中华书局，1962年。
(21)王人聪：《六年襄城令戈考释》，见《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1997年。
(22)钱穆：《史记地名考》第600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23)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57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24)同④。
(25)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第8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26)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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