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情书写到中和叙事——60年报告文学叙事模式变化的一种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报论文,模式论文,激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1-0105-05
报告文学这一特殊的文体，其特异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既文学而又非虚构的独特体性。它的非虚构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与现实对接的直接性。社会的特殊存在通过作家的写作取向，制导着报告文学的生成或流变，因此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上可能就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史，而另一方面社会存在与时代的精神风致，规定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主题提炼，甚至是它的叙事样式，这样报告文学史也就具有了社会发展史的某些意味。这些正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不可忽视的基本面。
新中国60年报告文学史高清地留存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息图景，两者之间的关联紧密而特殊。对这种关联性我们可以作多维度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是从叙事模式的变化看取其关联的具体景象，并且解析叙事变化的文体意义。从文体论的常识看，一种文体的基本功能以及相关的形式配置，与这一文体发生时的特殊需要是相关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文学样式，是伴随着近代新闻的发生发展而生成的。其起始担负着为在野阶级发言的职志，意在揭示社会的本相，暴露现实种种非理性的存在，所以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以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体”。中国发生发展期的报告文学，如梁启超、黄远生、夏衍等人的作品就以主题深刻的批判性，在报告文学史上确立了自身重要的地位。1936年夏衍推出的《包身工》，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文体范型的意义，其非虚构的真实性、形象生动的文学性和深刻精警的批判性，构成了报告文学文体的“三元要素”。但近现代时期报告文学的这种历史生成性，在进入当代语境后必然地被时代的总体主题所改型，时代精神成为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而时代精神的推演变异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存在。当代60年报告文学，如果从叙事模式变化的角度观察，大致经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情书写、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解说和90年代以来的中和叙事这三个阶段。这三种叙事的样态，在我看来可分别指称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文体本位叙事。
一
20世纪50年代新生共和国的报告文学，其基本主题有两种，即为歌颂“最可爱的人”和歌颂建设新成就。这种歌颂既是现实的反映，同时更是时代的需要。志愿军战士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牺牲精神，自然应当为报告文学大书特书；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感奋人心，报告文学应当迅捷地加以报告。而歌颂之于新生的共和国尤为重要。这符合历史的某种法则。新生的中国需要通过对自我的肯定表达其立国的合法性，由此统一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凝聚民心建设祖国。这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是一种非常逻辑化的选择。这样歌颂所当歌颂，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中心化的时代，就成为不以作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主流意识形态意志。尽管五十年代中期受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干预生活”主张的影响，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题旨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但很快作者和作品因“不合时宜”受到否定。这样的情状已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形态需要了。以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我们可能会对历史存在多了一种走近历史以后才有的理解。五十年代报告文学歌颂性的“公约”，也来自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继承。从文学的基本形态和内在品质看，五十年代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只是一种“转场”。报告文学的歌颂要求是解放区对这样文体功能的一种预设。在延安解放区，正如著名报人赵超构所观察到的，“小说虽然荒凉，报告与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1]当然，报告文学歌颂的“转场”是一种“放大”，由局部的区域性设置变为了国家整体的文学基本策略。这样报告文学的歌颂性书写也就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叙事。
“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2]具有某种功能特指性的文体，更是这样。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指出：“形式通常至少是一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批评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在选取一种形式时，作家发现他的选择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受到限制。他可以融合和改变文学传统中于他有用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本身以及他对它们的改造具有意识形态方面意义的。一个作家发现身边的语言和技巧已经浸透一定的意识形态感知方式，即一些既定的解释现实的方式。”[3]文体是具有复合构成的形式，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更体现出意识形态的某种倾向。从它发生初始可见，这一文体明显地表达在野阶级的意愿，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又负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报告文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浸透”，规定了它“解释现实的方式”。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的激情书写，正是这一文体主流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征。所谓激情书写，其价值取向是正面歌颂，其文体形态是通讯化，表达景观多抒情性文字。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激情书写的典型文本，是50年代影响甚大的“朝鲜通讯”的代表作。通讯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文体分属时常是跨类的，我们指称它是报告文学，但在很多通讯选本中都收有这篇作品。通讯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它不同于消息，具有很强的主体抒情色彩和形象性，走向了文学，所以我们会将其归为报告文学一类；而通讯又和报告文学相异，它的新闻性，在新闻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功能规定中，它必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具有更多的宣传性、鼓动性。作品开篇扣题而来，以情领起：“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中间具体叙写松骨峰战斗等三个典型事例，以感人的实例讴歌志愿军战士崇高的爱国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最后以第二人称的排比语式，将抒情推至高潮，并揭示本篇的主题。“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的结构是通讯式的，导语式入题，典型化叙写，卒章显志升华主题，但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文学的感染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在特定语境中报告文学所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这样的叙事模式深具影响，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新时期初期的一些人物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的味道较浓，这种“跨体”的叙事样式，一方面可以表示报告文学体式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明这一文体独立性的弱化。
二
我们指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启蒙叙事，这是从总体的或从叙事意义提取的角度考虑的。而从报告文学的实际存在而言，通讯化叙事和此后渐成风致的中和叙事也各有显现。报告文学启蒙叙事成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最具意义的叙事方式，这从根本上说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使然。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启蒙并且能够启蒙的时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公共价值在这一特殊的时段在启蒙话题上达成前所未有的趋同，尽管这种趋同其方式、旨归等有异，但却造就了一个深具史意的启蒙场域。在国家层面，十年文化大革命终结，社会开始清理并反思历史；除旧布新，现实的改革开放需要解放思想。适应这样的社会大势，思想界掀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既成的教条进行质疑。国门重开，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纷至沓来，给人们提供异质的思维资源。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文学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在精神的层面，重回“五四”，接续“五四”文学未竟的“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启发蒙昧，正是知识分子的职志，因此，在我看来以启蒙精神表达为基本价值的启蒙叙事，换言之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叙事。报告文学从其原初的意义指向和精神本旨看，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4]而从新时期前期十余年的实际看，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报告文学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敢于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勇敢揭露非人道现象和丑恶腐败现象。正是这样一批富于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力求开拓、勤于思考的作者，着意从时代高度来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5]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等，正是知识分子型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品格。具有这样品格的报告文学作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使得此间的报告文学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诸多典型特征，而思想启蒙无疑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当时重要的当事人麦天枢的言说，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了直接的支撑：“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6]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报告文学的启蒙叙事，在题材选择上多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作观照摄取，有不少作品重视在结构上对问题进行“集纳”处理，以显示问题的普遍而严重。这样的写作被命名为“问题报告文学”，它“不再以某一个单一事件或人物为中心，而是环绕着某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为中心，进行选材和采访报告。”[7]从一定意义上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是“问题报告文学”，其间报告文学有所谓的轰动效应，往往与这类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关，《中国的小皇帝》、《洪荒启示录》、《国殇》、《西部在移民》、《世界大串联》、《伐木者醒来》等作品所反映的问题，一时成为文坛内外热议的重要话题。在作品的价值判断上，“问题报告文学”当然是以对非理性、非人性的问题存在，进行批判为题旨的。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并不满足对问题作展览，而能对此作深入的分析，其对问题存在的批判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因而批判具有信度和力度。正是这样的理性批判生成报告文学的启蒙价值。当时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其角色的自我定位是知识分子，他们持守社会的公共理性和良知，奉行“思想为美”的写作理念。“思想为美”的倡言，一方面是对指说思想性见长的报告文学文学性不强的回应，另一方面正面表达了他们对于报告文学思想含量和精神深度的自觉追求。此外，与作品对于问题表象穿透的理性追求相关，强化了主体的直接言说，形成了报告文学政论化的鲜明特色，在表达上有一种“政论插笔”的设置，这些插笔往往是我们理解作品深刻思想的文眼。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是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一个标本，也是此间报告文学启蒙叙事的成功之作。作品发表在1988年第5期的《解放军文艺》，获得百家刊物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第一名。《西部在移民》的题材题旨上并不指向反专制、反腐败，涉及的是一个有关西部贫困的话题，以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农民作观察思考的对象，但作品又不是一般意义上报告扶贫，而是直指物质贫困背景下的人的精神困厄，它通过对贫困者精神劣根性的揭示，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反愚昧的主题。在作者看来，西部的贫困，不仅在于自然条件的贫瘠，而且更在于人的精神的荒芜：“贫困，作为瘠薄的土地与繁荣的人口的私生子，尽管它不合我们的时代观念，但它毕竟出生了。社会在分发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挥发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读《西部在移民》这部作品，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表现国民性的小说杂文，这种联想表明，启蒙叙事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与鲁迅深刻的启蒙精神是联通的。
三
文变兴替与时推移。报告文学运行至20世纪90年代以降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就叙事形态而言，开始告别高蹈一时的启蒙叙事，也少了一些激情燃烧的诗化书写，代之而成风气的中和叙事。所谓中和叙事，在叙事处理上与新写实小说客观叙事有异体同向之意，这倒也不是“感情零度”，趋向的是对主体外倾的控制，回到对象本身，由叙事自身进行自叙事。这种叙事的转向，其根因在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这一时段，中国社会走向全面转型，与之相应社会思想文化更为开放多质。人们的价值观念更趋多元，知识分子也多退隐转移，以至有“寻找知识分子”之声回响。经济时代物质至上，享乐主义成为时尚，这样基于公共理想的激情主义、启蒙精神就从某种中心地带走向了边缘。而从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看，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过度抒情和直接议论等主观性叙事欲望，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颇多消退，这种主观性叙事欲望的消退也来自对报告文学叙事失真的警惕。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其客观真实性是这一文体独特价值生成的根本。抒情铺张会影响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而恣意论议有时难免造成价值判断适当，使作者陷于被动。同时价值多元时代，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接受也从激情思想型作品转向平和写实的作品，读者不再单纯、现成地依赖于作者解说性的叙事，而更愿意作为一个独立的接受主体，在进入作者给出的关于人物事件或现象问题的本真时空中作出自己的解读。所有这些促成了报告文学中和叙事的可能与必要。
中和叙事在文体的置备上，报告文学作家更倾向于选择“调查”体。所谓“调查”求取的是事实的本相，在回到对象存在的现场中提取能反映出客观真实本质真实的大端和细节。“调查”体强化的是对事实的尊重，以事实说话，相应地弱化作者主观性的言说。20世纪90年代调查体报告文学，当推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为代表。这部40多万字、《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以整本规模发表的作品，虽然没有在重要的主流评奖中获奖，但它在报告文学文体上的意义是应当被我们重视的。作者赵瑜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力作家，20世纪80年代也写过激扬文字干预现实的作品。写作《马家军调查》时，作者对过往的“情绪型”写作进行了反思，他以为“报告文学要深化，首先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批判。过去我写作也犯过偏激的毛病，一味追求震撼力，给后人的深思不足，因而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⑧《马家军调查》所写是体育界著名的马俊仁团队，成也马家军，败也马家军，但赵瑜没有一般地走“冠军文学”的叙写之路，进行简单的歌颂或批判，而是通过深入的调查与扎实的采访，以人物作为写作重点，突破以体育说体育的视界，将马家军与体育文化、体育文明，东北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等关联起来，在平和纪实的调查中完成了一个立体、多质、真实的马家军的还原。在新世纪10年的报告文学中，如以中和叙事例说，我以为《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村官事件”再考》是一个范本。这部作品刊发于2005年第5、6期《报告文学》上，作品所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涉及中国乡村民主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问题。“230万选村官”表示着金钱通过“选举”以寻租权力，而对于权力的投资在于获得更大的利益。对于这样的题材，作者通常是“有话可说的”，但作者能够克制自己，以“再考”的方式注重以客观理性呈现事件的本貌，正如刊物发表时“编者按”所说，“作为报告文学，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众多国内主流媒体以‘荒诞恶劣’的定性沸沸扬扬地炒作过。……作者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亲身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的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伪的科学态度努力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替无语的事件主人道出内心的真实。”⑨“编者按”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正显示了报告文学中和叙事的一种价值。
注释：
①赵超构：《延安一月》，新民报社1946年版。
②孙正甲：《政治文化》第84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686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④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25-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⑤陆贵山、王先霈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麦天枢语。见《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
⑦李炳银：《“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解放日报》1988年1月26日。
⑧赵瑜语。见《〈马家军调查〉座谈纪要》，《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⑨《昂贵的选票——“230万选材官事件”再考》“编者按”，《报告文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