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几个热点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年代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遭受了巨大挫折，一度转入低潮。但经过两三年时间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又趋向回升，并延续至今。这表现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版物不断增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讨会愈来愈频繁地举行、规模也愈来愈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题愈来愈广泛，等等。本文试就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问题
9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苏东剧变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并且随着世界性右翼势力的一时得势，马克思主义也一度遭受到各种各样的诽谤、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观点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全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例如，法国哲学家M ·昂利在其《论马克思主义危机：死亡面面观》一文中认为，苏东剧变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引起的，其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污点”；法国《宇宙》杂志主编J·埃伦斯坦也公开著文认为，1917 年俄国革命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一切领域都证明业已破产”，因此，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了”；英国右翼历史学家P·约翰逊也预言说，“由于失去苏联国家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将在20年内消亡”，等等。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已失去了效用，已不能指导今天的社会现实。例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苏东剧变后发表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和《大失控与大混乱》两部著作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靠不住”，马克思主义“不能给一个政治上觉醒和活跃的世界提供框架”。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否定的则更多，下面文中我们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予以介绍。
面对上述这股否定风，许多学者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反思自己的理论观点、信仰，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他们指出：第一，苏东剧变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危机造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如法国“马克思世界协会”领导人之一G ·拉比卡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巴黎国际大会上所宣告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
二、关于历史决定论与社会主义命运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这一原理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否定。例如，马克思学家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予以彻底的否定，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是“纯属迷信”云云。苏东剧变后，波普尔的上述老调又一度广为流行，甚至连一些向来被视为“左派”的理论家也对历史决定论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主要表现在：
1.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中有两个“必然性”的思想。例如，“第四国际”理论家E ·曼德尔认为：社会主义只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并“不是必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以及托洛茨基始终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为两种可能性之一，即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埃及学者S ·阿明也认为，把社会主义看成必然性领域的事物，意识不是其实现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只把社会比作自然，把社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还原论的作法，都是不对的。俄国学者克拉欣更明确地认为，历史的意义并非取决于规律，而是取决于价值，因此，“科学无法证明社会主义是达到社会目的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某种理论的反映，因为历史上没有这种必然性，正如没有客观的目的设定一样”。（克拉欣：《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的必要性》，载《哲学译丛》，1998（4）。）克拉欣进而彻底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性的论点，说“社会科学不能应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
2.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出发，否定《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例如，德国学者施蒂勒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将社会结构与政治和精神生活建立在“经济生产”之上，是误解和误导，它使人有理由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因此，施蒂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常将主观因素置于历史必然性观点之后，这就难免带有“思辩的历史机械论”的特征。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们有关资本主义仿佛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中。（参见施蒂勒：《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1）。）
3.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作用，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是历史决定论的“破产”。这种观点尤其反映在西方右翼学者和苏东地区的“自由派”人士的言论中。例如，俄罗斯学者奥伊则尔曼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家制定的社会纲领，这种情况无疑使人们必然抛弃关于商品和无货币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关于废除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攻自破了”。（奥伊则尔曼：《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载《哲学译丛》，1998（4）。）
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大量社会经济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才产生出来的科学理论，它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论断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没有过时。如越南1996年出版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问题》一书指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仅是按顺序发生的，而且也包含在一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越过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情况，并认为在越南越过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仍然是必然的和可以实现的。匈牙利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其《马克思在今天的意义》一文中说：“社会主义是近代工业革命的结果，它不是由某种社会观念，而是由没有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的整个社会造就的必然性所产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问题
暴力革命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鉴于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经十分强调暴力革命的原则，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这一原则视为“革命”和“修正”的分水岭。
苏东剧变前后，否定暴力革命原则的势力十分活跃。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曾著文说：社会主义不能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有害于社会主义思想，那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不言而喻，这是全盘否定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另一种说法。90年代以来，放弃暴力革命原则的思想倾向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中已成主流，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是这样。从这些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党普遍认为，暴力革命的原则已不适应今天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已有较多可能参与政治，他们的阶级觉悟也已有很大的提高，他们可以通过参加议会斗争、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等新社会运动的合法斗争去争取社会和人类的解放。
当然，也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共产党以及一些自称属于“新共产国际”的成员党仍不同意放弃“暴力革命”的原则。例如，“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帕索夫在一次演讲中仍明确地说：非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修正主义的，必须用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
看来，坚持还是放弃暴力革命原则的争论仍将进行下去，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孤立地“坚持”或“放弃”，而在于运用这一原则的灵活方法。
四、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
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发展势头，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1.资本主义发展论。这种观点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正在走向“灭亡”，也不像列宁所说的处于“垂死”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正处于大发展阶段，它刚刚从“中心地带”走出来。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威洛比就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好战的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和平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却依旧在发展进步。俄罗斯学者奥伊则尔曼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家制定的社会纲领。
2.帝国主义等同论。不少学者认为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扩张，所谓“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正是这种扩张的真实写照。埃及学者S·阿明、法国学者G·拉比卡均持这种观点。
3.资本主义本质不变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其本质没有变，仍然同当年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矛盾重重、千疮百孔。例如，法国学者J ·德里达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至少有十个无法愈合的伤口：（1）失业的痛苦有增无减；（2）大批公民被排斥在国家民主生活之外；（3）各国之间无情的经济战不断；（4）有关自由贸易的概念、准则和实践始终矛盾百出；（5）外债负担日益加重；（6）军火交易居高不下；（7）核扩散已失控；（8）种族战争不断蔓延；（9 ）黑社会势力不断扩大；（10）军事和经济强国推行强权政治。
4.社会主义因素生成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资本主义”由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推动而使生产力迅速发展，致使生产关系、资本权益日趋社会化，并不断地产生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认为，马克思曾经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归为生产力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高度发展，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与这两个条件趋同，即社会发展正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上述观点说明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关注，也表明人们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新态度，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早在60年代，法国学者马勒就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新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变化作了初步的论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中，随着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更深入广泛地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进行了许多新的研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有以下一些变化：
1.资产阶级本身的变化。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造成资产阶级层内部的变化。首先是“家族资本家（或传统资本家）”继续存在的同时，“经理资本家（或新型资本家）”的人数增加、作用增强；其次是包括经理资本家在内的中间阶层迅速扩大。
2.工人阶级本身的变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产业工人人数已大为减少；其次是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已转向第三产业，其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了“中间阶级”的成员；最后，由于进入“消费社会”，工人的“绝对贫困”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斗争意志和目标也发生了变化。
法国学者高兹认为，历史没有使工人阶级成为历史的主体，相反，它不断被资本主义所塑造，从而成为一个直接利益和社会主义合理性不一致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再要求从劳动中得到解放，而是要求摆脱劳动。所以高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革命中，主体和动力都不是无产阶级。法国经济学家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为两类矛盾的重叠和交叉：一类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它产生资本家和无产者；另一类是管理人员本身，它产生管理人员和雇员。这两类矛盾交织使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更为复杂。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中被一致认同的。会后，各国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指导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不下十余种，但最基本的一条都离不开保护生态资源和生存环境问题。因此，当谈到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关系问题时，主要涉及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关系的问题。
1.理论界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进步论”进行了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均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源泉，这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随着当代信息革命的出现，整个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科学技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既是经济现代化的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因素。例如，法国学者伊丰·基尼乌认为，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生态问题）尚未显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尚把科学技术视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但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态问题已形成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应当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不能孤立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均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2.不少学者还就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把生态运动与左翼运动结合起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红”与“绿”相结合。例如，法国学者胡塞特认为，人类全球范围内存在着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只有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也就是把左翼运动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的发展。为此，有的学者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例如，日本学者岩佐茂就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应当“是在社会主义一般概念的基础上，尤其把环境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来强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要把目标导向一个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危机理论、阶级理论、革命理论更广泛意义的领域。它一方面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人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则主张一种“新经济增长”，即进行“清洁生产”，采用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封式”的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3.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曾经正确地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的发展，可惜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没有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局部利益支配的现实关系占了主流，疯狂掠夺自然的现象、人口急剧膨胀的自发倾向比比皆是。因此，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有关生态理论和思想。
此外，国外有的学者指出，应当全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仅限于生态方面，也应包括社会政治的进步、全面合理的经济发展以及所谓“代际公平”、“文化重塑”等等内容。这些见解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七、关于市场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
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以前一直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原则问题，直至苏东剧变之前，在国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不相兼容的。90年代以来，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而赞成实行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人则愈来愈多。
赞成者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以下几种模式：
1.经济民主模式或劳动自治模式。以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博卡拉为代表。博卡拉认为，这种模式的经济是公有制而不是国有制，它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城市的、地区的、集体的或合作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享有充分的民主和决策的权利，他们的创造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这种经济必须以过渡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它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之上，包含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进步，并扬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的弊端。
2.“元结构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法国《当今马克思》杂志主编雅克·比德提出的模式。比德认为，马克思是把经济问题放在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的广泛背景下来讨论的，所以，“元结构”首先表明的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或法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而“元结构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市场、计划和直接合作的“三元性”结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取消市场和计划，而是取消它们所产生的阶级关系。
3.效率加公平的模式。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 ·罗默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罗默认为，社会主义要以政治民主为前提，但尤其要强调经济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平等主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社会主义新模式应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换言之，新社会主义模式要依靠市场的“动力”和“机制”更有效地进行技术和商品革新，更有效地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在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之上，实现公平的利润分配。
国外学者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还有很多，总的趋向是放弃单一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相结合。
当然，也有反对和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例如，“世界体系”理论家弗兰克认为，市场化至多只能用性别、阶级、种族集团、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去取代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英国学者狄梵也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坏的意义上的乌托邦——在废除了私有制的经济中，有可能主要通过间接控制去进行计划和调节，而且为什么国家管理或工人管理的企业，一定要在一个受调节的社会主义市场里去追逐狭隘的私利呢？另外，市场力量的强制性，加强和再生产着异化，人民被当作了工具来对待。因此，今天最迫切的是发展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
八、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辩证法问题
90年代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自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时期有关哲学问题的研究观点大致可分为“否定派”和“重塑派”。“否定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恩格斯开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到斯大林时期发展到高峰。斯大林所制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的。在恩格斯之前，马克思本人只写过一些哲学的片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存在的，至多只存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这种观点在法国哲学家E ·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1993年）这部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重塑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存在的，但应抛弃其原有的框架，即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例如，日本《唯物论研究》杂志主编田佃稔在其《马克思与哲学的关系——四个基本模式》这篇论文中，就把马克思的哲学分为四个模式：（1）作为意志的哲学；（2）与无产阶级的历史结合的哲学；（3 ）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4）作为概念的批判把握之来源的哲学。 “重塑派”虽然提出否定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要求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但如何重塑该体系，至今并未见到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90年代人们对辩证法问题的争论也形成了两派，即“否定派”和“肯定派”。“否定派”又可分为“彻底否定派”和“部分否定派”。前者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名人物G·A·科恩、J ·埃尔斯特等人为代表。该派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独特的有价值的”方法。科恩认为，所谓“辩证的”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含义不清，但它却从来未被明确为一种同分析的方法相匹敌的方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能向分析的推理形式挑战的辩证的推理形式。科恩为此断言：“对辩证法的信仰只存活于思想不清醒的状态下”。（科恩：《信奉而不恭维：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1）。）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否定辩证法的明显的反科学作法令西方大多数学者反感，因而附和者极少。后者人数较多，这也是原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观点的延续。卢卡奇、萨特等人都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90年代也有许多学者对此附和。巴里巴尔则认为，马克思早年和晚年提出的革命辩证法含义上不一致，因而是“模棱两可”的、“值得怀疑”的。
当然，不少“肯定派”的学者仍然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努力。例如，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L ·塞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1998年5月， 在他主编的一部重要的著作《科学和自然辩证法》中，他和数位自然科学家一起深入探讨了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反映和在人的思维中的作用，充分肯定了在新科技革命中的“新辩证精神”。
9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就需要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认真全面地加以鉴别、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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