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回汉民族社会文化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社会文化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9）05—0076—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神州大地的城市化浪潮使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更趋复杂多变，这场革命是一次生产力水平的飞升，更是人文领域的一场革新。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互动模式多样化日益显现，多民族、多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样的社会革命为增进各民族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历史舞台，然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舞台又使得各民族在社会历史角色的扮演中出现了自我冲突及与其他民族的摩擦。本文通过研究宁夏北部的一个新兴移民城市——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汉族移民和与该市区毗邻的园艺镇回族几十年来社会文化交往状况，来分析城市化对于回汉民族社会化文化交往变迁的重要影响。惠农区位于宁夏最北端，是200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石嘴山区和惠农县的基础上成立的市辖区，下辖3乡3镇、6个街道办事处、50个居委会、42个行政村。2006年惠农区统计公报显示，惠农区总人口193,462人。其中，少数民族32,999人，占总人口的17.1％；回族人口31,236人，占总人口的16.1％[1]。惠农区的人口构成可以分为世居汉族、世居回族及汉族移民三大部分，回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与惠农区城区相毗邻的园艺镇和礼和乡，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惠农区城区，世居汉族人口分布在其他乡镇，但是这一民族分布格局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走向民族混杂居住的格局。
一、改革开放之前惠农区的民族居住格局及社会文化交往状况
现惠农区城区与回族聚居的园艺镇相连，这一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与当地工业化发展和新城市的形成过程相伴。即随着现在石嘴山市（地级市）煤炭业的开发，大量的外地汉族移民形成了众多的新聚居区，这些聚居区是工业化的产物，其居民为工矿企业的工人、各类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工业基地和汉族移民人口的基础上形成现在宁夏北部几个新兴工业城市。惠农区城区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身份属性来说，汉族移民主要是城市居民，本地居民主要是农民。当时的居住格局形成了典型的工业化聚居区与农业聚居区分割十分明显的二元结构，城乡之间有着相对严格的制度界限。
1.改革开放之前惠农区民族人口的变动及居住格局的形成。
惠农区的行政区划在建国以后经过多次变更，没有完整而准确的人口数据来反映这半个世纪多来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构成。不过1959年以前惠农县辖区与今天的惠农区基本吻合，我们从那一时期惠农县的人口状况可以看到该区人口变动特点。1941年5月1日成立惠农县时，全县有59,318人，回汉各半。1949年10月4日，惠农县人民政府成立，该县总人口为64769人，农业人口59,911人，回族25,259人，回族占37.8％。可是到了1959年该县总人口数达到149,329人，农业人口60,226人，回族21,492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14.4％[2](大事记)。当然1959年回族人口比例明显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将部分辖区划归到平罗县，去除行政区划变更因素，惠农区回汉人口相对规模的关键性变化发生在1956～1959年间。1956年总人口比1955年增加了11,716人，增长率为1.52％；1959年比1955年净增了97,682人，增长率为126％[2](第四编人口)。这显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1956年开始的工业建设引发政策性移民浪潮造成的。1956年1月，国务院决定建设以石嘴山为中心的贺兰山煤炭工业基地。宁夏煤炭地质勘察队146队开进石嘴山进行钻探，发电厂、瓷厂等相继建立。在此后的几年中有大量外地汉族工业移民迁入，主要居住在现惠农区的城区。惠农区城区就是在矿务局所属煤矿的总部及其职工的住宅区基础上形成的。据史料记载，在城区石嘴山区（原惠农县八区，也就是现在的惠农区），1949年人口为3,88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仅692人[2](第四编人口)。到1960年成立石嘴山市之前，外来工业移民与本地原有居民的比例大致为1∶1。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改变了惠农区民族人口的相对规模，建设了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也对本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回汉民族社会文化交往状况。
从惠农区城区与园艺镇的情况来看，汉族移民居住在第一排水沟以西，回族居住在第一排水沟以东，城区的汉族移民与园艺镇（前园艺公社）的回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交往。在笔者的访谈中，大部分年长的汉族移民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从没有去过与其毗邻的园艺镇，对园艺镇回族的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信仰了解甚少。只有少数几个移民述及在生活困难时去过园艺公社的农田里捡过菜叶子，当地回族挥手示意让他们走开时，他们当时心理极其恐惧，不敢在该镇久留，更不敢与当地回族交谈。当时，汉族移民与回族无论从交往的范围还是交往的频率来讲，都相对欠缺，汉族移民对园艺镇回族的了解可谓十分有限。可以说，惠农区城区的汉族移民和园艺镇的回族居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被有形的“排水沟”和无形的管理体制隔离着。有限的交往使汉族移民缺乏对回族尊重的意识，从而产生了一些小摩擦，既影响了民族感情，也抑制了双方进一步交往的意愿与主动性。
据一位矿务局的老工人讲，曾经发生过的一起因小孩吵架引起的民族摩擦至今还让一些汉族移民不愿与回族打交道。由于矿务局职工的住宅区与园艺公社的回族居住区毗邻，回汉小孩经常在一起嬉闹，吵架、打架之事常有发生，谁也没有去计较。可有一次小孩玩闹时，一些矿务局职工的小孩骂回民小孩的话语引起了园艺公社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当地清真寺阿訇的带领下找到矿务局的有关领导要求解决这一事件。矿务局领导意识到这起由小孩之间的玩耍引起的事件，已伤及当地回族的民族感情，损害了民族关系。当时，矿务局各方面的领导向当地回族群众认真解释并真诚地道歉，同时在全体矿务局职工中进行了民族知识的宣传，园艺的回族群众接受了道歉，这件事情才圆满解决。但是，这件事影响了回汉民族之间交往的心理意愿，回族群众觉得汉族移民小孩玷污了本民族的信仰，是一种明显的民族歧视；汉族移民则认为小孩吵架引起的事情不该被回族扩大化，所以一些汉族移民就不愿与回族交往，生怕惹下更大的麻烦。
从惠农区改革开放之前的回汉民族交往状况可以看出，尽管居住模式为汉族移民与当地回族的交往提供了地理条件上的便利，但是回汉民族的交往总是恒定在一些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突破。回族对汉族移民的生活方式不甚了解，汉族移民不知道回族文化是什么。回汉群众在相互交往中始终无法跨越民族身份和民族心理的障碍。也正是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使得回汉民族之间尽管民族意识强烈、民族边界清晰、民族之间的交往频度不强、深度不足、了解不够，但是作为农业人口的当地回族与作为工业人口的外地汉族移民之间也各自固守着自己的生活领域，并不存在资源和权利方面的竞争与冲突，在民族关系上呈现一种互不侵犯但也互不交往的“和睦共处”的特点。
二、城市化进程对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及其对社会文化交往状况的影响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现代文明和市民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在城市文明对乡村社会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造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互动模式的变迁与调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惠农区作为我国优质无烟煤产地，在资源出口中所占比例十分明显，进一步推动了煤炭资源开采，拉动了当地煤炭企业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各种企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城市人口日益增多、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惠农区城区建设逐步向园艺镇拓展，于是第一、第二、第三排水沟相继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下水管道。在这一浪潮中，随着农村征地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松口，更多的园艺镇回族进入惠农区城区，成为惠农区城区居民的一份子，如园艺镇的安乐桥村、园艺村等。城市的不断扩张，一方面造成了失地回族农民在居住模式上向城区的融入，另一方面也使得汉族移民在居住区域上向回族传统居住区域的渗入，其结果就是回汉民族在居住上不断交错。主要表现为：一是传统的汉族移民为主的城区混杂居住了更多的回族同胞，二是新扩张的城区新建的回民小区与汉族移民的居住距离更为接近，三是在惠农区城区和园艺镇已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纯民族聚居区。城市化破坏了传统的居住模式，使得不同群体在居住格局上进行新的分化重组。从惠农区城区和园艺镇来说，城市向外围扩张，冲散了回族聚居区。这使得回族与汉族移民在居住模式上混居程度增加，拉近了双方交往互动的时空距离，也使得回汉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现象日益显著，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宽容逐渐增多，但是进入城市中的乡村回族在与久居城市的外地汉族移民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及竞争中往往也会导致个体冲突与群体符号挂钩，从而造成民族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心理距离的扩大。
1.民族文化融合现象日益突出，民族外在文化边界逐渐模糊。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与惠农区城区相毗邻的园艺镇回族也利用此契机，发挥本民族经商的传统，在市区及城乡交界地带边务农边经商，主要出售一些特色食品、牛羊肉以及农产品等。汉族移民也频频采购回族的商品。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回族的一些特色食品也常见于汉族人家的饭桌，回族的一些饮食习惯也被很多汉族移民所借鉴。同时，作为都市文明与先进科技文化代表者的城市汉族移民，也对回族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冲击。就民族服饰而言，男子戴白帽子、妇女顶盖头的传统服饰已不再出现在大多数回族的日常服饰之中，只是在宗教仪式、民族传统节日、家族重大事件等场合穿戴，其符号性的象征意味更浓；从家庭结构来看，在未被纳入惠农区城市化进程之前，园艺镇尚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联合家庭是其主要的家庭模式，如今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行及都市文化的影响之下，园艺镇回族单个家庭的人口也逐渐减少，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联合家庭模式；从婚姻生活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园艺镇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纯回族聚居的乡村，父母、家族利益、民族成分、教派等因素决定着该镇回族个体婚姻的选择，择偶过程中当事人的话语权相对较少。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更多的回族青年走向了惠农区城区或更远的城市，传统观念对他们婚姻取向的影响越来越小，自由择偶观念取代了包办婚姻，族际通婚也逐年增多，等等。回族传统文化的这些变化，使得我们很难从外在特征上来将回汉民族人口加以区分，民族文化的外在边界正在弱化。
2.回汉民族在摩擦中不断了解，在理解与宽容中共同生活。
近年来，随着惠农区城区向外扩张，园艺镇的原有耕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政府将世居于此的回族群众集中安置在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范围之内的回民新村（平房住宅区）和回民小区（楼房住宅区），除此之外一些回族农民在领到补偿款后在城区其他地方购置了住宅。就是在国家统一安置的回民小区之内，由于商品房的买卖，很多汉族群众也住进了这些小区，回汉民族出现了混杂居住模式。汉族的大量进入，使得长期居住在纯回族聚居区的回族群体生活感到很不习惯，正如一位回族妇女所讲：“汉族和我们同住一幢楼，每到做饭时，汉族炒大肉（猪肉）的味道就会飘到我们家中，让我们觉得很恶心。”同时，也有汉族表示不能适应回族牛羊肉的腥膻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不能采取强制的民族居住隔离政策将两个民族分离开来，而且在城市住宅区，开发商在卖商品房时也不可能表示某一幢楼只卖给回族，某一幢楼只卖给汉族。另外，在现实的生活中，回族无法改变汉族的饮食习惯，汉族也不能干预回族的饮食和风俗习惯，因此只能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他民族。在这些回民小区内，随着回汉民族交往与互动的频繁，回汉民族之间也日益认识到彼此尊重的重要性。很多汉族为了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大肉，回族也对汉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和风俗表示理解。据一位回族同胞所言：“汉族也是人，也要吃饭，就像汉族不能让我们不吃牛羊肉一样。我们不能让别人只吃素食吧？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力。”
另外，近年随着城市的扩张，进城经商的回族逐渐增多，同时很多第二代汉族移民也在当地开起了餐饮店、杂货铺等。在惠农区的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回汉民族店铺相邻、共同经营、一起打扑克聊天等和谐共处的情况。同时也可以从回汉民族餐饮店直白的命名中折射出回汉民族对民族宗教禁忌的宽容，体现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例如，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与“阿西娅羊羔肉”这一清真餐厅相毗邻的就是汉族餐厅“刘胖子烧肉馆”；与“民族缘”仅有一店之隔的是“小肥猪川菜馆”；等等。因此，在回汉民族混杂居住的民族居住格局中，随着民族之间互动频率的增加，彼此基本上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回汉之间的交往总是在摩擦中不断了解，在理解与宽容中共同生活。
3.民族个体之间交往的频率与范围增大，个体冲突与族群符号挂钩。
城市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促进了社会流动，促进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成员生活区域的交融，这一过程也是不同文化在摩擦中相互了解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化情感不同、民族意识不同，不同民族成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同。园艺镇回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主要为农业，部分回族也经营小商业，因此大多数的园艺镇回族为农民。随着土地的征用，传统的以农为本兼营商牧的生产方式因土地的丧失必然面临转型，大多数回族需要向城市“讨生活”。但是由于生存技能和城市社会资源的有限，很多园艺镇村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40岁以下的尚可找到建筑工一类的体力活，而40岁以上的人大多数只能“赋闲”，依靠政府发放的失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生活。相对而言，汉族移民及其后代在城市中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回族在城市社区中显得较为弱势。行业格局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和当地回族文化素质较低的现状都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改变，因此，进入城市的回族与汉族移民之间产生一些矛盾或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当汉族与回族发生矛盾时，或者回族采取一些不被汉族认可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汉族移民在心理上会出现厌恶回族并排斥回族的情感，进而在其群体心理上产生对回族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例如，在笔者的访谈中，一些矿务局退休工人谈到他们有时会遇到回族小商贩缺斤少两，找他们理论却遭到商贩及其同伙的辱骂或攻击，从而他们总结出回族的特点是“太精明”、“霸道”，并不愿与其交往。这种不断固化的不良情绪产生的结果就是将冲突中的错误全都归罪于回族，把社会不良现象与回族民族形象挂钩。反之，在城市资源配置格局中，汉族由于是最早的城市居民而占有优势，回族会认为自己在城市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源自于汉族。这种因民族个体摩擦而被扩大化为对异民族的不良情感，并固化对他民族的刻板印象，使得两大民族个体的正常交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没有合理的引导机制，将不利于回族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更不利于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民族居住格局逐渐被打破，很多民族聚居区也被多民族混杂居住的新型居住格局所取代。在这样的民族居住格局中，多民族之间的互动将更加频繁，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往更加深入。但是，因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与民族文化的差异等因素常会导致民族个体之间产生冲突，而由此产生的群体心理安全感的丧失和对他者疏离感的增强等问题往往是影响城市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潜在因素。因此，在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占有方面如何调适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衡，提高城市少数民族的生存技能，引导城市多民族社区中不同民族在交往和互动中建立互信，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9－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