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学护法到汉学开山——毛奇龄学说形象递变与近代学术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开山论文,护法论文,学说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1－0097－14 明末清初乃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大变动时代，其时俊彦豪杰之思想与学术因应于时代激变而陡具活力与创造性，涌现出一批因承传统而又自成一格之名家。这些历验世变之名儒，不仅其本身学说承载明清学术思想转型之事实，为中国学术思想演进之结果与见证，更因其本身具有的多重价值而不断引起后代学人关注与层递阐释，形成脱离于其原本时代而归附于阐释者时代的另一种学术思想资源，南源及流，可谓构成这一较长时段中国学术创新、文化发展的大线索与脉络。毛奇龄即为典型案例之一。毛奇龄治学多方，其本身学说皆与当时之学术大走向有关，自然引起学人之注意。晚近学人对于毛奇龄学说之阐释不少，主要从理解毛奇龄学说本身出发兼及毛氏对于清学影响之途径与面相。扼要而论，大多论著对于毛氏学说之理解独重其经学成就，倾向于将毛氏描绘为清代经学或汉学之开山前导。虽有一定文字以为不可忽视其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的立场，又多是在承认其经学路径为主的前提之上①。事实上，这与毛氏本身学术宗旨恰恰相反，而多是后世学人尤其是阮元、焦循以来学人层累叠加的时段认识。前人讲究辨章学术，重在考镜源流，不仅包括寻溯源本，自然也应探知流变。故本文主要不在就毛论毛(即使论及亦只从毛氏学术之自我认识的角度出发)，乃有意将毛氏学说本身认识与后世不同时段、不同人物、不同立场角度之诠释相区分，而又将其视作毛氏学说在不同时段内延续之完整生命。如此，不仅有助厘清毛氏学说之本意及后世认识之演化迁转及其意涵，也可借此显见晚近学术演进之过程、面相及精神，以此勾勒较为完整的学术史图景。 一、王学护法 毛奇龄治学多方，颇涉博杂，除自成一格却多少被学人以“小道”视之的诗词外，经学、理学亦皆具擅场。有意思的是，晚近学人对于毛奇龄学术的认识，却一边倒地倾向其经学成就，甚至将其视为清代经学或汉学之开山，而忽略其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方面的贡献。与后人大不同的是，在毛奇龄本人或同时学人的认识中，阳明心学才是其学术核心，为其一生心血结晶。 毛奇龄在年过古稀的时候，撰写了一篇《自为墓志铭》，近似“盖棺论定”一生事业心迹，其中述及中年时治学转向阳明心学的一大要事。毛氏有关此事的描述极富传奇色彩，引起后来学人质疑真伪②。不过若转换思路，事实上不论此文是否实录，都不影响毛奇龄有意在当时的历史场境下对己学作一最终展示这一真相。 毛奇龄说曾在嵩山藏匿“道士土室中”，不免感慨身世，忆及往事。“少读经，稍长读史，史自唐以后无可问者，而经则六籍皆晦蚀，《易》、《春秋》为尤甚，二千年来谁则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销亡尽矣。惟《毛诗》可记忆者，璅璅作问答，散录成帙，稍不可记忆即已之。且念生平无建立事功，既无可期，而乃德不修，而学不讲。”因而对于早先所作经学考证有青春虚度之叹，彷徨于进学进德何之所宗，不免唏嘘，“假寐而泣”。恍惚间“忽有人告曰：何不之嵩阳问之？”毛答曰：“诺。”不过“仰首四顾，无一人”。原来一切都是梦境。毛奇龄随后在夜半便离开道士土室，借宿于少林僧房。过了月余，经过庙市，见卖书人旁边有一位高笠僧，随手取来一本《大学》叫毛奇龄购买。《大学》寻常书籍而已，毛奇龄问僧人：“是书亦何异，而教鬻之？”僧人答道：“书有异耶，日有恒书不能读，读异耶？”毛奇龄闻之怦然心动，以为梦验。 毛奇龄与僧人深谈，得知僧人“少受学于义州贺凌台先生……凌台授《礼记·大学》(即古本也)”。僧人并娓娓讲论学问之道，谓：“儒者无实学，于今八百年矣。《大学》不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乎，身统心意而该家围天下于其间。北宋祖陈抟之学，高谈性命而略于事为，其敝也近乎忘身。南宋宗程颐之学，就事物以求心性，究之事物无一得，而坐失心性，其敝也过于有身。夫格物者，量本末，本诸身也。致知者，审先后，以身先之也。诚意则辨理欲而明善，以诚其身。正心则验存亡，而心存则身存，心亡则身亡。乃于以修身则凡有裨于心意之学，吾学而修之，有裨于家国天下之学，吾学而修之。此《大学》也。”毛奇龄闻之肃然，受学三日，恍然悟道：“予幼所学为朱熹改本，误以格物穷理为正学首功，遂以研索典籍，详究事物为极事，遇有言心学者，辄唾之。今始知统该于身，觉中有根柢，而外鲜遗落，涉艰履险皆泰然焉。”幡然欲弃去朱子之学，转为阳明心学，学问大有一变之机。 有此前缘，遂有后来之悟。毛奇龄自述，在康熙四年(1665)曾应湖西道施闰章之招，“赴湖西住一年”，讲学于鹭洲书院。恰逢“楚人杨君耻庵从东来，率其徒讲文成之学”。施闰章与其“辨《诗》辨《礼》辨《尚书》，皆不能诎”。毛奇龄“辨而诎之”。施闰章以为杨氏学问空疎，就以朱子之学攻其阳明心学，说：“学在事物，不求之事物而求心性，非空门乎。”杨氏不与之辨。后在午饭之时，施闰章与杨氏道：“子渊不迁怒，何易。昨怒官庖阙供具，责之宜也。今治鱼留乙，而又责之，则迁怒矣。”杨氏答：“若此者可得求之事物否？”毛奇龄“闻之大悟，即下拜。归而惺然，坐通夜，不寐”③。至此，在毛氏的心目中，经学与朱子理学再优，亦不如阳明心性之学直达根本，为本心之学。按照毛奇龄的自述，至此之后遂一变旧学，颇以阳明后进自居。虽当时有人怀疑“高笠僧授受渊源”，提醒他“象山阳明以心性立教，犹然以禅宗目之”，毛奇龄仍旧坚持初衷，颇为一贯。 事实上，若单从崇尚阳明学的角度去看，毛奇龄的自述与坚守，似非故作姿态。毛奇龄在鹭洲书院讲学后三年，便参与了复兴的证人之会。这一集会被认为是当时王学大师讲论心性的盛会。据恰逢其会的王学后进邵廷采记述，大会开始于康熙七年(1668)六月，此时距离刘宗周完节后，证人之会已停举20年。当时“善继述蕺山志事者，亟举学会，复请蕺山高第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前辈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证人之会复兴，吸引当时理学名儒前来论学，“于是余姚黄梨洲、晦木、华亭蒋大鸿、萧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④。 正是在此次集会上，21岁的邵廷采对毛奇龄倾倒不已，认为毛奇龄推崇阳明，是名教护法，以致在30年后学问已有成就之时，仍旧致函欲入其门下求学，以解前缘。邵廷采在信中恳青：“伏惟先生，今世之韩、欧、班、马也，康熙七年六月初吉，望见光颜于古小学。此时蕺山高弟如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先辈咸在讲座，而先生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采时虽无所识知，已私心仪而目注之。迨十三年，避寇入郡，始得先生之文集于重山董先生所。伏读深思，不能名状，但惊其雄博无涯涘，考核精严，诸体具备。历观当今作者，本原之大未有过于先生。先生负当代之望，为名教之主，推崇阳明，排斥异议，后进之十倚一言为太山、北斗。”⑤ 邵廷采入毛奇龄门下之后，却因为所撰《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中涉及嘉靖中叶之后王学流于禅学的说法，引起毛奇龄的严厉驳斥。邵廷采不得不写长信向毛奇龄反复解释：“前所责刘传(即指《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笔者注)依托阳明句，窃自恕指言者末流之失，非及文成也。谓借此阿时干进，无此肺肠矣。‘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谓察识于此而扩充之，直是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之事。俗儒认作石火电光，所以曲议横生；而脚踏两头船者又用调停，以为姑讳此三字。如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揣度毛奇龄之意，似以为刘宗周之学近于朱子而与阳明立异，故对邵廷采鼓吹刘氏之学有所不满。故邵廷采辩道：“蕺山不沿良知而揭慎独，谓独是未发处，不是已发处……蕺山之所谓独，盖即良知本体、道心之微，与朱子殊，不与文成殊。特变异旗帜、改换名目，以新号令、作士气耳……文成恐学者支离于学问，蕺山恐学者荒忽于灵明：兴衰起坠，同一苦心。其相羽翼于孔、孟之门，后先固一也。”⑥邵廷采还在答李塨的信中道及此事，谓：“学术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过。阳明之后，惟钱绪山、邹东郭、欧阳南野能守师传，再传弥失。如李贽之狂僻，亦自附于王学。而斯时密云、湛然，宗教炽行，高明罔知裁正，辄混儒、佛为一，托于‘四无’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后，不肯称说良知，是实因衰激极、补偏起废之道，正可谓之王门功臣，未尝相左。故愚于《蕺山传》端有‘嘉靖中叶以后，禅学毒天下，大旨依托阳明’三语，谓是当时实录。西河师颇不然其言。吾兄宽中精学，敢以为商。取鄙述姚江书院传记推崇阳明者，前后覆勘，意旨殊绝否？”⑦ 从邵廷采的信中文字不难看出毛奇龄卫护阳明心学之意极切，而作为受斥责的弟子一方，邵廷采虽对毛奇龄之学亦有一定看法，却仍旧承认毛氏为王门心学大师。其言曰：“昔郑端简成《吾学编》而尊王；茅鹿门，文士也，知尊王。此两人皆非专于讲学。至泾阳始大兴讲学，天下之正人相遇类聚矣，而持说乃与阳明贰。然同时如邹南皋、冯少墟、高景逸，皆不左阳明。刘蕺山虽不言良知，然补偏救弊，阳明之学实得蕺山益彰。本朝大儒如孙征君、汤潜庵，皆勤勤阳明。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议朱学为先生病。窃见先生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阳明一原无间之学，以开示后觉。浅识之徒拘于旧而未能入，又佐以时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为左朱右王者有矣。”如此，若能反复推阐师说，得以明辨正学，“则王门见知闻知之任，非吾师谁属”？ 邵廷采虽然极为尊师，钦佩毛奇龄卫护阳明心学之举，更重毛氏能发明阳明心学，却是对于“师门无所阿好”，尤其从学不可有门户的角度对于毛奇龄立王学却斥朱子学之举有所保留。邵在答复毛奇龄质疑的信中，便说：“天下有千万人訾誉，不足轻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议阳明及东莞陈建之异帜是也。”同样道理，邵也主张：“学阳明者毋反而议朱。朱之人固太山乔岳，而朱之学固曾子、子夏也。至《纲目》一书，则直继《春秋》而惧乱贼，阳明子所未暇作也。”⑧邵廷采在答李塨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谓：“阳明之所云致知者，摄于约礼之内，始学即审端一贯；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于博文之中，铢铢而称，两两而积，其后乃豁然贯通焉。此同归中有殊途之别。世之学者不究其同归，而喜摘其殊途，所以从朱从陆，杳无定见，去圣愈远，毕累世而不能相合也。”故“攻王以卫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⑨。后世学人多从毛奇龄攻朱子学的角度，认定毛奇龄旨在树立汉学之帜，多少是后来之见，失却毛氏阳明学之立场。 毛奇龄论学鲜明，在明史馆中曾与人争论阳明是否圣学，颇能见其宗旨。毛奇龄曾为《明史》纂修官，参与修撰《明史》，康熙二十年(1681)同馆官张烈极力倡言阳明学并非道学，撰《王学质疑》。卫护王学心切的毛奇龄“颇争之”，说道学乃是异学，当然不宜有阳明，然而“阳明故儒也”⑩。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明史馆“道学传”之争十数年后，毛奇龄又撰《折客辨学文》，回护阳明心学，辨析朱、王异同，又牵及此事而叙述转为详尽，更见其宗旨一贯。毛称：“往在史馆时，同官尤悔庵题得《王文成传》，总裁恶传中多讲学语，驳令删去。同官张武承(张烈，字武承，笔者注)遂希意极诋阳明。”即指前事。 毛问张烈何故诋及阳明。张烈答曰：“知行合一，圣人之学乎？”大体指圣人知归知、行归行，无知行合一之说者。毛辩称“知行合一有二说，皆紫阳之言”，只是朱熹论说中“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断港绝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阳明之言不合紫阳，紫阳之言不自合也”。故称“紫阳不自践其言，而文成践之”，进而宣称“旧儒论王学皆谓与朱学不合，而独予则倡之曰知行合一实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践其言，而王子践之”，是王阳明更进朱子一步。 因而，毛奇龄自然强调阳明在圣学传承统系中之地位，称：“道学统宗，则自余干、新会而后，凡海门周氏、浮峰张氏诸学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统。即崇祯末东林学长如念台刘公所在讲学，立圣学统谱，以周、程、张、朱、工五子相禅，但录朱子晚年定论于谱中，以示合一。即国朝学儒如容城孙钟元、上蔡张沭辈，纂《圣学宗传》、《道一录》诸书，其说亦然。然则王学之在天壤，昭昭如此……不足摇惑。”故庄重宣告，天下以王学为异学者，“愿子之且休也”(11)。 必须注意的是，毛奇龄虽说朱、王宗旨一致，五子相承，却也一面强调王述朱而能落实，一面称朱子晚年才能入道。也便归结一处，与阳明心性论一致方可谓圣学。而且说“道学是非已定”，是非之权衡正在阳明致良知论。毛奇龄《辨圣学非道学文》实已将濂洛关闽一律打入二氏之学，即所称：“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至北宋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与程颢兄弟师之，遂纂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诸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12) 毛奇龄运博学善辨之才，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事，虽未必真符道学流传事实，却极见其心思，正可与其《自为墓志铭》相印证。在当时纠正王学末流之弊的大风气下，更能显见其卫护王学之心是多么地坦坦然，称之为清初王学护法应不为过。 对于这一点，当时学人实能体会。其时士林与官场的领袖人物李天馥，品评毛奇龄有不可及者三，其一便是“其理学，则予固未能窥其涯也”(13)。稍后《四库总目》的作者也能探其底蕴，谓：“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14)称毛氏《中庸说》，“皆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15)。同为浙东学人的章学诚，从考镜源流的角度论及浙东学人与学术，指出：“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唯独“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16)。 正如邵廷采所言，毛奇龄发明阳明心学颇有贡献，可为阳明功臣，名教之主，而门户之见亦极深，阐王而必诉之斥朱，虽有其苦心，而终究不免贻人口舌，反致后人忽视其王学阐说本身，而将眼光专注于其经学论说。 二、经学之蠹 毛奇龄论学虽以阳明心性为根本归宿，却又与偏向静坐体悟者迥异其趣。不仅不废读书，而且对于经学不惜心力，又挟诘辨之才，不免让不少同时学人震慑其中。一度问《乐》于毛奇龄的李塨曾说：“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说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是焉。”(17)同时也引起学人辨析，乾隆时期大师宿儒对于毛氏经学皆极为保留，与嘉道以后学人将其视为汉学开山迥然不同。 经学、理学、词章，本为学问应有之义，而人力不能兼，往往分别而言，毛奇龄与当时学风一致，亦复如此(18)。前引毛氏《自为墓志铭》，言及与宗尚心学的杨耻庵论学时，以经学之能辨而诎之，却又最终折服于其心性之论，为一显例。更能说明此意的是：毛奇龄对学术宗主王阳明，既能尊其得圣贤真传之心学，又毫不避讳其非论古考据之经儒(19)。不过，经学与义理虽可分别而言，终究难以截然划一。毛奇龄经学取径，便似有得于阳明《大学》古本之教，扫去汉、宋儒者纷繁之解说，以经解经。正是这一点，实很难将其归宿于所谓汉学，而离开其理学立场，也将难以理解毛氏经学(20)。 毛奇龄尝为朱彝尊名著《经义考》撰序，解释“汉后说经之文”皆为经义，却又与朱氏大唱反调，称：“独是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显然，从毛奇龄之学术视角出发，“经考”应远重于“经义考”，不论“经义”是出自汉人、唐人或宋人。因为，自秦焚书之后，“诸儒之说经者，遂纷纷焉”。也即经义层累加繁，却似治丝益棼，求经义而与之距离越远。故毛氏强调，“必以此经质彼经”作为治经之最高标准，至“两无可解”后，才要“旁及儒说，然且儒说之中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而所谓取汉与取宋之标准，与后世汉、宋学的立场无关，主要也从以经解经的角度出发，看其与经之关系以作定夺。毛奇龄的解释是：“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宋人则不然。宋人多引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说，而谓：“书可信乎？吾所信者义而已”，“第先立一义，而使诸经之为说者悉以就，义合则是，不合即非，是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21)。 毛奇龄大刀阔斧地削断汉、宋经义，直指本经，以经解经，虽具明显替代宋儒经义立场，却难说其具备汉学立场。当时人更能体会此意。李天馥尝赞毛奇龄“读书务精核，自九经、四子、六艺诸大文外，旁及礼乐、钟吕诸琐屑事，皆极其根柢，而贯其枝叶，偶一论及，辄能使汉、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22)。大有凌驾汉、宋学人之意，何尝有为汉人作孝子贤弟之心。故而，毛奇龄在治《易》经时，可以破除宋说，借用汉儒之论，而撰《庙制折衷》时则又“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23)。若从后世汉、宋眼光倒看毛氏之学，简直扞格不通，而在毛奇龄本身却可安之若素。故四库馆臣称：“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24)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真可为毛奇龄经说写照。 自然，毛奇龄以经解经的治经方式有其立场，其经说亦指向宋人，谓宋儒先立一义以解经，与其义合则取，不合则弃。毛氏这一以经解经的论说，立意确高，当然也并非毛氏孤明先发，宋儒如朱子何尝无此意。只是落实难于言说，毛奇龄如何证实自己所解经义比汉宋儒者更符圣人原意，而非《六经》注我另成后见，以免转将讥宋人之诮加诸己身，便成一大问题。事实是，对于毛奇龄经说的质疑，从始至终一直存在。据说，毛奇龄尝与阎若璩辨地理，阎若璩讥其语多穿凿，“太息曰：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25)。章学诚论“浙东学术”，说毛奇龄治经门户之见太深，大不同于有宗主而无门户的顾炎武、黄宗羲，致使“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其中“浙东人”，应指全祖望。 全祖望学出黄宗羲，以王学为宗主，而无门户之见，却对同宗阳明学的毛奇龄出奇严厉。全断言曰：“百年以来，论古之荒谬者，萧山毛氏为尤。毛氏之论，说经为尤。诸经之中，《易》为尤。”(26)又不惜违背史例，取“毛氏之丑态劣行，不惜铺张数千言，唯恐言之不尽”，撰成《萧山毛检讨别传》(27)。诚如章太炎所说，全祖望对于毛奇龄的批评不尽关乎学问，乃是激于毛奇龄“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借学术以谴诃之，其言特有为发也”(28)。只是，所谓“借学术”，正因毛奇龄经说确可授人以柄。全祖望披览《西河集》，原原本本列举毛氏学说荒谬处，总为九类：“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证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之后各附以实例，显见全氏之言并非空穴来风。全祖望极力驳斥毛奇龄学说荒谬的同时，亦承认“西河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几，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无疑也”。可惜“以狡狯行其暴横，虽未尝无发明可采者，而败阙繁多，得罪圣教”(29)。 “以狡狯行其暴横”，大体即指毛奇龄治学先存主观，以博学证成己说，实非虚心涵泳以得经意。古人教后辈读书治学，首重心虚，即不以今人之腹揣度古人之情，必辗转委屈迁就古人立说行事之苦心，方可免于意见，得其所在。全祖望对于毛氏学说之评断，若不论其正人心、辨道义、争节气之意，单从学问自身出发，根据当在此处。 阎、全之论，并非空谷足音。惠栋尝商量“本朝经学”，即称：“萧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30)所谓“非汉非宋”，确符毛奇龄自处。至于“思而不学”，看似与毛奇龄博学不符，却正是理解惠氏之意的吃紧处。惠栋奉为兼蓄汉宋长处的畏友沈彤，评毛之《古文尚书冤词》，道：“毛之学虽多，而识则寡。吾谓非惟不足以洒冤，且反足为辨伪者之口实矣。”(31)所谓“学多识寡”，正与“思而不学”相对，可谓思不正则无以为学。戴震说此意极显白：“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远如郑渔仲，近如毛大可，只贼经害道而已矣。”(32)一举将毛奇龄治经成见在先，虽博及群书，引证浩繁，眩人耳目，实则多是自出意见之意点透。若以聪明之见，由意见而高下载籍，则与经史原本无涉，不仅非以经证经，倒是近于《六经》注我了。 乾隆时期，清廷主持开四库馆编撰《四库全书》，收入毛奇龄著作甚众，却未必代表馆臣对毛奇龄经学之好感。纪昀作为馆臣领袖，就与戴震对于毛奇龄的看法一致。纪昀曾说：“东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于诸家无所偏主。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故于等韵之学，以孙炎反切为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不管事实是孙炎以前百年入华之梵书内已有“十四字贯一切音”，戴震“仍讳而不言，务伸己说”。因而评戴震“类西河毛氏之所为”，乃“通人之一蔽”(33)。 虽然，馆臣对毛奇龄“以经解经”之长处亦能理解，称：“奇龄长于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春秋属辞比事记》“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余。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34)。对于毛氏牵强附会处与存名物训诂处亦能平情而论，称《仲氏易》“其言甚辨。虽不免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于冥心臆测者也”(35)。又称《尚书广听录》“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于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于经义亦有所补也”(36)。正是基于此平情之分别，始可称：“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37) 只是，馆臣对于毛氏经说谬误处，更是辨析入微。所谓存其名物训诂、申明汉儒之学，实大有保留。如称《昬礼辨证》“力诋《三礼》经文”，“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38)。论其《学校问》，则曰：“殊为牵合混淆。”(39)辨《续诗传鸟名》，谓：“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只是反观名物训诂，“恃其博辨，往往于《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于疎舛”，“虽王安石之字说，不穿凿至此矣”(40)。如论其《庙制折衷》，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于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于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于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余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于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辩也。”论其《明堂问》，也称：“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41)则已显然指出毛奇龄轻议之前儒，不仅朱熹，更有郑玄。 诚如《诗札》提要所言：“奇龄学本渊博，名物诂训，颇有所长，必尽废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韩异义，齐鲁殊文，汉代专门已不限以一说。兼收并蓄，固亦说经家所旁采矣。”(42)提要虽非出于一人之手，而于毛奇龄之观感，则大体可相通。或许大部分馆臣于毛奇龄学说之态度，只在其可备一说而已。故称“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辩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惟奇龄才辩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43)。如《古今通韵》虽谬，然“援据浩博，颇有足资考证者，存备一家之学，亦无不可”。故虽“已黜而终存之焉”(44)。 从最为根本的治学入门途辙出发，毛奇龄更是与乾嘉学人迥异。今人所谓乾嘉考据学，虽为后认，而之所以可如此指称，便因为乾嘉学人实具备相当一致的治经轨辙。简单说来，即从音韵入手。有清之经学、理学、史学各具风格，而其成绩实未必可突过前古，惟独小学一门可独树一帜，超越历代前儒，可谓清学之根脉，也即其底色。至于清代小学之所以能立学开基，根本缘于顾炎武以来之学人不仅能发明古音，也能证断演变，使音与形、义相贯通，故音韵学实为清学根柢之奠基。 可是，毛奇龄音韵取径与乾嘉学人奉为古音前导之顾炎武截然立异，而与南宋叶韵一流同道。钱大昕尝深入剖析道：“音之转必清浊舒敛同位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风马牛不相及也。顾亭林论古音分部最有伦理，而毛大可妄为通韵之说以攻之。夫使韵而可通，则亦不必言韵矣。即以东钟一类言之，东冬江也，阳庚也，清青也，蒸也，顾氏析为四类，而毛通为一部，既泛滥而不可训矣。”(45)又道：“顾氏谓一字止有一音，于古人异读者，辄指为方音，固未免千虑之一失。而于古音之正者，斟酌允当。其论入声，尤中肯綮，后有作者，总莫出其范围。若毛奇龄辈，不知而作，哓哓謷謷，置勿与辩可也。”(46)四库馆臣也追究“其病在不以古音求古音，而执今韵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随世变，而一概比而合之。故征引愈博，异同愈出，不得不多设条例以该之。迨至条例弥多，矛盾弥甚，遂不得不遁辞自解，而叶之一说生矣”(47)。顾炎武《诗本音》于音韵学上之进展，本使“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而“若毛奇龄之逞博争胜”(48)，恰使“叶之一说”又生矣。 显然，乾隆时期的大儒，虽比毛奇龄同辈学人更关注其经学而非理学，却毫无将其引为前导渊源之意，且更多视其为贼经害道的经学之蠹。 三、汉学开山 嘉庆时期，对于毛奇龄学说之认识，虽然承续乾隆学人之见，继续落实于经学，对其看法却是发生天翻地覆式的根本变化。阮元作为新一期的士林领袖之一，大力推重毛奇龄，尊其为清代经学或汉学开始之臣，引起士林极大反响。 推重毛奇龄，并非出自阮元一人之意。阮元与毛奇龄之学确有渊源。据其自述，“幼学《易》，心疑先、后天诸图之说。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图洛书原舛篇》读之，豁然得其源委”(49)。而与阮元关系密切的焦循，应是此事背后推手。 焦循撰有《读书三十二赞》，历述“本朝”名著三十二部，毛奇龄引起后世极大争议的《圣门释非录》赫然在列。焦循承认：“西河谔谔，讥者有人。”却说：“我独好之，有功圣门。”(50)孤往之意甚明。嘉庆元年(1796)，阮元督学浙江。其时，陆成栋家藏《西河全集》准备刻板，遂向阮元索序。阮元此序实由焦循代作(51)。焦循在此序中借题发挥，不仅为毛奇龄翻全祖望之案，而且大张旗鼓推重毛氏之学，在清代第一次推尊毛奇龄为清学开始之功臣。 焦循反驳全祖望道：“萧山毛检讨，以鸿博儒臣，著书四百余卷，后之儒者或议之。议之者，以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有不合也。余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矣……至于引证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恐后人欲订其误，毕生不能也。” 又正名道：“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僿，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月出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辩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洛》在胡月出明之先，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证尤博，至于古文诗词，后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检讨犹不欲以留于世，则其长同不可以一端尽矣。”直将毛奇龄推为清代经学开始之学人。又推荐士人“人蓄一编，以教子弟，所藉以兴起者，较之研求注疏，其取径为尤捷”(52)。可谓一反惠栋、戴震称毛奇龄“思而不学”、“贼经害道”之教。 阮元应与焦循意见相近，乐见毛奇龄学说扩张之势。阮元曾说：“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书籍，予作序推重之，坊间多流传者。”(53)焦循代撰序文也应符合阮元之意。嘉庆三年(1798)，阮元集合众家，编撰成《两浙輶轩录》，论及毛奇龄，亦极力称：“奇龄所自负者独在经学。其解经多与宋儒枘凿，平生持论，喜事功厌空谈，素称东汉人行谊，谓足见人真性情。学士守成，见者往往闻而惊之。然奇龄于九经、四子、六艺旁及礼乐、经曲、律吕诸事，皆能竭根底而贯其枝叶，非苟然者。”“西河先生，经术湛深为一代著作巨手，萧山、秀水并峙浙东西。”(54) 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担任国史馆总纂，撰修《国史儒林文苑传》。焦循向阮元进言道：“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盖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或亦有经训，是必权其重轻，如量而授。窃谓黄梨洲宗羲、毛大可奇龄、全椒山祖望诗文富矣，而学实冠乎文。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英、汪钝翁琬非不说经，而文究优于学。”论及毛奇龄实一反朱筠称毛文过于学之论(55)。焦循又强调：“儒林以经，文苑以文”，其中“或有小节不拘而文学实堪入选，则瑕瑜并见，互不容没”，“毛奇龄好为侮谩之词，全椒山恶之，并诋毁其经学。窃谓学不可诬，疵不必讳，述其学，兼著其疵可也，不当因其疵而遂没其学也”(56)。其中论说，延续《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之意。阮元接受了焦循的建议。嘉庆十七年(1812)，阮元调任漕运总督(57)，因将所撰《儒林文苑传稿》交出，毛奇龄传在《儒林传》内。传语强调毛奇龄清代经学的开山地位，大体意思与焦循所撰《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国史儒林文苑传议》一致，或亦出自焦循之手。 《国史儒林传》毛奇龄传语，完全采自他人文集传记，符合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双注各句之下，以记来历，不敢杜撰一字。”(58)虽看似毫无主观，却从材料之取舍、落笔之轻重缓急上极见意思。此传最为核心的论断，文中注明出自《四库全书总目》，称毛“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托于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篇》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59)。 比照《四库全书总目》原文，毛奇龄传语将贬词“其间虽不免有强词漫衍，以博济辨之处”删去(60)。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毛奇龄传语原出于《易小帖》提要，实以一书之提要总括六书。而如本文第二章所言，有关毛奇龄经学诸书之提要，馆臣实多驳斥之语，传语仅取《易小帖》一书中之好评，其他一概置之不理。更不论诸如《四书索解》提要所称毛氏“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汉晋以来儒家，无此体例也”。诸如此类，不可不谓与焦循所定“疵不必讳”之例大相径庭，也与所引四库提要之原意迥异其趣。 毛奇龄传语的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相关载籍，主旨乃在凸显毛奇龄清代经学前导之地位。故传语仅引《绍兴府志》称毛氏“所自负在经学”，而不追究毛氏之自我论断，对于毛氏之学的核心体系——阳明心性之学——一笔抹去。这与焦循、阮元所引重的《四库全书总目》不同。提要虽看重毛氏经学，却更能体会毛氏学说与刘宗周、王阳明的关系。《大学知本图说》提要便揭明：“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61)《中庸说》提要也称：“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于考证，至于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62) 有意思的是，若仅从学术标准高下取舍着眼，毛奇龄之经学实不堪焦循之望。《湖海文传》收录焦循一文，名《与某论汉儒品行书》。文曰：“自南宋空衍理性，而汉儒训故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攻击肆情，门户遂立。在前若杨升庵，在后若毛大可，其视宋儒有不异寇雠敌国之比者，此实其根柢浅陋，大体未明耳。”大体未明、根柢浅陋之人，如何堪配清代经学开山之尊名？如此这番推重毛奇龄，可谓孤往独绝。此文未收于焦循《雕菰集》，或亦因其与平时鼓吹迥异乎？ 细味焦循文意，似以为若剔除毛奇龄攻宋之弊，真得“以经解经”之大体，可为清人治经开辟一大途径。焦循在此文中强调：“儒者所奉孔子也”，孔门虽分四科，“而止于二端，曰言、曰行而已。六经者，言也，后世诸儒解其言者也。秦人之语，秦人能解之，汾雒之人或半解之，滇黔闽粤之间则茫然不知所谓矣。六经如秦，汉儒如汾雒，宋儒如滇黔闽粤。今欲通秦人之言，问之汾雒乎，问之滇黔闽粤乎。虽然汾雒非秦人也，故说经之法，必以经文为之主，而以汉儒为之辅，以通乎六经之言”(63)。这显然有取于毛奇龄“必以此经质彼经”，“旁及儒说”，“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这一以经解经的取径。 而如此苦心孤诣，一意推尊，重此治经取径，与当时经学之风气密切相关。此举大体有两层深意：一在重述空言性理之不当，一在箴贬汉学泥古之弊。了解此意，也才能更好理解阮元、焦循之苦心。 阮元曾回顾己学根本，谓：“余之学多在训诂，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贤儒自命。故《论仁论》、《性命古训》皆不过训诂而已。塔性之说，本应载入《性命古训》之后，嫌其取譬少入于谐。然由晋人清谈转入翻译佛典，又转入唐人之复性，实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彻。”(64)江藩《书阮芸台尚书性命古训后》揭明其旨曰：“宋儒性命之学，自谓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实本李翱《复性书》，以虚无为指归，乃佛氏之圆觉，不援墨而自入于墨矣。其谓反求之六经者，不式古训，独骋知识，亦我用我法而已，与陆子静六经为我注脚之言，何以异乎？”(65)这与焦循称宋儒治经如滇黔闽粤解秦人语一般。故焦循、阮元于此颇为同道，称“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在这一层面对其加以推尊。应注意的是，这并非如后人所说乃汉学立场。焦循强调“非以求胜宋人”，“宋人若茂叔、伊川、考亭、象山诸君子。立忠孝之准，画利义之辨，去欲存诚，黜浮崇实，所以翊孔子之教，而为万古躬行实践之则，经训虽疏，何损大节。不用其言，而并黜其行，其在圣门，蟊矣贼矣”。 焦循与阮元有所区别的是，焦更重视后一意。焦循在《与某论汉儒品行书》中说：“近年以来，循方勘破此旨，时以衾景之间，不能无愧。惟恐责循者，持以诃之，以为徒汉学之躯壳，不能体圣贤立教之心，则是时将无地白容，求死莫获。”(66)徒有汉学躯壳，而不能体会圣贤之心，正是焦循对于当时汉学取径之反省。其中意思，反复见于焦循论学文字中。嘉庆二年(1798)，王引之将《经义述闻》中数篇文字寄于焦循，焦循回函道：“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辞。”(67)嘉庆十年(1805)，焦循再次致函王引之，更是明白道明：“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书，循最不满之。大约其学拘于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经。”(68) 其《述难》一文称：“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69)事实上却非真得汉学精神。焦循谓：“何休墨守《公羊》，康成发之，非恶《公羊》也，恶墨守也。西汉儒者各师其师，牢不可破，康成识孔子无固无我之旨，故卢牟百家，前此拘执之陋是而通。许叔重亦然。《六经》之学至是而明。”而真经学皆如此，如“朱考亭汇集群言，衷以己见，其说经之旨，与康成同。余尝细核其《诗经集传》，训诂大半多本传笺，或用孔疏，其自为说者，必毛郑之义真不可通，非漫然也。至《仪礼通解》，多沿郑说，不执己，亦不因人，汉之康成如是，宋之考亭亦如是”，为治学之真精神。故曰：“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元论元，自明论明，抑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血气临之，斯可也。”(70) 阮元、焦循极力抬升毛奇龄在清代经学统系中的地位，确实扩张了毛奇龄学说之影响。诸如《文献征存录》大体转述阮、焦之言曰：“奇龄著述时有可疵，然不失依据，后起者皆用其法，崇尚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则奇龄为有功于经义矣。”(71)不过也引起极大负面反应。 直接的批评，主要源于《儒林传》。翁方纲对于《儒林传》拟收毛奇龄反不收朱彝尊极不满，语带讥诮，称毛“著书五百卷，其中说经者亦有数种，固当入儒林”，而“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岂不视毛之数种更有益乎”。又道：“毛奇龄全书五百卷，开首一卷是《舜典补亡》，乃其最末一卷是卖唱之打花鼓儿曲”，“学者但见其全书五百卷之富，而不省记其末卷是打花鼓儿之卖唱曲子，此则竹垞与西河一在儒林，而一删之可乎。”(72)宋翔凤则在回复臧庸为臧琳争入《儒林传》信中直言：“萧山毛奇龄，与闽学为难，侮嫚奊诟，其言粪土，闻且入于儒林，则儒林又何足为美乎。”(73)翁、宋显然以为毛奇龄尚远不配入儒林，更无论尊为清学开山。 阮元离馆后上呈《儒林传》稿，国史馆总裁随即将毛奇龄撤出《儒林传》，从一定角度说明阮元、焦循提升毛奇龄经学地位仍有孤往之意。这在阮元、焦循友人的反应中也可探知。 凌廷堪为阮元好友，曾向翁方纲称道阮元“学问识解，俱臻极诣，不独廷堪瞠乎其后，即方之容甫、郑堂，亦未易轩轾也”(74)。阮元曾将《论语论仁论》寄给凌廷堪指正，凌廷堪在回信中虽然说：“萧山之著述等身，惟此书最为简要可宝也。”(75)却未必为定论。凌廷堪《好恶说》中便说：“萧山攻新安，但举贺凌台之《绪语》，皆入主出奴余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76)《与胡敬仲书》又道：“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呵，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77) 与阮元、焦循关系更近的江藩，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附以《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在这部刻于阮元幕府的《经义目录》中，江藩在《易》类中，罗列了胡渭、惠士奇、惠栋、洪榜、张惠言、顾炎武诸家的论著，惟独对于毛奇龄一书不录。且指出：“惟毛奇龄《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四书，皆宗旧旨，不杂芜词；但以变易、交易为伏羲之《易》，反易、对易之外，义增移易为文王、周公之《易》；牵合附会，不顾义理，务求词胜而已。”(78)江之见解与惠栋一致，而显然针对阮元、焦循称毛氏“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发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汉学师承记》还附录汪喜孙《汉学师承记跋》。汪氏在《跋》中便道：“若夫矫诬之学，震惊耳目，举世沿习，罔识其非……毛西河肆意讥弹，譬如秦、楚之无道……恶莠乱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79)“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自然不无所指。 阮元、焦循苦心孤诣鼓吹毛奇龄经学，甚少获得同道欣赞，而收获之最大反响，却是来自论敌之攻诋。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主要针对对象即是尊毛奇龄为清代经学开山的阮元，故极为有的放矢地“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毛奇龄(80)。因为方东树此书名直命为“汉学商兑”，所谓首溯其源头毛奇龄，很容易让人联想毛奇龄即是清代汉学之开山。 一定程度上，这恰从反向肯定阮、焦之主张，也因此造成毛奇龄学术形象之另一变，即由经学开始之功臣转为汉学之前导开山。正如前文所述，若联系阮、焦之学术旨趣，可知其人重视毛奇龄，实乃欣赏毛氏以经解经之治学眼光。这与焦循有意纠正当时学界流行之汉学研究中惟汉是从之弊大有关系。故主张以经还经，以汉还汉，以宋还宋，实具通透的历史眼光，而无胶固的门户之见，自然并非主张后世眼光中汉学这一单一的治经主张。 方东树无意为汉学打广告，甚至也无心强化汉宋门户，而客观上却是树立起了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感。这一感觉，在商兑毛奇龄时极为明显。方东树论及毛奇龄，主要落实于其攻诋宋儒处，尤其是辨道学非圣学一文。方氏道：“向来疑宋儒者，讥其堕禅。此独诬其篡道，虽焦竑、杨慎辈，极力诋毁，皆未有若是之坚僻者。”(81)也就是说，方东树从反向的角度树立了毛奇龄的汉学开山位置，那么方氏攻诋毛奇龄出于阳明学立场辨析道学与圣学关系的文字，便又极易转为由汉学立场攻击宋学之举。《汉学商兑》影响后世学术极大，而这一论述，不仅影响后人追溯汉学开山的事实，更是让后人多从反宋立场的角度去看汉学。 桐城后进最为推扬此说。刘开谓：“自明季及乎国初，学病空疎，士渐舍宋而趋汉矣。由是顾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阎若璩论程朱而不敢讥议，朱彝尊则微辞窃诋以扬其波，毛奇龄则肆言力攻以煽其焰。”(82)方宗诚亦曰：“通经博古之士，搜奇索赜，争以著述名于时，然多濡染西河毛氏之习，好攻诋程朱，排屏义理之学。虽其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韵之间，亦多有补前贤所未逮者，而逐末忘本，搜寻微文碎义，而昧于道德性命之大原，略于经纶匡济之实用，号为经学，而于圣人作经明道立教之旨反晦焉。”(83) 而此意在晚近学人的经学史叙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皮锡瑞述及清代经学历史，虽说：“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却也强调：“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84)刘师培承其后。刘氏在拟撰《近儒学案》中设《西河学案》，并谓：“明季之时，颜李之学振于北方，以实用为归，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两河毛氏，亦排斥考亭，作《圣门释非录》诸书，为汉学家之首倡。”(85)而显然以破宋为汉学立场，故称：“萧山毛氏，黜宋宗汉，于五经咸有撰述。”(86)又谓：“有毛奇龄《四书改错》，而后宋儒释《论》、《孟》之书，失其倚傍。”“至胡、毛诸儒之书出，而无稽之说，扫除廓清”(87)傅斯年亦谓：“汉学家掊击宋儒始于毛奇龄。”(88)支伟成拟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时，曾于“先导大师”一门列毛奇龄，因章太炎以为：“毛奇龄诋朱有余，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89)，而最终删去。却也显示这一论说方向本身极具市场。 而此类叙述的影响之大，使得差不多同时学人体察毛奇龄学说理学立场的敏锐论述，显得暗淡而不引人注目。诸如：章太炎虽斥毛奇龄为文士，非经生，亦说明其与理学之关系，谓：“汉土有西河，日本有茂卿、息轩诸子，名为反对宋儒，其所得实与宋儒无异。”(90)钱锺书方少年时，代父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指出：“西河生产浙中，姚江之学，故为乡献，其全书屡推良知为入圣阶梯。所作《折客辨学文》，以为知行合一，亦发于朱子《中庸注》，特朱子不能践而王践之，几乎晚年定论之说。”(91)至20世纪80年代，杨向奎撰《清儒学案新编》，便充分注意到：“奇龄虽以经学自负，而生当明清之际，朴学未兴，理学方炽，非王则朱，奇龄于此遂多所论述，而所言多中肯系，在当时学者中造诣独深。虽然博杂不纯，一如其他著作，但能区别心、物、知、行，于朱王之学非皮相者。”(92) 其实，若剔去毫无心得的跟风之说，如此这般的与其时学术发展有关的阐说，倒是让毛奇龄学说似乎脱离其本身而获得另外一种生命，参与着后世学术不断演进的历史，共同组成越来越完整的学术史图景。 *收稿日期：2013—08—03 注释： ①前者主要有：陈祖武《毛奇龄与清初经学》(见《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后者主要有：杨向奎《毛奇龄西河学案》(见《清儒学案新编》(一)，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另外，周怀文的《毛奇龄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一定程度上交代了清代以来学人对于毛氏学说不同认识的线索。 ②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指出毛奇龄转向王学乃源于施闰章，而泯其痕迹，假托于高笠僧。见全祖望著，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5—989页。《四库全书总目》之《四书索解》提要也称：“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页。 ③毛奇龄：《自为基志铭》，《西河集》卷10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25页。 ④邵廷采：《东池董无休先生传》，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⑤邵廷采：《谒毛西河先生书》，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第309页。 ⑥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第310页。 ⑦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第316页。 ⑧邵廷采：《候毛西河先生书》，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第312—313页。 ⑨邵廷采：《答蠡县李恕谷书》，祝鸿杰点校：《思复堂文集》，第315—316页。 ⑩毛奇龄：《辨圣学非道学文》，《西河集》卷1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321页。 (11)毛奇龄：《折客辨学文》，《西河集》卷1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308页。 (12)毛奇龄：《辨圣学非道学文》，《西河集》卷1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321页。 (13)毛奇龄：《自为墓志铭》，《西河集》卷10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125页。 (1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大学知本图说》提要，第315页。 (1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中庸说》提要，第316页。 (16)章学诚：《浙东学术》，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页。 (1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3《经问》提要，第276页。 (18)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顾炎武名言“古之经学即理学”，即反映当时经学、理学之区分。其他例子不甚枚举，此处不赘述。 (19)胡绍安曾求教于毛奇龄，因“《宋史·儒林传》载王柏之言，谓今三百篇非夫子三百篇也，夫子之诗既毁于秦火矣，汉儒传夫子之诗而不全见，见前时所传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而未尽灭者，遂取以补亡，而世不辨其非也。其后金仁山祖述其说，即明王阳明、茅鹿门辈亦传道之”。对于阳明亦以为朱子之言不谬，而追问毛奇龄“朱子以郑卫诗皆淫奔”与小序究竟谁是谁非。毛奇龄辨之甚详，一如往常地以为朱子大谬，至于阳明与朱子同谬处，毛奇龄则解释道：“阳明、鹿门究非经儒，故为其所惑。”毛奇龄：《经问》卷1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有关毛奇龄经学与发挥阳明学的关系因主题缘故，详另文。 (21)毛奇龄：《经义考序》，《西河集》卷5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453页。 (22)毛奇龄：《自为墓志铭》，《西河集》卷1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136页。 (2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5《庙制折衷》提要、《明堂问》提要第204—205页。 (2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73《西河文集》提要，第1524页。 (25)陈康祺著，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页。 (26)全祖望：《题仲氏易》，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271页。 (27)严元照：《萧山毛检讨别传》评语，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89页。 (28)章太炎：《别录甲》，朱维铮编校：《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2页。全祖望《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称：“检讨不过避祸，遂尽忘平日感恩知已之旧，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为，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节，夫负君弃国，与夫背师卖友，本出一致。检讨之心术尽于斯文，检讨之生平尽于斯文。”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432页。 (29)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85—989页。 (30)惠栋：《本朝经学》，《九曜斋笔记》卷2，聚学轩丛书本。 (31)沈彤：《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一》，《果堂集》卷1，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579页。 (32)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8页。 (33)纪昀：《与余存吾太史书》，《纪文达公遗集》之文集卷12，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 (3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9《春秋属辞比事记》提要，第238页。 (3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6《仲氏易》提要，第37页。 (36)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2《尚书广听录》提要，第103页。 (3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小帖》提要，第38页。 (3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5《昬礼辨证》提要，第203—204页。 (3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5《学校问》提要，第204页。 (4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6《续诗传鸟名》提要，第133页。 (4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5《庙制折衷》提要、《明堂问》提要，第204—205页。 (4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6《诗札》提要，第132页。 (4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2《古文尚书冤词》提要，第102页。 (4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42《古今通韵》提要，第368页。 (45)钱大昕：《答严久能书》，吴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47页。 (46)钱大昕：《答问十二》，吴友仁点校：《潜研堂集》，第235页。 (47)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42《古今通韵》提要，第368页。 (4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42《诗本音》提要，第367页。 (49)阮元：《胡朏明先生易图明辨序》，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0页。 (50)焦循：《读书三十二赞》，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114页。 (51)钱锺书代其父钱基博为钱穆《国学概论》作序，称阮元此文实为焦循代作，载《郚斋丛书》理堂先生轶文中。 (52)阮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543—544页。 (53)阮元：《定香亭笔谈》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28页。 (54)阮元：《两浙輶轩录》卷6，嘉庆年间刻本。 (55)朱筠《曲阜颜氏弆藏尺牍序》称：“笃学则有秀水朱彝尊、咸宁李因笃、吴潘耒、钱塘毛先舒、大兴张烈、慈溪姜宸英；称诗则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孙枝蔚、黄冈杜浚、萧山毛奇龄、莱阳宋琬、宣城施闰章、新城王士禄士祜士祯、商邱宋荦、益都赵执信、华阴王宏撰、钱塘查嗣韩。”朱筠：《笥河文集》卷5，嘉庆二十年椒华吟舫刻本。 (56)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第215—217页。 (57)阮常生语附于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后，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048页。 (58)阮元：《拟儒林传稿凡例》，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023页。 (59)阮元：《集传录存》，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025页。 (60)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小帖》提要，第38页。 (6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大学知本图说》提要，第315页。 (6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中庸说》提要，第316页。 (63)焦循：《与某论汉儒品行书》，王昶编撰：《湖海文传》卷45，道光十七年经训堂刻本。 (64)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6，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5—156页。 (65)江藩：《书阮芸台尚书性命古训后》，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66)焦循：《与某论汉儒品行书》，王昶编撰：《湖海文传》卷45。 (67)焦循：《致王引之书》(一)，引自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99页。 (68)焦循：《致王引之书》(二)，引自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44页。 (69)焦循：《述难四》，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第135页。 (70)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第529页。 (71)钱林：《文献征存录》卷1，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72)翁方纲：《与曹中堂论儒林传目书》，《复初斋文集》卷11，清李彦章校刻本。 (73)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1，浮溪精舍丛书本。 (74)凌廷堪：《上洗马翁覃溪师书》，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6页。 (75)凌廷堪：《与阮中丞论克己书》，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第235页。 (76)凌廷堪：《好恶说下》，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第143页。 (77)凌廷堪：《与胡敬仲书》，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第206页。 (78)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3—164页。 (79)汪喜孙：《国朝汉学师承记·跋》，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60页。 (80)方东树：《汉学商兑凡例》，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38页。可参见拙文《〈汉学商兑〉的发轫、缘起及旨趣》，《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 (81)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242页。 (82)刘开：《与朱鲁岑书》，《刘孟涂集》之文集卷5，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83)方宗诚：《校刊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叙》，《柏堂遗书》之柏堂集后编卷3，光绪桐城方氏志学堂刻本。 (84)皮锡瑞：《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22页。 (85)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143页。 (86)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386页。 (87)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朱维铮、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第177页。 (88)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89)章太炎：《与支伟成》，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7页。 (90)章太炎：《与梦庵》，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233页。 (91)钱基博：《国学概论序》，钱穆：《国学概论》卷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页。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说：“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AI写作的，一字没有改动。”钱穆得知此事后，后来再版的《国学概论》中再无此序。 (92)杨向奎：《毛奇龄西河学案》，《清儒学案新编》(一)，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