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中的真理理论研究--从收缩论的角度看_语义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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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真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霍里奇(P.Horwich)于2004年出版了一本文选《从收缩的观点看》(From a Deflationary Point of View),标题颇有模仿奎因(W.V.Quine)《从逻辑的观点看》(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的味道,这显示正如逻辑分析方法在奎因哲学中举足轻重,对哲学概念的“收缩”处理在霍里奇的哲学方法论中同样举足轻重。根据戴维森(D.Davidson),“收缩的真理论”(the 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一语便是来自霍里奇。①霍里奇将“真(truth)概念已被塔斯基(A.Tarski)完全捕捉到了”这一看法称为“收缩论”(deflationism)。②当然,正如稍后会谈到,关于塔斯基的真理论是不是一个收缩的真理论是存在争议的,而收缩的真理论也不一定要采取塔斯基式的定义方案,即根据“指称”或“满足”定义“真”。

       收缩论③是近三十年来真理论研究的热门,是真理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当前真理论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表现为两大敌对阵营的对峙:一方面是以传统的真理论(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等)为代表的实质论(substantialism)或扩充论(inflationism);另一方面就是收缩论。真理论研究者所面对的处境,用斯图尔加(D.Stoljar)和达姆尼亚诺维克(N.Damnjanovic)援引布高西昂(P.Boghossian)的话来说,就是决定成为一名关于真的扩充论者还是收缩论者是“真理论者必须作出的最大决定”。④然而二人接着指出,作出这种决定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清楚,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在笔者看来,选择成为真的收缩论者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致力于对真概念进行某种“收缩”的处理:清除形而上学要素、消除神秘性、降低哲学上的重要性、削减定义的概念资源,等等。按照吉普塔(A.Gupta)关于真概念的两类哲学争论的划分,这属于第二类即元哲学(metaphilosophical)的争论,表现为质疑真概念在哲学研究中的实质性作用。⑤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倾向——用稍微改动过的卡尔纳普(R.Carnap)一篇著名论文的标题《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来概括就是“通过逻辑与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第二,由于传统上认为,真概念与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如意义、断定、逻辑有效性等有深刻的联系,也在表述重要的哲学论题如实在论、非认知主义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正如巴昂(D.Bar-on)和西蒙斯(K.Simmons)所指出的,一旦真概念被收缩掉,哲学图景就会发生巨大变化。⑥

       一 收缩论的历史发展

       关于收缩论的源头,一说是源于弗雷格(G.Frege)⑦;另一说是源于兰姆塞(F.Ramsey)⑧。如果以弗雷格这位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为起点,那么可以说收缩论的历史和分析哲学的历史一样长。

       弗雷格对收缩论的贡献在于首先留意到真概念的冗余性(redundancy),并质疑真这种性质的存在。他写道:“值得注意,语句‘我闻到紫罗兰的香气’与语句‘这是真的:我闻到紫罗兰的香气’具有相同的内容。所以看起来,我把真这种性质归之于一种思想并没有为这种思想增添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在这里处理一种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被称为性质的东西吗?”⑨弗雷格这里所提出的就是著名的等价论点(equivalence thesis),即p等于p是真的(it is true that p=p)。如果说弗雷格尚有一丝犹豫,⑩兰姆塞则明确指出,不存在关于“真”的独立的哲学问题。(11)艾耶尔(A.J.Ayer)也与弗雷格、兰姆塞一道接受等价论点,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说一个命题为真就只是断定它,“真”这个词只是断定的标记。(12)

       不妨以塔斯基提出语义真理论以及霍里奇1990年出版的《真》(Truth)一书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将收缩论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述是早期阶段,这两个事件之间是中期阶段,1990年之后是成熟阶段。当然,这种历史分期是粗糙的,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上的意义,譬如不能给每一阶段总结出标志性的理论特征,甚至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分界点——塔斯基的两篇著名论文《形式化语言中的真概念》(The Concept 0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和《语义真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出现于1931年至1944年之间,其中前者以不同的文字(波兰语、德语、英语)出现于不同年份。之所以选取这两个事件作为分期的标志是因为:(1)塔斯基的真理论无疑是分析哲学真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塔斯基的T型等值式被广泛讨论,并成为很多收缩论者采纳的定义形式;(2)霍里奇的《真》一书首次从收缩论的角度系统地处理关于“真”的各种哲学问题(回答多达39个问题),该书可以说是分析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真理论的专著。如果要粗略地描述这三个阶段的大致情况,那么可以说:早期阶段是理论观点产生的阶段;中期阶段关注收缩论真概念的定义形式以及真谓词的各种用法(逻辑的、句法的、语义的、语用的);成熟阶段则是广泛地关注与真概念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塔斯基的真理论是不是一个收缩的真理论,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大致上,认为塔斯基的真理论是一个收缩的真理论的有如下一些哲学家:奎因、达米特、利兹(S.Leeds)、霍里奇、索姆斯(S.Soames)、中期戴维森(1990)(13);认为塔斯基的真理论是一个符合论(即并非收缩的真理论)的有如下哲学家:艾耶尔、波普尔(K.Popper)、早期戴维森(1969)(14)。后期戴维森(1996)甚至认为,塔斯基不是要定义真概念,而是使用真概念去刻画特定语言的语义结构。(15)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两点:一是塔斯基本人的意愿;二是按照塔斯基真理论的规定(实质适当性条件、形式正确性条件、物理主义限制)实际给出的塔斯基式的真定义。前者是不甚明确的,既有符合论的倾向(16),也有收缩论的倾向(17);而后者(作为一种对某个语言实际给出的真定义)是中性的,必须加上一种收缩论的说明才是一种收缩论,譬如像霍里奇那样声称塔斯基式的真定义已经给予我们对真理论合法期望的一切,在真概念中不再有任何剩余的意义等待我们去发掘。由于这种中性的特征,所以毫不奇怪,有学者建议对塔斯基的真定义进行补充,例如补充一种实质性的指称理论以使之成为一个符合论;(18)而同样的定义框架,甚至可以被(戴维森)用来作为意义理论的语义框架。

       无论如何,塔斯基的真理论被很多收缩论者讨论和采纳,在收缩论的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笔者将该理论的提出作为划分收缩论早期和中期阶段的标志。

       在收缩论发展的中期阶段,有几个颇有影响的真理论:奎因的消引号论(disquotationalism)、格罗弗(D.Grover)等人的代句理论(the prosentential theory of truth)、斯特劳森(P.Strawson)的履行论(the performative theory of truth)。奎因完全接受塔斯基的真定义,此外他还认为,真谓词只不过是消引号(disquotation)或语义上升(semantic ascent)的装置。但奎因与冗余论者不同,他认为真谓词在我们的语言中并不是多余的,而是起着重要的逻辑作用——作为一种量化概括的手段表达无穷合取或无穷析取。格罗弗等人的代句理论比之前的收缩论走得更远,甚至认为“真”不是一个句法上独立的真正的谓词,而只是原子代句,如“这是真”(It is true)的句法片断,而原子代句的作用仅仅是用来复述前面的语句。这在方法论上类似于二阶谓词理论对“存在”问题的处理,即通过改变一个语词的句法类型(指出“存在”是量词而不是谓词)来消除哲学问题。斯特劳森没有改变真谓词的句法类型,但改变其功能,认为真谓词本质上是奥斯汀(J.L.Austin)所说的那类履行式语词,其作用不是描述,而是用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如赞同、同意、承认等。

       霍里奇《真》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收缩论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霍里奇称自己的真理论为“最小理论”(the minimal theory)。(19)最小理论本身非常简单,它的公理就是等值图式“the proposition that p is true iff p”的所有实例(排除了产生悖论的实例)。(20)叫霍里奇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收缩论的研究予以系统化,他试图论证,仅仅凭借最小理论就可以解决所有涉及“真”的哲学问题。在此之后,收缩论的研究广泛地与各种哲学问题相联系,显示了收缩论所导致的哲学图景的巨大变化。

       二 收缩论的基本立场

       纵观收缩论的历史,有形形色色的收缩的真理论。但究竟什么是收缩论呢?收缩论的立场能否予以明确表述?除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霍里奇早期曾借助塔斯基的真理论来界定收缩论,其他学者也作出了一些不同的界定。譬如,达维特(M.Devitt)说:“按照收缩论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否把真看作一种性质,我们当然不应该把它看作具有某种需要科学解释的特性的性质……我们不应关注真,而应关注词项真(truth terms)。词项真对语言的表达性来说是重要的。”(21)威廉姆斯(M.Williams)说:“收缩论者认为,当我们指向真谓词的某些形式特征(尤其是它的‘消引号’特征)并解释了为何这样一个谓词是有用的(例如作为断定无穷合取的手段),我们就说了所有一切关于真所要说的东西。”(22)菲尔德(H.Field)说:“对符合真(correspondence truth)建立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坚持这一立场而同时……为语词‘真’保留用途的观点就被称作收缩的真概念。”(23)

       尽管这些收缩论的表述各异,但也可以看出,收缩论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肯定的和否定的。肯定的方面就是表达性(expressivity),即真谓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有各种用法和功能,包括:(1)逻辑功能:譬如作为代换量化的手段表达无穷合取或无穷析取;(2)句法功能:作为“去名词化的标记”(denominalizer)用以恢复语句的结构;(24)(3)语义功能:消引号、语义上升;(4)语用功能:表达赞同、承认,或作为认可断定(endorsing assertion)的手段。但是仅仅承认真谓词的这些功能并不能区分收缩论和扩充论,因为扩充论者也可以承认这些功能,因此收缩论的关键还是在于其否定的方面。

       收缩论的否定方面有不同的层面,包括:(1)形而上学层面:否认真是一种性质;(2)概念层面:否认真概念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3)语义层面:否认真谓词具有描述功能。

       但要清楚说明这些层面的含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在形而上学层面,霍里奇就认为真是一种性质——逻辑性质。(25)纠柯克汉姆(R.Kirkham)还据此认为霍里奇不是一个收缩论者。(26)因此,通常需要在“性质”一词前面加上修饰语“实质性的”进行限定,表述为:真不是一种实质性的性质。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霍里奇的说法,真不是一种“复合的”或“自然的”性质。但原始主义者(primitivists)也认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真是某种简单的不可分析的性质。而原始主义者并不是收缩论者。其次在概念层面,戴维森固然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收缩论者,(27)但霍里奇也主张仅仅凭借最小理论,结合关于其他现象的理论,就足以解释所有关于“真”的事实。(28)最后,在语义层面,斯特劳森固然认为真谓词不具有描述功能,但霍里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真谓词具有描述性。(29)所以,要从上述几个层面精确地表述收缩论的否定性论题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有赖于首先要搞清楚其他哲学概念如(实质性的)性质、解释性、描述性。

       笔者认为,不妨用一个封闭性的断语“除……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说的”表达收缩论的否定的方面。对于省略处要填充什么,其中一个选择是等价论点。实际上兰姆塞的表述(“恺撒被谋杀,这是真的”的意思仅仅是恺撒被谋杀,此外不存在关于“真”的哲学问题)和早期霍里奇的表述(塔斯基的真定义已经给予我们对真理论合法期望的一切)都具有这个特征。不过这一选择存在两个问题:(1)关于等价论点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内容等同、实质等同、必然等同;(2)某些典型的收缩论如代句理论似乎并不取决于(尽管也接受)等价论点。尽管如此,考虑到等价论点被很多收缩论者采纳为定义,采取这一选择也无不可。另一个选择就是填入收缩论的肯定的方面,即真概念的表达性方面。这样,可以把收缩论的肯定的和否定的方面表述为:真理论的任务就是说清楚真谓词在我们语言中的各种用法和功能,此外就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从这一点上看来,前面引用的威廉斯的表述最为恰当。

       三 收缩论的扩展研究

       由于真概念与其他很多哲学概念有深刻的联系,所以一旦采纳真之收缩论,就要面对哲学图景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需要在我们的概念框架内重置真概念与这些哲学概念的联系。以下选取实在论、意义理论、非认知主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并简要讨论收缩论的元哲学意义。

       1.实在论

       实在论/反实在论是关于某个领域(物理、数学、道德等)的某类实体(对象、性质、事态等)的存在及其特性的形而上学学说。实在论包含两个维度:存在性和独立性。(30)独立性又可分为本体论的独立性和认识论的独立性:前者主张某类实体(如物理对象)的存在是基本的,不能还原为其他种类的实体(如感觉材料),即反还原论;后者主张某类实体的存在是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反实在论就是实在论的反面,表现为对这两个维度的质疑。

       根据达米特的研究,意义理论是实在论的基础,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不但要借助语义概念(真、假等)来表述才有明确的内容,还需在解决意义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一个人持有什么样的真概念,不仅反映了,而且决定了他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立场。(31)

       于是,实在论与真概念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达米特与戴维森的形而上学立场的对立——前者是反实在论,后者是实在论——就表现为二人所持有的真概念的对立:达米特持有认识论的真概念;戴维森持有实在论的真概念(尽管不是符合论的真概念)。

       如果采纳真之收缩论,如何看待实在论与真概念的联系呢?首先要指出,收缩论本身是一种反实在论,因为它否认存在真这种性质。但收缩论仅仅是语义领域内的反实在论,对其他领域(如物理、数学、道德等)而言,并没有任何形而上学蕴含。相反,由于收缩论真概念仅仅是一个表达性的概念,采纳真之收缩论不可能导致原有的形而上学立场的变化。简言之,收缩论对于任何(非语义领域)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争论来说都是无关的和中立的。对此,索姆斯作了非常精彩的概括:“真谓词在陈述这些争论中的作用使得某些人相信这些争论是关于真的,因此,真是一个深刻的形而上学概念。然而,没有理由假定这一点。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可以在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他们甚至可以接受类似塔斯基的定义的东西。他们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关于实在的概念。由于关于真的陈述反映了非语言的实在的直接陈述,语义上升使得真谓词成为表达不同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方便的手段。但它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手段而已。正如塔斯基所说,真概念完全中立于所有这些争论。”(32)

       2.意义理论

       根据意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由弗雷格、早期维特根斯坦、兰姆塞所提倡,戴维森复兴和发展),真值条件概念是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意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真值条件的理论。戴维森本人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真概念,从而支持一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达米特对戴维森的最大修改是以认识论的真概念取代实在论的真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另一种说法是以证实概念取代真概念)。

       然而无论戴维森还是达米特都反对以收缩论的真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戴维森的反对理由是解释的不充分性。他写道:“一个真理论是一个描述、解释、理解和预测言语行为的基本方面的理论。由于真概念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我们有理由说真是一个关键的重要的解释性概念。”(33)由于收缩论真概念是表达性的而非解释性的,故此不能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达米特反对的理由是循环性——如果真概念是由形如“‘p’is true iff p”的等值式所定义,这就预设了我们已经知道语句p的意义,但意义理论的任务正是要给出语句p的意义,因此导致循环。(34)收缩论的代表人物霍里奇也承认这种循环性,从而不支持以收缩论真概念作为核心的意义理论,转而支持一种意义使用论。(35)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就意味着一旦采纳真之收缩论,就不能坚持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但近期有学者指出,或许收缩论真概念可以作为一种表达性的概念在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中起作用。这就是霍里斯克(C.Horisk)所说的表层语义学(skim semantics)。所谓表层语义学,就是戴维森式的真值条件语义学与收缩论真概念的结合。(36)笔者对此也表示赞同,理由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以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为架构的一种彻底解释理论(theory of radical interpretation),这种理论实际上只需要一种表达性的而非解释性的真概念。表层语义学只是改动了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以收缩论真概念取代实在论的真概念,对其他方面并没有影响。这种改动并没有减损其阐明意义概念的功效——此类意义理论实际上并不需要真概念本身具有解释性。(37)

       3.非认知主义

       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认为,道德语句不是描述性的,它们没有真假可言(不能为真或为假)。关于“一个语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有真假可言”(或者说适合于用“真”、“假”来评价)的问题就是一个适真性(truth-aptness)的问题。如果真概念表达了某种实质性的性质(譬如“符合于事实”),那么能够有真假可言的语句就是能够具有这种性质的语句。所以看起来,非认知主义在宣称道德语句没有真假可言的时候,似乎预设了一种实质性的真概念。

       如果采纳收缩论,那么如何理解适真性问题呢?布高西昂指出,任何对适真性所提出的条件都必须基于对真之特性的解释,如果真概念只不过是语义上升的装置,那么只要是有意义的陈述句,就可以在收缩论的意义上为真或为假。(38)这种适真性条件被杰克逊(F.Jackson)、奥比(G.Oppy)和史密斯(M.Smith)称为“约束的句法主义”(disciplined syntacticism)。(39)道德语句(作为有意义的陈述句)无疑满足此条件,于是有真假可言(能够为真或为假)。这意味着收缩论和道德非认知主义不能兼容。

       为了解决收缩论和非认知主义之间的这种紧张(tension),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对适真性增加条件,譬如像艾耶尔那样,要求语句必须表达命题才有真假可言(由于道德语句不表达命题,所以没有真假可言);二是放弃非认知主义的传统表述,承认道德语句有真假可言。

       第一种选择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违背了布高西昂所说的适真性问题必须基于真之特性的解释;二是卷入了其他真值载体问题的争论(譬如关于什么是命题)。第二种选择尽管是可取的,但若仅仅如此,就会丧失非认知主义与认知主义在语义上的重要区别,因为这时两者都认为道德语句能够为真或为假。笔者建议在真值条件上区分两者:前者主张道德语句具有收缩论的真值条件;后者主张道德语句具有某种扩充论的真值条件(符合论的或证实主义的)。与此同时,两者都可以采纳收缩论的真概念,可以认为道德语句能够在(收缩论的意义上)为真或为假。(40)

       4.收缩论的元哲学意义

       收缩论最初是针对真概念提出的,后来扩展到指称等哲学概念。霍里奇认为,收缩论背后的反理论的元哲学(即哲学问题典型地是基于混乱,因而应当被消除而不是解决)可以被卓有成效地广泛运用于认识论、伦理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学科。他还认为,维特根斯坦处理哲学问题的基础就是他的收缩论的元哲学观点——他的反理论的哲学观。(41)当然,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一位收缩论者,这是存在争议的,例如韦逊(C.Vision)就认为他不是收缩论者,而是虚无主义者。(42)但无论如何,后期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提出任何一种(收缩的)真理论,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大多数当代的收缩论者(他们致力于构建某种收缩的理论去解释真概念,而不是仅仅止步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描述)。

       收缩论不一定是反理论的,但毫无疑问它体现了一种分析哲学中由来已久的方法论倾向——通过逻辑与语言分析消除形而上学,即通过指出产生哲学伪问题的逻辑或语言的根源以消除哲学问题。有两种典型方法:一是揭示深层的逻辑句法,以显示表层语法是产生哲学伪问题的根源,例如关于“存在”的二阶谓词理论(指出“存在”是量词而不是谓词)、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指出摹状词不是单称词项)。在收缩论当中,代句理论就属于这种,它指出“真”是原子代句的句法片断,而不是真正的谓词。二是警示我们不要被语法上的表面相似所迷惑。例如数字在语法上虽然是作为名词,但不必因此认为它像其他名词一样指称对象,那样会产生关于这种对象是什么的哲学困惑。类似地,“真”虽然是谓词,但不必因此认为它像其他谓词一样指称性质,那样会产生关于这种性质是什么的哲学困惑。收缩论者典型地认为,真谓词并不指称性质,而只是起着某种表达性的(逻辑的、句法的,等等)作用。

       由于这种在分析哲学中极有影响力的方法论特征,所以毫不奇怪,收缩论会在分析哲学中兴盛。

       注释:

       ①(13)(33)D.Davidson,“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87,1990,p.283,p.288,p.313.

       ②P.Horwich,“Three Forms of Realism”,Synthese,51,1982,p.192.

       ③“Deflation”一词有“放气、压缩、收缩、降低……重要性”的意思,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意指通货紧缩,即由于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导致价格降低或平稳的现象。“Deflationism”是一个近三十年才出现的哲学术语,它所对应的动词是“deflate”,意思是对哲学概念“进行放气(收缩)处理”、“降低其重要性”,其反义词“inflate”的意思是充气,故笔者将“deflationism”译为“收缩论”,“inflationism”译为“扩充论”。

       ④D.Stoljar & N.Damnjanovic,“The 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URL: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truth-deflationary/.

       ⑤A.Gupta,“A Critique of Deflationism”,Philosophical Topics,21,1993,p.58.

       ⑥D.Bar-on & K.Simmons,“Deflationism”,E.Lepore & B.Smith,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07.

       ⑦(34)M.Dummett,Truth and Other Enigmas,Duckworth,1978,p.4,p.7.

       ⑧C.Wright,“Truth:A Traditional Debate Reviewed”,S.Blackburn & K.Simmons,eds.,Tr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5.

       ⑨G.Frege,“The Thought:A Logical Inquiry”,Mind,65,1956,p.293.

       ⑩弗雷格接着写道:“尽管有此疑问,直到更重要的东西被发现之前,我还是想按照通常的用法表达自己,就好像真是一种性质。”

       (11)F.Ramsey,“Facts and Proposition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7,1927,p.157.

       (12)A.J.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Dover Publications,1952,pp.88-89.

       (14)D.Davidson,True to the Facts,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37-54.

       (15)D.Davidson,“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93,1996,p.269.

       (16)A.Tarski,“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155.

       (17)A.Tarski,“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4,1944,p.361.

       (18)H.Field,“Tarski’s Theory of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69,1972,pp.347-375.

       (19)霍里奇和怀特(C.Wright)都不约而同地使用“minimalism”这个标签来命名自己的学说,但两者的含义不太一样:前者是一种收缩论;后者却是一种反收缩论。参见C.Wright,Truth and Objectiv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3。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将前者译为“最小论”(意指真概念的最小化),后者译为“极小论”。

       (20)(24)(25)(28)(29)(35)P.Horwich,Tr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20,p.5,p.37,p.25,pp.38-40,pp.68-71.

       (21)M.Devitt,Realism and Tru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31.

       (22)M.Williams,“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s of Scepticism”,Mind,97,1988,p.424.

       (23)H.Field,“The Deflationary Conception of Truth”,G.Macdonald & C.Wright,eds.,Fact,Science and Morality:Essays on A.J.Ayer’s Language,Truth and Logic,Blackwell,1986,p.59.

       (26)R.Kirkham,Theories of Truth,MIT Press,1992,p.339.

       (27)戴维森与霍里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真概念本身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能够起到解释的作用;后者认为参与哲学解释的是最小论公理(T型等值式)。

       (30)A.Miller,“Realism”,URL: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alism/,2010.

       (31)M.Dummett,The Seas of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6.

       (32)S.Soames,“What is a Theory of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81,1984,p.414.

       (36)C.Horisk,“Truth,Meaning and Circularity”,Philosophical Studies,137,2008,pp.269-300.其他支持表层语义学的论述,参见M.Williams,“Meaning and Deflationary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96,1999,pp.545-564; M.K

lbel,“Two Dogmas of Davidsonian Semantics”,Journal of Philosophy,98,2001,pp.613-635。

       (37)关于表层语义学的讨论,详见周振忠:《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中的真概念》,《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1期;周振忠:《达米特的反实在论与意义理论》,《现代哲学》2014年第2期。

       (38)P.Boghossian,“The Status of Content”,Philosophical Review,99,1990,p.165.

       (39)F.Jackson,G.Oppy & M.Smith,“Minimalism and Truth Aptness”,Mind,103,1994,p.293.

       (40)详见周振忠:《情感主义的语义表述》,《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41)P.Horwich,From a Deflationary Point of Vie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 P.Horwich,Wittgenstein’s Meta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vii.

       (42)G.Vision,“The Truth about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I § § 134-137”,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8,2005,pp.1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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