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传播能力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模式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数十年中，随着通讯与传输技术的发展以及众多社会及文化革命的发生，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世界正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在未来若干年中，变革的程度与复杂性仍将继续加大，这将对构成现代人生活基础的一些想法和信仰构成挑战。为了能够成功地驾驭全球化的激流，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套特殊的知识和技能，即全球传播能力(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只有依靠全球传播能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才能在全球化社会中有效并有创造地进行传播和交流（Chen和Starosta,1996,2005）。
全球传播能力的知识和技能，不仅通过培养人们的多元文化身份助其成为多元文化人，而且培养人们对这种多元身份的观念意识，进而维护多元文化的共存，从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公民文化 (Adler,1982; Boulding,1988; Frederick,1992)。因此，对于文化差异来说，全球传播能力是培养包容与相互尊重的关键；无论从未来人类社会的哪个层面说，这种能力的意识都是全球公民身份的标志(Belay,1993)。这也是本文在全球语境中考查传播能力这个概念的目的所在。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这两种主要的趋势标志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出现。
首先，过去一个世纪中，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网络。1844年电报的发明是这一系列巨大变革中的第一步。然后是1875年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电话，1956年成功铺设海底电缆，1960年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1977年建立光纤通讯体系，还有最近发展的电子通信系统如电子邮件、BBS、电脑会议、网页等；再加上传输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已经在本地区、跨地区以及全球的不同范围内相互联系，进行教育、经济、旅游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互动。科技的发展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不可逆转(Eichengreen,1999; Harasim,1993)。
在这些通讯及信息技术中，互联网的贡献最为显著。随着联网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互联网模糊了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之间的界线；通过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互联网给来自不同社会、无论是否相识的人们以交流的机会，这使个人信息和公众信息都更为快速和方便地在国家间传递(Larson,2000;Ma,2000)。上网成为一种日常活动，网络也成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的使用也带来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不仅重新定义了时间和空间，还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区域让人们享受畅所欲言的自由。通过在互联网上投身自我形象、创建虚拟真实，我们的物质存在及环境得以延伸；让不同群体的人们得以走到一起的新社区诞生了(Chen,2000;Moley,1991)。
第二，通讯和传输技术的变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面貌。比如说Citicorp,Coca-Cola,Exxon,Gillette和Sony等公司50%以上的商业收入来自本国以外的市场；AT&T,GM,Marriott,Motorola和 Wal-Mart等产业公司同样在过去十年中就全球化趋势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Gupta和Govindarajan,1997）。国家经济以及市场的旧格局已逐渐被全球化体系所取代。
从管理和传播的角度，Adler(2002)把经济组织的转变过程描述为从地区公司、跨地区公司、跨国公司向全球性公司转变的过程。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需要有跨国界的敏锐嗅觉以发掘世界各地客商的潜在需求；然后从客商所处的文化出发，将这种需求以准确而恰当的方式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并送达客商手中。
全球化的经济转变无可避免地改变了产业世界的面貌，同时带来了新的消费者、新的公司、新知识和新工作（O'Hara-Devereaux和Johansen,1994）。因为新的消费者遍布世界各地，很难将之集中起来，所以全球性市场几乎给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包括科技、管理、文化、语言等等都带来巨大的挑战。而新型公司的出现要求有新的公司文化以适应新环境，这又给原有的组织结构带来挑战(Chen,1999a)。换句话说，以新的方式管理好特点多样、分工复杂的员工，这将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能够生存的根本条件。创意、工艺、信息等新知识将越来越成为无形的产品而与传统的有形产品并行。为了有效地传递这些新知识，全球性商业活动必须被转化和翻译为多元文化形式。而全球性的新工作则反映了一种分散形式的劳动力的出现。在这种劳动力形式下将产生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新型用人关系。因此，为了能够灵活地解决劳动力分散的问题，必须在员工安排和组织管理方面制订改革方案。
全球化过程不仅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还将人们的生活圈子扩大到全球的范围。但这其中仍有一对矛盾，即本土身份与全球多样性之间或者说同质性的世界文化与异质性的各地文化之间如何进行协调(Chuang,2000; Zhong,2000)。Naisbitt(1994)将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辩证冲突称为“全球性悖论”，意指这样的现象：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其中最小参与者的影响力越大。于是全球化“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差异进行整合，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发展鲜明的自我或者说文化身份的需要”（Chen和Starosta,2000a，第5页）。通过传播活动，人们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利益、协商与共建文化身份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公民团体，这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Boulding,1988; Collier和Thomas,1988; Lynch,1992）。
总之，全球化已经打破时间、空间、文化假设以及人类社会的范围、结构和功能的种种局限。它不仅要求新的思考方式和组织方式，而且提出“在知与行、理论与现实、结构与程序之间探求有力的联系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Kofman和Youngs,1996,第1页）。全球化的这些新问题需要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以圆满地完成跨文化交际活动。
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作为人们调节和适应环境的一种本领，“能力”(competence)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人类一种必不可少的素质；人类依靠“能力”建立联系和同盟，从而使社会得以生存和延续。作为一种个人特征，“能力”是一种内在的本领，与个人的智力或受教育水平无关。这种内在本领会在社会化过程中随着移情能力的提高而增强(Weinstein,1969)。它使人们能够认识不断变化的环境，建立独特的价值序列；而这种价值序列是构造心理状态、策划交际过程、生成行为策略和技能以适应环境的基础。作为一种状态，“能力”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将自我与他人进行联系的学习本领。它尤其重视所使用的行为技能：如何设定和完成传播目标，如何在社会网络中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及如何妥善适应情景与环境的变化（Bochner和Kelly,1974）。
综上所述，“能力”的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理解情景和环境要求的认知本领；其二，它是证明具有理解情景和环境要求的本领的动机；其三，它代表了交际活动中完成特定目标的有效性和恰当性。“能力”概念的这三个方面契合了这样的观点：“能力”综合了基于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本领的各种成分（Chen,2002; Chen和Starosta,1996）。
在全球传播语境中，“能力”进一步要求人们具有承认、尊重、包容和整合文化差异的本领，以达到合格的全球公民的标准（Chen和Starosta,1997,2003）。全球的层面上，具有“能力”的人们不仅能够认识到发展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技能以面对环境发展趋势的必要性，而且能够通过用眼睛、思想和心灵来观察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思考、组织和行为的新模式(Rhinesmith,1996)。因此，全球传播能力使人们具有探求远见、共识以及多元身份意识的能力，从而在智慧、知识和创造力的发展过程中释放人类潜力以建设和平而有创造性的社会。
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A Model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培养全球传播能力的第一步是发展全球思维方式(a global mindset)，即对其他文化持有利于跨文化交流的开明态度。全球思维方式是全球传播能力的基础。良好的全球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预见到全球社会的到来，同时恰当而有效地运用跨文化传播技能。它使人们能够正视世界潮流之变化而且参与到调节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去，同时追求一种多样性和文化差异都能得到尊重和平衡的宽松语境。也就是说，全球思维方式是人们学做全球公民的必要能力。
除全球思维方式外，全球传播能力还包括其他三个方面：自我展现(unfolding the self)、文化描绘(mapping the culture)和交际校准(aligning the interaction)(Chen,1999b,2000)。图1展示了这四个方面以及全球传播能力模式的组成。
图一：全球传播能力模式
全球思维方式(Global Mindset)
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思维方式表现了个人或者群体的思考方法和思考形式。由于文化会对感知方式和推理过程等有一定的预设，因而思维方式是一种固定的心理状态，让人们总是戴着特定的眼镜来看待人和事。它就像一个认知的滤镜，我们通过它的特定方式来观察周围的世界。因为我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这样的认知滤镜，而学习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化过程以及个人经验当中，所以个人背景和文化背景越是多样，思维方式就会越不相同。因此，思维方式可用作一种概念工具，来检测为什么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总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问题或行事(Fisher,1988)。
虽然思维方式常常像自我实现的预言那样起作用，但人类思维的力量不可小视。人类思维构成了人们的整个信仰体系，决定了人们是否接受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实——语言的和非语言的，隐晦的和直白的。它通过感知、推理以及直觉或精神的过程来创造真实。人类思维这种巨大的隐喻力已被不同学科的学者所研究和报道。
就Gupta和Govindarajan(1997)以及Rhinesmith(1992)看来，全球思维方式要求人们摒弃原有的排斥其他文化及其差异的认知滤镜，拓宽思路。它让人们能够以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以积极的心态来期待新潮流与新机遇，从而以和谐的方式实现个人、社会和组织的不同追求。全球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开放的心态，它代表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狭隘乡土观念(parochialism)的减少或消失。民族中心主义者们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自身的文化团体上，主观地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解释外界的刺激、评判他人的行为。持狭隘乡土观念的人们仅仅孤立地从自身的视角看待世界，而认识不到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Adler(1996)指出，怀有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乡土观念的人们都无法正视文化多样性，而后者正是全球化社会的一个关键要素。民族中心主义者们认为“我们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们不考虑文化多样性会给个人或组织带来什么问题。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只有一种文化的圈囿里。狭隘乡土观念者们认为“我们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他们强烈地希望抵触和忽略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被自己的行为而蒙蔽视线，不能察觉全球化潮流的变化和复杂(Adler,2002)。
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乡土观念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是闭塞的世界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将自己与他人的方式相结合并达到平衡这样的创造性过程，全球思维方式可以培养人们的协作能力。因此，虽然文化差异会带给人们问题，但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认识和利用它来创造机遇，它便可以转而帮助个人与组织的成长。换句话说，全球思维方式的开放心态允许历时性的变化、进步和变革的存在，并且正视文化差异及其他潮流如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Starosta和Chen,2003,2005）。
作为全球传播能力的基础，全球思维方式与个人的情感、认知、行为能力关系紧密。换言之，全球思维方式构成了全球传播能力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人们学着通过其个性特征应全球化的刺激而产生的内心反映来展现自我，学着对文化差异培养认知意识，并且学习全球交际活动中所必需的行为技能。因而，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们有五个个性特征(Rhinesmith,1996)：
第一，他们在文化上很敏觉。由于全球化使人们在传播的每一个层次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会遭遇不同的文化，因此对于能否建设性地建造交流，跨文化敏觉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不仅有心智成熟的自我与积极正面的想法，还有面对文化多样性的一颗敏觉的心。
第二，他们很开放。开放有两层含义。从个人的角度说，开放使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求持续的进步，而环境的不断变化正是全球化过程的特征之一。从传播的角度说，开放意味着对不同文化的传播对象没有先入之见。总之，开放所要求的是一种强烈的动机，人们因之而获得持久的能力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
第三，他们见识广博。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会驱策自己在对待本地及全球问题时拓宽视角加深认识。他们熟悉文化、社会、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异与同，这保证了他们在做决定、解决纷争及驾驭全球化浪潮时做出理智的选择。
第四，他们是有批评能力和全局观念的思考者。除了见识广博、能够敏锐地体会文化异同外，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还有通过批评性和全局性的思考从而解决变革世界中的复杂问题的能力。在他们眼中，世界不只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世界中包含了丰富多彩而又存在一定秩序的万千种种。也就是说，他们有演绎和归纳的思考能力。
第五，他们懂得变通。拥有全球思维方式的人在全球传播活动中会显示出心理与行为上的变通性。在遇到多样化的信息和快速变化的环境时，他们反应敏锐且适应性强。这样的变通能力使一个人将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视为自我进步的契机。同时，通过不断地调整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标识了全球传播活动中交际各方的复杂关系——他们可以有效、高效并自然地应对变化。
总之，全球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调节和控制好全球化的纷扰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复杂、模糊、矛盾甚至冲突的情况。同时，它还促使人们追求更广阔的视野，激励人们学着尊重和珍惜文化差异，期望人们在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各种欲求中化解矛盾和冲突，推动人们像百川归海一般自然地顺应全球化的潮流。
自我展现(Unfolding the Self)
全球传播能力要求人们展现和释放自身的个性特征，包括懂得变通、心思敏锐、头脑开放、动机适当。“自我”处在全球性社会的中心地位，必须把“自我”调动起来，使其在建立自我连续体过程中的身份得以形象化。通过个人特性的延展，自我身份开始在个人与社会的沟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和“你”之间的联系建立起了全球社会共享的意义网络。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我展现是促进创造、学习和变革的重要途径（Chen和Starosta,2004）。在全球化社会中，面对持续的变化及各种复杂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不能展现自我往往就意味着不能成功驾驭未来社会的潮流。
就和天与地一样，作为完整的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人类、个人或者说自我在全球化社会形成创造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和最基础的作用。而为了充分挖掘潜力，自我必须接受不停的教育，不断地解放和永久的净化。就像 Giddens(1991)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是“内”与“外”这两极不断地增强相互联系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与个人化这两股相对的力量不断地互相交织推拉，不断地互相调整和再调整，以期为人类社会寻求完整而和谐的未来。因此，当全球化使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小时，自我身份的缺失会使全球文化陷入危机，后者可能因为混乱与不确定而遭到破坏。
由于自我的内在价值与宇宙秩序相一致， Cornford(1952)将自我描述为预言家、诗人与智者的结合体，可以跟世界进行物我的交流与转换，从而达到理想与真实之存在的境界。因此，很明显，自我可以将一切——包括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框架、价值的实现等等——通过个人意念的范式而铸造成形(Fang,1980)。
St Bonaventure的想法与Cornford的隐喻异曲同工，St Bonaventure认为在对待知识与启示时，“自我”有三只眼睛：物质之眼、理性之眼和思想之眼（见Wilber,1983）。人们用物质之眼来从经验上体验外部的世界。通过人类的感受及其延伸，人们了解到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是一只感官经验之眼，让人们认识到时间、空间和物质的世界。理性之眼是用来获得逻辑、哲学和心灵的知识的。通过这只理性之眼，人们步入记忆、理念、想象和智慧的心灵世界，久久流连。虽然理性之眼常常要靠经验感受来提供信息，但它在想象、意愿、逻辑推理、概念理解、心理洞察和创造力等方面极大地超越了物质之眼。最后，依靠思想之眼，心灵得以升华至一个超越感官与理性的境界，揭示出自我解放的真谛。这种精神体验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它划定了话语或者说语言表达的界线。
完整自我的展现依赖于物质、理性和思想这三只眼睛的璧合。不幸的是，这三只眼睛的分裂与对峙——具体表现为科学、哲学和宗教的分峙——是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使人类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止步不前，而不能达到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期望的“圣人”的高度。
孔子将个人的发展类型分为五种(Fang,1983)。第一种为“庸人”，是最为普通庸碌的人。经过教育，“庸人”可成为第二种人“士”。“士”虽不能洞悉一切知识，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虽不能在生活中做到尽善尽美，但仍举止得当。经过努力，“士”可以进步成为“君子”。“君子”有良好的教养，优雅平和。更高水平的人是“贤人”，他们的价值标准达到了与整个社会相一致的高度。他们的话足以作为天下人共同的准则，但同时又无损于其自身。最后，“圣人”拥有极大智慧，能从容地应对一切而毫无滞碍。
因此，展现自我其实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动态过程，意味着要对自我的个性特征进行不断的教育、解放和净化。这些个性特征被归于“大移情”(great empathy)门下，它蕴含了这样的道理：“同”寓于“异”中，“特殊”寓于“普遍”中。换言之，“大移情”的精神是靠人类多样性的互相融合、互相渗透来体现的(Chang,1963)。从人类的角度看，“大移情”通过将自我意识推广到他人意识，建立了“推己及人”的理念。
最后，在全球或是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说，自我展现是指这样的能力：通过想他人所想、感他人所感，寻求到与对方共享的传播信号并将自我投射到对方的心目中（Chen和Starosta,1997,2000b）。拥有大移情能力的人会对他人的感受与反应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会在不同的情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会在情感表达、积极倾听及语言回应等方面显示出理解互动，从而建立起一种跨文化的和谐(Barnlund,1988)。总之，自我展现要求人们不断地净化自我，持续地进行学习，培养敏觉性，发展创造力，增强移情能力。
文化描绘(Mapping the Culture)
全球传播能力要求人们具有对自身及他人的文化进行描绘的认知能力，这是获取文化知识 (cultural knowledge)的能力。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作为一个文化的存在实体来理解与看待，这是认识他者文化的基础。而正是这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给尊重和整合文化差异带来可能。因此，这种理解是跨文化或者说全球传播过程中降低情景中的歧义与不确定性的先决条件（Chen和Starosta,2003）。通过理解文化差异，消除尴尬、迷惑与焦虑，人们将更易于适应全球环境下的情景要求，迅速地应对环境的变化。
全球化意味着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各样相同或不同文化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应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不仅要求我们发展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让我们走进外面的世界，哪怕这外面的世界对于已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在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中，人们被迫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范式和表达形式，并逐渐地加深文化理解(cultural awareness/understanding)。因此，每次有了新的见闻，我们就会对其中的文化差异进行对比，这些差异可能使我们更倾向于某种文化表达方式，同时产生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想法，从而在面对不熟悉的文化对象时可以更为举止得当。当我们一旦遇到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我们便会意识到世界上有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并非只有自身文化一种；这种理解会随着积累而不断增强，其过程一旦开始便无法逆转。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理解是一个必需的机制。文化的多样性会带来歧义与不确定，而文化意识可以舒解这种环境所引起的焦虑与不适应。
文化描绘的能力正是拥有文化理解的表现。通过文化描绘这一认知过程，我们获得了关于自身和其他文化的相关特征和知识，并进一步描绘出一幅文化的图景来显示我们的理解程度。全球传播能力不仅要求对传播过程中主客体的文化加以理解，更加要求这种理解兼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Sikkema和Niyekawa(1987)认为，对同种或异种文化的消极理解只代表人们知道了有其他文化的存在。这种理解往往基于跨文化环境下的浅层体验，如去外国旅行，在会议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相遇，或者认识一些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消极理解只是在理性与智力上加以了解，不能保证人们在面对其他文化时能够真正正确地处理问题或者加以适应。此时，积极理解就要求人们把情感因素加入到这个认知过程中去。换句话说，积极理解中加入了“自我”(ego)的因素，从而有助于培养尊重、包容和接受文化差异的态度。因此，消极理解与积极理解共同构成文化理解的连续体，显示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总之，依照Chen和Starosta(1998-9)以及 Hanvey(1987)的观点，文化描绘的能力是拥有文化意识的表现，其发展过程包含四个阶段：(1)困惑阶段——源于浅层文化特征的认识导致了不信任感的产生，人们倾向于将文化差异视为异类。 (2)沮丧阶段——随着认识的深入，他种文化与自身文化的不同特征形成强烈对比，这导致了内心冲突的形成；对差异的非理性解释刺激了沮丧和失望心情的产生。(3)分析阶段——人们开始理智地分析不同文化特征之间的差异，从而逐渐地从认识上理解文化差异、正视文化差异的存在。 (4)融合阶段——人们有了换位思考的移情意识，可以从对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差异。文化描绘的能力转而带来核心文化特征上的融合，或者说主观上的亲近。这将有助于人们更为顺利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
交际校准(Aligning the Interaction)
最后，全球传播能力还要求人们有一套行为技能。人们要想在全球化社会中适应新的变化和新的交际方式，这套技能必不可少。校准全球交际活动要求让人们可以在全球的语境中对复杂的意义进行协商讨论，并对复杂情况和矛盾冲突加以掌控。因此，在跨文化或者说全球传播的过程中有效地激活或校准各交际活动，这将使人们可以圆满地完成任务，达到传播目标，成为成功的全球公民。
培养全球思维方式、展现自我、进行文化描绘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可以在交际的层面上有效而且是恰当地进行运作。换句话说，心理、情感和认知能力都必须整合到一套行为技能中，从而在全球化社会中成功地进行交际活动，获得一定的收益。为了避免与通常使用的概念“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发生混淆，Chen (2002)以及Chen和Starosta(1996)建议使用“跨文化灵敏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代替“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以描述全球传播能力这一行为过程。
灵敏性(adroitness)作为人的一种特性，是人们有效地与他人或环境进行交际和调适的基本条件之一。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属性，灵敏性可以通过由自身本能要求所刺激产生的行为而获得。换言之，一个人的灵敏程度可以通过他与别人或环境进行交流时对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来衡量。灵敏的程度也可以通过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它不是偶然地影响而是明显地控制着交际活动的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灵敏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以个人智力和感受力为基础的移情能力 (Weinstein,1969)。
跨文化灵敏性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有效性 (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是指在全球传播活动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从一系列传播行为中选出一定的行为以完成特定的目标。这些特定的目标包括：获得与这些目标相关的信息、准确地预测他人的反应、选择一定的传播策略以及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正确地评价交际活动的结果。更细化地说，有效性是指能够通过掌握和控制传播过程或传播环境、自然地与不同文化的传播对象分享感受、提供必要的文化提示信息、将传播过程仪式化、想象由各种文化异同所构成的图像等实现传播功能的最大化 (Chen,1990、1992)。
恰当性(appropriateness)是指人们能够在全球性传播活动中满足语境的要求，或者说在不同的情景中能够认识到不同的规则体系(Chen,2002)。这就要求信息发送应该数量合适，信息传递应该前后连贯，话题内容应与情境相关，表达方式应有一定规范(Wiemann,1977)。这种在情景的限制下保住不同文化传播对象的面子的能力， (1)适用于语言与非语言语境。在这种语境中，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达对交际参与者来说都有意义。(2)适用于关系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信息的结构和传递方式是与交际各方之间的关系相适应的。(3)还适用于环境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从符号和物质环境中归纳出、并作用于交际活动的各种限制条件得到了交际参与各方的充分考虑 (Wiseman,2003)。总之，跨文化灵敏性是指交际者们能够在全球传播环境中实施传播行为并得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并不违反交际对象的互动规范与准则。
因此，基于跨文化灵敏性的成功交际活动与全球化社会的两个方面密不可分：人和环境。从人的角度说，跨文化灵敏性要求有一套行为技能，包括语言能力、行为变通能力、交际控制能力和身份保持能力。从环境的角度说，跨文化灵敏性要求人们能够控制与处理好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与复杂情况。
结论(Conclusion)
由快速的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所构成的全球化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在新千年中，人们在全球范围内互相依靠、互相联系已成为生活的一种特征。如何培养新的个性特点及生活方式以维持多元文化的共存，这将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考虑到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全球化”及“传播能力”的概念，然后通过讨论全球化和传播能力的本质，提出一种全球传播模式。
本文认为，为了在全球化社会中得以生存，人们需要获得全球传播能力，其中又包括四个方面：培养全球思维方式，展现自我，描绘文化以及校准交际。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全球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拓宽视野以避免对不同文化有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或是偏见。展现自我要求人们不停地教育、解放和净化自身以培养健全的自我身份，从而同心协力为人类社会创建完整而圆满的未来。文化描绘是指获知自身及其他文化的知识和特征，从而对文化间的异与同达到认知上的理解。最后，交际校准要求人们培养跨文化灵敏性，在全球传播环境中举措有效恰当，不违反交际对象的规范和原则，从而建立起一个全球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