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真伪的考论与思想系统的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真伪论文,思想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有关庄学研究的争论大多囿于对《庄子》文本真伪的考论。从古代司马迁与苏轼，现代任继愈以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为后学所著的观点的对立到刘笑敢的统计法对传统考据法的更新，都说明了他们是带着“先见”去着手考据的。本文则认为，这种带有主观性的考据不能作为庄子思想研究的起点。《庄子》思想研究应从文本出发，从文本中的矛盾入手划分出四个思想系统，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对这些思想系统进行研究。于此，就可以避免庄学研究中因考证结论的不同而引出的《庄子》思想研究的争论。
庄子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庄子》真伪的考论。这一点，不仅是庄子研究，而且是整个古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常识，因而也成为一个研究的招式。但是这种考论的结果常常引起争论，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考论本身发生疑问。本文试图从考论本身的主观性的前提来探讨考论难以给庄子研究以坚实的基础的原因，并说明庄子思想研究首先必须从《庄子》文本入手，对其文本的思想体系进行划分，才能进行《庄子》的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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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其人其书早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明确的记述。司马迁说到，庄子自著十多万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明了庄子的篇幅和庄子书内容的特点。
直到唐、宋以前，这一说法大致没有遭到什么异议。据说到唐代韩愈开始对《庄子》的某些篇章产生疑问，宋代的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更是表示了明确的怀疑，认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非庄子所著。理由是，“庄子盖助孔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
可以说，苏轼的大胆怀疑对后来的庄学研究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破了在此以前的以司马迁的观点作为定论的影响和束缚，并开了疑庄的先河。他看到了上述四篇与其它篇目的差异，但是他的理由让现代的人们看来甚为不可靠，即把庄子说成是“助孔者”。对照司马迁和苏轼二人对庄子的认识，可以看出他们理解庄子的思维框架是不同的。司马迁从黄老之术的视角去理解庄子，所以得出庄子是在“明老子之术”，而苏轼则从儒家立场去理解庄子，所以得出庄子是“助孔者”，而且“阳挤而阴助之”。这使我们看到《庄子》一书的内容确实存在着不一致。
自苏轼以后对庄子文本的怀疑越来越多。这种怀疑遂使得辨伪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即从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想把非儒的内容从庄子文本中以辨伪的方式清除出去，而转向了《庄子》中哪一部分是庄子自著的问题。这最终导致成一个几乎得到公认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明代的焦竑、王夫之、姚鼐等都持这种观点，直到现当代这也还是主流观点，如高亨等人都持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有关庄子研究的论著大都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只是这种观点虽不是从狭隘的真伪意义上来寻求《庄子》的作者，仍有或明或暗的以内篇为判断标准的意识。但无论如何，它导致了以罗根泽为代表的更加客观的研究成果，即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研究《庄子》一书的作者问题，认为《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汇集。罗根泽先生以思想内容为主把《庄子》一书的内容划分为道家左派、道家右派、道家隐逸派、道家激烈派、庄子派、老庄混合派、神仙家、纵横家等十二类派别。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寻求《庄子》作者的问题淡化了，也就是庄子作为《庄子》一书的作者的真伪这一问题在更加深入的研究中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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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辨伪中，《庄子》的作者的辨伪和《庄子》文本中内容的辨伪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前一个问题在现代的讨论中逐渐被消解，即《庄子》是否为庄子所著的问题被《庄子》是先秦道家的思想汇集这一结论所取代；后一个问题则从文本的辨伪开始转向对思想内容的划分，但是这一转向由于辨伪的传统交点仍在，所以显得不那么彻底。如在罗根泽那里，仍是以传统的见解为考论的前提，认为内篇的思想即是庄子的思想，他的结论都是从这个基点来考察《庄子》的。当代的大部分研究者也受了这一观点的影响。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是任继愈的看法。任先生在与关锋、冯友兰的学术论争中，正是从反对这一传统的见解出发，认为《庄子》内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而外、杂篇的大部，特别是非儒的部分及《天道》、《天地》等篇才是庄子所作，或者说才能代表庄子思想。他的根据首先是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和司马迁所例举数篇并说其“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论述。其二是根据《庄子》篇目篇名。外、杂篇以一篇开头的两字作题，这是先秦古例，而内篇的题目则与内容有关。从这可以看出内篇应晚于外篇。其三，从内容上说，内篇思想悲观、厌世，是一种哲学思想发展到后期所具有的特点，因而可以说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后期庄学”。其后，任继愈先生又提出《齐物论》不代表庄周思想，理由是《齐物论》中有数处反驳了公孙龙子的思想，包括《指物论》、《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和《名实论》，公孙龙子据记载分析应是战国末期（前310年—前230年）人，与荀子、韩非、李斯、邹衍等人的活动年代大致相当，因而也说明内篇不是庄周作品。
任继愈先生的论点的确大胆新颖，因而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的理由认为，司马迁是从黄老的观点来论庄的，因而特别举出《渔父》等三篇，并只强调庄子思想具有“诋訾孔子之徒”这样一个方面。荀子之说庄子“蔽于天”亦言其思想本质，而非指篇名特征，恰恰是内篇的精髓。他们认为，任先生的第二个论点的失误在于没有估计到作品的乌成与篇名的拟定往往不是同一个人。第三个论点也被认为是论据无力，所以讨论较少，而第四点论据更被忽略。我认为，司马迁或偏于黄老思想，但其《史记》作为信史，在评论诸子及叙述其学术之要时，应该是可信的，这可以在对其他诸子的评述中得到明证。篇名问题的论据也较有力，至少说明外，杂篇中有一些篇章产生年代较早。第三点论据如果抛开当时所受到的阶级分析法的影响，而单从思想的发展过程、即思想从不成熟向成熟发展，从单纯向复杂发展来看，这种对前、后期庄学的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到八十年代，陆钦、谢远骏都提出过类似的划分。
这里并不是要来证明任继愈先生观点的绝对正确，只是认为，他提出的新见解在庄学研究、考论上是不可忽视的。他的这个大胆的新思路，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大家都认可的传统结论，而且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非庄子不能写出”的东西，恰恰有可能是浅显易懂的。庄子考论中的种种矛盾，使以庄子考论为起点的庄学研究的可靠性发生了动摇。
3
正因为考据学的方法有显得有很主观的一面，所以近年来，刘笑敢试图放弃考据学的方法，代之以科学的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庄子。汉语词汇的发展说明，汉语词汇中首先出现的是单字词，后出现的是复合词，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复合词的使用量逐步增加，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所以，复合词少的一类，必然早出，复合词多的必然晚出。据此，刘笑敢首先把《庄子》划分为内篇和外杂篇两部分，然后选择道德、性命、精神与道、德、命、性、精、神等词进行统计。其统计结果如下左表：词
庄子
论语
孟子
荀子
韩非子
内
外杂道
42
—
～100
～150
—
—德
34
—
～40
～40
—
—道德
0
16
0
0
12
2性
0
—
2
逾30
—
—命
16
—
～20
50
—
—性命
0
12
0
0
1
1精
2
—
1
0
—
—神
20
—
6
5
—
—精神
0
8
0
0
2
5
道德
性命
精神
总计骈拇
3
3
0
6马蹄
2
0
0
2在宥
0
5
0
5天道
4
0
2
6天运
0
1
0
1刻意
1
0
1
2缮性
0
1
0
1山木
3
0
0
3知北游
0
1
2
3庚桑楚
1
1
0
2让王
1
0
0
1列御寇
0
0
2
2天下
1
0
1
2合计
16
12
8
36
刘笑敢先生想以此统计结果来证明内篇早于外、杂篇。我们相信，统计本身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是统计的设计有一些疑问。首先是内篇与外、杂篇的划分。内篇和外、杂篇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时代的作品，内篇本身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有很多地方的文风，一些章节之间的思想也有不一致之处，而在外、杂篇中，这种矛盾之处更是随处可见，这方面，前人及当代学者的考证都有很多，已属常识，不一一举例说明。
其二是统计有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倾向。如从他的统计结果来看，主要在于复合词的统计，这复合词在外、杂篇中的出现见上右表。
这说明外、杂篇二十六篇中，出现上述复合词的只占一半，从出现次数较多的篇目如《天道》、《在宥》、《山木》等篇来看，出现的也大体集中在少数几章之内。
这说明，这种统计不能证明外、杂篇中未出现上述复合词的十三篇是晚出的。在出现上述复合词的篇目中，也不能证明没有出现上述复合词的某些章节是晚出的（特别是一些风格、语气不一致的章节）。
另外，在从单纯词到复合词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还有一些具体情况需要考虑。如地域原因、学派的原因、其扩展、变化的方式、运用方式等都应在考虑之内，单用一个抽象的论断作标准去判断很难得到正确结论。任继愈先生所指出《齐物论》出现的使用公孙龙子的术语这一论据与刘笑敢对内篇统计结果的认定，二者在年代上的认定上大相径庭。（公孙龙子不会早于荀子，其著作中亦无道德、性命等复合词，而从《孟子》成书到《荀子》成书，其间长不过三十年，如道德一词的使用则从0到12次，这种变化就不能单是由单纯词向复合词的发展造成的。）由此可见，单纯的统计方法也难以构筑庄子研究的坚实基础。
4
那么如何跨越这一障碍，展开对庄子的研究呢？这还必须从目前的矛盾中去寻找。如前所说，传统的辨伪的作者问题已被消解，但是文本的辨伪观念并没有消解。任继愈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结论，并且与传统看法针锋相对，这二者相持不下的局面暗暗地动摇着文本辨伪的传统思路。刘笑敢所使用的统计学方法试图用新的方法来改变传统考据的困境，但这种方法上的更新，并没有达到他想以更坚实有力的证明来说明传统结论的目的，而是暴露出种种不足。这说明，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应从传统的辨伪观念入手。
在传统的辨伪观念下，不同的人立足于不同的辨伪考论的结论，对《庄子》的“原本”有不同的认识，因而所构想的庄子的思想体系也就不同，从而使争论难以避免。这种争论因为双方所依据的“原本”不同而变得毫无意义。要解决这种无谓之争，必须首先整理出《庄子》文本中的思想系统，并以此作为庄子研究展开的一个基础，一个切入点。
这个工作其实早已有人开始做了。虽然他们对庄子思想体系的整理是为了辨真伪的考证而进行的，他们的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提出的真伪观点，但是他们发现了这种文本的矛盾，并把这种矛盾作为分类的依据。早期的划分比较简单，现代对庄子思想系统的整理则细致得多，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根泽，他把庄子的思想分为十二个思想系统。关键在他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分为八个思想系统。近年来，张恒寿在他的《庄子新探》中，在重考证、分理年代的同时也对其思想系统进行清理，基本划分出道家左派、道家右派、宋尹派、庄子派、神仙家、隐逸派、战国策士和儒家派。
这些篇章虽有出入，但是思想派别的归属却是沿袭了罗根泽的说法而偶有不同。崔大华在他近来出版的《庄学研究》中，指出这些划分的流派在先秦的典籍记载上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这种过于细密的划分，并不一定符合先秦学术思想的实际，因为有些派别如神仙派、隐逸派，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或独立的理论形态。崔大华提出的问题说明了拘泥于考据下的分类出现的矛盾，更证明了分类要从文本的思想体系入手。
我们认为，从思想体系入手，必须在《庄子》的文本内容中分别找出主要的思想中心，划分出思想系统。以《庄子》文本中的矛盾之处，作为这些思想系统的界限。这样使得在思想系统内部各方面的内容基本统一，而与其它思想系统有一个大致的区别。基于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划分出四个思想系统。在名称上，为了暂时避免一些误解（如用××派的标签易导致罗根泽的复辙，也易暗示各思想系统之间的关系），暂以庄子文本的A系统，B系统，C系统和D系统称之。
1.庄子A系统：①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能够达到“游无穷”，必须摆脱己、功、名、用的束缚，做到“无己、无名、无功、无用。②与此相连系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齐一和“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的物论齐一论。③在处世态度上，则“缘督以为经”，“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④在人生态度上，主张忘却生死，离形去智，游于形骸之内而德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密切联系的，虽小异而大同，没有明显的矛盾，可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2.庄子B系统：①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为万物之根本，能全天生地，得之能无不为，大成天下。②在处世态度上处之无为而能随物而应。③无为而治才能大治天下的社会哲学。④以柔顺、平气、顺心的卫生之经才能够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这个思想体系与《庄子》A系统的思想有联系。但是更重要的是有区别。它与《庄子》A系统的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这里并非强调彻底的“无为”，而在于强调无为而后的“无不为”，它将道置于天地之先，而能生天生地的本根论，与A系统中的“天地与我并生”的思想有明显差异，从而导致在人生态度上处柔顺而胜刚强，而长生，处世态度上以无为而练达，社会哲学上无为而大治，这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不同方面的阐发和变奏，与A系统从根本上反对“无不为”，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游于形骸之内”，虽形似而意不同。
3.庄子C系统。①主张“安其性命之情”，听任人情之自然，保持本然真情，反对对人的“自然之性”的束缚；②认为，“毁道德而为仁义，圣人之过也”，仁义礼乐残生损性，使天下惑，所以激烈抨击现实和儒家思想，同时主张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③反对一切形式的君主统治，因为这都会“淫其性，迁其德”，都是对人的自然之性的摧残，破坏人的淳朴自然之性。④“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就是回到没有社会统治的自然状态。这个思想系统与前两个系统有明显差异。首先它借以立论的基础的“自然之性”指人之自然，而不是指天之自然，由此出发的“非儒”与A系统反对儒墨之是非和B系统的与儒家的有为而为对立的道之无为而无不为都是不一样的。此外，B系统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这里的“无君”之论和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也迥然不同。
4.庄子D系统。①“以天地为宗”，认为“天行有常”，以天地为道的根本。这里的道包括了天道、帝道、圣道等。天地自然、道德、仁义、形名等等都成为道的内容。②认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人率虽众，其主君也”，君的统治是天地自然的体现，从道出发强调礼治，所谓“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③强调“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南面之术”，反对主劳而臣逸的政治哲学。④主张以静养形，不可使形劳。所谓“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这个思想系统把道置于天地之下，已不是生天生地的道，这是与B系统不同的方面。对君权、礼治的强调与C系统的非儒和无君思想相对立，所强调的“有为”与前三个系统对立，主张“形全”的养生论也与“形有所忘”的A系统、主张“无形”的B系统，主张保持本然真理的C系统相对立或有明显差异。
以上我们根据《庄子》文本中的几个思想中心和相同间的主要差异对《庄子》的思想内容作了大致的归类，划分出四个大的思想系统，以图解决《庄子》文本中的大的矛盾和不一致。至于篇目的划分，由于许多篇目中思想内容比较混杂相错，只能以各篇目的主要思想作为划分的依据。划分如下：
1.庄子A系统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秋水》、《田子方》、《知北游》、《达生》、《山木》。
2.庄子B系统包括：《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至乐》、《列御寇》。
3.庄子C系统包括：《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前半部）、《让王》、《盗跖》、《渔父》。
4.庄子D系统包括：《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在宥》（后半部）。
总之，把《庄子》文本按思想内容划分为不同的思想体系，可以使得庄子的思想研究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实际的基础，也使庄子的思想研究有了共同探讨的可能。消解了《庄子》的作者问题和《庄子》文本的真伪问题，就可以以《庄子》的文本为《庄子》的思想，不去着意构想一个“庄子”，这就是共同的文本基础。在共同的文本的基础上，划分出四个系统，分别研究。如涉及庄子A系统的思想，那么就可以在A系统上探讨和争论，如果不涉及同一系统，那么就没有必要作纠缠，这是共同的思想系统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就可以简洁明了一些。
有关庄子思想体系的分类研究目前还非常之少。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内篇，以其作为庄子的思想而进行的研究和阐发，大致相当于本文所指的A系统的研究，其它几个思想系统的研究则少而零散。人们或因其“伪”作或后学之作而不予以重视，或只是泛泛而论，更有甚者对整个《庄子》文本不作区分，因而对庄子思想的认识不尽相同或互有矛盾。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在对庄子的分类之后，作过一些研究，但只是重在内篇思想向其它几派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当然有它的意义，但也说明，其它思想系统本身并没有得到独立的研究。如果能放弃传统的观念，客观地从思想体系入手，那么就可以更深一步推进庄子思想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