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城市居民论文,强度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9—0062—09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品、资本、劳务乃至人员的流动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使国与国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①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迅速融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那么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利害相关者，中国城市居民是如何看待中国和外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左右了这一看法？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中关于中国六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武汉和沈阳）居民的调查数据，② 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 理论背景：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
近30年来，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居于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开放的国际市场与增长的经济交流会减少国家间的敌意。“如果国家间具有很高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政府不希望卡住自己的喉咙，它们将不会挑起冲突。”③ 围绕着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问题，国际关系学者们在搜集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类研究大多支持了经济相互依赖会减少国际冲突的命题。④
在发展这个命题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们指出了不同的因果机制。其中一个因果机制是：对外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收益，并使私人商业集团和消费者依赖于国外市场。因为政治上的敌对关系会破坏经济关系并危及从贸易中的得益，所以国内行为者会向政府施压以避免军事冲突。为了取得国内行为者的政治支持并保持国家的经济绩效，政府有理由在对外关系上照顾这些需求。正如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ncrance）曾指出的：“相互依赖的程度将构成选择军事—政治世界还是贸易世界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过去与其他国家相互依赖，只有在民众将会接受更糟糕的经济绩效时，该国才能实现其在短期内自立或自足的意图。如果经济在中低层次上运行，自足将很容易达到，但繁荣将带来消费者想要的大量海外商品。如果仅仅因为自足是领导人想要的而让这些消费者牺牲自己、降低消费水平，他们就不会情愿这么做。”⑤
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来看，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内政仍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外交的方向和方式选择。改革开放近30年来，以往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务与外交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参与外交决策的机构日益多元化，利益集团开始发挥作用，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利益也比以往更重要。⑥ 王逸舟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相关性的课题，指出公众参与和知识界的批评已给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带来了许多变化和进步，随着市场经济与公民意识的发展，中国外交会受到市民社会日益强大的影响。⑦ 就此而言，关注中国民众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看法，无疑对了解和判断中国外交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将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如下理论假设：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持积极态度。同时，我们也会确定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中国民众。本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更具体地说，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第一，中国城市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第二，中国城市居民为何支持（或不支持）经济国际主义？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理论命题的有效性。
二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
经济相互依赖可用多种方式测量。⑧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与国际贸易流量密切相关。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对外贸易依存度来测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对外贸易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之所以选取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基本的理由在于：GDP中的跨国部分比例越高，跨国流动中断的代价就越大。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势头日益强劲。1979～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而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几乎一年上一个台阶。⑨ 与之相应，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迅速攀升。表1表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2000年以来，中国GDP的将近一半以上都来自国际贸易。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用来测量经济相互依赖的第二个指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如表2所示，无论从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实际外资金额来看，FDI都呈现了稳步增长的势头。斯蒂夫·伊提夫（Steve A.Yetiv）认为，FDI具有两种主要效应：供给效应与影响效应。供给效应是指FDI流入提供的经济福利，即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积聚和技术的实际知识（technological know-how）。影响效应是指FDI的政治效应，如果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是非对称的，国家的自主性将会减少。⑩ FDI对中国的供给效应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第一，FDI有助于中国扩展国际贸易，进而成为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第二，FDI是国内资本积聚的重要来源，可以为中国创造工作岗位并培训熟练工人。第三，FDI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有助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并改善产业绩效，使中国经济更加现代化并富于效率。FDI对中国的影响效应虽然难以直接观察，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地方政府为竞相争取外商投资而采取的政策变通措施来推知一二。
鉴于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中国城市居民是如何看待自己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中国城市居民是否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受到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呢？
为了了解中国城市居民对自己国家与外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认知，我们从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中选取了如下问题：“对于本表各项，请你告诉我现在与五年前相比，增加许多，有些增加，增加一点，还是没有增加。”具体项目内容为：（1）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商业联系；（2）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间跨国交流；（3）从国外进口或传入的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4）国外投资者、银行和金融组织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正如表3所显示的，多数受访者感到，与五年前相比，2002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更深。例如，48.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商业联系有些增加，4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间跨国交流有些增加，42.0％的受访者认为从国外进口或传入的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有些增加，43.3％的受访者认为国外投资者、银行和金融组织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有些增加。
三 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国际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中国城市居民的支持）之前，我们首先根据既有文献中关于国际主义的一般类型划分来定义经济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主要指一个国家对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为管理国际冲突和建设国际秩序承担责任，并采取多边方式和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共同的”跨国问题。(11) 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国际主义的对立面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是指“一种一般的愿望，即政府避免任何和外国的联结和纠缠，而不论关系的性质是什么”。(12) 例如，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为时甚久的影响。(13)
根据“资源应该在哪里使用、以何种方式使用，应该追求哪些共同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先后次序”等问题，(14) 国际主义至少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经济国际主义、自由（或人道）国际主义与保守（或好战）国际主义。(15) 自由（或人道）国际主义的核心在于一国民众认为“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民众负有道德义务”。(16) 自由国际主义主要指一国民众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而支持“发展援助、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以及保护人权”。(17) 保守（或好战）国际主义则将在国际事务中倚重使用武力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这两者合而为一，强调军事力量是管理国际冲突和建设国际秩序的最好手段。(18)
经济国际主义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对开放的国际（或多边）贸易体系做出的有力承诺。作为一种政治态度，经济国际主义主要是指一国民众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外国更紧密经济联系的支持。(19) 根据这一定义，经济国际主义的概念可以操作化为一国民众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与外国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的支持程度。通过民众评价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外国更紧密经济联系对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好坏与否，可以测量民众是否支持经济国际主义。(20)
根据既有经验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标准，我们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对如下六个问题的回答，设计了测量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指标。
（1）你怎样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与商业联系？
（2）你怎样看待中国与外国之间更频繁的民间跨国交流？
（3）你怎样看待中国从国外进口或传入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你认为这对中国是好事吗？
（4）你怎样看待中国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你认为这对中国是好事吗？
（5）你怎样看待世界通过更多的经贸往来和更快的通讯而联系得更加紧密？你认为这对中国是好事吗？
（6）你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与商业联系对你或你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好、有点好、有点坏还是非常坏？
“PEW全球态度工程”采取了1～4分指标评分方法：1表示非常好；2表示有点好；3表示有点坏；4表示非常坏。受访者被要求根据上述1～4分指标评分方法对这六个问题做出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正如表4所显示的，61.9％的受访者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与商业联系持肯定态度，63.1％的受访者对中国与外国之间更频繁的民间跨国交流持肯定态度，61.4％的受访者对中国从国外进口或传入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持肯定态度，60.6％的受访者对中国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持肯定态度，62.7％的受访者对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持肯定态度，71.8％的受访者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与商业联系对他们或他们家庭的影响持肯定态度。并且，约1／3的受访者对这六个项目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试图检验的理论命题，即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怀有强烈的支持态度。这六个项目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受访者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综合指标。(21)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关于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发现与西方社会的同类发现完全一致。例如，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发现，虽然美国民众对传统的好战国际主义的支持在下降，但是他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经济联系的支持却在迅速增加。(22) 又如，对加拿大民众展开的一项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加拿大人相信国际贸易对加拿大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认为没有国际贸易，加拿大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繁荣。(23)
四 解释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变量
本文所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居民为何支持（或不支持）经济国际主义？也就是说，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我们选择了几个主观倾向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一些客观因素的潜在影响。总的来说，我们假设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受到这些主观倾向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一）主观倾向
正如琼·赫维茨（Jon Hurwitz）和马克·佩夫妮（Mark Peffley）所指出的，一些核心价值和信仰占据了人类信仰体系的中心位置。(24) 这些核心价值和信仰对人类回应各类社会问题的方式施加了一以贯之的影响。(25) 文化主义者甚至认为，这些核心价值和信仰更多的是在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发生改变。(26) 在本文中，我们强调如下三个主观倾向：文化优越感、现代性意识和生活满意度。每一种主观倾向与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之间的假设性关系将在下文中概括。
1.文化优越感。根据相关的既有文献，文化优越感可能是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自变量，能显著影响民众对国际主义的支持。(27) 正如丹尼尔·利文森（Daniel J.Levinson）很早以前就曾指出的：“国际关系中的种族优越感和其他形式的种族优越感一样，都是基于对内集团和外集团做刚性的和普遍深入的区割……其他民族被看做是劣等的、令人鄙夷的和危险的。”(28) 因此，如果个体笃信其文化和民族远远优越于其他文化和民族，这种信仰将会导致“对世界的自我中心观或地方性观念，这种趋向将使其内敛于孤立主义的外壳中，而非推动其向外部世界进取”。(29) 西方社会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已经支持了种族优越感和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评价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同样，我们预期受访者将会把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联系起来。我们假设：笃信中国文化优越的人将倾向于对经济国际主义持怀疑态度。为了了解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优越感，我们从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中选取了如下问题：（1）我们的民族也许是不完美的，但我们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2）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免受到外国的影响。“PEW全球态度工程”要求受访者根据下面的1～4分指标评分方法来评价这两个陈述：1表示完全同意；2表示基本同意；3表示基本不同意；4表示完全不同意。这两个项目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受访者文化优越感的综合指标。
2.现代性意识。根据现代化论者的观点，经济发展将会使民众的文化倾向从地方性的、传统的转变为普世的、现代的。(30) 他们认为具有普世和现代倾向的个体将会认为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充满自信，积极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有效的关系，支持市场经济，熟知政治和社会事务。从这些特征上看，“现代人”更可能支持国际主义。正如赫伯特·麦克洛斯基（Herbert McClosky）发现的那样，那些认为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熟知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人很少是孤立主义者。(31) 同样，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城市居民的现代性意识与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具有正相关性。
为了了解中国城市居民的现代性意识，我们从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中选取了如下问题：请告诉我下面每组陈述中的哪一个最接近你的观点：1你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取得成功的话，应该归因于社会还是归因于个人；2我不喜欢现代生活的节奏和我喜欢现代生活的节奏；3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仍然强劲有力和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逝。这三个项目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衡量受访者现代性意识的综合指标。那些相信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取得成功主要是自身的原因、喜欢现代生活的节奏、相信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逝的人被看做具有更多的现代性意识。
3.生活满意度。一些在西方背景下所做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其生活或整个社会经济状况是否感到满意，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32) 我们可以预期这种关系在中国背景下也可能存在：即满意其生活的人也会积极支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因为这种国际经济联系非常可能有助于他们的生活改善。反之，我们预期生活不满意可以导致一种经济孤立主义倾向，因为这种孤立主义倾向“不仅使他们将生活中的坏运气归罪于其他人，而且使他们满足于惩罚、抵制和贬低其他人的冲动，这种冲动部分作为一种补偿，部分作为一种方式将其他人带到比他们自己还要更低下、更悲惨的生活状态”。(33)
为了了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我们从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中选取了如下问题：1请告诉我您是非常满意、有点满意、有点不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你的家庭收入？2请告诉我是非常满意、有点满意、有点不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你的家庭生活？这两项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衡量受访者生活满意度的综合指标。
（二）客观因素
西方学者在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上展开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文献显示，一些关键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将会影响个体对国际主义或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34) 其主要原因在于，关键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在政治社会化和自我利益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影响了人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择取了一些关键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白领职业、出境旅行、与海外亲友的联系、拥有计算机、拥有移动电话和收看国际新闻频道。我们假设这些社会人口统计属性也会对中国城市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经济国际主义产生影响。
1.教育。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公民文化》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认为，“教育程度看起来是影响政治态度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属性”。(35) 关于美国民众国际主义的文献也显示，教育程度是决定美国人如何看待世界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支持国际主义政策；反之，教育程度越低，越可能支持孤立主义政策”。(36) 近来一项关于美国民众的民意调查显示，“1998年，58％的大学毕业生和68％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支持全球化，而只有46％的高中毕业生支持全球化”。(37) 其理由是：第一，受教育使人们接触到更多的普世文化，熟知政治和社会事务，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达到所期望的政治或社会目标，从而有助于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第二，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更可能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受益，因此他们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
2.职业。一些经验研究显示，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例如，近来一项关于美国民众的民意调查显示，技术工人比蓝领工人更可能支持自由贸易。(38) 在本研究中，我们所说的白领职业主要包括自由职业者、经理主管人员、公务员、职员、推销员、教师、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家。我们预期，具有白领职业的受访者将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因为他们可能会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比工人和农民获得更多的收益。
3.收入。早期的研究显示，收入往往与公众对国际主义的态度相联系。(39) 例如，尤金·威特科普夫（Eugene wittkopf）发现，高收入人群同时也是国际主义最有力的支持者。(40) 同理，我们预期，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收入越高，越可能支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因为国际经济联系可能更有助于他们的收入增长。
4.年龄。年龄有可能影响公众对国际主义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预期年龄与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之间具有负相关性。其理由至少在于代际效应。老一代人特别是1978年以前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以前成长和接受教育，此时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中国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自给自足”。老一代人在其早年社会化过程中没有经济国际主义的经验，有可能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
5.性别。关于美国民众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在对外政策信仰上女性往往是孤立主义者，而男性往往是国际主义者。(41) 同样，我们预期在中国社会中，性别会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产生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
6.出境旅行、与海外亲友的联系和收看国际新闻频道。具有海外经历、与外部世界保持通讯联系和收看国际新闻会培养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态度。例如，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发现，那些具有海外经历的人与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人相比更可能积极支持国际经济联系。(42) 我们可以预期，接触外部世界越多，人们就越具有国际化的思维，就越可能具有经济国际主义观念。
7.拥有计算机和拥有移动电话。我们假设拥有现代通讯技术产品（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的人更可能表现出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因为使用现代通讯技术产品将使个体与现代文化接触更多，从而使个体更积极地支持国际经济联系。
五 多元回归
表5通过多元回归（OLS）模型(43) 确定了上述因素对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影响。总体上看，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三个主观倾向影响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其影响独立于一些关键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
根据表5，我们有以下具体的发现：
第一，受访者的文化优越感显著影响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具有较强文化优越感的人倾向于支持经济国际主义。这一发现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反。看上去中国城市居民能够在以自己的文化为荣的同时支持经济国际主义。
第二，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支持了我们关于现代性意识与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关系的预期。那些具有更多现代价值观念的人更可能对经济国际主义持积极态度。
第三，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影响他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看法。对生活越满意的人越可能对经济国际主义持积极态度。
第四，在所有的客观因素中，只有教育、年龄与海外亲友联系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具体来说，这一结果显示：（1）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可能积极支持经济国际主义；（2）青年人比上一代人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3）经常与海外亲友联系的人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
六 讨论与结论
虽然上述发现是基于六个城市调查的样本，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本研究的发现对分析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强度与来源都具有启发意义。鉴于此类经验调查研究的稀缺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将对中国城市居民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概念和经验上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与我们样本具有类似社会经济属性的中国城市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这里我们强调一些重要的发现及其含义。
第一，我们从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总体评价中可以演绎出重要的含义。显而易见，多数受访者对经济国际主义持肯定态度。这一结果证实了相互依赖理论的一种观点，即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怀有强烈的支持态度。同时，我们的发现也显示，在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国际主义主要从诸如文化优越感、现代性意识和生活满意度等公众的主观倾向中获得支持。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城市居民将会越来越拥有现代价值观念，进而越来越支持经济国际主义。而且，不像西方社会，文化优越感在中国社会中倾向于强化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这可能意味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在参与国际活动中越来越自信了。正如章百家基于百年中国外交基本线索所感言的：“站起来已久的中国人现在应该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待外部世界了。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又经历过更多的荣辱兴衰，这使得中国能够以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底蕴，为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多的贡献。”(45)
第二，我们的发现显示，首先，一些客观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如教育、年龄与海外亲友联系）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教育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现代化力量，传授了普世文化并为人们创造了取得社会成就的机会，这进而导致了人们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其次，老一代人往往对经济国际主义持消极态度，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在1978年以前的成长经历和接受教育的背景，此时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他们在其早年社会化过程中没有任何经济国际主义的经验。最后，经常和海外亲友保持联系的人更可能支持经济国际主义，因为他们更易受到外国的影响。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预示了一个令人乐观的未来，即中国城市居民可能越来越支持经济国际主义：（1）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将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将会有海外经历；（2）由于代际效应，新一代中国城市居民将比老一代中国城市居民更支持经济国际主义。
第三，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延伸。正如我们研究所表明的，教育程度、海外经历以及现代性意识等因素显著地影响着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而这些因素本身是与城市化程度高度相关的，虽然我们的研究没有能够直接论证城市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我们依然可以间接地推论出，城市化程度的高低会左右着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46)
随着中国国内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将在塑造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基于经济国际主义在国内的广泛支持，中国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更可能积极维护多边的国际经济制度，履行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与责任。(47) 在这个意义上，扩展和深化关于中国民众支持经济国际主义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现实价值。
［收稿日期：2007—03—13］
［修回日期：2007—08—03］
注释：
①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1977.
② “PEW全球态度工程”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领导，每两年对全球40多个国家进行公民态度调查。第二次“PEW全球态度工程”旨在测量各国公众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评估态度，调查数据发布于2003年6月3日。对中国公众的调查于2002年7月20日至8月18日间完成，样本包括六个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成都和沈阳）的3000位受访者，样本的产生通过多层随机抽样获得，样本具有典型性和随机性。这六个城市被选择代表中国六个不同的地区（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和东北）。通过对上述六城市居民的调查，“PEW全球态度工程”的中国调查力图对中国城市居民（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态度做一个全面的描绘。
③ Michiel S.de Vries,“Interdependenc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An Empir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7,No.4,1990,p.429.
④ 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Recent Advances,Open Questions,and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5,No.6,2001,pp.837—840.
⑤ Richard Rosen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asic Book,1986,pp.40—41.
⑥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页。
⑦ 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8～38页。
⑧ Richard Rosencrance,Alan Alexandroff,Wallace Keohler,John Kroll,Shlomit Lacquer and John Stocker,“Whither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1,No.3,1977,pp.425—471;Mary Ann Tetreault,“Measuring Interdepend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4,No.3,1980,pp.429—443.
⑨ 李坤望、宋立刚：《中国的贸易扩张及其对亚太地区贸易增长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第591页。
⑩ Steve A.Yetiv,“Peace,Interdependence,and the Middle Eas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2,No,2,1997,pp.29—49.
(11) Thomas L.Hughes,“The Twilight of Inter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No.61,1985/1986,pp.25—48;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4,1987,pp.1099—1120;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8,No.1,2002/2003,pp.155—180;Cranford Pratt,Internationalism under Strai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9;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12)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p.1106.
(13) Herbert McClosky,“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Correlates of Foreign Pulicy Orientation,”in James N.Rosenau,ed.,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7,pp.51—109;James A.McCormick,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Values,Itasca,IL:F.E.Peacock,1985;Paul M.Sniderman and Jack Citrin,“Psychological Sources of Political Beliefs:Self-Esteem and Isolationist Attitud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5,No.2,1971,pp.401—417.
(14) 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160.
(15)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pp.1099—1120;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p.155—180;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4,No.3,2001,pp.517—549;Cranford Pratt,Internationalism under Strain,1989;Eugene R.Wittkopf,“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An Alternative View,”Social Science Qnarterly,Vol.62,No.1,1981,pp.108—123;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16) Cranford Pratt,Internationalism under Strain,p.13.
(17) 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160.
(18) 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p.155—180;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pp.517—549;Eugene R.Wittkopf,“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An Alternative View,”pp.108—123;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19) 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p.155—180;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pp.517—549;Cranford Pratt,Internationalism under Strain,1989;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20) 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p.155—180;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pp.517—549.
(21) 对这六项的可靠度分析显示，六个项目之间的相关性是比较适中的，其范围从0.27到0.49。可靠度系数（alpha）为0.77。
(22)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9,http://www.ccfr.org.
(23) 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p.539.
(24)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p.1106.
(25) Clifford Geerlz,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73;Milton Rokeach,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New York:Free Press,1973.
(26) Robert W.Jackman and Ross A.Miller,“A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ar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0,No.3,1996,pp.632—659;Marc HoWard Ross,“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Zuckerman,eds.,Comparative 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 and Structu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2—80.
(27)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pp.1099—1120;Daniel J.Levinson,“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No.1,1957,pp.37—47.
(28) Daniel J.Levinson,“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pp.38—39.
(29) Jon Hurwitz and Mark Peffley,“How Ar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tructured?A Hierarchical Model,”p.1108.
(30) 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G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1) Herbert McClosky,“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Correlates of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in James N.Rosenau,ed.,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7,pp.51—109.
(32)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9,http://www.ccfr.org;Susan A.Aaronson,Taking Trade to The Streets:the Lost History of Public Efforts to Shape Globaliza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33) Herbert McClosky,“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Correlates of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p.73.
(34)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9,http://www.ccfr.org;Michael A.Maggiotto and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4,1981,pp.601—631;Don Munton,“Whither Internationalism?”pp.155—180;Don Munton and Tom Keating,“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anadian Public,”pp.517—549;Cranford Pratt,Internationalism under Strain,1989;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35) 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379.
(36) 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37.
(37)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9,http://www.ccfr.org.
(38) 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 Poll,April 4,2001.
(39) Barry B.Hughes,The Domestic Contex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an Francisco:Freeman,1978;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40) 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41) Eugene R.Wittkopf,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90.
(42)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Foreign Policy 1999,http://www.ccfr.org.
(43) 我们在使用OLS模型进行分析时，注意到了对OLS模型基本假定的检验，如总体相关线性，随机误差同方差，自变量相互独立以及随机误差正态分布，我们的检验表明，OLS模型适用于对我们样本数据的分析。在OLS模型中，b为偏回归系数，s.e.为标准误差，Beta为标准回归系数，R Square为判定系数，N为样本数。
(44) 为了检验样本数据和模型之间的吻合程度，我们进行了F检验，F检验的结果是我们的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显著，这证明我们的模型是一个有效的模型。
(45)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9页。
(46) 在此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
(47) 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秦亚青和朱立群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国际主义内涵，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也有助于巩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参见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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