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建设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滑坡论”、“爬坡论”、“二律悖反论”、“失范论”等观点不胜枚举。本文试图透过互相交织的各种观点，梳理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思路，做出自己的判断，进而指出深入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的逻辑思路：从分析“经济人”假设入手
理论界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判断主要有三种思路：即认为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膨胀导致了“道德滑坡论”；对市场经济抱有“浪漫主义”情结导致了“道德爬坡论”；强调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导致了“道德失范论”。
1.“道德滑坡论”的由来。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人”的存在。按照市场逻辑，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始终关心，将可能形成追求贪欲的个人中心主义；人们对货币的直接追求很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可能使人们不择手段，忽视伦理道德。不少学者认为，市场的统治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P53)因此，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道德的沦丧，人与人关系的倒退，即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二律悖反”。
发展市场经济适应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大势所趋。按照“二律悖反”论，建设市场经济与追求道德的进步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不可兼得；就应承认“代价论”，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必须付出道德代价；更深一步讲，道德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反相成，道德退化会加速经济发展。
不少学者指出“道德滑坡论”所犯错误：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理想主义道德”模式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标准；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其实“道德滑坡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把转型时期出现的反道德现象，普遍化为常态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现象，即把社会转型时期归于社会正常发展时期，把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混同于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事实上，“道德爬坡论”正是因为强调我国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建设的特殊性而吸引了众多的拥护者。
2.“道德爬坡论”的由来。“道德爬坡论”也是从分析“经济人”假设出发，所不同的是这种个人利益追求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作用下将有益于他人，自动增进社会集体利益。人们经常引用的话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2](P11)出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不少人寄希望于用市场机制去革新陈旧的思想观念。这种良好的愿望在市场“小试牛刀”后，“市场万能论”悄然诞生，这种“浪漫主义情结”一直是一些人难以解开的情结。既然“一市就灵”，那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如平等自主、互惠互利、民主科学等必将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和道德观念的进步，即认为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先搞市场经济建设，再抓道德建设的“先后论”不但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中心”任务，而且符合道德建设自身规律。即便要加强道德建设，也是强调“手段论”和“软硬论”，因为市场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那么，道德建设在其中只能是可有可无、可抓可放的工具，是“虚”的，不是目的本身。
毕竟，“爬坡论”要面对社会上涌现的丑恶现象。早期的“爬坡论”从推崇人性独立的角度，甚至认为不少社会丑恶现象表明了人性解放觉醒的进步。此后“爬坡论”也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弱点，但却把它归于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弱点将由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消亡，由此造成的道德问题将不解自解。因此，“现象上是滑坡，本质上是爬坡”，[3](P5)成为“爬坡论”的改进版。
事实上，所谓理想的万能市场从未出现过。西方市场经济历程早已证明寄希望于“万能市场”解决道德问题是不现实的。综合来讲，“道德爬坡论”在纠正“滑坡论”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缺点和当前出现的丑恶现象完全归结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企图用一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市场”来解决道德建设问题。
3.“道德失范论”的由来。“滑坡论”和“爬坡论”各执一端，各有可取之处，前者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后者阐述了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前者侧重分析市场经济的一般弱点，后者注重考察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特殊国情。“滑坡论”和“爬坡论”的片面性使一些人企图一方面超越“滑坡”与“爬坡”的争论，另一方面吸收“两论”中有价值的观点，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双刃剑”作用或称为“双重效应论”逐渐为人们重视，并进而形成了似乎较为中性的概括性描述——“道德失范论”。周碧睛曾对市场经济的正负效应作过深入分析：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趋利原则、竞争原则、等价原则等既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又可能导致价值取向上的物欲化。[4]有人据此出发，认为市场经济的正面影响宣告了旧体制道德观的破产，预示了新体制下道德建设的全新面貌，负面影响则暗示了建立“新道德”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按照“道德失范论”的说法，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已经失去效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价值观、道德观正在形成当中，同时随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西方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使得当前中国社会出现“道德失范”或者讲“道德脱序”。[5]承认“道德失范论”，就得在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指导下，重新确立新的道德规范，也即是理论界曾有过的“道德重建论”。“重建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基本原则的否定。
应该说，“双重效应论”是比较客观的。但如果由此得出“道德失范论”不免让人产生怀疑。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也只提到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大多数领域集体主义原则依然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位于道德问题之首的腐败和假冒伪劣等是千夫所指，人皆谴之，不存在什么失去道德规范的问题。而正是急于打破、抛弃计划经济道德的心态，使原有的适应社会大生产的诸多道德规范不恰当地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因此可以认为：“道德失范论”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阶段道德建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却把两种经济体制下的道德建设人为地对立起来，忽视了两种道德建设相同的本质属性和历史继承性。
二、市场现实主义的道德建设判断：主导道德受到挑战，社会主义道德需要重振
市场现实主义以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曾经将人类经济发展历程归为三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方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6](P104)马克思这段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对于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市场现实主义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状态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个人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是平等和自由的，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这种独立性又受到物的限制和统治，表现为货币权力的专制和个人受社会生产条件的摆布。总之，在物的依赖关系中，人们虽然已从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又陷入了对货币的依赖关系之中。[7](P43)
依此可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内含着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即人的独立性和对物的依赖关系。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市场经济效应往往在现实中具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我国目前出现的某些拜金主义等反道德现象，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根本对立的，但与市场经济内含的负面效应又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不成熟使货币拜物教得到更大的扩张。可见，当前道德建设处于多种矛盾互相交织的复杂环境中，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受到来自市场的不成熟、市场本身的弱点、市场带有的资本主义因素等多方面的冲击，社会主义主导道德受到挑战。
人类文明进程表明，市场经济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过渡，不具有终极意义。所以，市场现实主义强调市场经济“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要求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以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集体主义原则来提升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内在观念。事实上，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导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姻。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是同时发展壮大的，与西方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潮息息相关，以至于某些西方学者干脆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果任由所谓的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也就是对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听之任之。这正是市场现实主义对道德建设方向进行判断的出发点和依据。市场现实主义的观点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获得单个主体的积极支持，个人的主体价值因集体主义的引导而获得厚实的保障和充分的空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集体主义重塑和社会主义道德重振的过程。当然，新集体主义的内涵及层次都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以深化和细化。
三、对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思考
1.观察和评价我国当前道德状况的立足点。廖小平提出两个立足点：一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8](P70)现在看来，这两个立足点还不充分，没有考虑到当前全球化对中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据报道，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等。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将更加隐蔽和便利。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而构建于文化基础上的道德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固然可以便利我们借鉴吸收发达国家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但我们更应对西方极力向我们推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道德观保持时刻警惕，尤其是这种价值观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后盾，带有很强的迷惑力和煽动性。
2.正确评价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道德观。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集体主义道德观妨碍了自由平等等观念的深入。客观评价一个时期的道德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建国之初，靠着人民的艰苦奋斗和省吃俭用，靠着雷锋、王进喜等集体主义模范的鼓舞，三十年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较完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如果考虑到50年代抗美援朝，60年代中苏对峙，实行计划经济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只是一旦完全忽视或否定个人利益，也就把集体主义原则推向了反面。这就是“文革”期间集体主义的极端表现，也是集体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正常的状态，必须予以否定和抛弃。但据此而否定集体主义本身，否定当前道德建设的集体主义原则，无疑走向了另一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