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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中国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统一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在整个东亚与部分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中国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终于在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一、公元第一个千年，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天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从小兴安岭一直到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横贯中亚、辉煌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与高山森林树立的天然长城。只有那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马其顿帝国在瞬间建立又在瞬间破裂，罗马帝国继承了它的西半部，安息骑兵杜绝了他们东扩的幻想。中华帝国延续下来，由秦入汉。大汉帝国的天下向西北扩张，一直到中亚，两个世纪的交通从“丝绸之路”开始，长安到罗马。然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不仅是一贯的理想，也是现实中的常态。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纪元前后世界的两个中心。秦汉帝国的版图约为390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的版图约为450万平方公里，但秦汉帝国的可耕地面积却是罗马帝国的8倍。秦汉帝国的农业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贸易可能比秦汉帝国兴盛。两个帝国都在修筑宫殿、城市、帝国大道，将帝国军队派往边境政府那些觊觎帝国财富与土地的“野蛮人”，两个帝国都试图在自己的版图上建立共同的价值与信念基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与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两个帝国都曾创造过稳定的政治、富足的经济与繁荣的文化，两个帝国也都先后陷入分裂与战乱。伟大的笈多王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印度变成世界的中心。他们吃的最好(大米与结晶糖)、穿的最好(棉布)，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头脑，他们的战士骑在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大象)上征战，他们的水手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海域上航行，正是借着如此强大的国力，他们的高僧来到中国，用佛教武装灾难中的中国人的精神。
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便再也没有复原，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三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同一的世界帝国。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10公里，南北8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藩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康国、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没药，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10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面上，暖风温润，夹着岸边荔树黄花的芬芳与居家沉醉的人烟味儿；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
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影响西到印度、波斯，东及朝鲜、日本。西北天然屏障的大山被超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曾经将大唐势力远播到吐蕃与波斯，直到“安史之乱”，才中断了大唐国力向西北的扩张。
中国文化在东亚传播同化，由中国而朝鲜、日本，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已基本形成。越南很久以来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唐疆域的南界已经深入，北越基本上是汉化地区。李朝建立，尊崇儒学，开科取士，以汉文为通用语文，将中国的制度与法律，文字与文学全盘搬到越南。曾经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个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不同层次同化过程，一体化的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等。
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二、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国的文化国力影响，逐渐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
唐宋中国五百年，不仅是中国文明自身历史的峰巅，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峰巅。我们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层次上理解文化的概念。一个国家强大了，其文化国力自然会影响并塑造其他地区与国家。不管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不管是大唐中国还是今日美国，国家强大，文化国力就会自然溢出国界。国家的文化国力，是个跨文化概念，我们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中清醒地清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希望能够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发掘文化资源。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所谓世界通史，我的理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国家的历史的组合，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启人心智的智慧。它贯通上下古今，各民族的历史在这之中只起补助说明的作用。各民族历史的叙述，不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程度来决定，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作出的努力的时间和程度来决定。”
中国文化国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相对比较中的衰落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兴。
汉唐中国，从世界的中心之一到世界的中心。千年帝国持久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东亚塑造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华夏文化圈，而且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到连当时的中国人都无法想像的地方。怛逻斯战役(755)之后，中国工匠流落到中亚西亚，不久造纸术就由西亚传播到西班牙。1150年，西班牙出现欧洲第一家造纸厂。宋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至少在13世纪朝鲜已学会用金属活字印刷朝文书籍。又过了两个世纪德国人古滕堡才用活字印刷出欧洲的第一本书《古滕堡圣经》。宋朝军队曾用火药打败金人，蒙古军队围攻开封，守城金军用“震天雷”，可能是原始的火炮，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培根曾将火药的秘密配方用暗码记在自己的书里，1326年，佛罗伦萨市政会宣布了造炮的命令，同年德·米勒梅特作的爱德华三世画像上就出现一门金光闪闪的铜炮。《梦溪笔谈》详细说明指南针在风水术中的应用，《萍洲可谈》《梦梁录》中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三个多世纪以后，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舰队装上了磁罗盘与船尾舵。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代。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如果说盛世大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宋元中国则是转动世界的轴心。大唐衰败之后，阿拔斯王朝曾经一度独领世界风骚，《一千零一夜》里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统治下的巴格达变成世界之都。但是，很快中华帝国又在故土上复兴了。唐强宋富。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前，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人口增长快，社会规模大，文官制度确立，城市发达，经济市场化，技术先进……
宋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它有最完善、最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最大的城市与最大规模的贸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然而，幸福到苦难的转化往往在一瞬之间。蒙古征服对西方来说是个发展的机会，对中国却是灾难。随着蒙古大军，从中亚到南欧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赶着骆驼骑着马，或乘季风航船，涌向大汗的国土——中国。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人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丝绸之路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在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中国是它们的财富的源头。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中国是转动世界的轴心。从孟加拉湾一直绵延到鞑靼海峡横贯中亚的大山界限被超越了，东西两个世界进入一个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铁骑以战争的方式创造了旧大陆的“世界和平”，人从西方流向东方，物资从东方流向西方。不论是现实中的世界市场还是观念中的世界地理，中国既是这个世纪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纪的终点。蒙古帝国开放了世界，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全世界都在动，只有中国不动，它是世界的轴心，一个将耗尽自己力量转动世界的、被奴役的轴心。
宋元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国力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笔者在《中国形象的伟大遗产》中指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的影响，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上基本相同。首先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促成了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开明君主制度与孔夫子哲学的典范影响到西方政教改革与革命。世界文明是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相互依存的系统，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独自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为西方所独享。
中国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作为转动世界的轴心的中国，衰落的时代也没有最后到来。当西班牙菲力二世在更大地域上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国力时，明代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就华夏文化圈而言，郑和远航代表着中华文化远播东南亚的高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贸易，使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只是西方扩张才使这种文化同化力量受到抑制。明清帝国进入中国帝制时代的终结期。从马可·波罗离去到马戛尔尼来华这500年间，中华文化影响的主要收获在西方的现代化。
三、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像得那么久
中国的衰落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的后期到来。在西方飞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相对而言落后了。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艺术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世界影响。我们承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是，既不能将这种落后的时段在历史中加长，也不能将落后作为非历史的所谓文明本质在观念中绝对化。
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像得那么久，明清帝国明富清强。明末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康乾盛世清朝的国力并不亚于汉唐盛世，也不亚于正如日中天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即使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落后的原因是封闭。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总是从自身扩张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文化自大与封闭。实际上华夏文化不仅不比西方文明更加自我中心、文化自大，明清社会也并不像一般想像得那样封闭。明清间中国内外都发生了一次贸易革命，国内出现了晋商、徽商、宁波与广州商人的大商业集团，贸易加强了人口流动、城市化程度，改变了社会结构。明末中国已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确立了银本位的世贸体系中的中国中心。满清也并不像想像得那么保守，康熙皇帝认真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技，世界贸易的成果也已反映到当时的城市日常生活中。《红楼梦》写宝琴八岁上随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52回)，冯紫英送给贾政四样洋货，其中一个是三尺多高的自鸣钟(92回)，宝玉房中有一个“金西洋自行船”摆设(57回)，晴雯感冒，宝玉取鼻烟给她嗅，鼻烟盒上装饰着天使像(“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子女子，两肋又有肉翅”)，又让麝月去凤姐处取一种名叫“依弗哪”的“西洋贴头痛的膏子药”(52回)。
中国落后，并不像一般想像得那么久，也并非像某些玄奥的理论论证的那样是由某种中国文化的本质注定的。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发展。因为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缺乏自由精神或精神的自我意识。中国文明暂时的、历史中的相对落后，在他那既普遍适用又难以落实的想像推理中变成一种宿命。黑格尔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博大系统的代言人，他的理论证明中国永远停滞与落后的目的是想证明西方永远发展与先进的“奇迹”或“神话”，他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将现代中国与中国文化置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如果中国文化的本质决定中国的停滞与落后的命运，那么，只要在文化上依旧是中国，中国就不可能进步或现代化，而中国一旦要发展或现代化，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于是，中国就失去了文化认同的身份，现代化的中国也不再是中国。黑格尔的思路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具有典型性。他们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的封闭、落后、停滞、衰败的思考，旨在用中国“理所当然的失败”证明西方“理所当然的成功”，并通过文化本质主义将这种优胜劣败的秩序在观念中固定下来。马克斯·韦伯假设文化对人与历史命运的塑造，探讨所谓“西方个性”与“亚洲个性的结构”，他认为西 方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具有各自不同多样性与复杂性，但都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问题的设定中，已包含着问题的回答。儒教中国没有西方的精神，可如果中国具有西方精神，中国 岂不就是西方了吗?他们不是在思考中国，而是思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不是在思考中 国如何现代化，而是在思考中国如何西方化。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设定的选择是或者现代化或者要中国文化，如果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中国文化，如果要中国文化就不能要现代化。
四、中国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公元第三个一千年到来的时候，中国文化将以现代化的方式影响世界
中国文化国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衰落到复兴的艰难历程。
满清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痛苦的衰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显现的。东西消长，大国沉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国力基本上停止了它两千年持续不断的世界影响。衰落在屈辱与抗争中到来，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却没有就此完结，它已经经历了许多劫难，迎来过一次又一次的光荣复兴。这一次衰落，终将证明的，不是中国文化死寂与败落，而是中国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文化的复兴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达到高峰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将改变未来的事件。欧洲内部出现了《共产党宣言》，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印度爆发了雇佣军起义，印度一个世纪的独立运动从此开始；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最终将在帝制废墟上建立一个共和国；日本“明治维新”也在世纪中叶开始，它使日本迅速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东方现代化运动中最初成功的，不是与西方对抗的东方国家，而是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
英国在其扩张的高潮的19世纪，自称是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日本在二战间幻想用武力在华夏文化地域基础上建立“大东亚共荣”，也自称是汉唐文明的真正继承者。中国创立的华夏文化圈为日本在东亚与东南亚扩张提供了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一点在北一辉的理论中表述得很清楚。从世界格局内看，华夏文化圈的复兴从日本的现代化开始。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成功完全在于摆脱华夏文化。这种观点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又有华夏文化普遍失败的背景，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华夏文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成功者不只日本，还有后继的“四小龙”，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华夏文化普遍失败主义观点就都变得可疑。
日本的现代化是第一波，华夏文化圈内的现代化第二波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到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的人均收入已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全世界除了西方文化圈(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只有华夏文化圈内的国家，不仅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且开辟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在几个华夏化的国家相继获得成功，使世界开始关注这种成功的文化基础及其个性。只有华夏文化的儒家传统，才可以为这些崛起的东亚与东南亚国家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础与解释性理由。华夏文化不仅可以完成现代化而且可以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华夏文化的复兴不仅在历史中挑战了西方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权力中心，而且在理论上挑战了从黑格尔到韦伯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文化理论。
华夏文化圈开始了它的现代化复兴，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日本的经济发展90年代出现停滞，“四小龙”也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但这既不能阻碍华夏文化复兴的大潮，也不能动摇人们对华夏文化的现代化的信念，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复兴最终开始了。2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如果按照日本与“四小龙”的经验，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近半个世纪，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望重新成为世界之强。学术界一直在比较中日现代化历程的差别，为什么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日本迅速而顺利，中国缓慢而曲折。这种研究将着眼点放到日本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因为其前提是中国失败了。如果假设中国的现代化成功、问题可能就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背景了。这个文化背景无疑就是华夏文化。日本成功了，四小龙成功了，中国正在以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规模崛起，它将最后最有力地证明华夏文化的创造力。
只有中国的崛起，才能最终证明华夏文化圈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复兴及其永恒活力。如果相信韦伯的观点，文化传统决定现代化，那么华夏文化决定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如果相信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的中国将使中国文化越发强盛，中国不断加强的国力正在复兴中国文化并重新开始贡献世界。中国曾经创建了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为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准备了必要的文化基础或底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活力所在，华夏文化圈的复兴从边缘向中心，中国的现代化将开辟不同于西方的华夏文化模式，这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的体现。中国文化从未停止过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公元第三个一千年到来的时候，中国文化将以现代化的方式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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