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联盟：“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联盟政治新范式
孙德刚* 张 帅
摘 要 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联盟、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联盟、美国主导的亚太双边联盟等具有机制化、常态化和指向明确化等特点；相比之下，“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的联盟政治出现了新范式，具有动态性、任务导向性、安全—利益二重性和敌我界限模糊性等特点。本文采取“二分法”，将大国在欧洲、亚太和欧亚的“正式强联盟”界定为“制度性联盟”，将大国和地区国家在中东建立的动态联盟界定为“功能性联盟”，并将后者分为“正式弱联盟”“非正式强联盟”和“非正式弱联盟”三类。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案例表明，“功能性联盟”日益受到大国的青睐；中东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低、中东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强、中东爆发冲突的风险大和中东跨国认同多元化是大国选择“功能性联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制度性联盟 中东地区 联盟理论 联盟政治
联盟(Alliance)亦称为“同盟”“军事同盟”或“军事联盟”[注] 按照安全合作的程度，联盟可分为积极联盟(进攻性联盟、防御性联盟和协商性联盟)与消极联盟(中立联盟与互不侵犯联盟)；按照是否签订正式盟约，联盟分为正式和非正式联盟(“准联盟”)。本文探讨的是广义上的联盟概念。为行文统一，本文一律使用“联盟”。 ，专指一种针对内外部威胁的安全合作范式。它既涉及冲突，又涉及合作；既与威慑、胁迫、威慑密切相连，又与制度、秩序和区域一体化息息相关；联盟一方面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又成为遏制战争、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共同体意识的手段。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联盟的界定涉及安全合作主体、合作条件、合作指向、合作载体等内容。17世纪以来，政治学、军事学、外交学和战略学常用“联盟”“同盟”“统一战线”“联合体”“阵营”等政治学和外交学概念，但中外文有关“联盟”的语境不同，各自内涵与外延也不一样，合作深度、联盟管理范式与绩效也千差万别。《不列颠百科全书》强调联盟是主权国家特有的国际合作现象，以国家群体的联合来巩固各成员的力量。[注]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33. 从近现代到当代，联盟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层理论”。学界对联盟现象的分析大多从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等视角，探讨结盟动机，但是联盟究竟是一种国际组织，还是一种联合作战的行为，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大多数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者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应对第三国威胁而形成的安全共同体。”[注] Sangit Sarita Dwivedi.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2012, 1(8):224-225. 按照这一定义，联盟是组织与行为的复合体，是以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联盟是政治议程的“军事化”。
2011年，受法国国防部委托，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研究报告《21世纪的联盟》，该报告将联盟分为战术性联盟(Tactical Alliance)、历史性联盟 (Historical Alliance)、天然联盟(Natural Alliance)和交叉型(动态性)联盟(Overlapping and Changing Alliance)四类。战术性联盟视结盟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当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主权国家与第三方合作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敌人”；历史性联盟即“结盟国家基于历史上的共同记忆而延续安全合作”；天然联盟即“结盟国家拥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能够在安全面前达成共识”；交叉型联盟是“上述三类联盟的相互叠加，从而形成多重特征的安全合作关系”。[注] Jeremy Ghez.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uropean Partnership[M].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1:6-10. 总之，联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安全合作，这种安全合作具有相互性。[注] 相互性一方面是指共同承担协防任务，另一方面是指大国单方面提供军事保护义务，而小国提供基地、情报与后勤支持。参见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M].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26. 与联盟内涵直接相关的是联盟的类型研究，其在形态上差异甚大。按照不同标准，联盟可划分为不同类型。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冷战时期的联盟政策》中认为，根据动机联盟可分为利益一致型联盟、利益互补型联盟、意识形态一致型联盟和政策一致型联盟。第一类如北约框架下的英美联盟，第二类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巴基斯坦联盟，第三类如1815年开始的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及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第四类联盟只规定成员国为了部分利益而协调政策和措施，关系最松散。[注] Hans J Mon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 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C].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188-191. 因此，利益具有层次性，可以分割，即便是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存在共同利益，从而在政策上形成磋商机制。
在上述模型中，协整系数受到每一期革新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数下是不同的，体现出分位数相依性，Xiao(2009)称之为分位数协整模型。对式(7)中θ(τ)的估计，需要求解以下问题：
第二，按照盟约条款不同，联盟可分为可操作性联盟和不可操作性联盟。前者指成员国制定了较为具体、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以规范盟友的行为；后者仅规定成员之间的合作原则，却未说明行动细则，结果盟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要么废弃，要么名存实亡。如北约具有完备的联盟运作机制和细致的分工，所以它具有可操作性，且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1950年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缺乏具体的运行机制和可操作性条款，联盟关系易受领导人偏好和主观意志的影响，成立十多年后便名存实亡。
其次，在中东北部地区，特朗普政府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叙利亚民主军)结盟，也具有“非正式弱联盟”的特点。美国默许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叙阿夫林等地区建立缓冲带；同时特朗普政府积极武装叙民主军及其下属的“人民保卫部队”。美国此举旨在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既希望离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使土耳其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又希望将叙库尔德人打造成代理人，制衡俄罗斯支持下的巴沙尔政府。此外，美国与伊拉克的非正式弱联盟也具有双重性——既希望依靠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又希望伊拉克不要和伊朗以及俄罗斯走得太近。
相比之下，中东地区的联盟政治具有特殊性。始于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在一年多时间里席卷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等国，原本就已动荡的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索马里等局势更是“雪上加霜”，打破了中东地区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无论是八个君主制国家还是十余个共和制国家都面临严峻的政权安全，推动联盟政策的调整。[注] Hassan Barari. Clash of Interests: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State Reponses After the Arab Spring[A].// Erika Holmquist and John Rydqvist, eds. 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Expert: Perspectives on Coming Developments[C].Försvars: FOI-R-4251-SE, 2016:48-49.
秀丽隐杆线虫N2野生型、大肠杆菌OP50由东南大学王大勇实验室惠赠；L-阿拉伯糖由山东汉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甘油三酯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油红O储备液、琼脂粉、NaCl粉末、胰蛋白胨、CaCl2、MgSO4、胆固醇、葡萄糖粉末、异丙醇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中东战略联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非正式弱联盟”，它不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是基于现实利益诉求。在伊朗这一所谓“共同威胁”面前，上述阿拉伯国家在美国的强压和撮合下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实为“沙漠中的堡垒”。卡塔尔迄今尚未恢复与沙特等四国的外交关系，“阿拉伯版北约”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注] Doug Bandow. The Dangers of Creating a New Arab Alliance[N].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0, 2018. 迄今为止，中东战略联盟尚未达成军事一体化、领导权、经费分摊、以及一方遭攻击视为集体遭攻击等核心条款。[注] Daniel Gallington and Abraham Wagner. A 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N].Washington Times, August 6, 2018. 特朗普政府将中东地区分为非黑即白的“和平区”与“冲突区”，使中东盟国陷入人人自危、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甚至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注] 孙德刚. “阿拉伯版北约”网眼大[J].环球，2018(17)：24-25.
除上述五种不同划分标准外，联盟还可以分为以下类别：从攻防态势来看，联盟可分为进攻型和防御型联盟[注] 罗伯特·罗斯坦发现，1815-1859年，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1859-1871年，联盟主要是进攻性的；1871年之后，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参见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M].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46. ，后者如1717年俄国、法国和普鲁士三国签订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各参加国结成防御联盟，相互保证领土完整；从持续时间来看，联盟可分为永久性(Permanent)与临时性(ad hoc)联盟；从盟约适用范围来看，联盟可分为有限联盟(缔约国承诺在特定条件下向盟友提供军事援助)与无限联盟(缔约国无条件向盟友提供援助)[注]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151. ；从成员国战略目标、文化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可以将联盟分为“同质化联盟”和“异质化联盟”等。[注] 参见孙德刚，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J].西亚非洲，2018(1)：68-87.
总的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功能性联盟”包括三个层面：美国与土耳其的正式弱联盟；美国与以色列的非正式强联盟；美国与沙特集团、伊拉克、以及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非正式弱联盟。
二、功能性联盟：中东联盟政治的新范式
本文采用“二分法”，根据结盟的制度安排、需要解决任务的性质不同，将冷战后大国的联盟政治分为“制度性联盟”和“功能性联盟”两类。
“制度性联盟”成员体将联盟视为一种契约，缔约国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形成具有中长期约束性的行为规范，以制衡外部威胁，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缔约国能够相互援助，加强磋商，使彼此行为更具有可预期性。传统联盟理论研究语境下的联盟通常是 “制度性联盟”，即“一定数量的国家达成正式协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注] Bruce M Russett. An Empirical Typ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J].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1,15(2):262-263.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基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和两个平行市场，建立了板块化的北约和华约，并在中东相继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也属于“制度性联盟”的范畴；[注] 参见Steven L Spiegel e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美国主导的北约还是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美国与亚太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双边联盟体系，都是在共同安全威胁面前，通过制度化安排，形成安全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也均属于“制度性联盟”。
第四，按照安全承诺的属性不同，联盟可分为单向联盟、双向联盟和多边联盟三类。单向联盟就是甲方承担对乙方的安全协防义务、但乙方并不需要对甲方承担安全保护义务，如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安全承诺、战后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等，这种安全协防具有单向性；双向联盟系指缔约国双方相互提供安全援助的联盟，如二战时期德日意的“反共产国际”联盟、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联盟；多边联盟就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相互承担安全协防义务的联盟，如二战后的北约与华约。[注]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12.
“阿拉伯之春”以来，大国在中东的联盟政治呈现出新特征，本文将之界定为“功能性联盟”。第一，各方构建联盟既追求安全利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加强地缘政治争夺、维护政权安全)，又追求经济利益(维护能源、投资和军火利益等)，结盟动机具有多重性；第二，大国在中东的联盟基于临时性任务，结盟对象和所要化解的风险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忽敌忽友)；第三，盟友之间并不寻求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而是本着务实主义精神，从眼前重大安全关切出发灵活地选择联盟；第四，非国家行为体，如穆兄会、叙利亚土库曼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自由军、民主军、库尔德组织等也参与到联盟博弈当中；第五，敌我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甚至一个大国与两个敌对方同时结盟(亦敌亦友)[注] 如美国与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民主军同时结盟。 ；第六，大国结盟基于共同的现实利益，具有机会主义偏好，而共同价值观、政治认同及意识形态等常常受到忽略。
·肺隐球菌感染：推荐使用氟康唑，400 mg/d口服或静脉滴注，疗程12个月，如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100个/μL在治疗1年后停止氟康唑维持治疗。
表 1制度性联盟与功能性联盟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从上述八点可以看出，“制度性联盟”与“功能性联盟”存在类别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第一，从联盟性质来看，前者以条约的形式促进政治—军事一体化，如北约军事联盟，而后者更像是一种动态的进程，如为解决叙利亚危机，俄罗斯与伊朗和土耳其启动阿斯塔纳进程，形成“欧亚三角联盟”；第二，从合作动机来看，前者旨在应对外部威胁，从而形成了“战争共同体”，后者追求全方位安全和多元利益，如俄罗斯与沙特等海湾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油气联盟”维护能源价格稳定，应对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挑战，而美国与沙特结盟除出于遏制伊朗的安全考虑外，还有获得沙特军火订单的利益考虑；[注] 此外，有分析认为，土耳其与卡塔尔结盟反对沙特和阿联酋联盟，还因为土耳其航空公司与阿联酋航空公司在全球民航业务领域的竞争关系，参见James Dorsey. Fragility of Middle East Alliances Becomes ever more Apparent[N].The Daily Star, April 4, 2018. 第三，从合作程度来看，前者基于中长期安全合作任务，后者基于临时性任务，如2017年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以色列坚定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形成了昙花一现的“犹太人—库尔德人联盟”；第四，从制度安排来看，前者基于联盟规范，具有国际法效力(如美韩联盟)，后者基于政治领导人的联合声明，甚至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无法律约束性；[注] Abdel Aziz Aluwaisheg. Collective Defense Crucial to Success of Proposed 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N].Arab News, October 1, 2018. 第五，从成员关系来看，无论是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联盟体系，还是俄罗斯在欧亚的联盟体系，都有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基础，盟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层面具有同质化，而在中东地区，“功能性联盟”的成员体往往在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特点(如美国与沙特、土耳其与卡塔尔、俄罗斯与伊朗等)；第六，从合作主体来看，前者属于主权国家之间的结盟关系，后者包括主权国家(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卡塔尔)和非国家行为体(穆兄会、真主党、叙利亚土库曼旅、民主军、自由军等)[注] 参与联盟政治的中东非国家行为体大多数属于“武装政治运动”(Armed Political Movement)，参见Adham Saouli. Arme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A].// Erika Holmquist and John Rydqvist, eds., 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Expert: Perspectives on Coming Developments[M].Försvars: FOI-R-4251-SE, 2016:92. ；第七，从敌我界限来看，前者有明确的防范对象，分为“盟友区”和“敌对区”，而后者结盟的对象既是合作伙伴，往往又是潜在对手，敌友之间的界限模糊，如土耳其既是俄罗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要盟友，又是北约在中东唯一的成员，以遏制俄罗斯为主要任务；第八，前者因任务明确、责任明晰，故安全合作具有静态性与稳定性，后者须根据地区格局的新变化、大国关系的新调整进行国家利益的“再定义”，故安全合作具有动态性与流动性。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和欧洲、亚太一道，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的三大争夺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亦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联盟体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主要就是论述冷战背景下美苏及中东地区大国形成的联盟关系。[注] 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分裂加剧，沙特和伊朗教派纷争升级，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土耳其—卡塔尔与沙特集团)，因此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大国纷纷调整联盟政策，各国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盘根错节，导致全球和地区大国不得不在纷繁复杂的地区热点事务中趋利避害，平衡与各方之间的关系，“功能性联盟”逐步代替冷战时期的“制度性联盟”，成为各方在格局动荡、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寻求利益最大化、威胁最小化的重要手段。正如联合国负责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德诺夫(Nickolay Mladenov)在安理会所言，中东国家的脆弱性诱发域外力量干预其中，导致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注] Yannis A Stivachtis.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External Actors and Regional Rivalries[M].Bristol: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ing, 2018:138.
大棚种植对温度、湿度等要素都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控制好各种数据，这就需要农民掌握好相关的种植技术。所以，农业部门要积极推广农业技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讲座等方式，针对本地环境、土壤状况宣传农业知识，让农民了解大棚蔬菜种植，并能将所学种植技术应用到蔬菜种植中。同时，派遣一批技术人员下乡，让他们手把手地教导农民如何进行大棚蔬菜种植，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水平。
消防管道、镀锌管道采用内外涂塑管道卡箍连接，管径>DN100的管道共计1 500 m，管径>DN100的镀锌钢管共计1 800 m。采用这种连接技术连接可靠，使用年限内免维护，维修拆卸方便；有效地解决了大管径管道套丝连接的困难，且可防止因套丝破坏镀锌层和保护层的问题；同时具有施工方便快捷、安装效率高、施工工期短、人工费较低的优点。
表 2“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功能性联盟”主要案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2019年。
本文按照联盟的形式和合作内容不同，将联盟分为四类：正式强联盟、正式弱联盟、非正式强联盟、非正式弱联盟。“正式强联盟”即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开展深层次安全合作的联盟；“正式弱联盟”即签订了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但安全合作停留在浅层次的联盟；“非正式强联盟”即未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但开展了密切、实质性安全合作的联盟；“非正式弱联盟”即未签订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也未进行实质性安全合作的联盟。按照本文的界定，第一类属于“制度性联盟”，如美国与英法在中东地区的联盟；第二、第三和第四类联盟属于“功能性联盟”，成为美、英、法、俄、伊朗、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等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国家实施的、范围更广的联盟形态。
下文以“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联盟实践为例，进一步考察“功能性联盟”的内涵与特征。
三、案例分析：美国在中东的“功能性联盟”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战略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前沿接触战略”(Forward Engagement)，即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投射力、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制度塑造能力，将中东所有国家(包括敌对力量)均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第二种是“离岸制衡战略”(Offshoring-balancing)，即依靠地区盟友来构建战略平衡，美国在安全事务中作为“平衡手”，发挥引领作用。奥巴马政府主要做出了第一种选择，在联盟政治中做“减法”，即减少敌人，拆除与敌国之间的“围墙”；特朗普则做出了第二种选择，在联盟政治中做“加法”，即增加朋友，构筑针对伊朗和恐怖主义的“防火墙”。
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仍维持在中东的超脱政策，不愿意为中东事务投入太多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并减少对中东的经济援助。然而，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等非西方力量通过打击“伊斯兰国”、帮助巴沙尔政府收复失地和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趁机填补权力真空。甚至美国在中东唯一的北约盟国土耳其也响应并参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斯塔纳进程”，形成了“欧亚三角联盟”。随着美国和西方在中东事务中被边缘化，特朗普政府日益感到焦虑，不得不重构在中东的“功能性联盟”体系，通过扶植代理人来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扩张势头。截至2018年，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包括阿富汗和吉布提)共部署了6.7万人军队，在中东12个盟国土地上均部署了军事力量，成为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最多的域外大国。
所有患者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器型号为：GE E8、PHILIPS Envisor C和GE P9型，设置超声探头频率5～12.5MHz和3.5～5.5MHz。检查前指导患者取仰卧位，对患者上腹行常规扫查后，行纵横斜切面扫查右下腹，通常扫查右下腹压痛点和麦氏点，对疼痛最显著部位用手触诊后实施扫查，先对右下腹采用低频腹部探头观察后，在行高频探头观察，并交换使用高低频探头，仔细寻找髂血管周围阑尾，并对其壁厚、大小、形态、位置、阑尾壁、周围组织及腔内回声等声像图特点进行观察和记录，若患者较为肥胖或者肠气较多，则需采用加压探头扫查，以获得满意的声像图。
2018年以来，“伊斯兰国”丧失大片领土，残余力量在各方围剿下被迫转移，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大降低，伊朗代替“伊斯兰国”，成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在对待伊朗“威胁”问题上，特朗普和奥巴马不同。奥巴马政府认为，伊朗的崛起势头难以阻挡，与伊朗爆发军事冲突不符合美国利益，最好的选择是通过多边机制约束伊朗，束缚其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手脚”，通过欢迎伊朗融入国际体系将其纳入美国的发展轨道；特朗普政府则认为，此举正中伊朗领导人下怀，使之加速试射弹道导弹，并在阿拉伯世界伸展触角，培养代理人。特朗普称伊朗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头号支持者”，“朝着获得核武器的方向努力”；“从黎巴嫩到伊拉克和也门，伊朗正在资助、武装和训练恐怖分子、武装人员和其他极端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加紧破坏和制造混乱”。[注] Gerald Feierstein.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at One Year Policy Lacks Strategic Coherence Despite Rhetoric[R].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rch 2018.
大量的实验表明，在Java EE环境下利用OpenCV机器视觉库函数对蓝印花布图像进行一系列标准化处理后，再利用动态的搜索空间树实现蓝印花布纹样数据库的搜索功能，不仅在时间效率上有显著提高，而且在准确性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表 3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与军事基地
数据来源：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Defense Military Data Center[EB/OL].https://www.dmdc.osd. mil/appj/dwp/dwpreports.jsp；Micah Zenko.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R].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特朗普认为，遏制伊朗的唯一廉价且有效的方式是建立“阿拉伯版北约”并促成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联盟，美国在中东强大的情报网络和安全力量为盟国提供支援，最终迫使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地采取防御性政策。[注] Walter Russell Mead. Trump, Iran and American Power[N].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5, 2018. 2018年5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国务卿蓬佩奥开出了与伊朗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条件——完全停止核武化，停止弹道导弹项目，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及其盟友所有公民，停止对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事务的干预，停止网络攻击等。蓬佩奥的这一要求遭伊朗政府的断然拒绝。2018年8月，蓬佩奥宣布成立“伊朗行动小组”，组建外交政策专家，以达到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伊朗、对其进行施压的目的。[注] Jack Thompson.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R].October 2018.
以上学者对联盟理论内涵和类型探讨尽管比较深入，但却未能跟踪新时期联盟政治出现的新态势，如为什么21世纪以来大国在欧洲、欧亚和亚太的联盟具有静态性与稳定性，形成了联盟规范；而大国在中东的联盟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没有明确的规范，更像是一种进程；为什么联盟在欧洲、欧亚和亚太具有传统联盟的共性特征，而在中东却出现了新变化？在中东地区，正式联盟作用下降，非正式联盟作用上升，是一种短暂现象还是一种长期趋势？对21世纪联盟政治会产生怎样影响？
研究发现，拟南芥BR缺失或不敏感突变体幼苗在黑暗条件下表现出下胚轴明显变短，子叶张开等光形态建成的表型[27]，采用BR合成抑制剂BRZ处理野生型拟南芥也发现类似的表型[27, 28]，说明BR信号可参与拟南芥光/暗形态建成。本研究在黑暗条件下采用BRZ处理甘蓝型油菜幼苗，结果显示(图4)，与对照组相比，使用1 × 10-6 mol/L BRZ处理的实验组幼苗下胚轴伸长受到明显的抑制，说明在黑暗条件下甘蓝型油菜对BRZ的反应与拟南芥相似，BR水平下降导致幼苗黑暗条件下的光形态建成，但实验同时也发现幼苗的子叶没有明显张开。
第一类为“正式弱联盟”，美国与土耳其联盟是代表。土耳其是北约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成员国，也是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因吉利克空军基地储藏有50枚B-61核弹头，是北约核威慑的重要力量；因吉利克空军基地和迪亚巴克尔(Diyaarbakir)空军基地是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空袭的主要前沿军事基地。[注] Micah Zenko.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R].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然而，2018年土耳其宣布扣押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制裁土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并制裁土出口美国的钢铁与铝制品，实行关税翻倍，即分别达到50%和25%，导致美土联盟的效率大打折扣，开启了21世纪北约成员国相互制裁的先河。[注] Jack Thompson.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R].October 2018. 受美国制裁影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20%，甚至一度狂跌40%。美土联盟从制度性联盟降为“功能性联盟”，安全合作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明初文人曲学系统中，以朱权《太和正音谱》、贾仲明《续录鬼簿》为代表，都对元曲的艺术成就和雅文化属性进行了总结和定性，呈现出鲜明的推尊元曲为曲学标杆的倾向。
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鉴于“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打败，美国将在叙利亚的2000人驻军撤回国内，土耳其要求接管美国在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遭拒。12月26日，特朗普突然访问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提出驻叙美军可能会撤至伊拉克，以继续清剿“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力量。[注] Talmiz Ahmad. US Withdrawal Would Signal New Phase in Syrian Imbroglio[N].Arab News, January 11, 2019. 埃尔多安政府多次强调，美国从叙撤军后，绝不能让库尔德人填补权力真空。201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再次提出美国从叙撤军先决条件——彻底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同时土耳其承诺不会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博尔顿的撤军条件为“严重错误”，强调叙境内的库尔德人武装和“伊斯兰国”组织一样，属于恐怖组织。土耳其强调，美国要么自我摧毁在叙境内的全部22处军事基地和设施，要么将其交给土耳其，土耳其绝不能让这些设施和装备落入库尔德人手中。美国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政策相左，影响了美土军事合作的深度。
第二类为“非正式强联盟”，美国与以色列的双边联盟是代表。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以色列和美国从未签订正式军事联盟协定，但2018年以来，美以关系不断升级，美国希望把以色列打造成中东“桥头堡”。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向以色列提供“F-35”等先进战机，并在以色列空军学校建立首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帮助以色列升级“铁穹”“大卫投石索”和“箭式”等多重导弹防御系统，默许以色列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美国副总统彭斯受基督教福音派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也是亲以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担任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东与中亚分委员会委员期间，彭斯就支持阿富汗战争，反对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将以色列视为中东“民主和进步的灯塔”，主张维护以色列权益，批评那些将以色列视为“加沙和巴勒斯坦地区占领者”的国际组织。[注] Stephen Zunes.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Ironies of Hawkishness[R].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rch 8, 2018. 此外，特朗普犹太女婿库什纳在美以联盟关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他不仅是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好朋友，而且与以金融业保持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注] Stephen Zunes.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Ironies of Hawkishness[R].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rch 8, 2018.
特朗普政府尽管力挺以色列，但实际上并不承担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国际法责任。美国不愿为以色列在叙利亚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2018年4月，美国以叙利亚政府对东古塔地区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为由，联合英法发动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化武研发中心、储存中心等，但此次空袭更具有象征意义——美英法未袭击以色列所期望的其他目标，包括叙机场、俄罗斯和伊朗军事基地以及俄防空地区。特朗普坦言：“美国士兵流血、出资并不能给中东带来持久和平，这里是麻烦之地；美国会尽量改善中东的安全环境，但中东问题毕竟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情，中东地区的命运掌握在中东地区人民的手中；美国会向中东伙伴包括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出售武器，但不会越俎代庖。[注] Martin S Indyk. A Trump Doctrine for the Middle East[EB/OL]. April 16, 2018, https://www.brookings. edu/blog/order- from-chaos/2018/04/16/a-trump-doctrine-for-the-middle-east/.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请求美国干预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给伊朗画出红线，反对伊朗在叙利亚帮助真主党建立空军基地、兵工厂和精确制导导弹，但是特朗普一直置之不理，甚至坦言“伊朗在叙利亚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美国无意干预；内塔尼亚胡不得不7次访问莫斯科，最终在俄帮助下，说服伊朗承诺不在叙伊边境85公里范围内部署军事力量。
第三类为“非正式弱联盟”，美国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战略联盟”以及美国与伊拉克、叙利亚库尔德人联盟是其中代表。
历史教学运用史料教学为学生授课，改变了一言堂、填鸭式、说教式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兴趣，进而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与理解历史知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以史料教学为主导，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结合历史教材，引领学生在史料解读中为学生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能够极大的提升学生探究、分析历史真相的动力，进而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一方面，历史教学运用史料教学能够为学生创设生动的历史场景，给予学生直观的感受。另一方面，历史教学运用史料教学可以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细微变化，能够帮助学生解答历史困惑，提升学生历史知识理解能力。
首先，在海湾地区，美国将沙特领导下的“温和阿拉伯国家”视为重要盟友，努力打造“1+6+2”中东战略联盟。“1”即美国，是领导者；“6”即海合会六国；“2”即埃及和约旦。2017年5月，特朗普担任总统后首次国际访问便选择了沙特。在海湾地区，美国与沙特签订110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合同，使沙特和阿联酋成为对抗伊朗的“急先锋”。特朗普放弃美国在中东的“平衡政策”，坚定维护沙特等海湾盟友的核心利益，也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商业利益。特朗普表示，美国的中东盟友不是累赘，而是重要资产：无论是军火生意还是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东战略联盟”都能给美国民众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美国与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签订的军火协议，促进了美国军火“去库存”；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国内2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沙特随即表示其主权财富基金愿意投资400亿美元。
奥西亚诺还拥有两间可饱览水族馆风光的私人包间，食客可在那里近距离观赏海洋生物，感受神秘莫测的海洋气息。除了奥西亚诺海底餐厅，酒店还有约20家的餐厅及酒吧，可谓是数量众多，每家餐厅主打的菜式也不尽相同，这对于有选择综合症的旅客来说，还真是一项挑战。
2018年9月，国务卿蓬佩奥集体会见上述8个阿拉伯国家外长，正式宣布组建“中东战略联盟”，但迄今既未签订盟约，也未开展实质性合作。这8个阿拉伯国家年国防预算达1000亿美元，拥有30万军队、5000辆坦克和1000架各类战机，承担美国淡出中东后继续遏制伊朗、参与也门和叙利亚热点地区事务、反恐和平衡俄罗斯影响力等重要任务。[注] NATO for Arabs? A New Arab Military Alliance Has Dim Prospect[N].The Economist, October 6, 2018. 埃及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但也宣布加入“中东战略联盟”，一方面希望获得沙特和阿联酋的经济援助，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阻止埃镑大幅度贬值，另一方面希望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注] Peter Korzun. New Military Alliance to Be Formed in Middle East[N].Journal of Strategic Culture, February 17, 2017.
上述阿拉伯国家尽管对美国在中东奉行霸权主义、政权更迭和亲以政策颇有不满，但由于综合国力有限、国内政局不稳及安全脆弱，不得不在对外战略上追随美国。2019年1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战略联盟”八国，并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演说，就如何凝聚共识、制定统一政策加强磋商提出构想。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与伊朗关系紧张，处于“中东战略联盟”的核心区；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埃及和约旦与伊朗保持政治、外交、经贸和文化联系，处于“中东战略联盟”的边缘区。
她抱了一会儿他，这甜蜜又温暖的怀抱，这个深爱过的人，这个人的脸，眼睛，鼻子，嘴巴，她细细地触摸，记在心里。然后她放开他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十年，一辈子？
第五，按照内部凝聚力不同，联盟还可分为同舟共济型(Chain Gangs)和推卸责任型(Passed Bucks)联盟，前者是联系较为紧密的联盟，联盟成员被视为“拴在一起的囚徒”，对认真履行盟约深信不疑；后者系松散型联盟，成员可能会在危机爆发时抛弃盟友。[注]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0, 44(2):137-168.
第三，根据成员国权力大小和依赖关系不同，联盟可分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联盟。前者如在1912年3月《塞保同盟条约》和5月《希保防御同盟条约》基础上形成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四国军事联盟，此对称性联盟旨在反对奥斯曼帝国。国家间签订的盟约一般规定：缔约国不论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在联盟内部，决策权是按照贡献大小和承担责任多寡来分配权力，大国一般处于主导地位，小国则处于从属地位，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对称性联盟。由于大国和小国构成的联盟在实力分布上具有非对称性，盟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和被依赖、支配和被支配、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大国与小国在联盟关系构建中投入的资源不同。大国投入的资源总量较大，但占大国总资源的比例通常较小；小国投入的资源总量较小，但占小国总资源的比重往往较大，所以非对称性联盟常存在不平等交易现象。小国对联盟的期待常常大于大国，更担心受到抛弃；大国对联盟的期待一般小于小国，更担心受到牵连。[注]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M].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5.
通过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功能性联盟”，特朗普向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叙利亚库尔德人等中东盟友提供了“象征性支持”，试图重构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尽管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彼此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甚至严重对立，如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以色列与土耳其，土耳其与沙特，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等，但客观上成为特朗普政府干预中东事务的抓手。在特朗普政府对中东投入的资源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美国仍希望通过组建“功能性联盟”维持军事影响力。
四、美国在中东“功能性联盟”的分析与评估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联盟理念悄然发生变化。根据“合作形式”与“合作实质”两项标准，可将美国在中东的联盟列出“2×2矩阵”，分为正式强联盟、正式弱联盟、非正式强联盟和非正式弱联盟四类。尽管在北约框架下，美、英、法“制度性联盟”在发动利比亚战争、应对叙利亚“化武”危机等问题上依然发挥关键作用，但是美国与土耳其、以色列、海合会六国、埃及、约旦、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功能性联盟”影响力逐步上升，且灵活机动，美国无需承担更多的国际法责任，无需围绕盟约讨价还价，构建联盟的时间成本也更低。
表 4新时期美国在中东的联盟体系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2019年。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认知延续了上一任政府的判断，如像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也执行收缩战略，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包括：第一，维护中东地区秩序与稳定，遏制伊朗；第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第三，确保石油和天然气正常供应；第四，帮助中东地区盟友增强国防能力、抵御入侵。[注] Micah Zenko. 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R].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特朗普政府在联盟政策选择上有很大不同。奥巴马时期，美国奉行平衡的中东政策。通过改善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促进巴以和谈、签订伊朗核协议等，推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奉行“美国第一”“本土至上”的孤立主义政策，执行“脱离接触政策”。特朗普认为，几十年来，美国以牺牲本国产业为代价，养肥了国外产业；以牺牲本国军队为成本，补贴他国的国防研发；以美国本土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为代价，在海外投入数万亿美元。[注] Michalis Kontos.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under President Trump’s Isolationist Foreign Policy[J].Eastern Mediterranean Policy, 2017(14):1.
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偏好“功能性联盟”，与其执政风格有很大关系。与奥巴马政府出台一整套中东政策理念、目标、手段和机制不同，特朗普政府至今未形成鲜明的“战略”，中东政策中的“特朗普主义”尚未形成。不仅如此，特朗普频繁更换内阁成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多位重要职位易人，加上民主党利用中期选举后在众议院多数席位的优势和“通俄门”等向总统发难，美国国内政治的无序化和博弈加剧，引发中东政策的跳跃性和不可预期性。[注] Abbas Mossalanejad.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and Donald Trump’s Grand Strategy[J].Geopolitics Quarterly, 2018,13(4) :44. 美国总统特朗普朝令夕改搅动中东局势，其内阁成员的辞职风波已上演“多米诺骨牌”。2019年1月8日，负责处理海湾争端的美国特使、退役四星上将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宣布辞职。津尼坦言，自己为解决涉及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间外交争端所做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注] Karen DeYoung. US Special Envoy Working on Persian Gulf Disputes Steps down[N].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 2019. 美国国内政治余波未平，加上白宫外交团队频繁调整，导致美国在中东的联盟政策难以有延续性，影响了美国对中东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可信度。缺乏执政经验的特朗普更青睐“一事一议”、灵活实用的“功能性联盟”。
美国政府在中东的“功能性联盟”具有安全和利益的双重诉求。特朗普系商人出身，常常从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军火利益出发，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当前，欧盟是中东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中东第二大贸易伙伴，尽管美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和贸易依存度双双下降，巨大的中东军火市场对美国来说仍然是不容放弃的利益。2018年4月，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加强跨部门分析与评估，加大对中东盟友的武器出售范围，包括出售军用“无人机”。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美国全球军售比上一年增加8%，从760亿美元增加至820亿美元。中东盟国再次成为美式武器主要买家，共采购美式武器52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军火销售额的63.4%。[注] Micah Zenko.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R].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特朗普在中东实施“功能性联盟”也产生诸多负面效应。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功能性联盟”削弱了其在中东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影响力。美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巴勒斯坦当局减少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与特朗普亲以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美以联盟关系的升级导致美国调解巴以冲突丧失机遇。[注] Jack Thompson.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R].October 2018. 2018年2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呼吁安理会召开国际会议，承认巴勒斯坦为联合国正式会员、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为巴以边界。[注] Gerald Feierstein.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at One Year Policy Lacks Strategic Coherence Despite Rhetoric[R].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rch 2018:7. 由于美国公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2018年5月以色列建国七十周年纪念日(巴勒斯坦受难日)率先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导致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地区多次爆发流血冲突，巴方宣布不接受美方作为调停人。特朗普政府称，2019年，美国将出台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纪方案”，该方案由特朗普的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格林拉布特与库什纳一同制定，但鉴于特朗普政府公开偏袒以色列，和平协议执行难度较大。
其次，美国与盟友围绕经费分担的博弈影响了“功能性联盟”的绩效。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功能性联盟”是一种有限联盟。近年来，与美国拥有长期安全合作关系的地区盟友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独立意识增强，开始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既有交叉，也有碰撞。如沙特在吉布提、阿联酋在利比亚和索马里兰、土耳其在叙利亚和索马里均部署或即将部署军事基地，地区大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注] Karl P Mueller, Becca Wasser, Jeffrey Martini, Stephen Watts.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y[M].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2017:13. 2018年6月，特朗普在公开演说时指出，美国在中东花费了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 “打了水漂”；美国还为中东安全投入成千上万的兵力，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美国的中东盟友似乎毫不领情。美国的中东盟友应承担美军主要驻军费用，否则美军将撤回国内。[注] Micah Zenko.US Militar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 Appraisal[R].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8. 在特朗普看来，中东乱局是中东国家自己的事情，不是美国的事情；中东地区的战争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战争，不是美国人的战争。[注] Karl P Mueller, Becca Wasser, Jeffrey Martini, Stephen Watts.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y[M].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2017:1. 2018年12月，特朗普在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演说中，公开批评伊政府搭美国的便车，却不愿意为美驻军承担费用，引起伊拉克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不希望在中东投入太多人力和物力，加剧了美国与中东盟友之间的关系紧张。
特朗普政府的“功能性联盟”以拉拢沙特集团、扶持以色列、争取土耳其、中立伊拉克、培养库尔德人为手段，鼓励盟友冲锋在前，在美国从中东抽身背景下，继续维持美国的影响力，具有灵活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美国在中东的联盟体系旨在将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推到美国主导的“中东联盟体系”对立面，把中东地区分成了“亲美”与“反美”两大阵营，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教派化和冷战化。
针对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功能性联盟”，伊朗采取了反制措施。在外交上，伊朗外长扎伊夫呼吁成立“波斯湾安全新架构”，包括倡导互不侵犯原则、建立战略互信、成立“地区对话论坛”等，以消除“中东战略联盟”的影响；在军事上，伊朗与俄罗斯、土耳其形成“欧亚三角联盟”，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乃至也门胡塞武装形成“抵抗联盟”[注] Elias Akleh. Trump’s Project of a 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 (MESA), An ‘Arab NATO-like Alliance’ to Confront Iran[N].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7, 2018. ，试图用波斯版本的“功能性联盟”对冲美国版本的“功能性联盟”。俄罗斯、土耳其也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功能性联盟”。
五、结 论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这些国家彼此间贸易依存度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9%左右，而欧盟成员国内部相互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3%。[注] What di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rade in 2017?[N].Intracen, July 6, 2018. 在缺乏利益共同体的背景下，中东国家很难拧成一股绳，即使构建联盟，也常常是“流动的沙丘”，为“功能性联盟”提供了土壤。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剧了各种力量之间的零和博弈，激活了“功能性联盟”。第一，域外大国中，俄罗斯强势进入中东，特朗普政府战略重心东移，欧洲大国忙于各自内部事务，在全球层面形成了“俄进西退”的局面[注] 姚全.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懦夫博弈论析 ——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方案[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5)：57-76. ；第二，在地区层面，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埃及到叙利亚，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从索马里到也门，从巴林到伊拉克，阿拉伯世界普遍出现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地方派系林立的局面，导致阿拉伯世界在中东的影响力总体下降，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影响力相对上升，地区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第三，在阿拉伯世界，以沙特为代表的西亚阿拉伯国家影响力上升，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北非阿拉伯国家影响力下降，阿盟内部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局面；第四，在中东转型国家内部，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和以政治伊斯兰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博弈加剧。上述四个层面的博弈，加剧了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各种力量的“再平衡”和中东秩序的重塑[注] Ross Harrison. Shifts in the Middle East Balance of Power: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R].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September 2, 2018. ，导致各国、各种政治力量面临巨大不确定性，这是中东地区“功能性联盟”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从“恐怖与反恐”转向“地缘政治博弈”，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力量陷入更加严重的安全困境，伊朗核问题、也门内战、巴以问题、叙利亚战争、利比亚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等相互叠加。受此影响，中东地区权力争夺的常态化，中东地区格局的多极化和中东军备竞赛的白热化， “功能性联盟”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东地区的和平曙光更加渺茫。
参考文献：
[1]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2]孙德刚，安然.“同质化联盟”与沙特——卡塔尔交恶的结构性根源[J].西亚非洲，2018(1).
[3]Abbas Mossalanejad.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and Donald Trump’s Grand Strategy[J].Geopolitics Quarterly, 2018,13(4).
[4]Arnold Wolfers 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M].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5]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M].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1.
[6] Karl P Mueller, Becca Wasser, Jeffrey Martini, Stephen Watts. U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rmy[M].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2017.
[7]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M].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8]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9]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0, 44(2).
[10]Yannis A Stivachtis.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External Actors and Regional Rivalries[M].Bristol: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ing, 2018.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张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通信作者 及地址：孙德刚，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550号6号楼；邮编：200083；E-mail：sdgsdg@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论与案例研究”(16JJDGJW011)的前期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李思慧)
标签：制度性联盟论文; 中东地区论文; 联盟理论论文; 联盟政治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 中东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