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源泉及当代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源泉论文,当代论文,精神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3-0060-06
一、大学是从事社会批判的中心
所谓批判，是指按照某种尺度对事物或现象进行事实上或价值上的判断和评论，即对现象或事物的是非、善恶与美丑的断定。《辞海》将批判解释为“评论是非”，[1]霍克海默指出，批判是价值意义上的超越，其目的在于“协调当下的秩序与其价值目的之间关系的努力，是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2]批判就是怀疑那些看似明晰和正确的东西，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改变事物现状从而达到应该达到的境界。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使现存状况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摆脱现实束缚，“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3]
西方学者很早就指出，大学是从事社会批判的中心。韦尔德认为，古代希腊的大学就习惯于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习以为常的观念或价值（即常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家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像特洛伊城的木马，所发生的种种针对现行政府和社会的造反事件，核心是与那些制造舆论的大学有关，它是反叛的主要根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是受到来自大学的见解以及大学人发表在“政治团体”上的文章的影响。他指出，法国的大学教授们脱离权威，他们所宣扬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美国的里德认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他们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4]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更是将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认为批判是大学的本质，是判断大学与非大学的分水岭。科塞说，大学是这样的组织，看来它对现行的一切永远都不满，它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疑。熊彼特认为，大学以批判为生，批判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准之一。[5]前芝加哥大学校长也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大学是天生的反对派，它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这种作用不会因为它所服务的对象有所改变。[6]
以欧洲中世纪大学为例，它虽然受到宗教教会和世俗政治的双重控制，但大学往往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表现出对现实政治和宗教的“异议”倾向和反叛力量。[7]19世纪之前的西方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研究、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虽然与现世生活有些格格不入，但却间接地起着为社会提供着真善美的评价标准和基本向度的作用。至于20世纪60年代席卷整个欧洲的大学生民主运动，席卷美国的“大学生反越战”学潮，阿根廷、乌拉圭、秘鲁、玻利维亚、泰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掀起的学生反对当权政治的“学生行动主义”等激进的大学社会批判行为，从未间断过。[8]
中国的大学也同样如此。比如，北京大学既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又是反帝反封建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摇篮。它高扬自由、民主、平等的伟大旗帜，追求真理和正义。在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北京大学精神从而也是近代中国大学的精神。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下的《我观北大》一文中最早总结概括了“北大精神”，他说：“……第一，北大是常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相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9]
二、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来源
大学是从事社会批判的中心，批判精神是大学本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大学批判精神是促进人类觉醒、激励人类创新进取、推动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实现远大理想目标的重要保证，是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必然提升至自由的必由之路。大学批判精神也是大学自身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内在源泉。
大学为什么能承载社会批判的任务？其批判精神来源于何处？这是人们在研究大学社会批判精神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大学社会批判精神源于大学的内在本性，与大学的性质、地位、职能、大学师生及其思维方式等因素直接相关。
（一）追求知识的本性与大学的批判精神
毫无疑问，大学自古以来就是学术中心，是研究和探讨高深学问的场所。这种高深学问，在从最初形态的西方中古时代的大学到19世纪末的大学那里，一直作为纯粹知识存在的。为知识而知识或为学问而学问，追求知识的内在的和心智力上的目的，探索事物之本然，是大学及其学者的最大旨趣。普遍的理性知识的最大特点，就是纯粹性和超越性，大学对普遍的理性知识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一切具体直观性存在的超越和否定，也是对以常识为根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合理性的批判和超越。
古希腊大学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传授这种纯粹知识（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典范。进入19世纪后，大学所追求的主要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和教学。经验科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适性、客观实在性、重复验证性和可怀疑性。科学不同于常识和形而上学之处在于，它除了尊重事实和规律外，不迷信任何权威，坚持人们所接受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文化习俗、制度规范、各种知识，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而那些未经科学检验和经验认可的东西，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就必然遭到怀疑。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就在“真与假”、“是与非”、“对与错”之间立起了一座标杆，为人们提供了思想和行为上科学辨别的尺度，体现了科学知识的评价功能、规范功能和批判功能。[10]
大学拥有了上述知识，就同时拥有了批判的武器和手段，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真理的守护神，承担起社会批判和维护正义的角色，同时为民众提供了科学理论与批判思维的工具。
（二）人文关怀的理想与大学的批判精神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追求和传递着两类的知识：一类是科学知识（普遍知识），一类是人文知识（艺术与宗教）。关于前者及其批判性质，前文已有论及。人文知识是一种具有超验性质的知识，是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一套象征系统。如果说科学知识的任务在于揭示事实、阐明事物原理，解决的是“合规律”问题，那么，人文知识系统所阐释的则是事物的价值，解决的是“合目的”问题。人文知识以价值判断为前提，解答人生的终极关怀。
两类知识的社会批判功效不尽相同。一般说来，人文知识的社会批判功效明显强于和高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及其过程与方法虽具批判性，但它更多地倾向于价值中立的立场，即仅仅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同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无生命的自然界，其社会批判功能多具间接性、暗含性和启示性特点。科学并不直接指示人类思想与行为应该发展的方向。
与科学相反，诸如文学、艺术、美学、宗教（当然，也可以包括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等人文知识直面人生和社会，直面人的精神和灵魂。它虽然指向人生的现实世界或现实生活，但并不止于当下的现实世界或现实生活，而是指向于人生的理想世界、未来世界和可能性生活。在理想与现实中，理想是对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中，理论是对实践的超越和批判。[11]换言之，理想和理论为现实提供摹本，现实则需要理想和理论来提升与校正。人文知识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批判性知识。
西方大学素有崇尚人文教育的传统。古希腊大学实施的是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崇尚超现实生活的非功利性，即健全人的理性，纯洁人的心性，纯正人的德性。那些直接服务于人的感观生活、物质生活的职业教育、实用教育及其训练，向来被置于次要地位。中世纪是一个“一切都渗透着宗教神学色彩”的时代，宗教主宰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主宰着大学的教育生活。宗教神学是一种超世主义的人生哲学，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想形态。这种理想形态，不在现世而在来世，不在今生而在永生，不在此岸而在彼岸，不在人间而在天国。宗教虽然歪曲地反映事实，有强烈的悲观厌世、颓废和虚幻色彩，但宗教、宗教生活及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所推崇的纯洁神圣的终极完美主义精神哲学，却是对充满各种物质诱惑、权利诱惑及其所导致的异化生活的尖锐批判。“任何一种宗教，在其初期总是充满着批判现实而追求美好理想的激情，它正是以这种超世的理想主义的激情鼓动着人心，掀起一场或大或小的改变人们心灵的精神运动”。[12]
中国的大学向来是重视理想和精神生活的。中国古代的大学最重视人，重视人的教育和理想人格的养成，把“尊德性”置于“道问学”之上。著名学者、新儒家代表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问有三：曰人统、曰事统、曰学统。在三统之中，人统为大为基为先为中。“‘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13]《大学》开宗明义就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善是教化、改造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最高理念。
（三）学人的超脱地位与大学的批判精神
大学师生（学人）是“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群体。这种特质是其他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所不具有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阶层所能够取代的。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与学人的职业品质和思维特点有关。学人是以知识为志业的人，是最有思想和头脑的人，也是最不易受外来思想、观点、宣传影响和左右的人。他们对任何来源的知识、理论和意识形态，都不是毫无批判的接受，而首先要经受理性或信仰的检验，从而探究事物的真相且宣扬真理性的认识。这必然导致社会批判的发生。其二，与学人的阶级地位有关。社会学家海曼姆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的阶层，是一个没有直接的自身利益或私利的阶层，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就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摆脱了那些特定利益或即得利益集团的狭隘性、自私性和肤浅性，从而表现出巨大的开放的、公正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学人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理想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有缺陷的社会，并对现实和未来作出严肃的思考。
三、当代大学批判精神的境遇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大学批判精神的境遇，在总体上已趋于衰落、弱化或淡化。传统大学那种扮演绝对真理、社会公正和道德良心守护神的角色已经改变，大学日益远离神圣、崇高和独立，日益放弃社会批判。此中有深刻的原因。
（一）知识性质的变化
在古代和近代大学那里，纯粹的、远离实用目的的神圣知识，如哲学、艺术、宗教神学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一直统治着大学，大学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重视心灵装饰的形式价值。19世纪产业技术革命后，这种知识及其目的在根本上被打破了，发生了知识的转型：由传统知识转向现代知识、由神圣知识转向世俗知识、由人文知识转向技术知识、由装饰性知识转向功用性知识、由反思性知识转向适应性知识。这些变化，在大学的课程性质和课程结构里有明显的反映。当代，大学课程体系中，科学技术类知识已经取得了主流地位，这类课程大约占大学全部课程的3/4左右。不只如此，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侵占着传统的人文学科课程及其人文知识，后者的地盘不断缩小，地位也不断下降。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本是以神学起家的，神学在当初的地位自不必说，哈佛至今也仍然保留着神学院，但境况早已是今非夕比了，到20世纪40年代后，神学院除了只剩下几名元老外，已无法吸引学生前来就读，校长甚至准备关闭神学院。[14]同样，在中国，计算机、信息技术、经营管理等知识和专业成为大学的热门，而历史和哲学学科则备受冷落。不仅如此，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与功能，使之成为人类整个知识共同体所公认的范式，人文知识、社会知识也在不断地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师，吸收借鉴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以便取得“科学”的称谓。这样，人文社会知识在不断地科学化、技术化和精确化的同时，丧失了自身的地位，在人类知识体系中，成了科学技术知识的配角。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利奥塔悲凉地说，在这个技术统治世界的时代，学哲学的人注定要失业并成为技术职业的人质。[15]美国大学一向标榜有保存大学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的传统，但实际上，其大学的人文课程、博雅课程或通识课程多半有名无实，这类课程有人戏称为“开味食品”和“营养学分”，不受学生重视。即使有学生选择，也多因为此类课程简单和出于容易获得学分的缘故。[16]
知识性质由人文向科学、再向技术的转型过程，同时意味着知识神圣感的削减和批判性的式微。
（二）知识结构的变化
知识结构的变化已经显示出来并被无数次实践定型了的总趋势是，由传统的统一知识演变成分门别类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知识。
近代以前的大学的知识基本是全面、完整而统一的学问。那时的大学，只有知识量的多少和程度上高低之分，却没有严格的性质和种类上的区别，大学造就着“百科全书”式全才人物。就像马克思谈到的“……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17]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加剧，全面知识及其教育逐渐被专门知识和专业教育所取代。现代大学在本质上是专业的，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学科专业和知识部门构成的体系。通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应该看到，知识的分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育的专门化是适应生产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向，是解决知识无限增长、无限分化与个体认识能力有限性矛盾的基本策略，同时也是应对不断细化着的社会和职业分工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但是，对于每一个独立的教育个体而言，他所接受、理解和掌握的专业知识，其实只是人类全部知识体系中的某一片断和某一领域，不仅与人类整体知识相隔阂，而且在专业与专业之间也形成了壁垒。他掌握的知识虽然深刻，但却片面，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视野的狭隘性影响和阻碍了对广泛的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认识，他们或者无兴趣，或者无知识，或者无能力，因此失去了对这些问题发言的权利。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专家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认识不比普通百姓更多更深。这样，他们社会批判的热情和批判能力大大下降了。另一方面，严格的知识分割和学科专业规训制度，也使大学成为充斥偏见的场所，人们往往仅从各自的学科专业利益出发，人为地设置不必要的界限，发表一些充满集团利益的私见，其批判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和理想性。[18]
（三）知识受众的变化
所谓知识受众，即知识的传授范围或者拥有和掌握知识的人的范围。知识的受众范围也是影响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受众经历了一个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与转变阶段。与之相应，知识的性质、功能、结构、知识受众的地位以及接受知识的心态也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早期的知识，属于精英性质。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数量极少，接受教育和学习意味着特权，因为知识和教育为少数统治者把持和垄断。中国商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和“学术官守”制度即如是。这样，知识人的社会地位就特别高。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之谓，这里的“师”、“士”，即知识分子，受过教育和掌握知识的人。不独中国，在西方，精英化时代知识人的地位也相当高，诸如中世纪大学所培养的“僧侣”，近代大学培养的“绅士”。“在正统犹太人中间，贫穷的《犹太法典》研究者要比富人更有名望。在法国，如果科学院的成员应邀赴宴，他将被让到主人右侧的上宾位置上。在波兰，在最近一次遭到侵略之前，全日制大学教授的官方职位仅次于国务次长，相当于省长或陆军上将”。[19]这些知识精英是社会中出类拔萃者，备受人尊敬仰慕，他们往往被视为教养、智慧、理想的象征，而他们自身也确实扮演着思想启蒙、“化民成俗”和“拯救人类”的神圣角色，他们是世俗世界的精神领袖与导师，其言行是社会大众言行的评价尺度和追随的标准，是社会的样板和范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使知识与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急剧增加，它改变了大学及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性格特点。高等教育在过去是特权，今天却落入成为从事社会职业的基本学历要求。过去的教授是学问和道德的标志，今天的教授只是工资上的一个级别、一个住房的分配资格，再加上一个公费医疗上的一点待遇。[20]不仅如此，他们面临着学习、生活、竞争、就业、失业等巨大压力，这种情况下，崇高、责任、批判、道德良心等，对他们确实已成为奢谈。在当代，人们接受知识和高等教育的目的也更加务实了，不再清谈神圣，上大学更多的在于获得一纸文凭，以谋得职业和生存的本钱，为找工作时增加一种竞争力砝码。因此，人们往往对那些与职业有关的、对今后就业有用的实用知识、技术和技能课程感兴趣，特别是对那些热门专业课程感兴趣，而那些传统的人文科学、人生哲学及理论科学，则普遍面临生存困境。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现实生产力的时代，在技术知识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的时代，大学从传统的经济社会边缘走向了经济社会的中心，大学及其学人实际上参与了生产过程，成为总体生产工人的一部分。在这一层面上，大学不再是物质社会和世俗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社会物质利益的直接竞争者和瓜分者。特别是那些掌握高新技术的大学及其师生，往往利用其知识获取物质利益上的高回报，而那些本来与物质利益无关的人文知识，也被人们变相地技术化、商业化或市场化，成为招财进宝的手段。大学及其学人一旦与商业或物质利益联系一起，就失去了以往无经济利益的阶层归属，失去了其客观性、中立性、超然性和公正性，很难再起到社会监督、裁判和批判的作用。
必须看到，大学知识性质、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的变化，既是大学批判精神弱化的原因，又是大学批判精神弱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当代大学对社会物质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对人类生产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方向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当代大学批判精神的弱化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精神、道德和心理问题，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人类正面临发展危机和发展代价，这已引起了东西方国家的重视。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大力倡导的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理想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不难看出人们对重建大学批判精神的呼唤。
四、新时代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重建
对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大学的批判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由于批判精神的存在，使大学往往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力量，使世俗社会或市民社会或多或少地削减对当下状态的迷恋，转而去追求并靠近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特别是在工业化、消费化的时代，由于利益导向使人们容易强化对物质的渴望而淡化对精神的向往，这更需要大学严肃而富有理智的批判。对此，教育家雷沛鸿论述道：“人类的文明进步有赖批判精神的存在，否则社会生活将濡滞不前，甚至流入僵化没落。……只有容许批判的余地，才有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人。”[21]哲学史家汤一介强调：现代社会至少应该由三个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集团组成。一个是政治权力集团，它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并使国家制度发挥正常作用。但权力往往会使人堕落，因此需要有对政治权力实行有效批判的社会力量。一个是知识分子集团（大学即为这样的知识分子集团，同时又是造就知识分子的集团），它正是对政治权力实行监督和批判的社会力量。它创造纯粹的理论体系，贡献于人类；它对社会政治起着评判的作用，以便对政治权力集团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有所限制。一个是工商企业集团，它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使社会的财富不断增长，进而起着从经济上支持或者牵制政治集团内政外交方略的双重作用。一个社会如果能由这三个集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那么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合理、健康的现代社会。[22]1998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交的主题报告《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宣言》对高等教育使命和责任的重新思考和阐释。《宣言》指出，高等教育要完成“对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促进作用，”必须“提供批判性的以及中立性的视角，以利于探讨战略方案，强化人文主义意识，从而保护并增强社会价值观”，要“能够完全独立并高度负责地就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通过不断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功能，成为预测、报警和预防的中心”。[23]
当代，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弱化是有目共睹的，重建大学批判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人所共识的。然而，在如何重建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及重建什么样的社会批判精神问题上，人们尚未达成一致。一种普遍的倾向是，人们在谈到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持有精英主义或复古主义的立场，认为精英化时代的大学是最理想的、也是最具批判力的，因此重建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必须捍卫大学传统理想，重返象牙塔，回到近代和中世纪大学那里去。历史上英国的纽曼这样，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家和永恒主义教育家这样，新儒家们也是如此。目前，在我国掀起的大学精神讨论中，同样有不少人持怀旧主义情绪，他们推崇中国传统的“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热衷于西方古代大学“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理念，企望以其作为重建大学批判精神的良方。这种复古主义的立场是不足取的，尽管它对日益世俗化的、丧失社会批判精神和责任的大学具有一定的、甚至有时是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然而除了满足道德谴责和情绪宣泄外，从实际效果看，往往是空洞的、软弱的、苍白无力的，并无助于当代大学批判精神的重建。因为这种立场的出发点，不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合理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否定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合理性的纯粹的或先验的理念基础上的，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那种“头足倒置”的唯心观。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古典大学的理念和知识对重建今日大学的批判精神有一定的作用，从而必须充分地吸收经典大学的理念及精华，但在整体上，古典大学的精神已经过时了，其可资借鉴的资源也相当有限，远不适应今天大学发展的需要，所以，冀望复归传统的努力，注定是保守的，实践上也不会收到多少实效。
重建大学社会批判精神，既要尊重和肯定历史，更应面向现实与未来。要看到，大学的批判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重建大学社会批判精神，不是历史的简单翻版，而必须是站在新时代新趋势必然要求高度上，综合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于一体的新的伟大创造。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确立的重建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基本立场和方向。比如，现代化是我国的时代主题，也是时代的基本精神，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重建，应该是有助于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左。现代化要求大学为之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和价值资源，即大学要塑造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素质，包括科学知识和技术，理性与秩序，民主、自由与法制，效率与效益，积极向上的斗志和心态，竞争与合作精神，等等。显然，重建大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是张扬这些社会现代化所需要和倡导的精神，批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陈腐观念。
在基本立场解决后，还要解决重建大学社会批判精神的途径问题。对此，人们已经给予了较多的注意。比如，强调重视人文教育，强调大学的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强调加强学科专业和课程的综合化，强调完整知识的教育和全人的培养，强调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措施，都应该契合时代特征，只有这样，大学社会批判精神才有根基、才有活力、也才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