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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解体后， 世界热点地区冲突变得突出有三方面原因：（1）国际社会希望寻求冲突的缓和与解决，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的更迅速增长；（2 ）由于地区间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而使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发生的冲突，对国际社会变得特别敏感；（3 ）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制性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与“民主”，使旧的冲突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却更多地出现，种族、民族与宗教冲突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困挠。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对这些冲突曾有一定的共识，促成了联合国史无前例的维和行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用“人道主义危机”的分析取代传统的政治一经济分析，用“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取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人道主义干预”与国家主权原则成了联合国第53次大会一般性辩论的重大课题，表明了这种趋势的严重性。
一、“人道主义危机”论标志美国“人权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有悖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人道主义危机”论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新冒出来的一个概念。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屠杀600万犹太人， 当时从未有人说是“人道主义危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屠杀中国人数千万，当时也从未有人说是“人道主义危机”。“人道主义危机”论是美国“人权外交”演变发展的结果。
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人权问题，对地区冲突是按“遏制苏联扩张”作为政治分析框架。但是这种分析框架并没有成为美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性抓手。随着缓和年代的到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战略家认为应该从战略上和策略上解决这个问题。1974年，美国众议院批准了关于《人权在国际社会：呼吁美国的领导》的报告，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为美国“领导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抓手。作为一个“领导”世界的大国，一定要有两个战略：一个是硬战备，如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等；一个是软战略，众议院的报告解决了新时期的软战略问题，当时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瓦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要按美国模式改造或塑造广大发展中国家。
1975年，美国国务院内有史以来第一次设立了“人权与人道事务协调司”，负责人权与难民方面工作。或许此时美国政府对如何在人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还有些拘谨，因而当时的观点是“悄悄外交”通常比公开的“十字军讨伐”更有效。但当卡特政府上台后，或许对美国在人权方面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因而公开宣称美国“对人权承担的义务是全面的”，正式亮出了“人权外交”旗帜。卡特政府不仅给各相关机构赋予“维护人权”的使命，而且国务院向大多数驻外使馆都派出了人权事务官员。一时间，人权问题成了美国外交的中心议题：几乎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都成了被谴责为“侵犯人权”的对象；美国对外援助都依据“人权标准”的考量结果而定；一些国家因所谓“侵犯人权”而受到经济制裁和其他制裁；有关官员公开会见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同政见者”或因人权问题引起的流亡者。
卡特政府“十字军讨伐”式的“人权外交”，不仅得罪了其盟国，损害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显示了美国能力有限。里根政府上台后，尽管依然把“人权外交”放在处理国际事务清单的前列，但在执行时却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用所谓“积极标准”与“消极标准”、“实用主义目标”与“人道主义目标”，把“人权外交”更加集中地对付当时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集中地对付美国势力范围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这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高举“人权外交”大旗的美国决不是要“改善全世界的人权状况”，更不是要普渡众生，“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而是把“人权”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策略手段。
克林顿政府不仅与其前任布什政府一样坚持了有区别的“人权外交”，而且在其第二任期内又有新的发展。如果说以往的“人权外交”强调“胡萝卜”（援助）与“大棒”（制裁）的交替使用，那么以“克林顿主义”为标记的“人权外交”则强化了“大棒”的份量，突出了军事干预（打击）这一手，借口对“人道主义危机”实行“人道主义干预”之名，凭借高科技军事装备优势，企图用军事恐怖主义的威慑作用，造成美国对全球事务君临天下、颇指气使的态势。但美国这一手的出招，刺激了全球新一轮军备开支的高涨，完全有悖于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二、“人道主义危机”论作为冲突分析框架没有普遍性，反而给正确认识和处理冲突带来了极大混乱
什么叫“人道主义危机”？克林顿在1999年6 月的巴尔干“胜利之旅”时说：“仅仅因为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的不同，有人就迫害无辜的平民并试图杀害他们。”克林顿在1999年9 月联大发言时又说：“有人出于民族、种族或宗教的原因追赶无辜的平民，试图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这两个说法尽管在文字上有些差异，但在实质性含义上没有区别；也许，这些说法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能代表克林顿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基本见解。应该说，仅从文字看，在理论上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在历史中，美国种族主义者残杀印第安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迫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屠杀犹太人，都符合这个定义。
但是，如果用克林顿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定义来分析世界热点地区的极大部分冲突，如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安哥拉内战，东帝汶的冲突，卢旺达的冲突，索马里的社会危机，科索沃冲突……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对得上号的。
1.这些冲突绝不是“仅仅因为种族、民族背景或宗教的不同”。尽管人们在习惯上把许多冲突称为种族、民族或宗教冲突，因为冲突双方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但事实上产生冲突的背景要远比此复杂得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在1999年“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分析，目前世界上90%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引起的，造成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包括贫困，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经济衰退，蓄意挑起的种族、民族或宗教的怨恨，争夺经济资源的控制权等。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很难说某个原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联合国秘书长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既然冲突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现实原因，要缓和或解决冲突，只能分别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2.这些冲突往往以争夺某种权力为主要目标，诸如政治统治权，土地占有权，经济资源控制权等，而这种权力的争夺又往往与外部势力结合在一起，其中挑起冲突的一方通常受到外部势力的怂恿与支持。例如科索沃冲突的挑起者阿族一方，开始受到国外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并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列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但从1997年下半年起，又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变得越发不可收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推行“人权外交”，以“维护人权”为由支持别国内部的分裂、分离主义者，是许多国家内部种族、民族或宗教的历史怨恨重新泛起的重要原因。所以，要防止新的冲突爆发，要缓和已发生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停止以“维护人权”为由对别国内部分裂、分离主义者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前提，否则世界永无宁日。
3.在非洲地区的一些冲突中，确实常常伴随着“大规模的血腥仇杀”，“肆无忌惮的集体屠杀”，“大规模的难民”，但是同样存在的事实是，这些冲突几乎没有一方可以被认为是绝对人道主义的，或者是绝对反人道主义的，要作出严格区分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的维护，很不适宜用支持一方压一方的政策，而必须依具体情况制定特殊的政策。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指出，国际社会决不能把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与反人道主义行为混淆起来。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是反人道主义的罪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是维护人道主义；对此，国际社会应该有一致的立场，决不能实行双重标准，采取双重政策，否则不足以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的漫延。现在有些国家把损害自己的恐怖主义活动列为打击对象，要别国给予支持，却不许别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甚至把别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视为反人道主义，这是极其荒谬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人道主义危机”论作为对冲突的分析框架，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1.混淆了恐怖主义活动与反恐怖主义行动的是与非，因而使一些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更加嚣张。
2.鼓励了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分裂、分离主义活动，使冲突热点地区有难以遏制的增长趋势。
3.使国际社会难以形成一致的立场去寻求缓和与解决热点地区的冲突，反而造成新的对立和对抗。
4.使联合国在冲突不断增多、不断蔓延的情况面前变得越来越束手无策，干扰联合国实现自己的宗旨。
三、“人道主义危机”论无法否认国家主权利益，却成了强权主义的遮羞布
在今天的世界上，美国理直气壮地叫得最响的莫过于要用“人道主义干预”对付“人道主义危机”，声言这样做，一不要得到联合国批准，二不受国家主权原则限制。克林顿宣称，“人道主义危机”“无论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还是边界之外”，国际社会都应制止它。“在世界新秩序中，只有一条原则：人权高于主权”。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也声称：“在国际关系中有两个重要的准则，一个是尊重一个国家主权，一个是保护人权。美国的态度是，任何国家都不得严重违反人权，哪怕是在其本国领土内，那些下令和实施违反人权行动的人可能被判为犯罪。”尽管言词铿锵，信誓旦旦，但美国却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国家主权利益的地位是无法否认的。
首先，在国家主权利益的定势下，美国自己的反人权、反人道主义行为不容许、不可能接受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预”。美国在国内、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反人权、反人道主义行为多得很，有谁能奢想美国会容许、有可能接受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干预”？！据美联社揭露，在1950年7月26日，400名从汉城撤出的难民，先由美军战机把他们驱赶到一块，再由美军地面部队把这些难民集中到一个铁路桥下，然后全部用枪打死。这显然不是“误杀”。这个惨案，被杀害的不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且是逃避战火的难民，并且是一次性杀害，是典型的“集体血腥屠杀”。对此案，美国不仅不认罪，反而拒绝与韩国政府联合调查，更没有对“那些下令和实施违反人权行动的人可能被判为罪犯”的迹象。此案未结，在韩国又揭发出美国曾多次让韩军士兵在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使用“枯叶剂”，视韩军士兵生命如草芥。一件件，一桩桩，人们不可能期望美国也会接受韩国受害者的要求，对“那些违反人权行动的人可能被判为罪犯”。
其次，美国历来对维护美国国家主权利益保持高度警惕，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美国对本国主权利益的敏感性绝对不会比任何国家差。现在许多人都在说，全球化正在消蚀国家主权，要融合到全球一体化必须淡化国家主权观念。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美国传来的。人们要相信这种观点，首先得问问美国的国家主权观念淡化了吗？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即，6月14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此举行了一个听证会，题目既不是世贸组织成立的伟大意义，也不是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美国主权”，专门评估世贸组织成立后对美国主权可能带来的损害，这足以证明美国对自身主权利益的认真程度。同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该法案第102条（a）规定，当世贸协议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国内法为准”，牢牢地锁定美国主权的地位。如此立场，你能说美国国家主权观念淡化了吗？
美国对自身国家主权利益坚决捍卫，而坚持认为其有无限扩张性，强调美国国内法对别国的适用性。按美国国内法来规范别国行为，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是难能多见的。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美国动辄对别国按“美国1974年贸易法”使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你不认为美国国家主权是无限的吗？！我们能相信国家主权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吗？
美国一些政客与学者声称“人权高于主权”，但从未有人说过“人权高于美国主权”，也从未有人推诿捍卫美国主权的义务。美国国会以对美国主权构成威胁为由，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个完全由美国政府推动下缔结的国际条约，却在美国内部遭到否决，举世震惊。但从美国立场来说也有其道理；核试验是否搞，这是美国主权，怎么能轻易放弃。你不要听美国人对全球化时代叫得最响，其实他们还未进入忘记国家主权的时代。但“人道主义危机”论却要人们忘记本国国家主权，并以此掩饰他们的强权主义。
四、“人道主义危机”论服从美国国家利益需要的框架，却使别国因此不得安宁
美国所谓的“维护人权”、“捍卫人道主义”，从来就没有脱离美国国家利益需要的框架。克林顿在1999年9月21日的联合国大会上称， 美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取决于对国家利益的感觉”。这是大实话。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在科索沃军事干涉样式的适用范围：美国人的感觉上来了就适用，否则就不适用。
尽管许多美国人不承认以道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与以利益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但国家利益总是公认的对外关系优先考虑的重点。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角度看，既要确定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又要理解自身的力量，才能考虑如何使用美国力量。这同样为我们理解“取决于对国家利益的感觉”作了注释：只有当美国感到对国家利益既重大而又紧迫，自身力量又许可的情况下，感觉才会上来。约瑟夫·奈又指出，按轻重缓急，对美国安全威胁可以分为三类：A类：确保美国发挥“稳定作用”， 确保重要地区不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B类：对美国利益有直接威胁， 但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生存。C类：重大地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但不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的意外情况。
从上述分类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知：（1 ）当今美国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领导世界”的地位免受挑战；（2 ）美国最看重的是自身国家的生存，决不会以国家生存的风险作赌注；（3 ）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有基本定位，不会轻易改变；（4）基于这些考虑， 美国不会因所谓“维护人权”、“捍卫人道主义”而创造一个利他主义的特例，但不能排除科索沃危机重演的可能。
美国为了自身国家利益，常常荒谬地把客观事实作有利于自己的颠倒，甚至恶意夸大，泡制“人道主义危机”的谎言，以便实施“人道主义干预”。在科索沃问题上，他们过去一直认为阿族“科索沃解放军”是恐怖主义组织，列为打击的对象。但是为了美国利益需要，又转而支持阿族“科索沃解放军”，把南联盟打击制造分离、分裂的恐怖主义活动说成是反人道主义的，还泡制了南联盟实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集体大屠杀”，形成了“万人坑”等谎言，并以此为据对南联盟实行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现在，他们又在车臣问题上如法泡制，视而不见车臣恐怖主义分子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区制造的恐怖事件已经造成1580名平民死亡，几千个家庭正在承受灾难所造成的痛苦；不承认俄罗斯对车臣恐怖主义军事打击的合法、合理性，谎称俄罗斯在车臣制造“种族清洗”，同样又准备用“违反人权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为由，对俄罗斯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当然，俄罗斯不是南联盟，美国还得考虑“自身的力量”是否许可。
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与其盟国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其盟国对美国“侵略性单边主义”也甚为不满，但是他们在“人权”、“人道主义”、“民主”、“自由”等问题上有共同的观念，易形成共同立场，在实际使用力量时其盟国或许会有种种保留，但在观念、舆论上会对美国发生“助纣为虐”的作用。在欧委会伊斯坦布尔首脑会议上，西方国家首脑在车臣问题上联合对叶利钦进行围攻，气得叶利钦愤然提前回国，就表明了这一点。对美国与其盟国的这种一致性我们不能轻视。
美国按自身国家利益需要的框架，祭起了“人道主义危机”的大旗，对别国内部的冲突双方任意指鹿为马，不管政府行为是否合理、合法，肆意横加干涉，顺者昌，逆者亡，这就使有关国家不得安宁，利益极大地受到损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美国所谓的“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危机”论隐含着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推进有可能对美国“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内部的分裂、分离主义势力，最终造成这些国家的分裂，这有助于造成美国永无全球对手的时代。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来，每年新增国家平均在3个以上，预计到2050 年全球国家总数将达到近300个。 这种趋势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相吻合的。
“人权外交”是美国两党一致的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此有关问题上的分歧仅仅是使用的强度；谁都担心因强度不足给对手抓住把柄。在此背景下，对“人道主义危机”，美国无论哪一个党上台执政都不会变调，这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持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