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组织结构分析及其国际比较_规模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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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保持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应做到既不损害规模经济,又保持适度竞争。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产业组织规模结构,还是产业市场结构都十分不合理。因此,产业组织政策首要任务是反行政性垄断。

关键词 产业组织,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竞争

一、规模经济、适度竞争和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

所谓产业组织结构是指一国产业体系中的企业结构。它包括一定产业内部的大、中、小型企业的规模结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定这些关系的因素,即产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结构。

企业间相互关系结构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规模经济〔1 〕;二是适度竞争。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组织一般都朝着集中和分散两方面成长:第一是生产趋向集中化,即生产要素越来越集中于专业化大型企业;第二是生产趋向分散化,即生产要素向与大型企业有协作关系的小型企业扩散。通过这种关联作用,形成规模经济,并建立起分工协作的中小型并存的产业组织结构。规模经济和适度竞争是产业组织结构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

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100年前, 生产集中主要表现为生产越来越集中于大企业,大企业产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而进入20世90年代,生产集中则主要表现为企业平均规模的扩大和同类生产集中,并不是要否定生产集中的其他表现形式,只是说明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变迁,生产集中主要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主要表现形式的概括和表述是和生产集中的几种主要方式相符合的,因为无论是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经济联合与生产联合化,还是企业群体与企业集团,都主要是同类生产集中和大中小企业并存的形式,至少也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相结合的网络。

社会化大生产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建立在现代化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二是专业化协作有高度发展,社会化水平高。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这个特点,从3 个方面推动着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总趋势:一是大型化和微型化都是企业组织发展的方向;二是现代化产品不断涌现,且品种和质量不断提高;三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工艺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发展又呈现多样化。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生产经历了由个体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使生产资料的使用更加社会化了,劳动过程本身更加社会化了,而且使产品的使用也更加社会化了。这种生产社会化水平提高的本身,就是推进产业组织结构成长的原动力。

纵观产业组织结构成长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产业组织结构的一般趋势是:重工业部门以大型企业为主,轻工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应以大型企业为主,制造业应以中小企业为主;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石油、煤炭、汽车和飞机等制造业应以大型企业为主,而一般机械制造和轻纺工业则应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无论任何产业都应既有少数大型企业为骨干和核心,又有众多中小企业来配合。

按照产业组织规模变化和企业经济效益依存关系的不同,我们可把全部工业部门划分如下三大类:第一类为依存性最强的部门,比如采掘工业,其企业规模的大小要取决于矿山地质条件、储量和品位。这类工业部门的劳动对象的质和量相对稳定,要投入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所以这类产业的企业经济效益将随着产业组织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产业组织规模扩大和经济效益提高表现为同步趋势。第二类为依存性很强的部门,如钢铁工业、电站、化学工业、造船业、航空业和重型机械制造业等,其企业组织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主导设备功率的大小和生产率的高低。所以企业规模越大,则企业经济效益就越好,企业规模和效益成正比趋势。第三类为依存关系弱的部门,比如纺织工业、制鞋业、缝纫机床制造和电子业等。这类部门的企业规模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所拥有同类设备数量的多少,这类部门和企业规模大小,与企业效益指标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应当指出,由于同一产业不同产品的生产技术特点不同,其产品的具体合理规模界限也不一样,任何产业的企业规模都有其合理界限,超越此界限的企业规模,其经济效益必然不好。据此,要保证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就必须做到既不损害规模经济的利用,又能保持适度竞争。

二、中国产业组织规模结构及其国际比较

企业产业组织规模变动和企业成本变动之间的关系,就是规模经济问题。这两者之间通常表现为3种形态:一是规模收益递增, 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引起收益的增加,且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二是规模收益不变,即规模增加幅度和收益增加幅度相等;三是规模收益递减,即规模增加的幅度小于规模扩大的幅度。

回顾产业组织规模结构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的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劳动手段简单,技术及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不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适应这种生产力水平,中小企业得到第一次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一方面由于冶金、采掘、化工、大型机械等重工业本身要求有相应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技术、经济、社会等种种条件,生产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扩大企业规模等手段。与这一段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是大型、巨型企业的迅速兴起和中小型企业的相对萎缩。

而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中,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消费品市场的急速扩大和新的国际市场的形成等),包括工业产品在内的一切产品竞争越来越多。这种新的市场变化对传统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对传统的大型企业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随着国际范围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要求生产过程本身进一步专业化、标准化、协作化,这恰恰又是中小企业的长处所在。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过程,近几年来,西方许多国家的企业组织规模结构已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集中和分散并存的格局。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晚很多,而且选择重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方针,这就决定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应当是大批量生产体制,即企业组织规模结构倾向于大型化。然而,经验表明,我国产业组织结构成长的一般规律体现得很不充分,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组织规模结构还处在自然成长阶段,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现象十分突出。

⑴从我国企业规模结构看,大企业所占比重偏低,而中小企业所占比重过大,特别是在那些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中,涌入了大量非经济的中小企业,企业平均规模呈小型化趋势。进入80年代,伴随着农村改革和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而出现的以小型企业为特征的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状态。

从绝对规模看,我国企业规模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很少。以钢铁工业为例,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钢铁厂在目前能够达到的技术条件下,其最佳规模是年产1000万吨左右,而1992年,我国年产钢500 万吨以上的企业只有4个,年产钢100~500万吨的企业有11个,50~100万吨的企业有10家,大约有500 多家钢铁厂以及众多乡镇办的钢铁厂年产量更低。1976年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年产钢2570万吨,日本新日铁公司年产量为3400万吨。

从汽车工业来看,据计算,汽车生产企业的规模以年产40~60万辆为最佳,而事实上,全世界各名牌小汽车的年产量一般都在30~60万辆之间。1992年我国汽车总产量还不到106万辆, 平均每个企业的年产量还不到1万辆。我国汽车产量最大的东风汽车公司年产也不到20万辆,而国外大型汽车生产厂家的产量一般在百万辆左右,如日本最大的丰田汽车公司1992年产量为400万辆,占日本汽车产量的1/3。

1992年我国彩电整机总装厂有70多家,平均年产量只有17万台,而电视机产量和我国相近的韩国,整机生产企业一共才6家, 每家平均年产200多万台,可见规模经济水平差距之大。70年代末到80年代, 我国引进了5套30万吨乙烯工程,增强了我国石油化工工业的能力。在80 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外已大量普及30~50万吨规模的乙烯装置,最大乙烯装置规模已达72.5万吨,但由于财政包干,投资分散等原因,我国又马上引进了5套14万吨乙烯装置,其他如电力工业、机电工业等, 都远未达到国际上同类企业的正常规模。

⑵从企业间的组织形式和联系方式来看,形成上述企业规模结构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足,尤其是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水平低。由于受计划经济束缚,我国企业之间分工普遍不合理,缺乏关联机制。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虽已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从企业组织状况来看,多数企业仍然停留在自我体系的发展阶段。如在我国12万个机械工业企业中,80%属于“全能性企业”,机械工业自制铸件和锻件的分别占80%和90%以上。而国外同类企业,美国自制铸件占40%以下,日本自制铸件占15%左右。〔2〕

⑶从小型企业看,我国多数小型企业具有“小而全”的特点,不具有专业分工的优势。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充分发展的同时,小型企业也充分成长。如日本只有几个人的小型企业占全日本企业总数的51.3%,这些小企业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与整个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有机的联系,在大型企业享受规模经济的同时,这些小型企业享受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分工协作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一般都有成千上万家协作企业与之配套,而在我国,工业企业大多为全能厂,“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基本上不发生直接的经济联系。在计划经济下,企业间联系方式具有很强的行政性。改革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而市场经济体制却并未随之建立,因而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直接性并没有在体制上得到保证。

导致我国企业组织规模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四:一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无法自主决定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相互协作;二是部门和地区的条块分割造成各部门、各地区内部都试图自成体系;三是价格扭曲,主机厂和零部件厂利润率差距太大,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合理,导致只愿意生产主机,不愿意生产零部件;四是缺乏引导走专业化协作的政策措施。如长时间实行产品税,使得使用本厂生产的零部件可以少纳一部分税。1994年开始实行增值税,可以避免产品税的上述缺陷,因而有利于专业化协作;五是企业的行政性质,企业固定资产越多,规模越大,行政级别、工资待遇和政治地位就越高,也使企业“大而全”,“小而全”。

动态的观察企业组织规模结构不合理,表明企业提供的国民收入低于企业组织规模结构合理化提供的国民收入,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现实最宜规模

图1直观地反映了企业效益的“漏损”。 弥补漏损的有效途径是扭转企业组织规模小型化的趋势,使经济规模合理化。

三、中国产业市场结构及其国际比较

市场结构是市场对经济生活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发生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强度的组织体系,它是规定产业组织竞争性质的基本因素之一。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有3类:

⑴集中度。包括企业作为卖者和买者的集中度,它直接反映了产业内生产集中的状况和市场垄断的程度。

⑵企业行为。包括企业的生产行为和市场行为。

⑶企业在不同产业间转移的壁垒,即新转入某类产业的企业在和其他企业竞争时所面对的种种不利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由经济因素造成的进入壁垒主要指由规模经济和费用造成的壁垒,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进入壁垒主要来自法律和体制方面的限制。

市场结构集中反映了作为市场构成单位的企业的性质、规模、行为、相互联系,以及制约企业发生相互关系的经济、法律、体制等条件。市场结构状况是否合理,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是否合理,配置结果是否有效。

我国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的不合理性,集中体现在垄断不足和有效竞争不足同时并存上。首先表现在本来应当集中度很高的产业部门,而我国前几位大企业所占的生产比重却很低,甚至达不到技术所要求的正常规模。我国产业集中度研究表明,大多数产业集中度普遍低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治金、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汽车、家用电器等产业方面尤为明显;其次表现在市场结构上,前几位的大企业市场占有率都不高。1992年全国最大100 家工业企业销售额只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14%,而60年代原联邦德国占42%,70年代美国、日本的比例在33%~35%。

与国际上同类产业相比,我国大企业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都很低。这里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进行比较(见表1)。 虽然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价格体系、产业划分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表中还是可以粗略地看到我国主要产业集中度、市场占有率过低这一事实。

表1 中国和美国、日本、原联邦德国主要产业生产集中度比较〔3〕

与垄断不足并存的是我国企业间难以展开有效竞争。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并不能通过竞争兼并、淘汰劣势企业。现行产权制度下不能形成对落后企业应有的竞争压力。现实生活中,企业复杂的产权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使得长期经营不善的企业可以依赖行政性支持而继续存在下去。对于那些生产能力超过社会需求,而产品大量积压和闲置的企业或生产结构落后、品种结构不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竞争,产权难于合理流动,因而其资源被大量闲置。据统计,我国3 万多亿国有企业资产存量中,被长期闲置的就有1/3。

如果说我国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得还不十分明显,那么,随着近年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这一矛质就更加尖锐地反映出来了。新兴产业本身的特点要求在最终产品组装环节上具有大批量的生产规模,要有相当高的集中度,但同时又要求零部件生产规模要相应分散,这种分散又是以分工协作的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为前提的。这种特点反映在对市场结构的要求上便体现为:一是企业生产规模的差距扩大,最终产品组装企业规模及市场占有率提高,以适应规模经济要求和市场需求扩大的要求。同时,零部件生产环节上的企业规模要求小而精,并要有较强的转换能力,以适应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二是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经济结构上的内在联系的强化,反映在市场上即为企业间交易频率提高,交易成本下降。而我国改革以来的新兴产业发展中,显然没有反映上述要求。一方面最终组装环节规模不够,集中度太低,市场占有率也不高,分散度却很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技术上、在市场竞争中又很难有效地进入产业分工协作中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原有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也加剧了市场结构上的垄断不足和有效竞争不足的矛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在某些方面并不是或不能由市场来及时完成的。仅就产业组织差异和市场组织差异的关系来看,不同的产业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市场要求是不同的,相应地对政府调节的要求也不同。这种发展特征不能不反映在市场结构的变化上,不能不反映在产业组织政策的变化上。

四、基本结论

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了解决产业中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这一矛盾,克服垄断不足和有效竞争不足的市场结构所实行的政策的总和。通常这一政策分为2类:一类是反垄断政策;另一类是抑制过度竞争政策。 前者主要措施是控制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后者则需要推进企业的合并与集中,组织大批量生产体系,建立合理和适度的竞争秩序。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其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及侧重点也不尽相同。相对我国目前情况而言,我们更适合于采取抑制过度竞争的产业组织政策,发展规模经济。我国目前低水平过度竞争实质上是市场部分开放条件下的行政性垄断的派生物,因此单纯采取抑制过度竞争的产业组织政策是无法促进规模经济的。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反行政性垄断,改革传统的产业组织,而不是政策性因素的调整,也就是建立起企业自身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动力机制,以及使这种追求得以实现的市场机制,这才是解决我国目前产业组织问题的根本所在。

本文于1995年11月收到。作者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职员。

本文系作者博士论文《中国产业结构理论和政策研究》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指导教师吴宣恭教授。

Analysis of China'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Comparison with Its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He Chengying

Abstract An indy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to be made rationalized,should do no harm to economy of scale and facilitate rational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organization structure,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is rather irrational in terms of either its scale structure or its market structure.Therefore, firs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opposition to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 working ou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lans.

Key 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conomy of scale,market structure,competition

注释:

〔1 〕所谓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规模变动而引起的生产单位成本的变动,从而也引起生产单位收益的变动。

〔2〕姜绍华等:“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思路”, 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年第1期。

〔3〕资料来源:余东:“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的现状及初步分析”,载《经济研究参考》,1994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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