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典型范式——评陈立夫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文化论文,范式论文,典型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其中，保守主义是既抵抗全盘西化，也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派别。但是细分起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像章太炎、章士钊这样的有学识的革命家，又有像梁漱溟、熊十力这样的一代醇儒，还有像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官方要员。他们的文化倾向同为保守，但保守的程度却有不同；其中最保守的，当属国民党官方哲学家。本文拟以陈立夫三四十年代的哲学代表作《唯生论》、《生之原理》为主要素材，剖析其文化哲学，借以窥见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范式及官方特色。
一、所谓“复兴民族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就立刻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清算。蒋介石反复强调，五四运动中所传播的思想，无论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外来的思想，它们“不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①。陈立夫则攻击：“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它“摧毁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而没有把新文化真正建设起来。惟其如此，所以新道德没有建立而固有道德却被破坏无遗。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境地”。“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②。他认为：“要复兴民族，首先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首先要大家能够认识我们民族过去的光荣和将来对于世界所负的责任，从而充实民族的生命，产生光辉的现在。更由现在的光辉之无限的发扬而起的变化，我们的民族便可走到最伟大光明的神圣境地。”③他还认为，中国虽有光荣的历史文化，但由于缺乏整理，“每每嫌其残缺苟简，杂乱无章，至今还找不出一个明确的系统”。因此他主张：“应当赶快用科学方法，合多数人长期不断地努力，把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整理出来，把我们固有的文明从根救起，使我们民族光荣的历史得以重光。”他希望能够在全国开展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声称：“我们的民族复兴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文化复兴’或‘创造新文化’的运动。”④而要达到目的，对于东西“这两种文明的性质，我们不可不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⑤。为此，他本人花费了一定的心力，研述“中国文化的特质”，并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
在《生之原理》一书中，陈立夫指出：中国文化“在许多古老文化音沉响绝以后，她巍然独峙，困难中能支柱，破坏后能复兴”⑥，愈经变故，愈形丰富，愈加蕃衍，愈见昌大。这决非偶然的现象。他提出中国文化有四种特质，并且逐一加以详细具体的剖视。
（一）“中国文化是以民生为中心而归于行仁。”⑦这一文化特质的第一个表征就是重视生命、热爱生命。他说：“人类都知道爱生命，然而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生命，欣赏生命，同情生命，赞美生命。”⑧在中国人看来，岂特草木生长、禽兽驰逐是生命，即一山一水、一土一石也是生命，整个天地就是宇宙大生命的表现。“中国人这种生命充塞的宇宙观，一直普遍于中国全部哲学中。”⑨这一文化特质的第二个表征就是由爱一般的生命进而热爱人生、珍惜人生。中国人一贯相信人的生命乃是宇宙生命的中心，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不是神，也不是物，而是人。历代哲人所思考的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至好的人，如何做成圣人贤人。“为天地立心”、“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中心问题。这一文化特质的第三个表征就是由爱乐人生而重视“修己善群”。“中国文化既以人为其第一思想，所以着重在修己善群的功夫，因之中国的修养人格之学最发达。”⑩例如孔子的“求仁”与“忠恕”之道，颜子的“心斋”，曾子的“三省”，《易传》的“存性”，孟子的扩充“良知良能”与“养浩然之气”，荀子的“化性积善”，周敦颐的“主静无欲”，程明道的“识仁”，程伊川的“致知主敬”，朱子的“致知格物”，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杨慈湖的“发明本心”，王阳明的“致良知”，湛若水的“体认天理”，聂双江的“归寂以通天下之感”，刘蕺山的“慎独”等。总之，他确信中国文化认定宇宙为一大生命，宇宙间万物均是生命之流动；人类处此宇宙之中由热爱生命进而爱乐民生，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的扩展，而达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知的无穷。
（二）“中国文化是以大同为极则的文化而本于至公。”(11)这种文化特质反映于政治生活，就形成“协和万邦的政治，以德服人的政治，王道的政治”(12)，而反对霸道政治，反对以力压人的政治。这种文化特质首先基于中国先哲的辩证哲学思维。在中国人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相互感通、相反相成的，没有绝对隔离、对立之物。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最为博大而能兼容万物，自古以来就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君子和而不同”的道理。其次，这种文化特质还基于中国先哲世界大同的眼光。中国人从来没有偏狭的国家观念，讲究“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因此，“协和万邦”的理想是中国自古的政治理想。中国人这种宽容博大的精神，根源于《礼运篇》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表明于中国民族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是在学术上各学派并行不悖，各居一定地位，而合成一社会文化全体的大和谐。先秦以后的儒道墨各家常被学者采用，理学中的程朱陆王的门户之争远不及相互调和者为多。另一方面则是在宗教上儒释道三教合一，很少发生激烈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无宗教战争发生，也没有残害异教徒之事。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反映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中国民族一贯地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对异民族从不采取征服的态度。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崇拜以德服人的圣人，而不崇拜西方人讴歌的亚力山大、拿破仑式的征服世界的英雄。总之，陈立夫认为：在世界文化已走到大交流的时期，这种精神弥足珍贵。“一切从事世界未来文化创造的人们，都应该努力具备此种精神，以进世界于大同之治。”(13)
（三）“中国文化是致中和的文化而成于力行。”(14)中和之道亦即中庸之道，此道在思想方法上“时时留意于时空中纵横错综之关系”，“把握事物的两面”，“使之恰到好处，无过不及，贯乎两端，和协矛盾”(15)。中国文化求中道、致中和的精神首先表现为“注重一切之悠久与无疆”。中国人不好变乱而重恒久，即使重变亦归于“久”，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次表现为注重内力的培养、生机的扶植和后劲的补充。中国人懂得要用力，须先有力可用，于是努力地培养内力；在用力的同时又不断地补充内力，使之源源不穷。他断言：“中国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了解如何培养生命力、补充生命力——以静与动交用、凝聚与发散交用的道理而实践中和之道的文化。”他还指出：“中和之达致，在于力行。唯有恒久的力行以求‘中’，才可以在时空不断的变化之中，把握住中道”(16)。
（四）“中国文化是尚礼义的文化而发于至诚。”(17)他认为：“中国民族是唯一认识‘诚’之原理的民族。‘诚’之原理，贯乎宇宙人生，人能立诚故主敬，主敬故崇礼而尚义，尚义故择善而固执，择善固执故笃信而力行。力行故义礼之所在，危难在所不顾，身死在所不惜，刚毅忠贞，自强不息。”中国文化尚礼义的精神在中国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中有许多表现：其一，尚德不尚力，重义不重利。中国先哲认为，以力服人是霸道，以德服人才是王道，中国人崇尚德化，所以才重视礼治。中国圣贤重义轻利，认为义利之辨是君子小人之别。其二，重视“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行有不得者，皆自责自反。中国人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其三，讲究“诚于中者必有形于外”，自己不必多言、自表，人自可望见其气象，自能感人。故中国人不尚空谈而尚力行，视立德、立功重于立言。
应该承认，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分析也颇系统详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仁为中心、重道德修养、行中和之道、持大同理想，这些看法也不无道理。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论断还是有重大舛误的：第一，他只偏重颂扬中国文化的优长，而对其缺陷揭示甚少，甚至有时把缺陷也当作优长来加以肯定。况且，中国文化的许多优长也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农业宗法社会的背景才是优长。当中国社会步入近现代面临文化转型以后，所谓优长不少已经变成缺点，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第二，他论述中国文化特质，多以儒家、道家思想为论据，而对法家、墨家及其他学派涉及不多，因而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三，有些历史性的描述，过于美化古代“圣贤”，落于旧文人颂扬“三代之治”的陈词滥调，违反历史的真实性。第四，最重要的，是他关于中国文化“以民生为中心”、以“力行”为特色的议论，完全基于国民党官方哲学（陈立夫本人的“唯生论”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基本观点，牵强附会之处甚多，缺乏科学根据。总起来看，文化保守主义色调是十分明显的。
三、关于中西文化之比较
在30年代的《唯生论》中，陈立夫很鲜明地提出“中西文化之分野”是片面的物质文明与片面的精神文明的分野这一看法(18)。他认为：宇宙本应是“精神与物质之和谐的配合”，二者本应并重，不可偏废。但是“思想为行动之母，思想有偏，行动自然要随之为偏，致造成今日残酷浪费的所谓物质文明，与凋零空漠的所谓精神文明”(19)。在中国人一方，“只抓到精神的一方”，“就精神的原理原则努力研究分析”，结果造成“偏枯的精神科学（理学），创造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精神文明”。但是中国人却“忽视了物质，精神无所附丽，愈谈愈玄远，愈进愈空虚，结果所谓精神文明，自然而然弄到‘有人无物’、‘大贫小贫’的境地。渐由衣食不足而废礼义，互相争夺残杀，趋于毁灭而等于零”。至于西洋人一方，他们“抓到了物质的中心，发明了物质的动力，就物质的原理原则努力研究分析而成功偏枯的物质科学，创造了如今正盛的辉煌璀灿的物质文明。但是他们终究不免忽略了精神，使人生反为物质所役。而物质愈进步，人类愈感时间之多余，欲望之不满足，于是人类因争夺物质而不得不进行范围日广、手段日剧之争斗，结果所谓物质文明也不得不到‘用物灭人’的境地，渐趋于毁灭而等于零”(20)。陈立夫关于中西文化歧途进展的观点虽然不为无见，但总的说来不脱“东方文化派”的老路，并无多少新意。
其次，在《唯生论》中他还从文化动力的角度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说：“我以为中西文化之所以会殊途进展，而一个成为畸形的‘精神文明’，一个成为畸形的‘物质文明’，就是由于西洋人最初发现了物质的重心（center of grav of a mass）和物质的动力（热）；而中国人则最初发见了精神的重心（center of spirituality）和精神的动力（诚）。于是西洋人就物质的分析而得物之原理（理、化），中国人就人来分析而得为人之理（道、理）；西洋演理化而为科学，用之于机械以成就其辉煌灿烂之物质文明，中国演道而为伦理道德用之于人事而成就我崇高伟大之精神文明。”(21)
另外，陈立夫还从重视“增加生产”和重视“节约消费”的区别，找出中西文化的又一分野。他认为：欧洲人一向比较偏重第一个办法。他们能够运用科学技术和机器工业来增加生产，但是忽视节约消费，所以“生产愈发达而人欲也同时愈增长，迄无满足之时，加以社会分配不均，生产发达的结果“只是极少数人享福，大多数人依旧受苦”。中国人解决生活问题，一向比较偏重于第二个办法，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所谓“君子安贫”，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俭德美行和平均分配的政策，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与品性。”但是由于忽略生产，产品匮乏，难以平均分配，而节约终有限度，“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到现在困苦极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他认为需要把欧洲人偏重的生产和中国人偏重的节俭消费、平均分配结合起来，“一方面厉行节约，平均分配；一方面努力征服自然，发达生产”——这又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综合(22)。
综观陈立夫30年代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可以看出：他宣扬了近似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主义观点，失误之处甚多：第一，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联系。任何文化都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不可划然分作两截。陈立夫却把西方文化归结为物质文明，把中国文化归结为精神文明，这是早已被五四时贤批驳得体无完肤的陋见。第二，片面强调文化的民族区域性，而完全忽略文化的历史时代性。中西文化的分野不仅仅是中西民族与区域的不同，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而对后者的认识，在文化转型期意义更为重大。陈立夫对此缺乏真知灼见，至多只罗列了一些中西文化差异的表面现象，不可能探得更深的底蕴。第三，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意在强调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观点，主张立足于“固有的文明加上西洋的文明，创造出一种新文明”，或曰“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于一炉而冶为‘生的文明’”。在他的大力影响下，1935年10月以十教授名义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认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对中国固有文化“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要“全盘接受”(23)。这些观点的发踪指示者就是陈立夫。
四、关于“恢复民族道德”
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统治集团就把“伦理建设”、“国民道德建设”视为“急要之务”。蒋介石带头宣传“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24)。陈立夫则不断地给以理论的“新解”和哲学的“论证”，其中“立诚”的学说最为引人注目。
“诚”是陈立夫唯生论的宇宙观和文化观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唯生论》和《生之原理》中都专门辟有“生命之原动力——诚”的章节。陈立夫首先是把“诚”当作宇宙论、本体论的范畴来使用的，如他说：“诚为宇宙之根本原动力”，“宇宙的进化也是依着诚之原理在进化”。“宇宙之诚即宇宙之主宰，即宗教家所称之上帝”(25)。这种宇宙论、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陈立夫主要还是把“诚”作为文化观、道德观的范畴来使用的，所谓“诚为生命之原”的说法也不过是为了给他的道德、文化观念以“形而上”的“根据”而已。请看他的自述：“古人能够把一切的道与德最后归纳到一个‘诚’字，这不是一件随便可以想得出来的；实在是我们的往哲绞了多少脑汁，苦心钻研然后成功的一个大发见。这个大发见的有无，也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殊途进展的一个根本所在。”(26) “诚所直接得到的结果是仁和智，仁和智的相互运用而得的行为谓之勇。成物的起意谓之爱，成物的行为施之于人谓之信，施之于事物谓之义，施之于父母谓之孝，施之于国家社会事业谓之忠，而其所用的合理方法谓之和平。而上述各种行为的状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自然包含着创造的精神，建设的精神，奋斗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服务的精神，求知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族生存必备的精神，亦即民族自信力之所从出。民族有了这种自信，自然养成了他的特性。我们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要招回我们的国魂，必先知道‘诚’字的真义，而从力行方面求得此种原动力的发扬光大。”(27)由此可见，陈立夫所谓“诚”更直接地看是一个道德文化的本体。那么，这一本体包含哪些最主要的道德律令和修养方法呢？
（一）“三达德”。所谓“三达德”即智仁勇的合称，陈立夫指出“诚是包含了智仁勇三达德”(28)。他还论及智仁勇三者的“连环关系”：仁要辅以智勇，智要辅以仁勇，勇要辅以仁智，“三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正是我们完成道德、完成人格之过程”(29)。
（二）“五伦之教”。所谓“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人伦关系，“五伦之教”即“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君臣有义”的封建道德规范。他具体解释了“五伦之教”的内涵，说：君主虽然没有了，但还有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就犹如君臣关系，故应恪守“上对下以礼，下对上以忠”的准则。关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则仍须遵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规范。关于夫妇关系，由于男刚女柔、男动女静，所以处理夫妇关系的准则是“和顺”。至于朋友，纯以义合，故“全靠一精神上之‘信’来联系”。总之，“中国五伦之教的意义”即在于“达到理想之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社会”(30)。
（三）“四维”。陈立夫说：“礼义廉耻就是我国的固有道德”，“人类要想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不得不有互尊的态度——礼，不得不有助人的行为——义，不得不明白应为与不应为的分际——廉，更不得不除去有害于人的行为——耻”。如果人人明礼义，知廉耻，则积极方面能够“爱人为人”，消极方面亦能“守己与不害人”，由此即能造成“健全的国民”，以及“关系分明、纪律严正”的社会团体，“立国的精神”亦由此而产生。“故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之，四维既张，四必复兴。”(31)
（四）“增情”与“减欲”。所谓“欲”是指自身为了生存而要求物质的摄入和精神的刺激。由于“欲”是对自身而言的，是为“私”的，属于“消耗”性的，从整个社会利害来衡量，其数值是“负”的。所谓“情”则是指智能贡献于社会，光大人类生命，对外物进行物质精神的补充和刺激，促使其生存进化。由于情是对外物、人类而言的，是为“公”的，属于“生产”性的，因此从整个社会利害来权衡，其数值是“正”的。他还指出：人的善恶就是由情与欲的消长所决定的：“情过于欲则善，欲过于情则恶，情欲相等则无善恶”(32)。因此，人们若“为善去恶”，就必须“增情节欲”(33)。这种说法颇类似于宋明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
（五）“成己”与“成物”。陈立夫说：“诚是一种动力，其作用有二：即一方面‘成己’，一方面‘成物’”。“立己、达己和独善，就是成己；立人、达人、兼善，就是成物”(34)。关于“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他说：“成己”是“成物”的前提，“成物”是“成己”的目的，二者又是“互相关联”、“互相比成”的，“成己的工夫益深，则成物的能力益大；成物的信念益坚，成己的进展愈速”(35)。可见，“成己”与“成物”也就是相当于古代儒家“内圣与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内外相须”的道德修养学说。
通过剖视陈立夫的立诚学说，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他宣扬的“固有的伦理道德”不外是“三达德”、“五达道”（“五伦”）、“四维”、“八德”之类的封建伦理纲常。可以说，除“三纲”外，他把两千多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纲常名教全都调动出来了。第二，他给上述封建道德观念装潢上“唯生论”的种种标记，恰恰呈现出其道德文化观念的现代地主资产阶级色调，表明其理论的地主资产阶级性质。第三，他鼓吹“不诚无物”，“至诚则尽性参天如神”，把“至诚”说成是最高的道德境界、最终的修养目标，这显然具有浓厚的信仰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总之，他所倡导的文化观念不仅是保守主义的，而且是复古倒退的，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
五、重建“大刚中正”的民族精神
1932年蒋介石在《革命哲学的重要》中大谈“民族性”、“民族精神”问题，他说：“救国之根本问题，在于恢复民族性，而且要发扬光大。”陈立夫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他说：“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适合生存的几种精神方面的特殊条件，表之于外面就是通常称之为民族的精神。有了民族精神，当然能光大民族性；失了民族性，民族精神一定销沉。”(36)“凡是一个民族能够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几千年不被人家灭亡，那个民族一定有其存在的种种条件，而其所立国家，一定也有其立国的精神。以民族来言，那就是所谓‘民族性’；以国家来言，则谓之‘国魂’。”(37)
陈立夫大谈恢复民族性、重建民族精神，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分析：辛亥以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革命生活之流弊”。革命的参预者只知破坏，不懂建设，“在建设的时候仍然沿用破坏的方式”，结果是“人人不守本分”，“你猜我忌”，“竞相为私”、“纪律不顾”、“部属关系不问”，“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总之，他认为“一切不礼无义不廉无耻的事实之养成，革命本身实负其大部分责任，而五四运动之文化破坏工作，实亦难辞其咎”(38)。按照陈立夫的说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造成了民族性的破坏和民族精神的丧失。在他看来，“革命”以前的民族性是很好的。他说：“中华民族的德性原是很优越的”，是一个“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并且做了具体说明。
首先，中华民族是“至大”的。所谓“大”不仅是指她的幅员、人口和历史，更是指她的胸襟伟大，“惟其伟大，故能容化，什么文物到中华来，我们都能融化它。元清以塞外悍族入主中原，都给汉族同化了；就是外国的东西到中国来，也能将它融化掉”(39)。其次，中华民族是“至刚”的，她的“刚”性主要表现在反侵略性。他说：“中国民族实是不容易欺负的民族”，“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如果野蛮民族一定要来压迫和侵略，‘王赫斯怒’，长驱直指，常会把侵略者赶到穷荒僻壤去。就是国家将亡的时候，也还有许多百折不回为国奋斗，为厉鬼不作懦夫的壮士。”再次，中华民族是“至中”的。“自尧舜以来，我国一切应用即以‘中’为主，‘中’是合理的意思，不偏于任何一方。”复次，中华民族是“至正”的。“正”即合理公正。“中国最早的政治哲学，便高标着‘天下为公’。惟其中正，故能和平与大公。”(40)
陈立夫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大、刚、中、正”的民族，虽然未必精当、全面，但从具体内容来看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问题在于，陈立夫认为优良的民族性只存在于既往，当今之世却是民族精神沦丧的时期。他说：“现在却辜负得很，‘大’之流弊为敷衍、马虎，‘刚’之流弊为嚣张、虚矫，‘中’之流弊为无是非，正之流弊为呆板、不动。总之，因为民族德性的蜕变，形成一般民众敷衍、虚矫、萎靡、散漫的生活。”(41)这是今不如昔的观点，“九斤老太”的哲学。针对国民党官方哲学家这种陋见，鲁迅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42)？鲁迅还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去观察不层民众的情形(43)。这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真知灼见，是对陈立夫等人颂古非今的深刻批判。
不过，陈立夫不是为颂古而颂古，为非今而非今的，他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他断言：“革命生活之流弊，为一点；民族性与民族德性之消失，又为一点。一是标，一是本，积此二者乃成目前的旧生活，不好的生活。”(44)然则出路何在呢？他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正可以拿来针砭旧生活的过失。”(45)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提倡重建“大刚中正礼义廉耻”的民族精神。“每人都切实做去，礼义廉耻都能做到，每人皆成健全的国民，国家即强盛的国家，民族即优越的民族。”(46)透过这些，不难看出，陈立夫大谈重建民族精神、恢复民族性，目的在于以旧道德旧文化禁锢人们的思想，培养一代“顺民”，以便建立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稳固统治。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陈立夫文化哲学的个案研究，旨在揭示五四运动之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特别是国民党官方哲学的典型形态。当然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可以承认，陈立夫的文化哲学并非毫无积极成果，例如：他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分析确有精当之处，可资借鉴；他立足于抗日战争的背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些阐述，也是胜义迭出，颇为有益；对此我们应给以适当的肯定。但是从总体看来，陈立夫的文化哲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完全无视这场文化革命对于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并且对之加以诋毁、攻击、围剿，从而迎合了以旧道德抵制新道德、以旧文化抵制新文化的历史逆流；加以其文化观念是建立在国民党官方“生之原理”、“力行哲学”的思维框架之内，因而不可能反映时代精神，促进社会进步，相反成为阻滞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国粹”主义的回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出正确的文化抉择，是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注释：
①《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3月版。
②《中国国民党与新生活运动》。
③④⑤(18)-(22)(26)(28)(34)(35)《唯生论》148-155、112-113、46、35-36、112-113、41-42、111、127、118-119页，正中书局1982年台湾第四版。
(6)-(17)(25)(29)(30)(33)《生之原理》，281-307、149-161、140-145、179-188、157页，正中书局1944年8月版。
(23)《文化建设》日刊第一卷，第4期。
(24)《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团长训辞选读》（一），国民党“中训团”1943年6月版。
(27)(36)(37)《民族生存的原动力》，《北洋理工季刊》第1卷第1期，1933年3月。
(31)(32)《新生活与民生史观》，《文化与社会》第1卷第9期10号，1935年。
(38)-(41)(44)-(46)《新生活运动理论与实际》，《政治月刊》第2期，1935年2月。
(42)(43)《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