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共和国发展”专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共和国论文,专家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提出新“八字方针”
1979年初，针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陈云两次作出批示：对计划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3月14日， 陈云和李先念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再次阐述自己对经济工作的看法。信中指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并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会上，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他关于经济建设的一贯主张，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明确提出：“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邓小平在讲话中也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要下决心调整。
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并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讨论决定。
4月5—28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门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即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决策及新“八字方针”。
由此可以说，新“八字方针”主要是陈云提出来的，宣传新“八字方针”主要就是宣传陈云思想。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为宣传新“八字方针”，编辑出版了《陈云文稿》和《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并组织大家写文章。我写了《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发表在1980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随后又和两位同志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从1981年6月23日开始， 连续在《中国财贸报》上刊登，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文章和书主要说明2点：
一是陈云的思想和论断符合中国国情；
二是把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高度去认识。
从中国国情看，陈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诸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搞建设；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要首先照顾占人口80%的农民；在生产和建设的关系上，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以及要注重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得求国民经济持续地按比例发展；等等，都是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深刻分析中得出来的，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看，陈云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的界限在哪里呢？起码是不能挤了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要和表现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相适应。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这个“力”，只能是经过扣除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更不能把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要的产品也包括在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是要彻底改变把本来应该用于当年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基本建设，造成原有设备严重开工不足，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又在新建的“重复建设”状况，使我们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宣传党的新“八字方针”，宣传陈云思想是做了工作的。
从严治党的重要理论武器
党内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是经常发生的，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陈云同志为解决这一课题提出过很多精辟见解。我感到至少有三点，是今天贯彻中央从严治党的方针过程中必须大力提倡的。
第一点，1939年陈云同志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解决党内错误倾向的基本方法。
第二点，194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讲：“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无疑，这是共产党人揭露错误、批评错误、纠正错误时必须采取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1982年，陈云同志针对当时党风中存在的是非不分的问题明确指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这就是党内对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批评和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斗争的根本目的。
陈云同志的这些讲话，都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从历史角度看，党内开展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必要斗争，对于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维护全党团结，保持党的战斗性，实现党的根本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在党内，放弃对错误思想的必要批评和斗争，同错误的进行批评斗争一样，都会给党造成损害，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就会被窒息。
从现实状况看，去年以来，全党开始进行“三讲”教育，为端正党风，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错误思想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得到了恢复，旗帜鲜明地对错误思想展开批评和斗争的自觉性增强了。可是有人把从严治党同“左”混为一谈，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有人把批评错误说成是“左”，反对对错误思想展开正确的批评与斗争，姑息包庇错误，反对分清是非。出现了谁坚持原则，谁批评错误，谁就被孤立的现象。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试想，对邪教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如果不批判，不斗争，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吗？对那些在报刊书籍和讲台上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党中央已经作出的重大理论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的现象，不批评、不展开必要的斗争，任其泛滥，人们的思想能不被搞乱吗？
我认为，陈云同志所主张的，对错误思想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揭露错误、批评错误和纠正错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在党内出现是非不分时，要提倡坚持原则、是非分明。这些精辟论述，在从严治党的今天仍然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
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云在对私改造中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是加速对私改造的外部条件。从统购统销对“三大改造”作用来看，一是国家掌握了主要农副产品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及重要出口物资，不仅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而且切断了从农村获得货源和轻纺工业原料来源，逼迫私营企业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二是供销社向农民预购重要农牧商品，发放预购定金，签订购销合同或协议，有利于逐步把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生产销售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三是由国营商业在批发环节排挤私商。由于国家掌握了货源和销售市场，不仅有利于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从外部环境上迫使私企、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接受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二、对加快对私改造起了鼓励、推动作用。
陈云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是私营企业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说，合营企业实行“四马分肥”，这种办法对资本家有利，资本未动，可以分红，对企业发展也有利。对私改造不能停留在加工订货上，因为加工订货私企旱涝保收，不愿意降低成本，资本家还会用增加工资办法来提高成本（当时加工费是按生产成本加利润率计算的）。为此，要按全行业统筹安排，按全行业公私合营，认为这是合适的，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对私改造有两种办法，即“四马分肥”和拿定息办法。公私合营后，按社会主义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指导，下有工人群众支持，资本家只是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企业，而且有能力的资方人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他要求加强对党政干部、私企职工、资方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教育。他还要求各部长、各局长亲自抓对私改造工作，无疑地对改造工作起了催化促进作用。
三、对私改造负总责并提出了具体方案。
1956年1月25日，陈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 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要立即着手进行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工作。他提出，刚合营时，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暂时不变。对“东来顺”、“全聚德”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能丢掉原风味特色。7月21日，他在各省市区商业厅局长会议上提出， 在商业领域要成立各种专业公司，要让资方有能力人员参加进来，要利用资本家的长处。11月28日，他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对私改造实行赎买而不采取没收的理由：①私企主要是生产轻纺产品，有了它可以稳定物价，与农产品交换，可以巩固工农联盟。采取赎买有利于恢复经济，要是没收会造成停滞、减产和工人失业；②给私人资本5厘定息， 让私人资本有个准备时期，工人可以发挥积极性，使国家对私企进行合理改组；③资方人员多是有技术和管理知识的，采取赎买政策，有利于团结、教育、改造他们；④和平改造可以避免引起混乱，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四、对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起了关键作用。1956 年7月26日，中央批转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改造的报告》。8月1日，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发出通知，征求对手工业改造的意见，要求根据陈云有关手工业报告提出意见和看法。最后，手工业改造也基本上按陈云的意见进行。
一部全面介绍与研究陈云的史学著作
——介绍《陈云年谱（1905—1995）》
历经十载艰辛劳动而成的《陈云年谱（1905—1995）》（以下简称《年谱》），分为上、中、下三卷，总计130万字， 具有大型编年体史学著作的性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史料翔实、丰富，表述严谨、准确。
本书所记陈云大事近万条，大部分条目都以原始档案为依据。原始档案的权威性为《年谱》的权威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还有许多重要资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党、国家、军史方面的文献汇集资料；二是口碑史料；三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以及任弼时档案中与陈云相关的部分；四是重要的报刊文献资料；五是党史、国史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六是一些重要的史实记录。因而我们在撰写《年谱》时特别注意认真核对史料。对于一些把握不准的史实反复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二、经过长期收集、整理和研究，无论是在陈云研究，还是党史、国史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进展，使《年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部著作是否有学术价值，基本条件有两个：一是新材料，二是新见解。在这两方面《年谱》都收获不小。《年谱》聚积了许多至今在史学界还未公开的档案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为陈云研究开阔了新的空间，填补了一些空白；还使党史、国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也匡正了一些目前党史出版物中的错讹之处。
《年谱》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它的客观历史性上。我们没有把陈云写成一贯正确；对党史界因材料不清，而拔高陈云的一些认识，也依据历史档案作了客观的订正。这种客观的历史表述，不仅增强了《年谱》的学术价值，而且使它具有严肃的科学性。
三、全面地反映了陈云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中形成的重要思想观点，为资政育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为了准确、全面地反映陈云的思想，我们注意了以下问题：第一，吃透每件档案中的谱主思想，作客观、全面的介绍，一般不作主观评价；文字表述基本是提炼谱主原话，力求平实不加修饰。第二，运用了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写作方法，侧重反映陈云思想中的主要内容。第三，注意反映陈云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重复的内容有所舍弃，从而使陈云思想发展的线索更加清楚。同时，注意反映陈云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深层次地展示陈云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第四，特别注意提炼陈云思想中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从而使《年谱》的思想性更加鲜明突出。《年谱》中有关陈云思想的记述有着重要理论意义。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共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历程，为人们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和理论本身提供了帮助。
四、以客观史料为依托，在中华民族近百年变迁的历史大舞台中，探索谱主光辉奋斗的一生，使本书具有一定的传记性。
《年谱》是如何表现传记特色的呢？
——突出谱主历史活动的主线。主线上的内容，要尽力挖掘，争取多写条目，内容尽量详细；而非主线上的、一般性的材料少上。
——反映谱主历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年谱的写作形式虽然是一日一条，单独成立，但如果不注意各条之间的照应，单纯罗列史料，就会给人一种平铺直叙、索然无味的感觉。《年谱》中有许多条目，直接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但谱主更多的历史活动和思想进程的展开是有一个较长历史过程的，不仅跨月，而且跨年，不可能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只能分条逐步叙述，对此，作者采用了突出历史主线的方法，使形式上分立的历史材料有着一种紧密的历史联系。
——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展示谱主。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富强的历史大舞台中活动的。为陈云写谱，不能抛开他活动的历史背景。要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具有重大历史阶段划分意义的史实写到《年谱》中，以反映谱主活动的历史特点。也要恰当反映与陈云思想和活动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历史背景，以帮助人们理解谱主的活动。
另外，作者也注意了在《年谱》中反映两代领袖集体成员同陈云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的增加，使读者通过伟人的视角，去认识陈云，从而对他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有了更权威的认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又是如何在这一探索中结下革命情谊的。
——注意反映陈云的个性特色。年谱作为记述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将所描述的历史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使读者在合卷之后，心目中能矗立起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年谱由于固定的写作体例及文字表现形式的局限，要想将谱主的个性鲜明反映出来的确难度较大。但好的年谱必须要写出谱主的个性。为此作者作出很大努力，注意从多方面（如从政治品格、工作方法、语言等方面）去选择反映陈云个性特征的素材，使这部《年谱》较好地表现出了陈云的特点。
另外，这部《年谱》在保持较强的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的前提下，还注意了表述方式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利于雅俗共赏，赢得更多的读者。特别是为便于读者阅读，作者们按照主编的要求，对《年谱》中出现的一些人物、事件、文献等等都作了有助于理解正文的注释。这部分注释，对了解陈云的生平是有重要帮助的。
总之，《年谱》融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可读性于一炉，是一部全景式展现陈云光辉一生的史学著作。今年恰逢陈云同志逝世5周年、诞辰95周年，《年谱》问世， 表达了我们对这位世纪伟人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近年来陈云研究的概况和一些新观点
1995年以来，陈云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其中1995—1996年是这一高潮的顶点。几年来，新版《陈云文选》、《陈云文选》一卷本、《陈云论党的建设》、《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等陈云论著相继出版，《党的文献》杂志也整理发表了一些陈云文稿。除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回忆、纪念文章外，还出版了一些宣传介绍陈云生平的著述，如《伟人之初领袖篇——陈云》、《陈云在延安》、《陈云与东北解放》、《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华名人丛书——陈云》等。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两部宣传陈云事迹的电视剧：《四保临江》、《陈云在1949》。陈云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有了进一步增强，研究视角有所创新，还引入了比较研究、数学模型分析、系统论等新的研究方法，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如陶大镛、胡代光、卫兴华、高鸿业、胡钧、汪海波、陈其人等撰写了研究文章。1995年6 月召开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对组织研究队伍、增强研究力度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经济思想研究方面：（1）陈云经济思想体系三层次论。 论者不是归纳若干要点，而是以一种立体构架，把陈云经济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思想方法，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认识方法问题，这个方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第二个层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问题，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思想和按比例、按国情、按经济规律办事三原则。第三个层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具体回答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模式、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等内容。（2 ）将陈云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统一于综合平衡理论。论者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平衡”作为综合平衡的内容，而将国情论、国力论与重点论作为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3）陈云对外开放四原则论。适应性原则，资金、项目、技术设备的引进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是“国力论”在引进工作中的应用；警惕性原则，既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同时对外国资本追求不低于国际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的一面要保持清醒认识；自主性原则，对外开放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国家现有基础、扩大自力更生能力；方向性原则，即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保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陈云党建思想研究方面：有论者提出陈云党建思想5 个发展时期的划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云进入中央领导层，是萌发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是理论形成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是继续发展时期；建国至60年代中期，陈云党建思想原则在经济工作中运用，是陈云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是陈云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完善时期。
陈云哲学思想研究：（1）有论者从陈云的哲学性格、哲学观、 主要理论贡献三方面，考察作为哲学家的陈云。（2 ）陈云实事求是方法的思维坐标。“唯实”与“交换、比较、反复”是陈云的“八字论”思想，唯实坐标标志的是思维的出发点，交换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源而展开独立活动的开头，比较是在交换坐标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参照标准（参照系、坐标系）对思维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加工，反复坐标是一种在再认识（再思维）、再实践（再行动）的螺旋式运动中实现调控优化的思维坐标。（3）陈云经济哲学的界定。陈云经济哲学， 就是陈云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中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是贯穿于陈云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始终的经济唯物论、辩证法和发展观，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哲学精华。其内容包括以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实在可靠为特征的经济唯物论，以总揽全局、驾驭矛盾、把握适度为特征的经济辩证法，以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观。
陈云的求实风范与共和国的建设发展
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他在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与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在历史关头展现了高尚的求实风范是分不开的。他将贯彻实事求是的有效途径精炼为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指出：“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些精辟的见解与他在经济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富含中国特色的哲理一样，将长期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在近40年的共和国经济历程中，他多次在紧要关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把握经济发展的航向，引导经济建设的航船渡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建国前夕，陈云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中财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毛泽东等制定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制止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统一了财经管理，支援了全国的解放与抗美援朝，高效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
在制定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 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是陈云在50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1957年1月， 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 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陈云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当时用小高炉炼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许多人怕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不敢提意见，陈云却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周恩来、陈云“反冒进”已经距离右派不远，但陈云对此次钢铁指标调查仍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意见，避免了更大的失误。1962年4月， 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行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他还提出了多进口粮食、少进口棉花的思路，做出了来料加工对我国极为有利、也很有前途的结论。
1973—1974年，他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并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信贷，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
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60年来， 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他的这些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79年，陈云对宝钢设备采购问题反复调研，最后选择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合理方案。他建议适当拉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过一段时间再上二期。这样，一期工程投产可为二期工程积累资金，既能坚持下去，又能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使宝钢建设走出了困境，成为我国年产1100万吨钢的一流钢铁联合企业集团。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各类矛盾，学习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风范，领会陈云贯彻实事求是方针的有效途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纪念与学习陈云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认为，最为贴切的一句话，是陈云在党的八大发言中讲的——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但如果不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安排，就不利于这个本质很好地实现。
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他还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
每当经济发展出现偏差时，他都要运用这些思想纠偏。例如，为了缓解高积累给人民生活带来的问题，陈云在“一五”期间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放在人民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否则还要回过头来补课。为了缓解“大跃进”受挫后全国人民生活的困难状况，消除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云又指出：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在我们手里失掉。关键就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文革”结束后，面对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农民生活尤为艰难的形势，陈云再次指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稳住农民这一头，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再如：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因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发展”而使重工业过重、人民生活用品十分紧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陈云要求：“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还指出：“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
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体制方面，陈云率先倡导改革。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他就为纠正由于经济工作从片面观点出发盲目集中生产和经营而导致的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人民生活不便等现象，提出了“三主三辅”的改革构想。经济调整时期，陈云建议网开一面安排市场，并亲自安排高价商品的生产，再次用市场机制调节人民生活。进入新时期后，陈云首先从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积极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以求得产品丰富多彩。
陈云还提出了稳步改革的方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片面理解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逐渐抬头，如：认为生产可以根本不要计划，流通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价格，就业可以统统交给市场自发调节。针对这些观点，陈云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反对以不受国家计划指导的自由市场为主，指出“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他批评一度出现的“涨价风”说：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不会满意的。他批评把就业统统交给市场调节的观点说：我们安排了2000万人就业，这是资本家不会干的。这在小的方面不合理，在大的方面还是合理的。如果马克思活着，也会赞成我们这样做的。“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要根本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陈云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利于人民”，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性。这不但是他经济思想的主题，也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治本色，是他无论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能保持清醒头脑的思想动力。由此，陈云经济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济学，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珍贵财富。
建国初陈云对市场物价标本兼治之法
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和大量收购物资，不得不多发钞票；又由于人民尝够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苦头，长期形成了重货轻币的心理习惯；再加上投机资本家囤积居奇兴风作浪，从1949 年7月到1950年2月曾出现三次物价上涨风。当时，稳定物价是稳定人心、 稳定政权的关键。陈云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赢得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战役的胜利，并由此声名远扬海内外，毛泽东称之曰“能”，赞扬稳定物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是用什么办法稳定物价的呢？有些文章和电视片都从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打垮投机分子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从大量的文献材料看陈云对市场物价采取了标本兼治之法，大抵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抓住“两白一黑”适时抛售。这种办法最要紧的是掌握好抛售的时机和方式。陈云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待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商品和货币大体平衡时才在大城市统一抛售，并与紧缩银根、严格财政收支协同作战。但是，在财政赤字过大，必须继续增发钞票的条件下，以抛售物资为主的办法，只能是制止物价猛涨的应急之策，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所以陈云只提出了一个“求以后两个半月之平静”的短期目标。稳定物价的长久目标是要靠财政收支平衡、恢复与发展经济的治本之法去实现的。
二是在军政开支不能减少的条件下，通过征收公粮、发行公债，特别是增加税收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尽量缩小财政赤字。由于发公债的收入在财政概算中比例不大，农民的负担不能再增加，增加财政收入主要在于收税。陈云指出“收税最重要”，“一个县里最重要的是那么两个人，一个是县长，一个是税务局长。”如果想少收税就要多发钞票。他认为多发钞票，物价上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由于中财委始终注意抓紧税收工作，1950 年国家决算中城市税收占总收入的45.8%，已超过公粮而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这对缩小财政赤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在组织领导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增加税收。从1949年11 月5日开始，中财委在三个月内召开了20多个专业会议，初步调查并全面地掌握了全国农业、工业、铁路交通、财政金融贸易的情况，制订了以恢复为主的方针和重点恢复的计划，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动员并调整了人力、物力来恢复国民经济。这为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是从体制上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克服了收支机关脱节，粮、税都在省、县之手，中央只出不进、靠发行钞票的被动局面。通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和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
相辅相成的经济建设路线
——陈云“综合平衡”思想与邓小平“上新台阶”思想比较
陈云和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两人可比较的地方很多，这里只就经济建设中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与邓小平的“上新台阶”思想做些初步分析。
建国以来陈云强调平衡的思想在《陈云文选》第二三卷中是十分突出的，总结起来，陈云平衡思想中的特点是：
1.平衡是积极的平衡，而不是消极的平衡。所谓积极的平衡，就是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平衡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停滞。
2.综合平衡就是快，就是高速度。按陈云的说法：“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3.在稳定和发展两者之间，比较注意稳定。他说：“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主张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尽可能做到起伏不要大，是一条平衡向上的基本直线。
对照邓小平的一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晚年比较强调的是“上新台阶”思想。
1991年8月，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十年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由上看，邓小平强调的是抓住时机，进行跳跃式的发展，不能过于求稳。他主张经济发展规律要有起伏，是总体向上的波浪式斜线。
能不能说两人的主张之间存在着矛盾呢？我认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两人的主张，反映了建国50年来国家经济建设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建国后的前30年，是打基础的时期，综合国力比较低下，抗御风险能力不强，国际环境也比较严峻，周边多次发生战争，后来基本没有外援，长期面临封锁。任何大的经济起伏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强调稳和平衡，是正确的方针。
而邓小平强调不断“上新台阶”，是在经过前30年建设，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十年使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能够承受一定风险的时候。面临国际环境相对缓和，而世界进入新科技飞跃时期，如果不以超过以往的速度进行跳跃发展，中国将无法赶上世界水平。所以强调打破稳字，高速度发展，是主观允许和客观需要的方针。
2.两人的主张，都是有重点的两点论。平衡是积极的，不是停滞僵化的，长期积极平衡才能保证高速度。跳跃也是分阶段的，不是无休止的连续跳跃。上一个台阶，再调整一下，调整就是平衡阶段。总体上看是包括着平衡的，可以叫作均线平衡。
3.邓小平的“上新台阶”，是指的一定发展时期。在当前抓住时机是主要的，当我国经济再发展几十年，接近和达到中等国家水平，更多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讲求持续平衡发展，应该是主要趋势。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说明了跳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稳发展和亚洲金融危机，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平衡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战略家的高度和思想家的深邃
陈云的政治威望和丰富经验，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作为政治家和实践家，陈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作为思想家，陈云为我们留下了三卷文选和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成为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陈云晚年，他思考最多的是许多带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要求大家学学旧商人中“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战略家”，拿出一定的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他自己首先就是一位思想家、战略家。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建设要有重点、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表现了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深深忧虑。把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这正是卓越的思想家有别于他人的地方。比如他在看了“本溪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一则关于四川排放污水总量的报道后，提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大国策”，要求“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在看到张光斗、陈志恺合写的《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后，批示要求“从战略高度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等等。我觉得从这个高度来解读、研究陈云，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应当是抓住了根本的。比如，争议颇多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人们往往以为陈云过于强调计划经济，甚至是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他不但早在50年代就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著名的“主体——补充”说，而且在新时期还比较早地专门论述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一切要服从全局、要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要着眼于经济振兴和提高效益，并考虑到当时的具体环境，我们就不会囿于强调计划还是强调市场的怪圈了。再比如，陈云反复强调要抓紧培养中青年干部、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学习哲学，这决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经过对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以及总结长期以来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最应该首先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陈云的忧患意识，是作为思想家、战略家的陈云的非凡之处。
在党内有“经济专家”之称的陈云，不仅重视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且十分重视党建，重视党风的好转。他和其他同志一样，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深恶痛绝，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并大声疾呼，警示大家给予重视。这一切，都是他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结果。
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经济学
——陈云“一五”时期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
我在这里借用“发展经济学”这一概念，说明陈云在“一五”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是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经济学。
一、我国工业化的起点是重工业、大规模、高速度。这一方针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对此是积极支持，具体贯彻的。他说，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二、我国工业化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当时，粮食是稳定市场的主要物资。因此，陈云提出，在粮食产量还不能立刻大量增加、而粮食市场又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并在全国推行。实行统购统销后，既保证商品所有者得到合理的出卖价格，又保证消费者用正常的价格买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两方都有利无害，仅仅对投机者不利。
三、要重视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猪肉、水产、蔬菜等农副产品在城市和工矿区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陈云非常重视这些副食品的供应问题，认为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把它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针对不同的情况，他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四、要解决农业增产的瓶颈问题。“一五”投资中农业占的比重很小，发展农业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陈云是支持这种思路的。但到“一五”末期，农业对工业化的瓶颈越来越突出，陈云思考后提出，化学肥料、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可以看作是农业增产的发展方向。
五、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紧张中保持平衡。陈云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不能样样都宽裕，整个国民经济必定是一种运行很吃力、很紧张的经济。但是，这种紧张运行要得到持续发展，就不能紧张到平衡破裂的程度，而必须保持紧张中的平衡。为此，就必须寻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合理的、动态的比例关系。由于当时急躁冒进的表现主要是基建规模搞得过大，所以陈云强调在民生和建设之间，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首先保证市场需要，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有余再搞建设。提出我们的建设规模多大，关键是看财政能不能负担，财政可以负担，那说明这个规模是可行的，否则就是大了，即财政、信贷、物资都必须平衡，人民购买力和消费品之间也必须平衡，同时要看到农业对整个经济的约束力。
六、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运行体制应当是“三为主，三为辅”。这个构想是陈云在八大上提出的。“一五”时期，陈云主持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随着这个工作的完成，我国在生产、经营、市场方面，建立了国家和集体的主体地位。但高度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如农副产品产量减少，工业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积压脱销等。为此，陈云提出在生产、经营、市场方面，还应保留一定数量的自由生产、个体经营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当然，这个构想在当时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
重视对陈云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中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我想着重就重视对陈云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中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谈点意见，请批评指正。为什么要重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首先，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新中国的主要领导者，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学术界对陈云在“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相比而言，对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研究相对薄弱；而党的建设思想中，对基本内容研究的多，对建党思想中方法论的研究显得十分不足。其次，陈云作为党内经济行家，为党的经济工作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为什么他抓经济工作成绩突出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一种研究经济问题和领导经济工作“求真务实”的基本思想方法，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带着这样的方法，陈云在被分配做党务工作时，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党的建设思想，即他虽未在重大党建理论上提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阐述的思想，但在党的组织、政治、思想和作风建设上都有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思想。虽然这些思想语言不多，平实易懂，但字里行间透出其真知灼见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带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比如，陈云为什么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思想；建国后50年代在党内个人崇拜已经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敢于提出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万岁”，“万寿无疆”，从党的发展事业来说，也不应该总是喊“万岁”；在新时期党风日下的情况下，振聋发聩地提出“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等，都可以从方法论的高度找到他提出这些思想的深层原因。上述这些方面，与1958年党中央发动“大跃进”时他没有发言表态，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某些内在的联系。就目前形势下，加强对陈云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方法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论的思想，更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
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并从史的纵比和同其他领导人的横比中，我们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