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学界论争析《大公报》思想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公报论文,学界论文,倾向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G216 文献标识代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3-0045-06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如何摆脱艰危，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出路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以“文人论政”著称的《大公报》是这些论争的发起者或参与者，不但发表社评，引起争鸣，开辟论坛，而且表明自己的观点，从中可看出其思想倾向。
一、引发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发表社评表明态度，坚持抗战。3月11日《大公报》得到消息，国民党当局已接受国联决议，将开始停战谈判。该报马上倡导政府与国民利用休战之际，致力于国家建设，提出“如何建设拥护民众大群利益之政治？如何急进的兴科学工业？如何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各种矛盾与对立中，自定其解决经济问题之步骤与方略？如何全力增进行政与军事的效率？如何彻底完成全国之自卫手段”[1]等五大问题让当局解决，并与国民共同讨论。随后知识界就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发展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复兴农村，引发工业。这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农村建设实验派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问题都在农村，所以建设必须从农村开头，最后仍须归本农村。把农业改造过来，农村复兴，中华民族才有了元气，中国的建设才有安定的地盘，巩固的根基。[2]
第二种观点：双轨的建设。这是蒋廷黻的观点。他说：“现在我们得着科学和机械”时代，我们的民生问题“初次能有积极的解决。”解决的方法是，“我们一方面能发展农业，一方面又能发展工业，把单轨的经济变为双轨的。”[3]
第三种观点：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是陈公博、吴景超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目前已陷于破产，救济农村，系当务之亟，但却不能定以农立国为中国国策，更不能以这是中国唯一出路，而是应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4]
第四种观点：中国工业化是发展乡村工业。这是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廉、方显廷、陈振汉等为代表的观点。他们从中国经济的各种矛盾方面分析，中国“应以增进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经济能力为主题，须从建设全国面积百分之九十的内地农村社会去努力。”[5]这不仅因为乡村的制造业有一定基础，而且发展乡村工业可以阻止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防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
第五种观点：中国的工业化应发展建立基础工业或重工业，就是指钢铁、冶金、炼胶、机器、电气、化学、交通器材业等。这是南开大学化学教授张洪元与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徐廷瑶的看法。张洪元说：“科学救国应急经营自办基础工业，以救自己。”[6]徐廷瑶认为“现在立国须有重工业始可言国防，故重工业即系国防工业，乃现代立国骨干。先有重工业，然后始可从事交通发展，及一切工业之发展，国防力量之充实。”[7]
《大公报》在这场争鸣中，极为赞赏农村建设实验派的奉献精神，但坚决反对其“以农立国”的观点。它说农村建设实验派是脚踏实地干事的人，“他们放弃了都市优越安乐的生活，躬入民间，致力于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提高智商，增进生产，改进组织，这更是新兴的有力的一种社会运动，值得我们的同情。”[8]救济农村，不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上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是“辄而主张中国永应保存农本，便嫌失当了。”该报认为，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我们是不能以农本主义为国策的。”我们现在没有脱离农业社会阶段，这是可怜的可怕的，“须立即设法摆脱的事实！”我们在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中，对工业社会急起直追，“犹恐莫及，岂能还在这时高唱回到农本社会的保守主义。”“讲救济农村可，而讲‘复兴’乡村则不可。”[9]而且以为复兴乡村是中国民族再造的唯一出路，更是“近于妄诞的。”这是缺少对时代潮流的认识，“由感情而发的理论。”
《大公报》把工业化看作是国家的兴衰命脉，中国“除了走向工业社会的路，是没有第二条‘生路’的”。[10]该报总结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的经验，赞成第五种观点，发展国家最基本的工业。它说，“苏俄实力，寄于重工业之勃兴。”[11]并断言；“中国今后之存亡问题将决于能否工业化，而工业化之能否成功，又将视基本工业之能否存在与发达。基本工业中如制铁、冶铜、炼铅、炼焦，及汽油之探取与化碳为油诸研究，并极重要。”[12]当前的办法，可以先走何廉、方显廷等提出的在内地先举办规模较小的轻工业，或努力发展农村副业的工业化道路。它还以日本为例，日本近来努力将农村工业化，凭借成本低的优势与欧美货品竞争，我们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二、参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关于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论争始于1933年12月的《独立评论》，曾引起知识界很热烈的讨论。1934年12月9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汪精卫、蒋介石发表联合通电，为五五宪草修改定了调子。汪蒋通电自称：“盖以党治国固为我人不易之主张，然其道当在以主义为准绳，纳全国国民于整个国策之下，为救国建国而努力，决不愿徒袭一党专政之虚名，强为形式上整齐划一，而限制国民思想之发展，致反训政保育之精神。”这一声明又使一些知识分子对用和平方式走上民主政治或“新式”独裁的道路抱有幻想。
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争论“民主与独裁”的文章不是太多，但代表了几种典型的观点。首先，是丁文江在1934年12月18日发表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的观点，其主旨是：在今日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文江对蒋汪独裁不满意，他希望中国应是“新式”的独裁，“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12]并认为目前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其次，是胡适的观点。他认为建国并不一定靠专制，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好处在于集思广益，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他不是要“把在英美实行而有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国来”，但是他说：“我们当然也不轻视一切逐渐走向民主政治的尝试和练习。”[13]他相信国家的统一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制度。
再次，是张熙若的观点。他认为不能因为国难就实行独裁，“可以说民主政制和独裁政制与解决国难都无关系。”如果权衡起来，民主政制的优点超过它的弱点，而且这些弱点都是有相当的补救方法。“独裁政治的结果在平时是为自己制造奴隶，在外患深入时是代敌人制造顺民”。[14]他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与独裁都不适合，但实行民主总比专制独裁好。
又次，是吴景超的观点。他认为对该问题应当做三方面的定义：第二，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问题；第三，怎样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他的价值取向是赞成民主政治，“不过现在觉得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时候就是了。”他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五个条件，但今日的中国都不具备。所以“在最近的将来，中国还摆脱不了一党专政的局面。”[15]
《大公报》力图把知识界的讨论引导到对当前政治的关注。因为考虑到当时险恶的国内外环境，知识界许多人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以哪一种政治比较容易地实现来考虑问题。丁文江称自己的“新式独裁”论已是最实际了，“请问当今之时，智识阶级还不能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民吗？”[12]《大公报》却认为丁的看法还不尽切合中国，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制’是指着君主、民主，或独裁一类的体系而言，所说的‘政治’是指着实际在那里运转的政府机构而言。”该报将政治与政制分开，“我们目前最实际的问题是怎样可以使有效率的政府早在中国实现。政府的形式让傻子们去争论吧，惟有行使最好的方算是好政府。”[16]对于这场政制的讨论，《大公报》表态：“中国不适于独裁”。该报的社评说：“中国目前之理想，在以民主精神，行权责集中之政治。是则人才之团结与锻炼，与夫贪污之扫荡为第一义，政治组织之形式如何，犹具次矣。”[17]就是说不能独裁，而要用民主的精神，建设权责集中的政治，只要这个政府吸纳了有才能的人，并且是廉洁的，那么政体是民主还是专制并不重要。它说：“我们以为我国今日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政制’，毋宁说是在‘政治’，政制是国家上层的表象，政治才是下层的基础。”在国难方殷，民如倒悬的情形下，“政府的内在价值问题，实在拿不出作为大前提来讨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效率究竟如何？”提高政府的实际效率，“比模仿政府体制又容易而又更急需的。”[16]
三、淡漠文化价值问题的论战
1935年1月10日《大公报》发表了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从此在报上开始了“本位文化”、“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等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讨论。文章说：“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十教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观点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据王西徵统计，4个月内发表100多篇文章，《大公报》上也有十几篇。有极为赞赏的，称之为是使中国文化不致失败的根据；也有基本支持的，认为“宣言”是一个最基本的提案，没有这个提案来做基础，对文化的讨论谈不到好坏，更不必说有益有害；更有坚决反对的，称其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伪装。还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十教授大都是曾经致力于党务的人，所发言自然也不能在根本上脱开这种立场，”讽刺他们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不要民权主义的二民主义”，是“不同于德、意的中国的、‘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18]《大公报》对这个争论十分冷淡，直到6月17日才发表了一个社评《日本国力的根底》，对这一争论的意义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其后和盘托出“关于救国大计之商榷”，即“七分经济三分文化”的观点。
社评《日本国力的根底》，是《大公报》经理胡政之考察日本回国后写的。文章探究日本国力增强的原由，一是因为日本人性情勇于进取，习于奋斗，争超直追，凡事不落人后，所以一切改革易于奏效；二是因为国民的性情既易于接受新事物，又甚信赖政府，凡事一经在上者提倡，就贯彻普及，使日本国力易于养成。日本人不但乐于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而且能形成国家观念，这种精神是日本工业进步的动力。反观国人，“遇事行缓，凡百因循。”正惟如此，“我国尚在徘徊‘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论战之中，日本已充分吸取欧西科学文明，由农业国进为工业国。”7月31日的社评，则更尖锐地批评道：应当给这一论战以“猛省”。近期国际形势日益紧迫，日本侵占华北活动频繁，国内经济灾祸频仍，中国最基本的亟务是挽救经济，现在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公报》表面上是对十教授发难的文化论争不满，实际上是指责国民党政府应把精力用于救亡的经济建设，而不应在文化问题上纠缠，这一观点被经济学家丁洪范点破。他在8月14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政府“4月间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披露，拟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可是此种思想行动尚不能具体化，而使其成为实际的民众运动。反之，所谓文化礼教等高调则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声浪广播，速于置邮而传电’。”这是恢复旧文化礼教的宣传。“《大公报》记者也许有所感触，发为7月31日的社论，关于救国大计之商榷，七分经济，三分文化之说以供国人参考。我们对此主张颇表赞同。”
《大公报》的观点被丁洪范继续揭橥为“任何统治者如果忽略大多数民众的经济利益是未有不寻死路的。”丁文批评国民党当局近一二年来的建设，很少与国民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关系。他说：“中国目前最迫切的大问题，即《大公报》记者所论的救国大计，不是空洞的文化礼教问题，乃是四万万嗷嗷待哺大众人口的经济问题。多数民众的衣食问题不得解决，任何焚书坑儒统制文化的政策，不能防止揭竿而起的陈胜，任何周公孔子的礼教，不能制阻眉画赤色的樊崇。”通过教授的口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利用文人宣扬封建文化，达到统制人们思想的目的。
四、《大公报》的思想倾向
从《大公报》对学界论争参与的态度和发表的意见可看出其思想倾向：
1.《大公报》强调经济在国家“救亡”、“复兴”中的作用，而不在乎政治的意识形态。
该报社评说：“立国之基础，完全在经济。”[19]“全国各界务永忆一点，生产制造实救国之根本，是救穷之唯一手段也。”[20]救亡问题，实质上是工业化问题。“工业化而后有国防。”[21]苏联是最好的例证。《大公报》认为苏联是值得学习的。“既观苏联，其对建设之努力，可为至勤，而对外肆应，则小心翼翼，深谋远虑以处之。彼在四面楚歌之境遇，而后能着实行其工业计划，全国之大，节衣缩食，力图建设……为埋头拼命于完成建设之一大事业。”[22]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敢于攻击日本，指摘世界，是因“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故耳！”[10]《大公报》多次介绍苏联建设的成就，向政府提出建议，应像苏联那样制定五年计划，“体大精细”，动员国民，团结努力，学习俄人坚忍奋斗之精神，在三五年内确立国力基础，十年八年有相当的规模。《大公报》看重的是经济的因素，而不是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它说：“世界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争，然皆非中国之目前之问题”。中国目前状况“颇不足言资本主义，亦无学共产主义，其惟一出路，惟在根据事实，自订其工业政策。”[21]它说“中国人喜谈政治，作政争，实则今后立国之基础，完全在经济。易言之，完全在工农之科学的建设，任何政体之政府，如不能尽力于此目的，必不能长存”。[20]基于对工业革命深刻的认识，《大公报》多次发表社评，呼吁停止内战，催促国民党政府抓紧进行经济建设。与苏联交好，共同开发西北。当国民经济建设展开时，又不遗余力地充任谋划者。
2.《大公报》强调国家权力的实际效能，把效率与廉洁作为衡量政治优劣的标准。
该报把政府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社评说，苏俄的五年计划能够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扶助工业的政策，以及美国大规模繁荣复兴运动，“哪一个不是借政治力量来做经济事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国的政府，无论对内对外，都是经济问题的决策者，不但战争的债务、货币、生产等由政府负责，就连国民的衣食住问题也要由政府解决。论到中国目前状况，“经济建设如不借政治力量，简直便是不可能。”[23]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大公报》既强调国家统治的权威性，又强调其行政的能力。它说：“实际政治之核心，第一在当局能否矢诚矢信，树立民众之信仰；第二在于政治效率，能否真正达到民间，切合事实需要！”怎样使政府树立威信，提高行政效率，方法有四：其一，权力是否有力。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大公报》认为树立权威，建立统一的甚至专权的政府极为重要。“专政独裁，亦政体也，苟其适时，何必反对。然可痛者，国民承认政府之全权，而政府并未负国事之全责。专权独裁，犹以负责为前提耳。”[24]而且国难愈严重，政府责任“愈可无逃。”它“不反对党治与专政，而可惜党并未治，政不能专，政府没负责任”[25]；其二，领袖责任重大。《大公报》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国家、政府和行政领袖混淆为一，政治以个人为中心。”[26]它把希望寄托在掌握政权的领袖身上。但“自‘九·一八’以来，盖中国民族五千年开国精神之复活，绝非近世之所曾有！其所缺者，无伟大领袖与准备耳！”[27]；其三，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公报》认为“君主、民主、专政与效率没有因果关系。”[16]它希望知识界舆论围绕在建立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制上，亟务是建立现代行政机构；其四，政府官员必须廉洁。《大公报》赞成以国冢权力实行统制经济，因此“如何能实现廉洁政治一点，尤为能否实行统制经济之前提。”如果“污吏弹冠，良民气短，任何计划，绝对无成。”[28]此关乎中国之生死存亡，国民党政府不能做到廉洁，“只有倒政府；易政府而亦不能，只有亡中国。”[29]
3.文化价值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是次要的，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主要的应是学习西方文化的特征——科学化。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次次失败，促使人们考虑以至怀疑中国的文化，进而否定中国文化。然而文化是与民族自信心连在一起的，因此一直有致力于用中国文化救国的论调。《大公报》认为文化救国论或教育救国论，“虽多带合则性，然而过于轻视经济基础，其流弊将成为清谈误国”。[30]对于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大公报》也不以为然，认为它不适合“中国社会积弊太深”的国情，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对象应是“所谓中上流社会”。[31]该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很少提及。按惯例每个重大纪念日，《大公报》都有“社评”，从五四后至30年代，《大公报》只发表了三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其中一篇还是与其他纪念同日），它把五四运动作为“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官僚军阀”[32]的政治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人权或民主的内容基本不提。
《大公报》看重的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文化。它说“最后解决此世界一大事，仍在智识，易言之，在科学。”[33]就是说世界诸国的地位最终取决于由科学水平，而中国在文化观念上最大的障碍是漠视科学，“中国积弱的原因很多，不信仰科学发展，实在是招致国难的最大主因。日本之所以强，全在它的精研科学。”它说：“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明明告诉我们，坚甲利兵不足以救中国，政治制度不足以救中国，经济建设不足以救中国，因为这些都只是‘力量’，而这些力量却都不易为我们‘中国人’利用。”[34]这是因为“中国人最缺乏者为科学头脑”，欧美人的“头脑”即追求真理的科学传统，产生现代科学与技术。“夫科学之真髓，在与信仰真理之力，真理也者经过实验而证明其为事实者也。依此真理以为行动之基础，夫是之谓现代人。欧美之强，赖此而已。”[35]《大公报》总结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成功的经验和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对于国家建设得一明确之认识”。即“现代的国家之成功。无捷径、无巧法，愈是远行，愈是正途，而一切苟简取巧之办法，概类画虎不成，终至图劳无功，其总括的方式，即科学化是也。”[36]这就是“从社会日常生活加以启迪，使人人能格物穷理。”[36]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向国民灌输必备的科学知识，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另一方面应培养“现代人者真理在所必尊，虚伪在所必除，此即科学的精神”。[35]
总之，《大公报》提倡科学，走实业救国的工业化道路，期望国民党政府廉洁有能，由其推行经济建设，因此与政府了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它又吸纳知识界的意见，“以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37]成为国民党政府与知识界的桥梁。这一点《大公报》撰稿人陶希圣说的非常清楚，《大公报》对于高阶层的政情通达，对于北方学术界的情形也通达，《大公报》站在两方面的中间，尽力联系。[38]《大公报》鼓励学界参政议政，但不媚权，“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的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39]。因此《大公报》又获敢言之名，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收稿日期：2003-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