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文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文化与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主文化在以政权做基础的主导文化、经社会发展长期造就的主体文化、以及反映当前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风尚的主流文化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相对于主文化而言，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亚文化广泛崛起，冲击着即定文化的一元格局。以某种亚文化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站到了主文化对立面的反文化，已经演化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经过连绵不断的震荡而发展到今天，又被置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时代向“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时代转换的社会情境之中，其变化之深刻是毋庸置疑的。单是在最近十多年里，曾经清一色的中国文化经过急速分野，已经形成阡陌纵横的局面。社会群体的分化与重组必然伴随着文化的蘖变与重构。对社会分化的研究的深入自然应该包括对文化分化的全面探讨。
中国文化可以根据渊源差异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此外，按照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则可以区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从前三组范畴出发的中国文化研究一直是20世纪自始至终的论题，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从后一组范畴出发的中国文化研究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一角度的研究不应该继续被忽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研究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变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文化按主次来划分，可以得出几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侧重权力支配关系来划分的主文化是主导文化，强调占据文化整体的主要部分的主文化是主体文化，表示一个时期产生主要影响、代表主要趋势的主文化是主流文化。这三个概念落实到社会事实上，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却是各有所指。例如“五四”时期，主流文化是现代文化，主体文化却是传统文化，主导文化很长时间未见分晓。文化权力（意识形态）、文化潮流、文化的基本构成，在所指上并不总是同一的，在变化上并不总是同步的，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在一定的语境中，有时候笼统地使用“主文化”就可以达意，有时候把主文化区分为主导文化、主体文化、主流文化则是有意义的。
怎样界定中国当前的主文化，这是一个被急剧的社会发展弄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强调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我国当今社会的主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1]这一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社会的主导文化，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作为主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地位并非岿然不动。已经有学者认识到，“‘红色文化’（即‘共产主义文化’——引者注）尽管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主体文化’的地位，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宣传，但实质上‘红色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群众实际生活中失去了过去的影响”。[2]主导文化通常是以政权做基础的，是由权力捍卫的，而主体文化是由长期的社会过程造成的，主流文化则是当前的思想潮流和社会生活的风尚。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主文化的这三个方面发生错位、调整乃至变动是必然的。
20世纪的中国主文化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与中国人民寻求民族振兴的曲折道路大致是对应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主文化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错位，传统文化是主体文化，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勉强保持着主导文化的名义，被称为“西学”、“西方文明”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逐渐在公共领域攫取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权，资本主义文化不再需要在“中体西用”的框子下论证自己的附属价值，一跃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但是，它要成为中国社会实际上的主体文化，却是遥遥无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作为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同仍然是主体文化的传统文化的战斗。传统文化普遍的社会基础不是一场革命或运动就能根本改变的。尽管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主文化的三个方面占据其二，却始终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主体文化从开始变化到完成转换，需要一个长时段的渐变积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在资本主义文化挟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声势冲击传统的主体文化之时，社会主义文化在“十月革命”后传播到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接连发动了从两个方面清算既定主体文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改造运动。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五六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接连不断，诸如批《武训传》，批胡风、胡适、梁漱溟，批“综合基础论”和“合二为一”，批价值规律和“生产力论”，“打破王朝体系”，一直到批《海瑞罢官》、“三家村”“文艺黑钱”，最后直至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的重头戏是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兴无灭资”的口号年复一年地几乎写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堵墙壁。当所有这些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被否定的时候，“四有”和儒释道在短短几年里悄然活跃；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此种文化“复兴”和引进，恐怕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经过十多年的开放，中国的主文化在格局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主导文化已经不再能主宰一切。原来的主流文化实际上只是停留在报纸上的独白。
主导文化在自己不是主体文化的环境下应采取怎样的文化策略？这是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过程遇到的重大问题。在任何复杂的、分层化的社会中，都有几种文化并存，它们通常在主导价值体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主导价值体系也不是同质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以适应新的现实状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其主流文化大概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多种主义的混合型）；其主体文化的构成则更加复杂，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缠绕、混杂在一起，它们在势力上的强弱消长，现在还难以预料。
主文化的消解总是由亚文化的崛起造成的。亚文化（又被称为次文化、副文化、潜文化，是"subculture"的汉译，在使用上尚未形成差别）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别于主文化，在文化权力关系上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文化整体里占据次要的部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多样化的亚文化存在的基础，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职业群体、年龄群体、方言地域群体、宗教群体、民族群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亚文化，例如中国现有的官场文化、农民文化、企业文化、老年/青年文化、校园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虽然许多亚文化在群体成员上互相交叉，在文化内容上彼此共享，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已经能够按照自身的活动特点和精神要求塑造各具个性的内涵和形象，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当代中国在发生社会分化的同时，也在发生文化分化，其结果就是亚文化的广泛崛起。日益分化的亚文化在冲击既定文化的一元格局、选择新的文化目标、调整价值系统和构思新的行为方式、推动文化的总体变迁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加诸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有序形式，减少我们在感受和知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文化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有待人的生观能动性来弥补。当社会变迁加剧的时候，这个差距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亚文化就是鸿沟上的中介。亚文化是已经调整了文化与现实的差距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为面临相似问题的群体提供一揽子的富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亚文化可以赋予异常行为一种意识形式和表达形式。亚文化能够不断对新问题给出新答案，使社会文化更有弹性、更有活力、更现实。
中国的亚文化在上半个世纪就有若干兴旺时期，经过本世纪中叶多次左倾思潮的“战斗洗礼”和形形色色社会同质化运动的影响，也曾销声匿迹。世纪末的社会气候使多种亚文化如沐春风，从当前来看，亚文化已是遍地生根，八方崛起，全面勃兴。如休闲亚文化是近些年势头最强劲的亚文化，它的长足发展正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得以重塑。由于我们在一段时期一味“抓革命，促生产”，当外来休闲文化大量涌到国人面前的时候，国人大有久旱逢甘霖的兴奋，休闲文化很快红火起来。一些人的心态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年轻人是“趁年轻，赶紧玩”；中年人是“年轻的时候没赶上，现在可兑上了”；退休职工是“革命一辈子了，还不该享受享受？”。吃喝玩乐弄点名堂，就上升为休闲文化了。玩卡拉OK，追慕并消费影视明星，旅游和效游，还有街头秧歌与室内探戈相映成趣，可谓不胜枚举。休闲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与职业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社会权威不肯承认它们，却也不得不允许它们在工作之外和私人场合存在。可以预见，中国的劳动者在接受社会所维持的安全、循规蹈矩和一丝不苟等劳动价值观的同时，还在休闲亚文化中逐渐熟悉追求兴奋、冒险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各种社会权威在这两种价值观中如何扮演调节者的角色，一方面维护作为社会支柱的劳动价值观，一方面让休闲文化不太出格，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校园亚文化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现代的社会变革大多以思想文化为先导，大学校园经常扮演先锋角色。“新文化运动”是从校园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也把校园作为策源地，此外，还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在校园孕育的。校园是进行正规教育的地方，国家主导文化的地位自不待言。但是，校园也容易形成独具特色的亚文化。校园亚文化有两种精神，一是敢为天下，一是据理力争。虽然社会上也有不同的主义和思潮之争，但是，争执的胜败主要取决于实力集聚的权势。校园重理性。当社会停滞不前的时候，校园显得激进；当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校园显得冷静。校园文化总是与主文化保持距离。如果这种距离能够得到尊重，校园文化是建设性的；如果受到粗暴对待，容易酿成社会事件。
宗教亚文化在近些年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它们的恢复炙手可热，一是因为它牵涉到种种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变革加速、社会的不公平加剧，人们对精神港湾的需求也愈加殷切。在现代社会，宗教只能居于民众生活的附属地位，并限于民众的精神生活。
气功在当前已经在全国形成蔚为壮观的亚文化。气功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众多杰出人物的全心投入，古老的气功在新时代获得了勃勃生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气功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气功吸引的人越广泛，它就越有可能向现代文化转变。气功又是一种组织性很强的亚文化。当一种亚文化具有组织实体的时候，它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社会群体通常是在普遍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下形成适合自己的生活处境的亚文化。一种亚文化出现以后，会逐渐渗透进主流文化之中，有时表现为“价值扩张”(value strech)。这种价值扩张沟通了多少有些落伍的普遍价值观念和不断变化的现实。这种沟通是否顺畅，决定了主文化和亚文化的距离是否拉大。调节主文化和亚文化的矛盾，可以在这里做文章。
文化是一种潜藏在所有社会活动者背后的凝聚性力量，但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又是引起分裂的因素，因为国民是通过各种亚文化以间接地分享全社会的普遍文化的，在此条件下，不同的亚群体常常为使其行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主文化中取得合法地位或较有利的处境而斗争。在既定秩序已经丧失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除了主文化与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亚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样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例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摩擦正闹得沸沸扬扬，几种宗教亚文化之间的矛盾亦不可小觑。
有些亚文化，特别是富于政治意义的亚文化，可能形成对抗的价值观，如果引起社会冲突，容易形成反文化的定位。如果一种亚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站到了主文化的对立面，它在学术上就被称为反文化。反文化（counterculture或contraculture）是研究美国60年代的青年运动的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概念，[3]后来发展成认知文化内部价值观冲突的重要范畴。反文化是一种在性质上与主导文化极端矛盾的亚文化。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人把“反文化”用作谤词，用以指缺乏教养、堕落、异端或离经叛道；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反文化则意味着希望和拯救，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或许就是最后的使人类走出灭绝之途的机会。
60年代的西方社会是形形色色的反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到80年代以后，虽然难得有一种大张旗鼓的反文化，但是，反文化从未销声匿迹。西方反文化的主要趋势是针对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达维多夫概括地说：一言以蔽之，当代西方反文化是对理想主义、知识主义以及被视为客观必然的、理智的或由法律支配的一切的否定。它否定传统神学，否定劳动道德和责任，否定基督教与家庭和性的一丝不苟。它否定作为西方文化核心的个体主义原则。当代反文化的所有这一切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根据她的判断，反文化已经“影响了它的社会化机制，影响了至关重要的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借以代代相传的机制”。反文化的其他相关主题还有：正统文化过份强调“窒息人的理性”，忽视人类经验中非理性的意义，使社会遭到了扭曲；高压制度使社会发生畸变；不切实际地把科学奉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败坏了社会生活。[4]反文化群体力图用行动使社会在这些方面发生转向。
反文化在80年代已经演化为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四川当代文化研究会对这个问题相当敏感，曾在1989年3月和4月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5]会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的反文化群体是“迷惘的一代”、“愤激运动”和“自行其是的群体”，荒谬与荒唐、玩世与嘲讽、失落与冷漠、鄙夷与傲慢、行动与破坏、故作惊世骇俗与游戏人生……，强烈地反映为对传统文化模式或城市工业社会规范的破坏，在我国又尤其反映在对极度发达的政治文化的反感。“反文化”已成为当代文化中容易挑起事端、引起争论的显著部分。
反文化是能够对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它有时候贡献给社会的是一个新世界、新时代。二千年前，基督教就是从反文化发展为正统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现代的一种反文化取得社会成功的例子，只不过这是相对单纯的文化颠覆；而1949年社会主义在大陆推翻资本主义的胜利，则是反文化与社会革命的成功结合。
反文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反文化中不少内容在它的发展中会为主文化所认可，使其有可能融入主文化，或使主文化靠近它乃至接受它。特别是那些与商业有密切联系的反文化内容如服饰、音乐等，往往在其商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跃升为主文化的内容，从而失去其过去的反文化身份。我们试着对比一下今天与70年代的生活方式，就会强烈地感受到反文化的社会变革力量。1980年前后，如果你的裤脚大一点（喇叭裤）或小一点（健美裤），你的头发长一点（男性）或短一点（女性），就有人以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来指斥你；如果你胆敢学跳迪斯科，正派人（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认为你腐朽至极。到1990年前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国人不敢穿的服装，舞厅里已经没有中国人不敢跳的舞步，而在大街小巷、公园操场大练健美操、迪斯科的老头、老太太显得那么自在，那么理所当然。
沟通进而化解，这是一个文化冲突四起的时代渴求趋利避害的有效法门。反文化的界定与相关群体的互动和认识有关，任何经验研究都未能确认存在一种纯粹的反文化。在一种刻板的环境里，一种亚文化很容易被视为反文化；在一种宽松的环境里，即使是反文化性质很强的亚文化也可能受到有助于缓解矛盾的对待。如把特区文化、市场经济界定为反文化或亚文化是两可的事，但是，结果大相径庭。现在大行其道的许多东西，按照主文化原来的标准，都是不能容许的反文化。可是，当它们慢慢被容许的时候，它们对社会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总的来说，从价值系统和权力关系来看，今日中国社会的文化处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状态，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层次呈现为不同的格局。
这种多元并存状态不仅见于不同的地区（港澳台与大陆、沿海与内地等）、群体（民族、党团与群众、政企、政教、城乡等），而且见于同一地区和群体的内部。现在，人们对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有党委、党支部的事以为理所当然。宣传部门和新闻部门历来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喉舌，可是，在近十几年里，它们对弘扬儒家文化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已。在现实中，人们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建构自己的文化。
从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文化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甚至混乱的，这里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潜藏着繁杂的问题。主文化本身并非三位一体，众多亚文化和反文化或潜滋暗长，或大肆扩张，都未在社会文化中定位，亟待我们继续追踪调查。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与社会分化具有什么关系？它们与社会文化转型是什么关系？如何发挥它们对于形成中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性，并减少其冲突和对社会的震荡？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重大问题。
注释：
[1] 郑杭生：《社会主义条件下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对立》，《人民日报》1991年5月9日第5版。
[2] 马戎：《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体文化》，“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香港和苏州），1993年10月，论文。
[3] Yinger,J.Milton"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25,1960.
[4] Yinger,J.Milton Countercultures:The Promise andPeril of aWorld Turnea Upside Down,Free Press.1984,p.19,p.21-22.
[5] 王世达：《四川讨论“反文化”理论》，《哲学动态》198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