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透视中国“总部经济”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景论文,中国论文,透视论文,总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国务院批准，９月ｌ３日，在北京举办了科博会《总部经济与区域经济论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作题为《总部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趋势》的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在掀起"总部经济"潮。
"总部经济"浮出水面
近年来，中国经济界的"迁都"潮呈现出双峰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的本土企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纷纷从乡镇迁往县城，或从县城迁往省城，或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从全国范围来看，比如有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江苏的春兰，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将总部迁往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湖南长沙的创智将总部迁往北京，等等。
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中国安家落户，并以此为中心，重新调整国际市场战略：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就改变了早期在京设立办事机构的策略，转而将全球性研发基地搬到北京。到去年年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研发机构已接近６０家，由此带来的技术交易额超过１５亿元。
在上海，《财富》５００强企业已有３００多家进入上海，１００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７０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
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４万多家跨国公司９２％以上的企业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我国国内一些经济集中地区，已有建立总部经济区域的发展趋势，如北京、上海浦东（金融产业），广州、深圳（以外贸为主）已初具总部经济区域的规模及趋势。
什么力量催生了"总部经济"
一、中国经济对跨国公司的磁场效应。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经济中心的感召力与日俱增，强烈地吸引着跨国公司和全球经济界的"朝圣者"将决策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移师中国。"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将其公司总部由纽约迁往北京的时候，是这样解释个中原因的：北京是中国的中心，而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咨询市场；而最大的咨询市场则意味着可期许的最大利润，而最大利润之地同时又是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地域。因而，迁都中国北京成为当然之选。事实上，分析众多跨国公司在华最新发展战略，也可看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不断提高、中国区市场份额的不断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逐步确立、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所展示的巨大魅力，正是跨国公司加速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二、日益崛起的中国大城市群的文化魅力。
企业搬迁新址的选择，应该是对信息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选择，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认同。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后的今天，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都市群，正向全世界展示出东方之都和华夏文明的不朽魅力！
"我们没有理由不来上海"---和德胜一样，几乎所有迁址上海的外埠大型企业集团，以及陆续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都持着这样一个似乎不成理由的"理由"。事实上，在上海，不用说既有近代史上的欧风美雨的侵淫，又有浦东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更有与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的完美无缺的配合这种很难被"复制"的优势。
就北京而言，古老的中华文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等等，无一不激起跨国公司在此"定都"的冲动！
三、优惠招商政策的种种诱惑。
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在这方面运足气力，使出浑身招数，拆围墙，降门槛，筑巢引凤。在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从产业政策、融资到户口等给予外地企业２４条优惠政策，成为吸引外地企业进入上海的"催化剂"。
在北京，目前专门为企业打造总部的楼盘就有两个。同时，宣武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明确提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路，注重吸引在行业内有重大影响力的市级、国家级和跨国公司驻华驻地区的总部企业。
在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对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员工实行优惠的土地和房屋租赁政策。
在南京，《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也新鲜出炉！
四、民营企业做大的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小地方往往出大企业，像海尔出生在青岛，春兰出生在泰州，小天鹅出生在无锡，美的、格兰仕、科龙在顺德，长虹在绵阳……这些在小地方长大的企业逐步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其地域限制的瓶颈制约便变得无法突破，必须拓宽视野、放开手脚，构筑新的竞争平台，才能有效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可见，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企业迁都最实质的东西就是"把触角伸出去"，"借地发展"、"借鸡生蛋"、"借梯登高"、"借船出海"，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
挥之不去的困惑
总部迁移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仅仅是在异地购买或者租借一栋办公楼，再把办公设备一搬了之那么简单，它还将意味着大至去与留的人事纷争、撤与建的机构调整，小至夫妻分居、孩子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矛盾。
困惑之一：城市之间的恶战。
不少经济学家断言，２１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城市群，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而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所谓民营企业迁都问题实际上就是城市对乡村、大都市对小城市最有实力、最有潜力企业的一种不对称的争夺战！从区域经济的总体态势来看，又主要是长三角（以上海为代表）、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代表）和环渤海（以北京为代表）经济带之间的竞争以及各经济带内部的竞争。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重复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典型的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５个机场），过度的税收优惠和极低的土地价格影响公平竞争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困惑之二："本土"化的潜在危机。
企业"迁都"自然也有一个入"都"随俗的问题：尽管这里有着这样那样的优越条件，但"人生地疏"的现状却是一时难以改变的，面对新的环境，过去几十年来得心应手的经验和办法，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失灵了。有些企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自信力和决策的准确性都大打折扣，企业经营大伤元气，最后不得不吃"回头草"，赔了夫人又折兵！笔者建议，企业"迁都"必须预先做好心理准备、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和适应性强化训练。同时，也要合理使用新"都"的"本土人"，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同化在当地社区。
困惑之三：割不断的"脐带"。
一方面，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任何一个地方的支柱企业作出迁址的决定都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它的去留还关乎当地民生的兴衰。"迁都"的企业一般难以回避这种来自"江东父老"的压力！另一方面，一些依赖地方长期扶持而长大的企业，自身也感到一时难以断乳。在小地方，你是龙头企业，可在大上海，却可能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它未必能得到同样的私爱。
困惑之四：文化冲突的尴尬。
实践证明，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化底蕴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区域性文化，一个企业要在当地成功立足，要么主动融入这一文化圈，要么高人一等而善于引领一种新文化！事实上，内资企业迁都绝大部分是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运动。因此，迁都之后的企业还应入乡随俗地建立一整套对应的企业文化调整新规则，否则安定人心都难，或者成为都市里的村庄文化，成为一种偏离主流的亚文化。
困惑之五：代价高昂的安家费。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相对偏低。这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迁都中国实际上意味着商务成本的相应降低。然而，尽管从空间距离上看，中国的内资企业迁都大城市远不及跨国公司的远涉重洋，但相对成本却要高得多！以"薪"情为例，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岗位，在乡镇或在小城市与在大城市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换言之，企业迁都之后，仅工资支出就要成本增加！其实，"迁都"之后，各方面的支出都有可能水涨船高。因此，企业在作出"迁都"决定之前，务必要量"费"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