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学：并不仅仅因为贫困——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少年儿童失学状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年儿童论文,义务教育论文,贫困论文,状况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17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是，也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少年儿童失学〔1〕就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近10年来，全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少儿失学，平均有约250万小学学龄儿童不能入学，500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初中，有近300万小学生中途辍学，近250万初中学生中途辍学。近几年来，中小学生辍学率呈上升趋势。1992年小学生辍学率为2.19%，初中生为5.78%〔2〕。而1993年，据教育部门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当年中小学生辍学率竟在10%以上，失学学生总数达1000多万。〔3〕随着少年儿童失学、辍学人数的增加，新文盲大量涌现。每年数量庞大的失学少年儿童无疑是新文盲的主要来源。大量失学少年儿童和新文盲的出现，为我国参与未来世界竞争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隐患。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少年儿童大量失学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主要因素有：体制因素，经济因素和观念因素。
第一，对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而导致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是造成我国少年儿童大量失学的结构性因素。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其内容和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所制约和影响的；教育的发展又能反过来促进或影响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活动，在生产力系统中处于“母体”的地位，属于现代社会应当优先发展的社会基础工程。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增值的过程。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此，更不用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已成为人的社会化的基本手段。所以教育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最大的一项产业——生产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产业。对教育的优先投资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近200年来，尤其是20世纪40、 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同时也是教育的强国。其前总统布什曾提出的《1989年优化教育法案》使教育经费增加到3530亿美元，超过国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5〕日、英、法、德、加拿大等国也无不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优先发展教育，已成为当今世界振兴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捷径。
我国在“文革”结束后，也开始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改革开放的17年，我国逐步确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还未得到真正落实，最集中表现就在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我国财政支出中教育投入的比例长期在12%左右的低水平线上徘徊。
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500美元时，教育投资应占4.2%，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目前已在300美元以上，但多年来教育投资却始终在2%左右徘徊。〔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6%，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6%，仅居世界98位。1993年，我国教育的预算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3.58%，同口径比较，比1992年的14.3%下降0.72个百分点，实际教育投入呈负增长。1993年小学生年人均仅有17.09元人民币，初中生年人均仅有49.62 元人民币〔7〕，这已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算。
与教育目前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相比长期偏低的投入水平，不仅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难以保证现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
教育投入不足，尤其是基础教育经费不足，造成我国整个基础教育条件落后，严重影响学龄人口充分就读。这一状况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据“希望工程”百县考察对113个贫困县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些地区半数以上的学校有危房，10%左右的学校校舍全部是危房。很多学校是只有一名教师，一间教室，几个至几十个学生所构成的复式班。此外，边远地区学校稀少，许多学龄儿童无学可上；初中办学规模不足，初中招生数与小学毕业生数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相当部分地区中、小学超载运行严重等等，无不可以归结为教育投入不足，而这些情况又无不导致就学机会和就学条件的不足，从而导致大量学龄少年儿童结构性失学。人口学研究表明，由于人员基数的增大，近5年内中小学学龄儿童还将增加近3000万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更多的学龄儿童将会无学可上，2000年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将难以实现。〔8〕
第二，贫困是我国少年儿童失学的一个方面因素。
这里讲的贫困，指的是地区和家庭的经济贫困。对于那些温饱尚有困难的家庭来说，生活是他们的第一需要，教育不得不降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据估计，全国贫困人口中6—14岁学龄少年儿童失学人数每年大约在300万人左右。在这些失学少年儿童中，失学原因还不全是贫困。据有关调查的数据表明〔9〕，贫困地区失学学龄儿童中约有60%是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农村又占了较大的比重。全国每年失学的6—14岁学龄少年儿童中直接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约为180万人，占失学儿童总数的14%。由此看来，每年直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虽然绝对数目庞大，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经济贫困仅仅是造成我国少年儿童大量失学的一个方面因素。
下面这个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的调查，从实际的人均收入与失学率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家庭经济因素与儿童就学状况的关系：
12个贫困村人均收入与失学率的比较
通过此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处于赤贫状态时，失学率极高，而且几乎完全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的，如表中的第一组村落。但当人均收入越过了贫困线，人们能维持温饱，并勉强承受子女的教育费用时，造成失学的原因就不那么简单了。无疑，在所有的贫困县中，子女教育费用给家庭带来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多数家庭勉强能够承受子女教育费用，但这笔钱值不值得花，花与不花，就受到非家庭经济因素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2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户数仅占全国总户数30039万户的0.3%，计907117万户，假定每户有1至2名失学儿童的话，全国直接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失学的儿童也不会超过180万人，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前面估算的贫困儿童失学数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家庭的经济贫困是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少年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但却不是我国全国范围内少年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全部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失学的主要原因。以往一些人一提起失学，就只和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食不裹腹的人家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直接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只占每年失学少年儿童总数的六分之一，另外尚有大量的学龄儿童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失学的。当然，每年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也是目前最应该被社会关注和得到救助的。但要解决因贫困而失学的问题，最终要靠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行为，这点是切不可忽视的。
第三，社会转型时期复杂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扭曲的社会文化观念，是造成我国少年儿童大量失学尤其是辍学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快，其他领域则相对滞后。这种倾斜式的发展导致了人们社会心理的普遍失衡。这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新旧交替的不规范的社会环境成为大量扭曲的社会文化观念得以产生的温床。就影响儿童失学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在市场机制扭曲的情况下，由社会分配不公、脑体收入倒挂导致的“读书无用论”蔓延，直接导致大量儿童失学尤其是学生辍学。近几年，“读书无用论”沉渣再泛，童工、童农、童商现象日益严重。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社会分配机制紊乱、脑体倒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我国自1956年以来逐步出现脑体倒挂现象，几十年来有增无减：1978年倒挂8.3%，1991年升至7.6%，其中全民单位职工脑体倒挂已达到14%〔10〕！而在整个社会分配关系中，则存在低文化素质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收入畸高，社会分配不公严重的情况。同行业对比，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实际收入方面占明显优势。
按照J·S杜森贝利（J·S·Duesenbeny）的长期消费函数理论〔11〕，消费是具有强烈渗透性的经济社会行为，高收入者的消费对于低收入者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这种效应一方面刺激人们的（消费）行为攀比；另一方面，则强化心理攀比，包括低收入者对高收入者财富增量创造手段的仿效。既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师只能安贫守道，文盲却可以大发其财，读书自然是无用的了。利益分配关系的扭曲在引发全民打工潮，经商热的同时，还直接导致两大后果，一方面大量教师无心教书，忙于从事第二职业，搞创收或是干脆弃教离职，另谋高就。据国家教委统计，1992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流失量达21.6万人，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2.4%，93年又呈上升趋势，而且流失的绝大多数都是4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骨干教师〔12〕；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学生弃学。在这里，起直接作用的均源于知识与收益的倒挂。
其二，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游离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的抬头和当前情况下从业比较利益的驱动，均以扭曲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形式，作用于学校家长和广大学龄少年儿童身上，成为导致失学的内在因素。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迄今为止依然基本采取的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要耕作方式的手工劳动，生产规模也小，基本是单家独户，这种具有上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是有很强的封闭性，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农民而言，世代相传的经验早已足以应付一切，他们一般是不可能自觉追求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由于有些地方尚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普遍的生产力水平也几乎与现代有着近百年的差距，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国当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生产方式抑或经营方式，都基本游离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之外，难以对科学文化，特别是高、中层文化产生内在需求。这实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文化知识需求间近存在的正相关关系的反映。也就是说，农业社会劳动主体不可能产生对工业社会文化的自觉需求，〔13〕大多数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行业，情形与此相似：“没文化也能种田，不读书照样挣钱”。“所学的知识用不上，学它又有何用？”这些观点或通过家长作用于少年儿童身上，或直接影响少年儿童本身，从而导致失学。
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继续需求，市场经济领域的价值规律和货币关系也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向着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蔓延，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引发了严重的职能错位，观念混乱现象。“一切向钱看”现已成为许多人奉行不二的行为准则。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近几年来也出现了巧立名目，向学生乱收费的问题，并且情况严重。这种同教育事业的性质和任务极不相称的向学生“创收”的作法，不仅败坏了学校风气，而且直接影响学生入学。这种情况对农村学生影响更大，据对江苏北部某县调查，一个小学生一年在校的费用支出占全家农业收入的30%以上，一个住校中学生一年在校的费用支出占全家农业收入的80%以上。对于这些刚刚或正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学生来说，随时都有可能因农业欠收或收费提高而被迫退学。〔14〕而在那些并不贫困的地区，家长普遍感到孩子读书没什么用，况且又要花几万元不如存在银行里吃利息，让孩子早点赚钱。这种心理大概可算是当前颇多农村家长普遍心理。在这些观念与当前从业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为数众多的学龄儿童离开中小学校园，步入了打工者、经商者的行列。据报载，某地800多人的一所普通中学，一年内辍学经商的就有60多人，〔15〕占其学生总数的7.5%。而我国1000多万人的农民建筑队伍里，童工的比例占1/4。1989年深圳一些企业一月之内从广西玉林地区就招走童工1000余名，年龄最小的仅10岁。〔16〕
在一些富裕地区，从业比较利益的驱动力更强，“拜金主义”的影响也更明显，因而少年儿童失学状况严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据调查，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南部地区，自1982年以来，平均每年有5万多学生因各种原因而辍学流失，10年来流失的学生竟达50万之众。〔17〕为数不少的家庭趁着改革开放的时机和优越的地利条件率先走上了富裕之路。但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能改变他们传统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水平。他们满足于眼前的既得利益，对于长远的发展缺少具体的规划，“金钱本位”的思想却在他们原来所学甚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他们眼里，读书的作用仅限于做官发财，而以他们现有的财富，谁还屑于去指望这个呢？因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也仅限于让孩子“早当家”、“趁早做生意”、“早当家就早发财”。至于知识和技术，有钱就能购买得来，他们似乎完全有理由高枕无忧。但我们不能。
有对辍学现象的实证研究表明，〔18〕文化因素对辍学率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它甚至远远超过经济的和对教育的物质投入的影响，以往我们在研究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时，往往容易着眼于政治的，特别是经济的因素，简单地把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等量齐观。诚然，我们并不否认政治经济对教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但不能将经济力量看作是教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与支持力。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对教育发展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文化可以作为政治经济的中介作用于教育，也可以按其自身特点和要求来作用于教育。因此，在我们承认经济对教育的最终作用的同时，不得不看到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巨大作用。
第四，学校教育制度的缺陷，教育质量不高，是造成我国少年儿童大量失学的重要原因。
就我国教育系统而言，在教育结构、目标、内容、方式以及有关制度和组织建设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因素，其中最突出而且直接影响到儿童失学的可以归结为“应试教育”的负面效应和教师素质偏低。当前我国整个基础教育尚未脱离“应试教育”（“升学教育”）的轨道。以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在我国有上千年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从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制度在封建时代尤其在其实行之初对巩固封建统治和促进封建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越到后来越趋腐朽，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依照现代教育制度改革了学校教育，但受传统的影响，仍未能从根本上脱离“应试教育”的轨道，主要教育机制导向仍然是只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以通过某种类型考试的手段来对教育进行评价。这种教育机制导致了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对主要教育目标的背离，由依据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分阶段地为社会提供各种类别的合格劳动力为主，转为通过各级升学考试以升学为主。这就使得学校过分强调课堂教学，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只抓尖子，抓重点，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大多数学生的培养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严重脱节。这种教育一方面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学习负担，使学生成天在书山题海中疲于奔命，大大降低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则导致了许多家长不能正确评价子女的学习能力与学习兴趣，对子女提出过高要求而不重视他们的兴趣特长，或是见子女成绩不高，升学无望，不如回家及早工作挣钱实惠而使子女失学。这种单一的“升学模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社会的技术环境和个体技能发展的内在要求，孤立地进行书本知识的灌输，本身就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再加上课本内容陈旧，而且偏深偏难，脱离实际生活和社会需要，尤其是脱离广大农村实际，致使学生无从学到适应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倘若升学无望，则就业无路，致富亦无术，这就更加深了学生厌学的倾向和因学业失败，成绩差而辍学的可能。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教师队伍不合格。现在，我国没有达到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小学有19.3%，初中有48.2%，高中有52.8%，而且骨干教师断层严重。〔19〕即使在合格的教师中，由于合格标准不高。水平偏低。备课吃力，教课困难，更谈不上注重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因材施教了。再加上教师队伍结构中学科比例不合理的问题也极为突出，许多学校只能开设最基本的语文和数学等文化知识课，而各种美育教育，基本素质培养等对少年儿童全面成长必须的课程囿于师资而无从设置。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基础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据统计，全国每年流失的学生中，有1/3是被教鞭赶出校门的。〔20〕另据沈阳市于洪区各种原因辍学所占比重调查，因厌学而辍学的排在首位，占60.4%，其他依次为经商打工，家庭困难种其他原因。〔21〕除以上原因外，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家庭居住地理位置，少数民族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以及语言因素等等也都对少年儿童失学有所影响。
要想从根本上降低少年儿童的失学率，必须动员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从经济、社会、思想、法律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方能取得成效。当务之急，在于增加教育投入，调整分配机制，实施法律保障和改革教育制度，净化学校职能。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失学，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6—14岁学龄儿童而言，包括从未入学，中途辍学和小学毕业未能升入初中而停学。
〔2〕徐泗河：《“双刃剑”下的教育两极》，《社会》1994年，第3期。
〔3〕毕全忠、卢新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人民日报》1993年，12月8日。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卷，第210页。
〔5〕〔19〕刘长明：《教育是生产力之母—兼论教育优先发展规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6〕刘秀莲、魏玉华、吕良：《近忧与远虑——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浅析》、《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7〕国家教委、国家统计局：《199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8〕国家教委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
〔9〕参见：《中国希望工程——百县考察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李春玲：《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失学原因的分析》，《青年研究》，1994年，第9期。
〔10〕转引自赵春明：《对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13〕陈冰、解书森：《我国文盲人口论》、《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
〔11〕见宋承先等编：《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2〕林培：《中国教育备忘录》，《社科信息》1994年，第3期。
〔14〕田川：《农村中小学生流失原因及对策》，《青年研究》1993年，第2、3期合刊。
〔15〕周兰：《少儿辍学忧思录》，《江西青年报》1994年，4月5日。
〔16〕〔20〕章夫：《“沙漠”咏叹调——我国中小学流失现象深源》，《这一代》1992年，第5期。
〔17〕夏向昭、俞增辉：《寻找另一个“希望工程”——富裕地区失学现象忧思录》，《社会》1994年，第4期。
〔18〕参见：丁小浩：《影响小学重读率、辍学率的因素分析》，《教育与经济》1994年，第3期。
〔21〕沈卫理：《对控制初中生辍学问题的几点思考》，《普教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