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1]2003年在《移植肾受者骨质丢失的原因及治疗》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调查移植肾受者骨质丢失现状并分析其主要临床影响因素，了解维生素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 VDR）基因多态性在上海移植肾受者中的分布及其与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的关系，观察单用骨化叁醇或联用阿仑膦酸钠对移植肾受者骨质丢失的治疗作用。方法：调查 140 例移植肾功能良好稳定（血肌酐≤ 2 mg/dl ）、定期随访、对本试验知情同意的移植肾受者骨质代谢现状，并分析腰椎和股骨近端 (股骨颈,股骨华氏叁角和股骨粗隆) 骨密度主要临床影响因素。通过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分析了80例无亲缘关系的移植肾受者的VDR基因型，并用双能X线吸收仪测定骨密度。选取经骨密度测定诊断骨质减少和骨质疏松的移植肾受者30例（男7例，女23例），随机分为两组：⑴A组（14例）：骨化叁醇 0.25μg；⑵B组（16例）：阿仑膦酸钠 10mg/d +骨化叁醇 0.25μg，随访6个月。两组患者分别检测基线水平和6个月以后的空腹血肌酐、血钙、磷、镁、空腹晨尿钙/肌酐、血甲状旁腺激素、骨钙素、全血环孢素浓度、血清1，25（OH）2D3和尿吡啶啉，试验结束时复查腰椎和股骨近端（股骨颈、股骨华氏叁角和股骨粗隆）骨密度。结果： 140 例移植肾受者中不同部位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患病率介于32%-89%。患者尿钙/肌酐和尿吡啶啉/肌酐明显升高，血清中1,25(OH)2D3、甲状旁腺激素 (parathyroid hormone，PTH)、骨钙素 (osteocalcin or bone gla-protein, BGP)、血钙、磷、镁的平均值均在正常范围。每日环孢素用量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与各部位BMD均明显正相关，血钙与腰椎、股骨粗隆 BMD值显着正相关，移植龄、尿钙/肌酐与腰椎和股骨华氏叁角BMD值显着负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尿钙/肌酐的主要预测因素为每日激素用量，每日环孢素用量和BMI为腰椎骨密度的预测因素，BMI和男性病人是股骨颈骨密度的预测因素，年龄、移植龄是股骨华氏叁角骨密度的预测因素，血钙和BMI是股骨粗隆部位骨密度的预测因素。累计激素用量是肾移植绝经女性病人腰椎和股骨颈BMD的不良预测因素。80例上海移植肾受者VDR基因四个多态位点中仅ApaI酶切位点的不同基因型间腰椎和股骨粗隆部位BMD有明显差异（p<0.05）；协同分析显示FokI-BsmI基因型与移植肾受者腰椎骨密度值（经累计激素用量、性别和环孢素浓度矫正）有显着关联，ApaI-BsmI基因型与肾移植术后腰椎骨密度值（经累计激素用量、性别和透析龄矫正）显着相关。30例确诊为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的<WP=6>移植肾受者在治疗前骨化叁醇单用组（A组）和骨化叁醇联用阿仑膦酸钠组（B组）组间一般临床特征、生化指标和各部位骨密度均无显着差异，治疗后B组尿钙/肌酐、尿吡啶啉/肌酐均明显下降，A组有下降趋势，未达统计学差异，股骨颈和股骨华氏叁角骨密度两组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B组改善较A组明显。结论：移植肾受者骨质丢失持续存在，骨质减少和骨质疏松发生率较高，骨质吸收增加可能是其主要原因。激素为移植肾受者骨吸收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年龄、性别、BMI亦对骨密度有重要影响。环孢素对骨代谢可能有保护作用。移植肾受者VDR基因四个多态位点基因频率分布均符合Hardy-Weiberg定律。四个位点中仅ApaI多态性与移植肾受者BMD值有相关性，FokI-BsmI、ApaI-BsmI对肾移植术后病人腰椎BMD值有协同作用。骨化叁醇单用或联用阿仑膦酸钠能有效改善移植肾受者的股骨颈和股骨华氏叁角骨密度，降低骨吸收指标，两者联用较单用效果更明显。
白云金, 王晓明, 杨玉帛, 韩平, 王佳[2]2016年在《双膦酸盐抗肾移植术后骨质丢失有效性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系统评价双膦酸盐抗肾移植术后骨质丢失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计算机检索Medline、Cochrane Library、Embase、CNKI、CBM、VIP和万方数据库,全面收集有关双膦酸盐抗肾移植术后骨质丢失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16年1月。由2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评价纳入研究质量后,采用RevMan 5.2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纳入21篇随机对照研究,共计1 225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双膦酸盐明显提高患者脊柱[MD=4.69,95%CI(2.79~6.59),P<0.000 1]和股骨颈[MD=4.15,95%CI(1.97~6.33),P=0.000 2]骨密度(BMD)变化百分比;双膦酸盐组明显提高患者脊柱骨质密度变化绝对值[MD=0.05,95%CI(0.04~0.05),P<0.0001],但并未提高股骨颈BMD变化绝对值[MD=0.02,95%CI(0.00~0.04),P=0.06]。两组患者骨折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双膦酸盐可降低肾移植受者早期脊柱骨质丢失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
付雪梅[3]2016年在《移植肾受者骨密度临床研究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肾移植受者的骨代谢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认为最主要的是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本研究进一步从多方面讨论与分析肾移植受者的骨密度现状,为肾移植受者的骨质疏松症的临床诊疗提供更多参考。方法选择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在本院就诊或复查的移植肾受者共180例,其中男性98例,平均年龄42.27?10.904岁。女性82例,平均年龄49.55?10.834。采用Norland双光能X线骨密度检测仪对所有入选者进行腰椎L1-L4和左侧股骨近端(股骨颈、大转子、Ward叁角区)骨密度测量。并监测肾移植受者肝肾功能、血生化、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D、血药浓度等指标。应用SPSS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结果1、本次共有180例肾移植受者入选,其中男性61人,其中男性108例,平均年龄66.39?12.27岁,移植龄47.06?46.411月,BMI为24.043?2.640(kg/m2)。女性82例,平均年龄64.23?9.20,移植龄60.21?55.989月,BMI为23.417?2.615(kg/m2)。在体重指数无显着差别的情况下,t检验显示:女性肾移植受者腰椎和股骨颈骨密度均明显低于男性肾移植受者(P<0.05)。2、男性肾移植受者中诊断为为骨量减少占46%,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的占20%。女性肾移植受者中诊断为为骨量减少占40%,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的占29%。肾移植受者自身的肌酐(CRE)、尿酸(UA)、尿素氮(BUN)均高于正常范围。3、将所有肾移植受者按移植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移植龄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将所有男性肾移植受者按移植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移植龄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将所有女性肾移植受者按移植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移植龄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4、将所有肾移植受者按年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将所有男性肾移植受者按年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将所有女性肾移植受者按年龄分五组,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肾移植受者在各部位的骨密度有差异P<0.05。5、将女性肾移植受者按绝经与否分组,进行骨密度比较,发现绝经女性肾移植受者腰椎L1、L2、L3骨密度、股骨颈骨密度(Neck BMD)及股骨Ward's叁角骨密度(Ward's BMD)均低于未绝经肾移植受者女性(P<0.05)。结论1、肾移植受者均更易患骨质疏松症,女性肾移植受者比男性肾移植受者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绝经后女性肾移植受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非绝经后女性肾移植受者的骨密度。3、肾移植受者的骨密度随移植龄和年龄的增长而降低,骨量有着逐渐的改变,且不同移植龄段和年龄段的肾移植受者骨密度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现象在不同性别也有不同的表现,尤其在女性,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此对于女性与男性肾移植受者的骨密度均应引起重视。
王英吉, 陈平[4]2014年在《移植后骨质疏松研究进展》文中认为器官及干细胞移植大大提高了心、肝、肾、肺等终末期病变以及许多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生存率,但也导致了骨质疏松及骨折等移植后远期并发症的增加,严重影响了移植患者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本文复习近几年来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剂对骨代谢的影响的文献,发现:移植后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主要与术前的骨量减少和肾移植后骨钙的大量丢失有关;大多数患者通常在移植前合并慢性疾病、器官功能衰竭及治疗药物的影响而使骨量减低和骨折发生。移植后发生的骨量减低和骨折与移植术后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和钙神经素抑制剂的使用有关。器官移植后骨病的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骨痛较为明显和易致脆性骨折,骨折常发生在身体的中轴骨如。椎骨、肋骨和髋骨,以及骨密度(BMD)降低等。移植术后前几个月(因前几月骨量丢失的量最大),甚至1年内是积极干预骨质疏松的最佳窗口时间,可明显增加骨密度,减少骨折发生,有助于提高器官移植患者的生存率及其生活质量。
秦燕, 徐琴君, 谭建明, 唐孝达, 章振林[5]2006年在《维生素D受体基因多态性与移植肾受者骨密度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移植肾受者维生素D受体(VDR)不同基因多态性是否与骨密度(BMD)相关。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分析(PCR-RFLP)方法分析80例移植肾功能良好稳定(血清肌酐＜176μmol/L)、定期随访、无亲缘关系的上海地区移植肾受者VDR基因的ApaI和TaqI位点基因型,检测血钙、磷、镁及甲状旁腺激素、骨钙素、活性维生素D[1,25(OH)_2D_3]、尿钙、尿吡啶啉等骨代谢指标,应用双能X线骨密度仪测定腰椎(L_(2～4))、股骨颈(FN)、股骨华氏叁角(WT)和股骨粗隆(TR)的BMD。结果经透析龄矫正后,VDR基因ApaI酶切位点的Aa型移植肾受者的L_(2～4)和TR的BMD为(1．03±0．05)和(0．64±0．02)g/cm~2,明显高于aa型的(0．83±0．05)和(0．55±0．03)g/cm~2(P＜0．05)；而TaqI位点不同基因型间BMD的差异无显着性(P＞0．05)。结论VDR基因ApaI多态性与移植肾受者L_(2～4)和TR的BMD有相关性,aa型移植肾受者可能更易骨质丢失。
王琳[6]2017年在《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及生存质量评估》文中指出第一部分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分析背景和目的早在1954年,美国医师Merrill进行了世界上首例活体亲属肾脏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迅速开展并在内科治疗学的带动下不断走向成熟。其中,肾移植手术因其理想的疗效和预后得到医学专家的青睐和广大患者的认可。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内器官移植供体主要为亲属活体和尸体器官两大来源,以死囚器官捐献为主的尸体器官曾经是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最主要的供体。2015年1月,我国政府全面禁止使用尸体器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继而取代死囚尸体器官捐献;同时,亲属活体器官供体也成为器官供应的有效来源,极大地缓解了器官移植供体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的2011年5月,卫生部在多家定点医院启动了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的试点工作,极大地缓解了目前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控制型和非控制型两种,其肾移植短期和长期效果接近与其它类型的移植手术。但每年一定数量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因种种原因出现排斥反应、继发感染等多种并发症,致使术后人/肾存活率降低,进一步影响病人肾脏功能和身心健康。研究提示:群体反应抗体(PRA)>50%、排斥反应、非创伤性供者、重复移植手术等,诸多因素均可提高心死亡肾移植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和移植肾功能衰竭的机率。目前,慢性移植物功能减退的机制仍未完全明了,但异体免疫反应是公认的最主要的原因,分为免疫性和非免疫性两类。前者系供体抗原依赖的相关因素,如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较高的PRA水平或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后者系脑死亡时间、缺血/再灌注损伤、供肾质量以及供者存在长期糖尿病、高血压病史等。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时间较短、数量较少,同时缺乏大规模全面的针对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临床疗效及术后不良事件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收集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自2009年以来开展的包括上述叁种不同供肾来源肾移植手术308例的临床资料,调查患者术后出现移植肾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的情况,并整理病人对应的临床资料包括血液生化、影像学、肾脏穿刺活检之病理表现等辅助检查资料,进行详细地临床疗效分析,同时比较叁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恢复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分析不同时间节点影响不良事件的危险因素;探讨不同供体来源的肾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原因,并对影响并发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肾移植术后健康指导、病情监测及治疗改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308例上述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术后临床监测指标,包括:肾移植术后不同时间节点病人肾功能恢复情况、肾移植术后并发感染、死亡的比率;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统计量值均以?x±s表示(人/肾存活率除外),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检验、非条件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Cox多因素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了解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人/肾存活率,评价患者影像学检查与不同时间肾功能恢复之间的相关关系,探析影响患者和移植肾存活率的危险因素。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09.6.1——2014.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共开展共开展肾移植手术308例,供肾来源如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例和心死亡供者(CIII类),平均年龄(37.93±19.47)岁,其中男性211人(68.51%),女性97人(31.49%),男女比例为1:0.46,失访20例,失访率6.49%,有效资料288例,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分别为182例、71例和35例,亲属供受关系分别为亲子(67.61%)、同胞(21.13%)和夫妻关系(11.26%),心死亡供者20例,年龄30.13±5.24岁,病因分别为颅脑外伤(55%)、脑卒中(40%)、和急性食物中毒(5%),心死亡供体来源肾手术比例逐年增加,由最初的8.45%升至53.66%。2.肾移植术后1个月内治疗效果在182例尸肾移植患者(A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180例(98.90%)患者存活,2例(1.10%)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15.93%)未能完全恢复正常,7例(3.85%)需行血液透析治疗,术后28天151例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82.97%);在71例尸肾移植患者(B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患者无死亡,2例曾发生移植肾延迟恢复,后全部脱离血液透析治疗,64例(90.14%)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在35例心死亡肾移植患者(C组)中,在术后1个月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存活患者中29例(82.86%)完全恢复正常,2例(5.71%)需行血液透析治疗。叁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1个月内术后并发症两组进行比较: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1个月,患者肾功能恢复优于其它两组患者。3.肾移植术后1年内治疗效果在A组中,在术后1年内175例(96.15%)患者存活,7例患者死亡(3.85%),134例(73.63%)患者肾功能正常,41例(22.53%)患者出现移植肾功能不全,其中8例(4.40%)行血液透析治疗;在B组中,在术后1年内患者4例死亡,57例(80.28%)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11例(15.49%)患者肾功能不全,其中2例(2.82%)行血液透析治疗;在C组中,在术后1年内34例(97.14%)患者存活,1例(2.86%)患者死亡,25例(71.43%)完全恢复正常,未出现血液透析病例,叁组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2=0.697P=0.404),分别将A、B两组和B、C两组进行组间比较时,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就远期并发症发病率而言,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术后患者与其它两组接近。4.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各检测指标相关性比较叁组患者术后1个月及1年CNI谷值及彩超血流指数、肾活检CADI评分,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线性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肾动脉的RI、PI与术后6个月、1年的e GFR呈负相关(P<0.05);环孢素谷浓度与Cs A-NT及其CADI无相关关系(P>0.05),提示Co A-NT的发生发展与环孢素谷浓度无相关性。5.叁组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患者术后并发症分析A、B、C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月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23.50%)、代谢综合征(21.91%)、急性排斥反应(16.73%),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1年内常见并发症依次为:肺部感染(35.83%)、急性排斥反应(28.35%)、慢性性排斥反应(13.39%),叁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既往存在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是患者继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对照组比,既往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发生继发感染的风险增加了1.842倍;既往存在急性排斥反应病史的患者,感染的风险增加2.367倍;而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为肺部感染的保护因素,即与没有使用上述患者相比,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减少了43.5%(OR=0.435)。6.叁组肾移植患者术后死亡相关分析将叁组肾移植术后患者1个月内及术后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人/肾存活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慢性排斥和感染是移植肾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而肾移植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难以控制的感染和心脑血管疾病;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降低患者移植肾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移植史、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细菌感染和DGF(P<0.05);降低患者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是既往存在DGF、糖尿病、高血压、急性排斥反应和真菌感染(P<0.05)。结论心死亡供肾移植与传统尸体供肾移植和亲属活体供肾移植在人/肾存活、术后并发症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急性排斥反应、高血压、糖尿病、DGF、真菌感染是影响患者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二部分基于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评估背景和目的生存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称生活质量或生命质量,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展到70年代末逐渐备受医学界关注。它是机体健康、社会关系、独立水平、个人信仰、心理状态等概念的反映,具有多维性、主观性和文化特异性。医学领域将生命质量的理论和医学实际相结合,研究疾病对生命质量造成的生理、心理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其中,广为应用的有WHO生活质量评定量表(WHOQOL-100)及简表(WHOQOL-BRIEF)、简明健康测量量表(MOS SF-36)、诺丁汉健康量表(NHP)和中华生存质量量表。其中,SF-36应用最为广泛,它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调查问卷,从生理功能(physiological function,PF)、生理职能(role-physiea,RP)等8个维度全面概括了被调查者的生命质量。有研究认为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应用,昂贵的经济负担,对慢性排斥反应的担忧,对移植肾失功能的恐惧,长期反复的随诊复查,多种药物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以及家庭角色、社会适应的再调整等从躯体健康与功能、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精神及家庭等各方面影响患者的生活满意度。HRQOL体系的建立和研究,作为评估疗效的指标之一,提示病人对结果的主观评价,体现了现代医学对人的价值更为全面的尊重和理解。肾移植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手术前大多经历了长期的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常并发高血压、贫血、电解质代谢紊乱等病症,长期经历多种并发症的困扰和折磨。移植手术挽救了众多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患者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及肾存活率较高,人/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5.6%/93.0%,5年存活率为87.5%/82%,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但随着术后时长的推移,肾移植患者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性的心理变化。在移植早期阶段患者感到欣慰、满足、乐观、重获新生的快乐感。而在肾移植手术初期恢复后,其对手术期望值过高,心理压力较重,易发生心理冲突和应激反应,同时面临终生服药、定期复查及病情复发等让诸多问题,又会变得沮丧、失望、烦躁、悲观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以及治疗和随访状态的适应,患者焦虑、抑郁症状逐渐减轻,后精神心理趋于稳定,与肾移植状态达成心理相容、整合过程[8]。据调查,焦虑和抑郁是肾移植患者术后较为常见的心理反应,焦虑发生率在17%-28%之间,抑郁的发生率在22%-41.4%之间。二者可造成患者心境烦躁,或坐立不宁、紧张担心、焦虑不安,或情绪消沉、自卑抑郁、闷闷不乐,甚至悲观厌世,严重者可有自残、自杀的企图或行为,部分转为慢性长期迁延不愈。这不仅影响正常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影响着患者的功能愈后。器官移植专业的医师对疾病治疗方法的选择和治疗效果的评价转向能反映病人生命质量及心理状态,协助肾移植状态患者摆脱焦虑、抑郁症状状态,保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生活状态,从而顺利回归社会。我国传统器官移植来源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已于2015年在全国全面废止,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是扩大器官来源的有效途径,而如今肾移植术后患者为尸体、亲属捐献,尸体来源器官移植叁种状态并存,学术界缺乏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叁种不同器官来源肾移植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状况比较分析,作为临床医师,不仅要关注这叁类肾移植患者排斥反应的控制、并发症的处理、移植肾功能的维持,更应重视他们的生存质量和心理健康,如肾移植患者家庭关系、生产生活、包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变化。目前肾移植领域的研究集中在存活率、移植失败、急慢性排斥等的治疗方面,而针对肾移植术后患者生存质量与精神心理评估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应用SF-36简明健康测量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调查尸体供肾、亲属捐献及心死亡捐献供肾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精神心理状况,探寻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及公共卫生等相关因素,以便为肾移植患者实施切实有效的社会、人文及心理干预,为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2015年1月-2015年12月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复诊的肾移植患者,以非随机便利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调查,对照组选择中国人健康人群常模及透析人群常模。在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患者知情同意情况下,实施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由4部分组成:(1)一般资料问卷(自制):收集包括患者年龄、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年治疗费用、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及民政救助等;(2)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自制):收集肾移植术后患者供肾来源、术前等待时长、术后时长、复诊情况、所经历的感染和排斥次数、免疫抑制方案、目前存在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及移植相关住院次数等情况;(3)简明健康测量量表即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用于调查某种特定慢性疾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该量表含有36个条目,从8个维度测定被调查者的生存质量。在8个维度评分分基础上,可分别计算生理健康总分和心理健康总分;(4)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依照评分分无、轻度、中度、重度4个等级;结果1.研究人群基线资料2015.1.1——2015.12.31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门诊向前来复查的肾移植术后患者发放一般资料问卷、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肾移植专科情况问卷、焦虑自评表、抑郁自评表等调查问卷,共入选247份,年龄21-62岁,年龄(37.71±17.47)岁,其中男性156人(63.16%),女性91人(36.84%),男女比例为1:0.58。入选的患者中,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及心死亡捐献供肾来源的分别为92例(37.25%)、61例(24.70%)和94例(38.06%)。在叁种不同供肾来源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中,除术后时间、免疫抑制方案存在统计学差异外(P<0.01),其它分类指标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05)。2.研究工具的信度分析重测人群中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81和0.77,而SAS及SDS的重测信度系数分别为0.79和0.76,均在0.75以上,提示各测量工具重测信度良好;用克隆巴赫(Ch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调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SF-36的躯体健康总评和精神健康总评两个维度的Ch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9和0.82,焦虑自评量表及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6和0.73,提示各测量工具的内部各条目的一致性较好。3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评估分析3.1生存质量评定量表测评结果247例肾移植患者SF-36量表PF、RP、BP、GH、VT、SF、RE和MH等8个维度的评分分别为:81.9±14.2、54.7±15.9、82.7±9.5、50.5±10.4、53.7±11.3、59.8±12.2、68.2±13.5和67.9±10.7,其总评分为526.5±32.8,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人群常模进行统计分析,叁组总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将其与健康人群常模相比,肾移植患者总评分(526.5±32.8)低于健康人群常模(630.7±32.6),t=1.45,P<0.05,高于透析患者(322.1±39.9),t=3.91,P<0.05;同时,将肾移植患者SF-36生存质量量表八个维度评分分别与健康人群常模、透析患者进行组间两两比较,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低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或P<0.01),肾移植患者各维度评分高于透析患者(P<0.05或P<0.01)。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叁组患者SF-36量表评分分别为513.8±19.6、538.2±24.1和520.4±21.7,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将叁组SF-36生命质量调查八个维度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组成生存质量的各个维度评分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3.2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82、0.66和-0.54(P<0.05),肾功能状态、存在的并发症和年均治疗费用叁类因素对肾移植心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62、-0.57和-0.54(P<0.05)。4.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估分析4.1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评分结果肾移植患者SAS和SDS两个量表的评分分别为:43.35±10.01和45.55±9.72,肾移植患者SAS和SDS评分高于健康人群常模(P<0.05);焦虑总检出率18.62%(46/247),焦虑总检出率16.19%(40/247)。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各组患者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0.65%、17.39%和18.09%,抑郁检出率分别为14.13%、11.48%和13.83%,叁组焦虑及抑郁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行焦虑及抑郁患者严重程度的比较,其病情分布状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4.2肾移植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性分析,所经历的排斥次数、存在的并发症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焦虑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61和0.59(P<0.05);存在的并发症、肾功能状态和所经历的排斥次数叁类因素对肾移植患者抑郁评分影响较大,其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73、0.70和0.56(P<0.05)。5肾移植患者生存质量与焦虑、抑郁状态的关系SA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2、-0.41、-0.37和-0.44,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关系密切;SDS得分与生存质量维度中活力(VT)、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得分呈负相关(P<0.01),其r值分别为-0.39、-0.41、-0.27和-0.46,提示抑郁情绪与生存质量中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焦虑具有较大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9.3%的生存质量变异,抑郁对生存质量也有显着着的负向预测作用,解释了7.7%的生存质量变异。结论将尸体供肾、亲属供肾和心死亡供肾叁组患者进行生存质量分析比较,叁组患者无明显差异;所经历的排斥次数、是否规律复诊及肾功能状态叁类因素对肾移植生理健康总分影响较大。
程东瑞, 陈惠萍[7]2010年在《肾移植后骨病》文中认为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移植肾1年存活率超过90%[1],5年及10年存活率也分别在70%及50%以上[2]。因此,提高肾移植受者的远期存活率及生活质量已经成为肾移植受者需面对的问题,其中包括预防心血管并发症、防止移植后骨病以及由此引起的骨折等并发症。
索敬钧[8]2018年在《儿童肾移植和儿童供肾整块移植的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目前慢性肾小球肾炎仍是儿童尿毒症患者的主要病因。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展首例儿童肾移植以来,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肾移植已成为儿童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首选治疗方案。然而,相当一部分尿毒症患儿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未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接受移植者更少。加之儿童受者体形较小、血管较细手术难度较大,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用药更为复杂,特别是供肾短缺等使得我国从事儿童肾移植的中心不多,移植数量有限,儿童肾移植效果报道更为有限。近年来供肾制度的改变,并参照美国“儿童优先”的原则,越来越多的儿童受者可以接受移植。我们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2008年8月至2017月9月实施的132例儿童肾移植进行总结,为儿童肾移植提供移植经验。虽然国外报道儿童肾移植近期效果良好,但有关儿童肾移植远期存活率、移植效果、不良事件及儿童受者生长发育状况却鲜有报道。本研究中截止到2017年9月,随访满3年共53例患儿,我们对其术后远期效果同样进行回顾总结,来印证儿童肾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肾病首选方案安全可靠,为扩大儿童肾移植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新型器官捐献制度的发展,儿童供体已成为器官捐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使得器官捐献池得到了有效扩展,越来越多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得到了移植治疗。对于体重大于15kg、年龄大于5周岁的的供肾国内外更倾向于单肾分别给予两个受者,且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报道,本文不再赘述。而体重小于15kg、年龄小于2岁的小儿供体却存在相当数量供肾未被充分利用的浪费情况。对于这类供体,单个肾脏有效肾单位不足,无法满足受者代谢需要,临床常采用将两个肾脏作为一个整体移植给一个受体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因其手术难度大、高滤过损伤以及血栓并发症高使得很多移植中心不愿尝试这种术式,只有很少数出版物报道了儿童双侧供肾于一个受者的案例,而婴儿双侧供肾于儿童受者的案例更加罕见。本研究对我中心截至目前为止实施的9例体重小于15kg、年龄小于2岁的小儿供肾双肾整块移植进行探讨总结,意在尝试低年龄、小体重供肾的在肾移植中的应用,为婴幼儿供肾双肾整块移植提供经验。第一章儿童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目的探讨儿童童肾移植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2008年8月至2017月9月实施的132例儿童肾移植供受者资料,记录受者手术前后的血肌酐、尿酸和移植肾大小的变化,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亲属供者21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60例,其他9例。年龄13.2±7.3(25天~44岁)岁,体重34.2±11.9(2.5~75.6)kg;132例受者,年龄12.1±4.2(4~18)岁,体重34.8±14.1(10.7~56.9)kg。受者术后随访1年,血肌酐由术前(894.3±282.1)umol/L降至术后(77.1±19.4)umol/L(P<0.05);移植肾长度由术前(56.4±19.3)mm增至术后(101.2±19.2)mm(P<0.05)。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8.3%(11/132),均依次给予甲泼尼龙0.25 g/d、0.12 g/d、0.08g/d冲击治疗3 d,10例治疗后逆转,1例因移植肾破裂行肾切除术。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率1.5%(2/132),分别于术中、术后2天行移植肾切除术。2例于6个月、术后8个月出现移植肾失功,恢复血液透析。DGF发生率12.1%(16/132),调整免疫抑制剂用量,患儿肾功能逐渐恢复正常。10例患者出现尿漏,留置尿管等待,加强营养后痊愈。感染发生率12.9%(17/132),其中肺部感染15例,经抗感染、调整免疫抑制方案,12例患儿感染得到控制,痊愈出院,3例患儿死于呼衰。2例发生尿路感染,给予敏感抗生素应用得到控制。随访1年共死亡6例,另3例分别死于肺栓塞、重症肝炎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移植肾失功5例,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5.5%/91.7%。结论儿童肾移植近期临床效果良好。第二章儿童肾移植的远期临床效果分析目的探讨儿童肾移植远期临床效果。方法截止2017年9月,手术满3年共53例,存活且带功者47例。回顾性分析其供受者临床资料,手术方式、免疫抑制方案、肾功能、并发症、原发肾病复发、人/肾存活率、教育就业以及生长发育状况。根据肾移植术后3年e GFR分为A(e GFR≥90ml/min/1.73m2)(n=41)、B两组(e GFR<90ml/min/1.73m2)(n=6)两组,分析e GFR的影响因素。结果亲属活体供者19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17例,其他6例。53例受者,随访3~9年。血肌酐水平由术前(820.1±323.1)μmol/L下降至术后3年时的(51.6±24.9)μmol/L(P<0.05);e GFR由术前(17.1±7.8)ml/min/1.73m2升高至术后3年的(103.5±11.4)ml/min/1.73m2(P<0.05)。受者移植时年龄、术前透析时间、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错配数及术后发生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感染和排斥反应等6个因素是术后3年时的e GFR的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显示仅排斥反应是影响术后3年时e GFR的危险因素。术后发生DGF 8例(8/53,15.1%),均迅速恢复;发生急性排斥反应6例(6/47,12.8%),慢性排斥反应1例(1/47,2.1%);发生感染9例(9/47,19.1%)。术后6例受者出现原发病复发。术后3年受者和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4.3%(50/53)和88.7%(47/53)。受者术后第1、2和3年身高平均增长4.6±1.9(0.5~19.1)cm、3.7±1.8(0.7~14.3 cm)和2.8±1.2(0.3~8.7 cm)。结论儿童肾移植远期临床效果良好。第叁章儿童供肾整块移植临床效果研究目的探讨儿童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整块肾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9例儿童供肾整块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计算受者的1年人/肾存活率,观察术后1年受者肾功能恢复情况,移植肾长度变化及术后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随访1年,人/肾存活率分别为88.9%/72%。血清肌酐(Scr)由术前(747.3±169.8)μmol/L下降至(83.2±37.4)μmol/L,血尿素氮由术前(24.5±4.9)mmol/L下降至(6.8±2.0)mmol/L,移植肾长度由术前(61.1±9.8)mm增长至(100.3±1.7)mm。术后发生DGF 2例,行血液透析过渡后恢复;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例,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后逆转;1例于术后2周发生肺部真菌感染,停用免疫抑制剂,予抗菌治疗,但效果不佳,于术后3个月死亡;1例术后7 d发生移植肾动脉血栓形成,术后10 d行移植肾切除术,恢复血液透析;1例术后1个月发生1个移植肾动脉栓塞,剩余移植肾功能正常,术后6个月生长明显。此外,发生移植肾输尿管狭窄2例、蛋白尿2例、腹主动脉狭窄1例、尿瘘1例,经相应处理后均治愈或好转。结论儿童供肾整块移植移植效果可,但围手术期并发症较多,随着经验逐步积累,其效果也在逐步提高。全文小结研究发现:1.儿童肾移植近远期临床效果良好,肾移植可作为儿童终末期肾病的首选治疗方案。2.儿童肾移植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生长发育,为患儿接受肾移植提供了理论基础。3.双肾整块移植围手术期并发症较多,但随着经验逐步积累,其移植效果在逐步提高。
雷淑琼, 薛痕[9]2008年在《肾移植术后骨病》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肾移植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发展,肾移植已成为晚期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的一种常规而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随之而来的远期并发症不容忽视,其中移植后骨病因发病率高,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移植后骨病的特征是骨量丢失和容易骨折。移植术后骨病的发生原因复杂,移植术前预防及术后的对症治疗非常关键。本文就近年来肾移植术后骨病的
王向阳, 李雄根, 张万帆, 王丽莹[10]2011年在《活性维生素D对肾移植受者术后钙磷代谢平衡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研究活性维生素D的临床应用对肾移植受者术后血钙、血磷及甲状旁腺激素(PTH)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在我院随访的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正常的受者54例,其中19例在肾移植术后1月开始使用活性维生素D,另35例为对照组,分析术后1年两组患者之间血钙、磷及PTH的变化。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活性维生素D治疗组术后1年血钙水平显着性增高[(2.41±0.21)vs(2.22±0.24)mmol/L,P<0.05],血iPTH水平显着降低(65.54±26.35 vs 102.45±37.46,P<0.05),而血磷水平两组间无显着差异[(1.04±0.18)vs(0.97±0.27),P>0.05]。结论:活性维生素D的使用能有效改善肾移植受者术后血钙,磷的代谢平衡,并降低血iPTH水平,能有效预防肾移植受者术后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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