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现实，感时忧国——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中华人文精神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中华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现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文化相融合与渗透的结晶。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在一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溶汇的时空背景中，互相渗透与融合，既有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积淀，又有时代风雷的积聚和浓郁的南洋本土色彩。今天，当我们阅读那同样的方块字排列组合成的文学作品时，不禁会惊喜地发现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在异域文化情景中的嬗变和重建，以及与台港澳文学共同孕育于中华文化母体，彼此间联结着的坚韧的民族纽带。可见优厚的中华文化一旦与多姿多采的域外文化相结合，产生丰富的艺术营养，会哺育出光艳夺目的奇葩。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注重实际人生，具有深厚的感时忧国意识。儒家素常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认为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应对社会、国家抱有一种使命感。中国历代有进取的文人士大夫屈原、杜甫、苏轼、范仲淹、辛弃疾等，莫不把个人的际遇与对国家的危亡和人民苦难的关心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反映现实人生。这种关注现实、感时忧国人文精神的积淀与承传，铸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心魄与灵魂，同时也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得以体现，经历了七十余年的精神历程，显示了有别于中国文学整体上的某种个性特征。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生成的社会背景与精神气候考察入手，暂把自从1919年发展至今的新加坡现代华文文学，按其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2）、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1945—1965）、新加坡独立后的华文文学（1965—现在），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史景观作一番粗略考察。
一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批评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强调种族、环境、时代对艺术生产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指出历史环境和时代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精神状态，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生成的社会背景与精神气候做一番考察，以进一步探求中华人文精神的承续。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民族聚居，其中华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左右。华人社会的形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劳工移民，他们在那原是荒无人烟、杂草树木丛生的荒凉之地，辛勤开垦、种植、开矿，创造出社会财富，后来循序渐进发展起来而形成华人社会。早期南来的华人通过办私塾，向下一代传授传统的华文知识。在清朝后期，孙中山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南洋一带活动，通过华文报纸传播华文种子，这对于中华母体文化在海外的承续和延伸，以及后来华文文学的生成，有着深切的影响。
真正给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产生与中华人文精神的承续，起了直接作用的，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反帝反封建”大旗，主张“写实的”“为人生的文学”，延续了关注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展示出文学必须和时代相结合、必须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新的发展趋向，关心着被压迫和剥削者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把关注社会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高高托起。
在本世纪初，新加坡作为一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华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民主权利，传统的封建意识又很浓厚，当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涌向南洋时，很快就得到响应。1919年的《叻报》副刊《附张》和《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息，并且陆续刊登白话文学作品。随后，《南风》和《星光》等五六十种马华新兴文艺刊物的出版，猛烈地抨击当时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呼唤南洋社会人们的觉醒，揭开了马华新兴文艺运动的序幕。自1919年发韧的新马华文文学，一开始就确立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与自由的时代主题，这不仅取决于当时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而且还与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创作队伍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加入。从1927年中国北伐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不断有中国作家南下，有的在短暂的居留后又回到中国，有的后来则成为本地作者。前后有许杰、吴天、金丁、铁抗、张楚琨、高云览、陈残云、郁达夫、胡愈之、巴人、张一倩、沈兹九、杨骚等，他们的文艺观点多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自身的文学素养与民族责任感等方面，都自然地以中国文化为认同对象，文学创作与思潮，也都直接带去了中国的影响，这都给马华新文学与中华人文精神之间的联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此外，随着中国作家的南下，1937年间兴起的抗战救亡文艺热潮，鲁迅、郭沫若、巴金、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风格，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华文学的创作，使得中华母体文化及关注人的生存价值，探索人类命运的中华人文精神在新加坡得以承传与延续，从而也生成和延伸着兼具历史命运与南洋风情的本土形态。
二
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萌芽、扩展、低潮与繁盛的历史进程。从萌芽期一开始，马华作家就在作品和理论上表现出关注社会现实，反抗殖民统治和抨击封建性文化现象的鲜明倾向。他们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边不断地吮吸着中国新文学的养分，一边又不断地扣紧着它脚下的社会现实，通过客观的叙述和描绘，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如“猪仔”的贩卖、店员、工人、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青年男女学生的反抗封建买卖婚姻，以及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充分体现了马华作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平民百姓，付出最大而且真正的关心。由中国南来的文学青年谭云山等人主持的《星光》副刊，以改造社会思想为己任，猛烈抨击当时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反封建精神。陈桂芳的小说《人间地狱》，写一对社会上有地位的夫妇，干的是逼良为娼的罪恶勾当，揭露上流社会人物的假面具。1936年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参天的《浓烟》，描写当时侨校令人担忧的情形，既有南洋情调，又流露出作者关心民族教育问题，以及对于华文教育前景的忧患意识。
新马华文戏剧， 在二十年代兴起之初， 就极为关注社会现实。 1924年创刊的《戏剧世界》宣称要“赤裸裸地把社会虚伪写出来指导人们进光明之路去”。新加坡文史研究学者周维介先生曾总结新马华文戏剧的最初形态为五大类：即灾情剧、爱情剧、教育剧、社会写实剧、破旧立新剧。在新戏发展期间所公演的剧本《灾黎泪》、《自由之路》、《钱与命》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悲惨事件，交织着剧作者关注社会现实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剧作唤起民众的觉醒。诗剧《十字街头》，描写马来亚受到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失业浪潮汹涌，胶工失业，矿工、筑路工人被裁退，失业群众上街游行闹工潮的情景，反映了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
从1937年到1942年，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全盛期，也是马华文学的高潮期。根据新加坡著名文史学家方修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史料》卷统计，1937年至1939年，“是文艺报刊最繁茂的光景，许多精彩的，重要的刊物都在这一阶段出现”。如《星洲日报》的《晨星》日刊、《文艺周刊》；《南洋商报》的《今日》日刊、《狮声》日刊；《新国民日报》的《新路》日刊、《新光》日刊等，此外还有《文化丛报》、《大众周报》、《星岛周报》等小型报及杂志，都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文艺园地。此时，鼓吹救亡，鼓舞士气，惩戒汉奸，抵制日货，筹款、赈济伤兵难民，组织机工赴华服务等等成了许多作品的热门题材。例如流冰的散文《一把生锈的小刀》，描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捐钱救济难民的爱国行动。紫焰的散文《风波》，表现工厂的新旧工人团结一致，反抗压迫的革命斗争。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描写一个日资经营的矿山华工，罢工反抗日本铁矿老板的斗争。
在中国抗战期间南下的作家中，郁达夫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郁达夫在1938年底抵达新加坡后，曾写出大量激励抗日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政论，号召同胞“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加强抗战的决心”。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编辑的《星洲文艺》等副刊园地，沟通中国国内和新马的文化联系，通过五四新文学和抗战文艺的介绍来开拓马华文艺，扶植当地作者。郁达夫1940年6月3日至4 日刊载于《星洲日报》的《晨星》日刊上的散文《敌我之间》，是郁氏此间的代表作。战争，使郁达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郁达夫在文中译引日本友人新居格的来信，自述个人乱离身世，复以个人的友情与民族之间的干戈杀伐作对比，声情并茂，真挚感人，堪称充满正义与友情的杰作。
总之，战前近三十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反抗殖民统治，参加抗日救亡，谱写了一篇篇感时忧国的壮丽篇章。
三
在经历了三年八个月的日治艰苦时期之后，从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争取民主独立、“反黄运动”，以及“爱国主义文学”的提倡等文艺运动。虽然从1957年后，有一些作家改变创作方向，追求唯美主义，但是绝大多数马华作家仍然把自己的情感重心放在广大人民身上，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对于农民的灾难、劳动工人的挣扎、小市民的苦闷、知识青年与学生在教育问题上的奔走呼号等新马社会现实，给予广泛反映。夏林的《静静的彭亨河》小说集，岳野的《风雨牛车水》剧本，米军的《热带诗抄》等都以当地生活为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南洋地方色彩和作者深广的民族忧患意识。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先后步入反殖民主义争取自治、独立的阶段，争取民族的独立，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时代主题。当时活跃于诗坛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红、原甸、韩玉珍、槐华、钟祺、坚石、马阳等人，都以诗歌创作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积极参与支持社会的时代变革运动，传达出人民大众的心声。强调时代使命感的现实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占主导地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淫秽色情文化到处泛滥，严重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1953年底，由新加坡青年学生发起了“反黄运动”。一直到1956年，马华文学创作的总倾向在反对一切黄色腐朽没落的文化，提倡健康、进步的文化，以促进社会文明。真诚的马华作家，为营造一个文明的、完整的精神人格的家园，批判腐朽文化，表现出对于人类文明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这对于今天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作家来说，也颇具启发意义。
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新加坡也努力争取自治权。此时的新马文艺界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与和平，鼓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提出建立“爱国主义文学”的指导理论，主张文艺工作者应该热爱马来亚，改变侨民观念，加入独立建国的事业中去。在这样一个华、巫、印多元民族的国家里，教育人民消灭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建立本土爱国观念，其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有份量的南洋地方色彩的作品。例如苗秀的中篇小说《年代与青春》，谢克的短篇集《围城》等。这种“爱国主义文学”的倡导，也可看作是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在异国他乡的人文环境中的延续。侨居南洋的华人落地生根之后，为当时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背景等历史条件所限，也就渐渐地割断了与中国的根，建立了与马来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尽管这种文化认同是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和痛苦的精神历程。今天的新加坡华侨，也都以自己是新加坡人为荣，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二十年的新马华文文学，走大众文学道路，关注社会现实，为进一步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培养国民热爱本土的爱国情操，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前一阶段风起云涌的反殖、反封建与抗日救亡的时代内容，因历史的不同进程而出现了不同的文学主题，然而一以贯之的，是关注社会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
四
在六十年代初，东南亚一些政府推行种族岐视政策，缅甸、泰国、印尼等地连华文中学也不能开办，华文文学杂志被禁止出版，华文文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也经过许多的坎坷与曲折，阻挠与打击。终于在1965年随着新加坡的独立，华文文学摆脱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限制，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独立后的新加坡，社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面对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以及社会的急剧转型，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的华文文学负有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如何在五四新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保持和发扬关注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提升新加坡国民的精神视野；如何确保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移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培养新加坡国民的爱国意识；如何提高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平，文学为人民为社会服务，发挥文学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问题，都成了华文工作者始终关注的焦点。绝大多数华文作家仍然追随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强调作品的主题新意和表现手法的创新，忠实地为反映社会现实而创作，反映急剧的社会变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内心的不安与忧患，在文学上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如新加坡作家华之风在1987年文艺节主题诗《且看我们》中所宣称的：“且看我们／如何以度荒豪情／在这土地干涸断裂的都会／造一场文艺的大雨。”
城市是工商业的重镇，人口密度大，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但也常是人类道德最易沦丧的地方，它往往藏污纳垢，充满了诡诈、欺骗与暴力的色彩，这必然成为现实主义作者笔下的关注对象。诗人柳舜《城市的呻吟》一诗，描写现代化都市文明的“嚣噪”，急切地呼唤着城市文明“医生”的疗救，眼光独到地挖掘出时代的城市的病症，表现了诗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新加坡不少小说家的审美目光，关注于市民道德的没落，忠实地反映都市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与生活压力。易梵的短篇小说《大树下·两个老人》，描写了被不孝儿子抛弃的孤独老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的事情，揭示了社会上伦理道德沦丧的问题。尤琴的短篇小说《共同命运者》，描写了华泰公司与其先后雇来的快餐店经理郑印、姜佳侨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老板榨干了他们的血汗后，就运用卑劣的手段把他们踢开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资矛盾。方然的短篇小说《都市微澜》，叙述了一个公司年轻女职工古瑞霞的悲剧命运。来自北马小镇的姑娘古瑞霞，漂亮、单纯，陷身“大都会繁华”之中，却为“年轻才俊”蓝柏仁所骗失身，最终郁悒憔悴，丧身车祸。小说家们以客观冷静的写实笔触，真实地暴露了社会人生的现实面，表现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一脉相传的对于现实社会的文学参与和关怀。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大都市。新加坡的国民更加深爱自己脚下的这片美丽土地，他们的爱国情感在不少诗人笔下得到了尽情的抒发。新加坡老诗人力匡的抒情诗《新加坡，在十九年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赞颂“这独立国的能干领袖”，带领人民在原来的“荒原”和“黄泥坡”上，建立了人民的幸福乐园。另外还有诗人范北羚的诗篇《噢，祖国》、《旗号》；苗芒的诗歌《新加坡——为建国25周年而作》；杜诚的朗诵诗《新加坡，你的土地多芬芳》等，都是献给年轻的共和国的赞美诗。这可以说是前一阶段“爱国主义文学”的承续与发展，凝结着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在新的和平建设时期的升华。
面对东方文化与民族语文水准降低，西式次文化盛行，以及来自台湾、香港等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新加坡华文文艺界同人关注着“人”的现代化，人的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培养健全的民族精神的问题。他们在文学事业的园地里默默耕耘，并不断开拓新的文艺天地，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不断地注入新的艺术生命，美学思想和创作手法的多元化，成为新加坡当代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提出“文学多元化”的口号，利用诗乐、雕塑、纸刻、绘画、剪贴、摄影、蜡塑等艺术形式，举办诗乐演唱会和“文学作品的多元性实验展出”，举行“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华族文化月”等生动活泼的审美聚会活动，促进文艺交流与合作，为共同繁荣华文文学，做出不可磨严的贡献。例如1995年10月初在北京文采阁与北京大学先后举行的“新加坡诗人槐华作品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不仅高度评价槐华那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浓郁的爱国主义热情与真挚的人文情怀的诗作，“西部歌王”王洛宾和北京的几位女歌唱家还即席演唱槐华的诗歌，诗乐交融，声情并茂，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可以说，正是新加坡当代华文作家与文艺工作者的不断辛勤劳作，才使得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奇葩愈开愈艳丽，不断促进各民族杂居、多文化并存的新加坡社会的文明进步。
通过以上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历史发展的匆匆巡礼，我们发现其中积淀着关注社会现实，感时忧国的中华人文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追求真善美的审美趣味，给予我们以诸多的亲切感和相为呼应的审美心理感受。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给予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今天的中国作家，面对社会转型期，拜金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与物欲横流，应该保持中华人文精神的感时忧国意识，关注时代变革，关注社会现实，为树立健康的社会风气，建立健全的民族精神，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