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朱元璋论文,明太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统治者仍和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一样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都曾广泛利用符箓派道教为他们服务。因此，在明中叶以前，除全真道相对地逐步沉寂而外，符箓派道教则仍处于继续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发展到了极为鼎盛的地步。
明代的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还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便一再利用一些道士为他制造舆论。首先是宣扬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其次，宣扬他在降生之前，其母吞了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第三，宣扬他屡得道士的帮助和指点。据说在他贫病无依的时候，也有神人为之护理。《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载称：“至正四年(1344)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太祖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指道士）与俱，护视备至。病已，失所在”。（注：《明史》第1册，第1页。）《明通鉴前编》卷一亦载其事。及起兵之后，在征战过程中，亦经常得到道士的帮助和指点。《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周颠传》说：“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将征（陈）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眎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太祖携之行，舟次安庆，无风；遣使问之。曰：‘行则有风’。遂命牵舟进，须臾风大作，直抵小孤。……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1368-1398)中、帝亲撰《周颠仙传》，纪其事”。（注：《明史》第25册，第7639页。）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之后，还亲自为周颠写《传》，可见他对这道士的感激之深。与此相类似，还有一个铁冠道人张中。《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张中传》记载说：“张中，字景华，临川人。少应进士举不第，遂放情山水。遇异人，授数学，谈祸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邓愈荐召至，赐坐。问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对：‘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毁且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未几，指挥康泰反，如其言。寻又言国中大臣有变，宜豫防。至秋，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伏甲北门为乱，事觉伏诛。（注：《明史》第25册，第7640页。）据此表明朱元璋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均有道士为之决策。而且朱元璋还自己制造神话，宣称他在即位之前，梦见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他在《御制纪梦》中说：“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1368)正月即皇帝位，忽梦居寒微，暇游舍南，少顷，见西北天上有一木为朱台……台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状”。待回家辞嫂返回后，“仍换其景，不在寒微之时，便问：‘昨来天神何往’旁曰：‘朝天官去矣’。急趋之。行未久，途逢数紫衣道士者，以绛衣来授。予揭里视之，但见五采……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备。旁有一道士授我一剑，靶上皆如牙齿状……忽然梦觉。明年即位于南郊”。（注：《纪录汇编》卷五。）他制造这些神话的目的，也和唐代统治者一样，不过是把他自己说成是“奉天承运”的所谓“真命天子”而已。这本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方式，没有什么奇怪的。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原本皇觉寺僧人，为什么却要编制道教故事来神化自己呢？这可能与他要以汉族统治代替蒙族统治、而道教在当时汉族地区的社会影响比较广泛有关。
朱元璋不仅利用道教为他夺取政权服务，在他夺取了政权当了皇帝之后，同样利用道教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服务。元代的中后期，由于正一道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故朱元璋也和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一样，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统大将亲取江南”之际，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命有司访求招聘”正一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而张正常面临元王朝即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也需要寻找新的靠山，于是立即“遣使者上笺，陈‘天运有归’之符”以表示臣顺之意。朱元璋马上又“以手书赐答”，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利用就这样开始了。宋濂《宋文宪集》卷二十七《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张公神道碑铭》（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40页。）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据称：至正二十五年(1365)，张正常亲自去朝觐朱元璋。朱元璋一见甚喜称赞说：“瞳枢电转，法貌昂然，真汉天师苗裔也”！下诏褒美之，锡燕者再，兼有金缯之赐。二十六年(1366)，复入觐。京城士庶来向张正常求灵符者日以千百计，力不暇给，乃书巨符投朝天宫中，人争汲之，须臾水竭。朱元璋为之作亭于朝天宫井上，号曰太乙泉。及还山，复诏中贵人赐以织文金衣，仍下诏书给驿券畀之，以便朝觐。二十八年(1368)春，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号改元，张正常入贺，朱元璋锡燕于便殿，即日降制书授以“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仍俾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设其僚佐曰赞教、曰掌书。陛辞之日，朱元璋于谨身殿接见时又勉励他说：“卿乃祖天师，有功于国，所以家世与孔子并传，以迄于今，卿宜体之，以清静无为辅予致治，则予汝嘉”。并赐白金二十镒，新其宅第。洪武二年(1369)春，又召之入朝，承顾问者四，锡燕者一。同年三月，又请他举行斋祭，礼成，燕之于文楼，群弟子食于别馆，复有金缯之赐。洪武三年(1370)夏，特敕吏部改赠其父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同年秋，复召见，问以鬼神情况，复给银印。洪武五年(1372)秋，复颁制诰以宠之。同年十二月，复召入觐。次年(1373)春，将还山，朱元璋命留其弟子以司秘祝之剩洪武九年(1376)秋，朱元璋遣使召之，张正常忽先期而至，朱元璋大喜，向他说：“卿之来，何与朕意相符耶！明年之秋，朕将遣使祠海岳诸神，卿当妙柬清修之士与俱来”。洪武十年(1377)夏，张正常率群第子汪弘仁等人觐，朱元璋锡燕于午门之城楼上，举爵向他祝酒，敕内侍出其亲自所撰《历代天师赞》（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86-787页。）以示之，并说：“他日当书以赐卿”。翼日，命其从太师李韩公善长祠嵩山。既还，锡燕如初。十二月，张正常去世，朱元璋闻之，嗟悼良久，并说：“朕欲命其遍祠五岳，今方一至嵩山，何期数止于此！”（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90页。）遂亲制祭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安庆为吊祭使，仍令其冢子张宇初袭掌教法，并于洪武十三年(1380)特下制诰说：“朕闻上古之君天下者，民从者四，曰士农工商而已。始汉至今，率民以六，加释道焉。所以道萌者，由尔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虚，冒廓落之刚风，吞宇宙之浩气，以是利济群生，功著历代，所以法传之久，香灯之永，盖谓行深愿重，德敷上下，精神愈灵，今前真人既往，尔当世嗣。特遣使诣府，命尔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领道教’，尔其慎哉钦哉！”（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91页。）这个《诰文》表明了朱元璋非常期望张宇初能继承其祖风，率领道民，帮助他“利济群生”，以维护他的统治。同年二月又两次特下“敕谕”，告诫张宇初说：“尔祖至今继世名世”、“所以不泯者，盖为御灾捍患之妙，功达于君，利及于民，故有不泯者为此也。”并说：“尔正幼年”，又当正一教首，宜率徒勤修，“思与神通”，“则当用之际，神必尔赴”，“尔其不贰其心，则上下格矣，故兹敕谕”。（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91页。）既体现了朱元璋对张宇初的无限关怀，也表达了他对这位年幼教主的殷切希望。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又下敕封赠其母包氏说：“人臣有名位者，妇以夫荣，母因子贵，此古今令典也。尔正一嗣教真人张宇初母包氏，笃生贤子，克绍玄宗，特封‘清虚冲素妙善玄君’，尔惟敬哉，以承恩命”。（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92页。）洪武十六年(1383)召赴阙，命建玉箓大斋于紫金山。十八年(1385)命祷雨于神乐观。二十三年(1390)入觐，奏准降敕重建大上清宫。二十四年(1391)六月，朱元璋指示礼部下令严禁假张真人名义伪造符箓说：“江西、浙江、福建等处，多有假借张真人名色私出符箓惑民取财，令出之后，犯则斩首示众，家迁化外”。（注：《皇明恩命世录》卷1，载《道藏》第34册，第792页。）并于八月颁给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用以镇护名山，关防符箓，使正一天师的威信不致受到侵害。
除正一道的首领外，其他许多一般的正一道士，也同样受到太祖朱元璋的尊宠。举例如下：
1.宋宗真字浩然，与宋濂有交往。据宋濂《文宪集》卷二十六《赠浩然子叙引》载：“浩然子与余同姓，其名为宗真，遂以其称浩然者为之字。学道于京城报恩光孝观，得灵宝，而能知鬼神之情状。嗣天师（指张正常）知其贤，号为体玄妙道纯素法师，提点观事。会朝天宫虚席，中书以为言，上（指朱元璋，下同）召见奉天殿，命太官赐馔，俾之住持，时洪武五年(1372)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十五，仪曹奉常同传旨，谕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当令宗真帅其徒十人，前期爇芳香、洁豆笾以俟。临事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与祭’。浩然子拜命惟谨，盖以其精洁而于敬恭神明为宜。浩然子由是简在上心，屡蒙召对，且赐白玉真仙象二十余躯，以镇山中，龙光赫奕，光动林谷，采真之士，无不欣艳之”。（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4-380页。）朱元璋还命他与傅同虚共同篡修灵宝科仪。宋濂《文宪集》卷二十九《傅同虚感遇诗序》称：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皇上御东阁，以灵宝斋科失于文繁，诏天宫道士提点宋宗真篡修，以适厥中，而傅君同虚与焉。上既面授以芟摭之要，复赐之坐，设筵以宴享之。酒半酣，命赋严冬如春暖诗，同虚与邓仲修次第成，跽奏上前，龙颜大悦，且亲御翰墨，成长句一首，内史读示至再，既而留中不下，遂令各沉醉而退”。（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38页。）
2.傅同虚字虚堂，号若霖，为明初龙虎山崇元院道士，以道法著称。善祈祷，能诗，且善鼓琴。屡随张正常朝京师。洪武六年(1373)，以高道被征，居南京朝天宫。尝应制赋诗，讲《道德经》，凡侍祠八年，于洪武十三年(1380)请老还。洪武十五年(1382)，诏设道录司，复召赴阙，以老辞。洪武十八年(1385)，有旨于龙虎、三茅、阁皂三山选道之士充神乐观提点，众推之，遂应召赴京，授格神郎五音提点、正一仙官，主领神乐观事，敕礼部铸印如六品命掌之，居神乐观凡十年，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始还龙虎山。曾奉朱元璋之命，与宋宗真、邓仲修等编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据上引宋濂《傅同虚感遇诗序》称，傅同虚对朱元璋的宠遇感恩戴德，“乃自撰古律二十韵以纪感遇之盛。才华之士，歆艳弗置，从而属和之。同虚聚为卷轴”（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38页。）请宋濂为之序。卒后，朱元璋曾赐祭葬。张宇初《岘泉集》四库全书本卷三有《故神乐观仙官傅公墓志》，《龙虎山志》卷七《人物志》有传。(15)
3.邓仲修，名某，临川人，以字行，自号云林。年十二，入龙虎山紫云观，师留敬斌。十八岁，度牒为道士。尝出游，见道人于仙岩石上，师礼之，道人授以纵闭阴阳、麾斥鬼物之法。后又从隐者金志阳#正常择其徒之可者以名闻”，因被“诏至阙下，问以雷霆鬼神之事，于是邓仲修等述感化之由以对，上悦，赐坐锡燕，诏馆之于朝天宫，祠祷之事多属焉。”（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35页。）五年(1372)三月，“不雨，上以农病播种，忧之。仲修奉诏设坛场，行驱召风雷之法，天大雨，赐白金若干两”。（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42页。）七年(1374)秋七月，复不雨，冬无雪，命仲修祷之皆验，朱元璋愈宠异之，常常召见，与之交谈赐以诗及《御注道德经》，后与宋宗真等同奉命篡修灵宝科仪行于世。十年(1377)，奉命至会稽祀祭禹帝及宋阜穆二陵，后还京师，处辇毂下，以道法行世。宋濂《文宪集》卷三十一《游仙篇赠邓尊师并序》谓：“盖尊师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还宝丹之法，数著奇验，役使鬼物特其余技耳。（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4-543页。）徐一夔《始丰集》卷八《送邓尊师代祀三陵还朝序》又称：“盖邓尊师学道于龙虎山中，有真纯之行，先是以高士被召，在京师讲《道德经》于上前，数扬玄义称旨”。并称其“祈雪有应，光承褒赞”。（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9-263页。）
4.张友霖，字修文，自号秩
子，信州贵溪人。十二岁入龙虎山学道，阅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贵德为弟子。时桂心渊隐匡庐，金志阳居武夷，均往拜之，传其《三皇内文》、九鼎丹法。后道学日进，且其诗古文辞，又受到虞集的赞赏。于是及门受业者日众，从其求文者亦多。四十代天师张嗣德“嘉公玄学渊邃，辟为教门讲师、修文辅教简正法师兼元坛修撰”。（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42页。）入明后，屡伴张正常至南京觐见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八月，“更辟教门高士，寻提点太上清正一万寿宫，而诸宫观之事咸蒞焉”。（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34页。）不久，与高道黄裳吉、邓仲修同被召，“公奏对称旨，赐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驾幸钟山崇禧寺，复燕劳有加。明年壬子(1372)春，公屡乞还山，上欲属以
祈之事，命中书留之，且有白金之赐。秋七月，公示微疾，于朝天宫谓仲修及丹霞炼师周玄真曰：‘盍趣宫主宋玄真相见乎’！既至，正襟危坐，从容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虚空，生浮死休，处世一梦，吾将观化于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赋诗一章，悠然而逝”。（注：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34页。）享年六十有七。
此外，张三丰是当时民间传闻颇多的一个道士。《明史》卷299《张三丰传》载：“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觅之不得”。（注：《明史》第25册，7641页。）同书又称：净明道的刘渊然，赣县人，幼为祥符宫道士，颇能呼召风雷。“洪武二十六年(1393)，太祖闻其名，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注：《明史》第25册，7656页。）元末明初道士彭通微河南汝阳人，原名宏大，号素云。至正四年(1344)曾师事武当山太和张真人，居紫霄宫，得真人授气栖神之法旨。后游终南、青城、武夷、天目等名山。明洪武十四年(1381)始至细林山，结茅而居。二十七年(1394)八月无疾而逝，终年八十八。朱元璋闻其有奇术，命中使郑诚恩宣召，以羽化闻。
朱元璋在他优宠道士的同时，也和唐宋统治一样，亲自带头为《道德经》作注。他在洪武七年(1374)注成此经之后所作的《道德经序》中，对此经作了高度赞扬并表明其作注的用意说：“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注：《明史》第25册，第7656页。）可见，朱元璋的看重《道德经》不是企图从中去探讨“金丹之术”，而是和他的优宠道士一样，乃是为其政治统治的目的服务的。
朱元璋的崇道，还表现在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曾特设神乐观，并命道士主领神乐观事。他在《谕神乐观敕》中阐述设立神乐观的意义说：“传不云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曩古哲王，谨斯二事，而上皇祇，悦赐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微，而君宇内，法古之道，依时以奉上下神祇，其于祀神之道，若或不洁，则非为生民以祈福而保己命也”。（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78页。）他又引证历史上刘康公成肃公的事例，反复论证祀神之道必须敬慎，“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又说：“祀神之道，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78页。）为什么要把这种“为生民祈福”、为自己“保命”、关系到整个国家和他自己祸福安危的大事，交给道士来主持呢？他在《神乐观提点敕》中对此阐述说：“朕设神乐观，备五音奉上下神祇，其敕居观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广成子，流传至汉曰道士，凡此者，多处云居，棲岩屋树，是则宜其修也，晨昏目心以去玄览，宵昼仰观俯察以涤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俄尔有知，则
然忽然，蹑云衢而神游八极，往无不达，交无不口（原缺一字），如此者，安得不与神通！……今见修道士某，虽未若此，其志已处清虚，特命职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尔中书吏部，如敕施行，谕往钦哉”。表明他对道士的十分崇敬，相信他们能与神通，可以利用他们来祀神，以达到他设立神乐观的政治目的。
朱元璋的崇道，不仅有他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且有他明确的理论作指导。他曾撰有《释道论》、《三教论》、《问佛仙》、《鬼神有无论》等一系列的文章，阐明了他崇道的理论根据。他在《释道论》中指出，二教中的道，是有“真传其说为可信”的。他说：“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纪国家兴废，有冲太虚察九泉之机，遂隐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觉，务生而不杀，故称曰道，此有而真传其说，为可信也”。（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7页。）在《三教论》又说：“古今以老子为虚无，实为谬哉！其老子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动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霞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时人不识，故弗用”。（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8页。）他在《释道论》中阐述二教教化的社会功能说：“二教初显化时，所求必应，飞悟有之，于是乎感动化外蛮夷及中国假处山薮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7页。）在《三教论》中又说：“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8页。）在《鬼神有无论》中，还极力论证鬼神的存在是可信的，这种言论对佛道二教显然是有利的。还在《问佛仙》中又宣称：“洪武八年(1375)，见二教中英俊群然，博才者众”。（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4页。）他的这些论述，既是他利用和扶植道教的理论依据，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不对他的后继者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推崇释道的同时，又指出：“近代以来，凡释道者，不闻谈精进般若虚无实相之论，每有劝妻抚子，暗地思欲散居尘世，汙甚于民，反累宗门，不如俗者时刻精至也”。（注：《四库全书》道教文选第6册，第1223-107页。）针对二教中这种败坏宗门的腐朽堕落现象，他同时又主张对佛道均须进行严格的管理，并提出了一整套管理措施，以加强对佛道的约束，从而形成一整套对道教既尊崇又抑制的双重政策，目的仍然是使道教不致偏离他所要求的教化“愚人”、“暗理王纲”的轨道，以维护他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