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与当今北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党委书记论文,北大论文,当今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请他就五四运动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
记者：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您认为五四运动对北大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任彦申：五四运动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文化上，它都对这80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可能要重新改写；而对于北大而言，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大后来的发展和今天这样的地位。“五四”时期是北大发生大转折的时期，北大完成了从旧学堂到现代大学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在此期间奠定了北大优良校风和传统的基础，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学术自由、与社会相结合等多方面的优良传统，都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奠定的。“五四”精神是北大常盛不衰的精神支柱，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曾说：“我们须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为社会所不注意，自五四运动发生，打倒曹、章、陆三卖国贼后，北大二字，乃名扬中外。”
记者：有人说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并非北大独有，为什么说爱国是北大的特性？
任彦申：当然，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共性，是我们知识界的共性，但也是北大最鲜明的个性。北大从它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起，其使命感就非常强。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卷明义地提出，办学的宗旨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目的就是拯救中国和振兴中国。北大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围绕着这两项使命在努力奋斗。
记者：可不可以说，北大产生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爱国、救国？
任彦申：对。它一开始就具有爱国的“基因”，以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变法图强、引进西学、新文化运动、引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二九运动等等，都与北大有关。如果没有爱国，没有北大在上述两项使命中的重大贡献，北大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世界上各大学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不计其数，但北大作为一所大学而同民族、国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却是少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就学术而言，北大并不是世界大学中最好的；但就一所大学对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北大是世界大学中罕见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北大铸就了一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积极关心国家大事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政治热忱和高度的社会参与精神。尽管这种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忱和社会参与精神，也曾在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潮下走偏方向，发生过失控，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但失去了这些，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了。马寅初先生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记者：说到“五四”精神，人们自然会想到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和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想到民主和科学。您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这方面的传统？
任彦申：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历史上有他人难以与之相比的重大贡献，即大力推行改革，积极刷新队伍，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倡导民主与科学。这段时间是北大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群星灿烂，学术繁荣。这是蔡元培先生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蔡元培先生提倡民主是针对封建专制而言，科学是针对愚昧落后而言的。民主科学和兼容并包原则的倡导，冲破了封建专制、独尊儒术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为新思潮、新文化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些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民主科学原则和学术自由方针，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一个时期中在这些问题上曾经发生过各种偏离现象，而且在当前仍有一些曲解。
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看，学术自由是繁荣学术，发展科学，探求真理的正确方针。没有这种方针，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学术自由在今天并不过时，它也是北大优良校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多人向往北大，愿意来北大求学任教，即使生活清苦也矢志不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北大有浓厚的学术空气，有学术自由这样一种好的学术土壤。对学术上的不同派别、不同观点、不同风格都应允许其自由发表，自由争鸣。对待学术上的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也不能采取政治裁决的方式解决。因为真理与错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通向真理的道路也总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一种新观点、新的真理性认识开始不为多数人接受，受到陈旧观念、习惯势力的挤压。如果不允许标新立异的观点出现，不允许不成熟或错误的东西存在，那就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也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保证学术自由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原则是尊重科学，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科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是使学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离开科学的原则，学术自由就可能变成随心所欲；离开实践标准，学术自由就可能成为不负责任，变成固执己见。
如果说学术自由的原则适用于学术领域，那么民主原则主要是就政治领域而言。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则应当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数社会经验证明了，没有民主办不好事，没有集中办不成事。正像不能用政治裁判和行政手段来对付学术问题一样，也不能把学术自由原则无边际地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中。一项带有改革创新意义的政治决策，势必会触动旧的观念、旧的体制、旧的利益格局，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如果等意见一致了再去决策和实行，那任何改革措施也难以出台，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对于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程序而形成的正确决策，应当求得最大的共识和合力，以取得最大的成功，“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各行其是，四分五裂，任何伟大的战略也只是空想。
继承这些传统，北大在新时期应该创造一种“综合”环境：政治环境，应当民主团结，安定有序；学术环境，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宽松而自由；文化环境，应当多样化又有主旋律，以高雅文化为主；道德环境，应当讲公德，讲师德，讲职业道德，倡导文明健康的行为方式；校园环境应是清洁、美观，创造一个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记者：您谈了很多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那么具体来讲，您如何看待比如“学派”问题？过去在“左”的路线下，不可能形成学派；今天学术逐步繁荣，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些学派的雏形……
任彦申：北大必须有自己的新学派、新学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创新，在这个创造中一定会有很多有中国特色、有世界水平的学派产生。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如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成不了“派”，成不了“家”，成不了体系。近代以来，在很多学科上，我们还只是学习、引进、消化，自己原创的东西很少。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不能永远只是“拿来”、“引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创，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强国。
任何一种新观点、新学派开始往往不为人重视，甚至不为人所理解，不为习惯势力所接受，我觉得一定要给他们一种生存环境。北大既要为大批人才成长创造较好的环境，也要为奇才、怪才、偏才的生长留出空间，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只有不拘一格才能出人才。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梁漱溟考北大没考上，后来却进北大当教授。华罗庚没上过大学，照样当教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如果当初能够被采纳，而不是被压下去，我国就可以避免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一开始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异端邪说”，是“自由化”观点。但北大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是学术观点，不宜扣政治帽子。这样，北大在改革开放中就对股份制、“两权分离”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厉先生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放思想，没有真理标准，就没有我厉以宁。”
记者：“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形成了波及全国规模空前的运动。后来在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这些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与社会结合的不同形式，那么今天应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来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与社会的结合呢？
任彦申：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正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发动机。世界上依托著名大学兴起了一批“硅谷”、科学城、工业园，这标志着大学的功能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今天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著名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和学术研究的阵地，而且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和新经济的生长点。打破大学的孤立、封闭状态，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一身，实行教育、科技、经济的密切结合，已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今天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在强调与实际的结合，而不是分离。一个游离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大学是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脱离实际是个年深日久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担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我认为，大学一定要开放，进行体制改革，同国内其他高校和科研单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国内外的企业，同海外大学和学术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实行资源重组，优势互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在人才、信息、知识、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和潜能，在适应社会中增强活力，在服务社会中发展目身。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成才立业过程中始终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德与才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奉献的关系等。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号召当代青年学生做到：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这“四个统一”总结了知识分子成长的基本经验，是“五四”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记者：过去经常批评知识分子“三脱离”，要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今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任彦申：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一个历史过程，缩小的过程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互相取长补短的过程。在社会走向现代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更高的水准和更高的层次上缩小这种差别。
“文革”期间及其以前一个时期内，经常批评知识分子“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以此作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错误估计的佐证，作为批判改造知识分子的依据，无实事求是之意，有政治打击之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前面讲的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要处理的几个关系问题始终存在，不解决好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科教兴国。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绝不能采取过去“左”的一套做法。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日渐形成，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懂得什么是人才，怎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从道德层面上说，尊重从来是相互的，真正的自尊是以他尊为前提的。工农群众越是尊重知识和人才，知识分子越应当自尊自爱，越应当尊重工农群众。从价值层面上说，一个人才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贡献，没有这点，也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比如我校的王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他一方面有学者教授的清高脱俗，另一方面，在市场、用户面前又非常谦虚，以客户为上帝，倾听用户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没有这两方面，就不会有王选。
记者：当年“五四”时期北大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学术自由等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创新”？
任彦申：北大的学术自由就是为了创新、发展。北大历史上一直就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学都永远处在变革之中，固步自封的大学永远成不了一流。一流大学和三流大学的分水岭就在有没有创造；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区别就在有没有创新精神。要创新，领导者自身就要有创造能力。如果领导者自己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创造性人才和创新成果就很可能被埋没。
传统都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新特点、新内容，要有继承，有发展。当年的爱国是救亡，今天搞现代化，振兴中华，是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过去的爱国主义是同忧国忧民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不能说不要忧患意识，但更主要的是前进意识、发展意识、建设意识、自强意识，变成一种责任感，付诸行动。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号召青年学生向着新世纪，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这就是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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