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星占与宋代政治：以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荧惑论文,为例论文,宋代论文,白昼论文,行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66-06
五大行星以不同的周期和速度穿行于天球的恒星背景之中，和日月、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官发生入、犯、守、斗、合等靠近程度不同的视觉关系，而且其颜色、亮度、形状、大小等会由于某些原因发生变化，古人认为这些都预示了人间的治乱祸福，星占理论根据行星所在分野和星官确定星象所主推定何地将发生何事，加之古人将五星与五行相附会，由此产生出复杂的星占解读，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行星星占。行星星占是中国占星术中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成分，对古代政治生活诸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①我们选择行星星占中的荧惑入犯和太白昼见经天两个天象来讨论天文星占对宋代政治运作过程的影响。
一、荧惑入犯
荧惑就是火星，在五大行星中火星色赤而闪烁不定，并有逆行现象，行踪很诡秘，古人认为火星主灾祸，是所谓“罚星”。荧惑“其行无常，司无道之国”，“司天下人臣之过，司骄、司奢、司祸、司贼、司饥、司荒、司死、司丧、司正、司直、司兵、司乱、司惑，灾殃无不主之”。[1]荧惑是古代星占学中的一个灾星恶曜，君王大臣们都很注意荧惑星占所在所主，以防患于未然，故《汉书·天文志》有“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的说法。荧惑入、犯是指火星运行靠近或经过某一星宿，“月与五星行近恒星七寸以内始名曰犯，亦谓同在一度之内故也”。[2]由于火星为罚星，故火星入、犯的这一星宿所代表的人或事就有灾难。而且唐宋时流行的印度传入的佛教密宗占星术中，火星也被视为灾星，当其照临国土分野、个人本命时，就会有灾难，要进行星神祭祀，以消除星宿之灾。火星上积淀的浓厚星占文化内涵，必然会对古人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火星的异常运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决策模式。咸平二年，蜀中王均为乱，就是叛军相信火星运行异常，预示将有变乱，于是乘机发动叛乱。[3]
(一)荧惑犯南斗
南斗属北方七宿之一，星占认为：“南斗六星，天之赏禄府，主天子寿算，为宰相爵禄之位，传曰：天庙也，丞相太宰之位，褒贤进士，禀受爵禄，又主兵。”[4]据《开元占经》：荧惑犯南斗，主中国大乱兵大起；主有反臣，道路不通，丞相有事；又为乱、为贼、为丧、为兵，守之久其国绝嗣。[5]荧惑犯南斗在星占中主灾难、战争、国王死、大臣忧，是比较险恶的天象。
景祐三年五月，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由于与宰相吕夷简在迁都、用人等问题上有矛盾，双方交章对诉。吕夷简认为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听说后，为四论以献，驳斥吕夷简：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诿。四论被认为是讥指时政，范仲淹因此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刺讥大臣等罪名被贬，出知饶州。范仲淹遭贬，谏官御史莫敢言，百官也因害怕事涉朋党而避之不及，少有为范仲淹送行者。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认为不当以言事逐大臣，希望追改前命，也因此落职监筠州酒税。[6]这年九月，荧惑入南斗；第二年，景祐四年十二月甲申京师地震，直使馆叶清臣借机上疏：荧惑犯南斗，是使治历明天文的人感到非常险恶的天象，而皇帝只以延僧道、设斋醮弭灾，这不是应天以实；并指出自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后，朝中已无敢言之士，而只有延纳忠直敢言之士，才能消除灾异。可能因为南斗有主“褒贤进士”之意，荧惑为罚星，犯南斗，则表明在褒贤进士方面做得不好，暗指范仲淹等忠直之士被贬。[7]据说书奏数日，范仲淹等皆得近徙。②当时支持范仲淹的大臣利用一年前的荧惑犯南斗天象为范等张目，对范仲淹等人后来重返权力中心起到了一定的舆论推动作用。宝元元年八月，又一次出现荧惑犯南斗的天象，可能当时一些支持范仲淹的大臣又利用这个天象为范造舆论，引起了皇帝的关注，所以才有这年冬十月丙寅的内降札子，诏戒百官朋党，不准大臣们为范仲淹等说话。[8]荧惑犯南斗象对范仲淹等大臣政治命运和朝廷权力斗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当时人的说法，徽宗宣和七年冬至也曾发生过一次荧惑入南斗的天象，当时正值行南郊祭天大礼之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凶兆。十二月，徽宗禅位。钦宗即位之初，李刚上书，利用宣和七年冬至荧惑入南斗来劝勉钦宗正心修德、大有变革，以消灾异，具体地讲就是要肃清徽宗朝的奸臣，穷追猛治杨戬、高俅等人。[9]靖康中，金兵兵临城下，朝廷先任用李邦彦为太宰，既又罢李邦彦，以张邦昌为太宰。大敌当前，朝廷不能任用李刚等主战大臣，而用张邦昌等庸懦之辈，激起士人的不满，太学生雷观上书，也是利用宣和七年的这次荧惑犯斗来指责朝廷用人不当。南斗为丞相太宰之位，又主褒贤进士，荧惑入南斗被认为是宰相之选不得其人，故雷观上书得以利用荧惑犯南斗的天象来指责朝廷用人不当。上书措辞非常急切，朝廷虽不用其言，也未加罪，反而特赐雷观出身。因为当时钦宗刚即位，又面临大敌当前的危机，所以要做出一些励精图治、惩蔽革新的姿态，对雷观等上书的人表示优抚。[10]北宋末年的这次荧惑人南斗天象成为士大夫呼吁改革朝政的契机。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右正言龚茂良入对，利用当时荧惑入斗天象指责内侍龙大渊、曾觌用事，操纵国家的政命施行、人才进退：“荧惑入斗，正当吴分，天意若有所愠怒而未释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11]斗宿在分野中正对应南宋偏安的江南地区。淳熙中，又发生荧惑入斗，同修国史李焘类次汉元鼎至宣和45事以进。这是利用荧惑入南斗这一天象，汇集历史上的这种天象，来向朝廷建言。[12]
另外，荧惑犯南斗也被星占解为将有叛乱发生，君王有难。这种天象有时可能被图谋不轨者利用，造成政局的动荡。太平兴国九年，广南转运使王延范谋乱，与同谋夜观天象，认为有荧惑犯南斗的天变，正应民间流传谚语：“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决定借机发动变乱。其实，他们是将金星误认为火星了。[13]这说明一般人天文观测水平虽不高，但一些星占观念却深入人心，并对人们的行为决策模式和当时社会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荧惑犯房
房宿属于南方七宿之一，有四颗星。星占认为：“房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14]据《开元占经》：荧惑守、犯、凌房，国君忧。色青，忧丧；赤，忧兵，积尸成山；黑、右，将相诛；白、芒角，大哭。又曰：荧惑入房，天子之宫，大臣有反者，天子忧，期六月。又曰：有白衣之会。又占曰：荧惑入房，天下有丧。[15]荧惑犯房在星占中有国君死亡、将相灾殃的含义。③
仁宗至和元年十二月，荧惑犯房上相。恰好不久，宰相陈执中家中捶挞女奴迎儿致死，开封府涉入事件调查。这件事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舆论认为这件事就是对应荧惑犯房的天象。陈执中喜欢结交阴阳卜祝之流，其交往者如刘抃，当时为司天监丞，其“尝挟数术言人祸福，多游公卿之门。”[16]荧惑犯房上相被认为事关宰辅进退，身为宰相的陈执中可能因此天象的占卜关乎自己的政治前途，需要有所咨询，故与刘抃等有交通来往，讨论天象吉凶，朝中对此颇有议论。十二月丙午，就有诏书：“诏司天监天文算术官，自今勿得出入臣僚之家。”这道诏书应该有所针对。后来，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奏陈执中的八条罪状之一就是：“处台鼎之重，测候灾变，穷占吉凶”[17]；翰林学士吕溱也上疏：“陈执中平居不接士人，惟阴阳卜祝之流，延入卧内，干预政事。”[18]
当时朝中有人把杀婢与荧惑犯房上相的天象相联系向陈执中发难，这是政治斗争中利用天变警示宰辅有失于德，当乞退让贤的老套路。知谏院范镇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荧惑犯房的天变不是因为陈执中家中捶挞女奴致死的“私事”，而是另有相关：荧惑犯房上相是因为陈执中没有担起宰相的职责，对僭赏、内降、增兵等错误未能进行及时的进谏，即其“职事”有失；御史抓住杀婢一事是“舍大责细”，即使罢免陈执中也无助于消弭天变。言下之意是要消除天变与杀婢一事间的联系，而把注意力转向僭赏、内降、增兵等事，并认为不该“以一婢子辱宰相”，若因此而罢宰相就是“进退大臣，不以职事而以私事。”[19]陈执中自被御史弹奏，即居家待罪不出，将近百日，范镇又进言：应速决政事，皇帝应明断是罢免陈执中还是让陈执中起视事，结果陈执中于致和二年四月庚戌再入中书。范镇对星象的不同解释明显对陈的复出起到了作用。
御史台赵抃等认为范镇是为陈执中开脱罪责，台、院之间争执不下。最后，六月戊戌，陈执中罢相。朝中本来有舆论要利用荧惑犯房的天象与陈执中家中发生的命案相联系，把陈搞下台；而范镇对荧惑犯房天象的不同解释，强调天象应与宰相的职事相联系而不要与私事相联系。与职事相联系的僭赏、内降等多是皇帝的主意，陈执中至多是“因循苟简”的失察之过，这与御史们认为的与天象相应的挞死女奴、家声狼藉的失德相比轻了许多，难怪范镇的说法被赵抃等御史认为是为陈执中辩解。荧惑犯房天象在陈执中罢相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对同一星象的不同解释完全取决于各自的政治利益。
(三)荧惑犯紫微垣相位
荧惑犯紫微垣相位这一天象也被认为与宰辅进退有关。建炎四年二月荧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宰执吕颐浩即上表乞解机务。[20]其时正当金兵攻破明州、定海，高宗逃到温州，狼狈不堪之时，即其上表中所谓“銮舆播越”。[21]局势如此严峻，必然要有人出来对此负责。此时发生荧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天象，吕颐浩引咎自责，乞罢相位，并把失政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多少给皇帝当了挡箭牌。但高宗此时并未答应吕颐浩求去相位的请求。其实，自建炎三年四月拜相以来，台谏屡屡上章论吕颐浩除拟不公等事，高宗也有换相的想法，之所以当时没有罢吕的相位，据高宗后来的诏书解释：“俾服恩光，用期卒岁。不令狼藉，重困后言”，也就是讲为了给吕颐浩保全面子，才让他干满一年的。此时发生荧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天象对吕颐浩来讲非常不利，上章乞退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四月，高宗回到越州后即解除了吕颐浩的相位[22]，荧惑犯紫微垣相位这一天象成为吕颐浩下台顺理成章的理由。
(四)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
执法位于太微垣中，《晋书·天文志》：“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执法，所以举刺凶奸者也。”左、右执法是与国家控制犯罪、镇压谋反的御史大夫廷、尉相关的星宿，《开元占经》卷36：“郗萌曰：荧惑犯左右执法，左右执法者诛，若有罪。”荧惑犯太微垣的左右执法，星占认为在控制犯罪、谋反方面有疏漏，大臣会因此获罪。
宁宗嘉定二年二月，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军官罗日愿借此发动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在此之前，南宋政局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开禧三年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与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矫诏暗杀主持开禧北伐的权臣韩侂胄。嘉定元年，宋金“嘉定和议”达成，金宋世为伯侄之国，增岁币，函韩侂胄首级以赎淮南之地，支持北伐的邓友龙、叶适等皆被贬黜。十二月，钱象祖罢左相，南宋开始史弥远独相三十余年的时期。
对待史弥远等人的屈辱求和，南宋朝野都有一些不满的声音。尤其是采用暗杀的恶劣手段谋害韩侂胄，并将其首级献给金人以求和的行为更激起军民强烈不满，名将毕再遇在嘉定和议签订后即要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当时太学生有诗云：“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魂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将韩侂胄比作晁错和樊於期，当时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韩侂胄被暗杀的同情。[23]南宋学者罗大经的说法可以代表一部分士人的观点：“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④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24]如果太学生的诗还只是讲到了利害关系这一层，罗大经则从道义角度论证了暗杀韩侂胄、函首乞和的不妥。
可见韩侂胄被杀后，南宋军民对他是有一定同情的，而对史弥远函首求和的行径普遍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宁宗嘉定二年二月又发生了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的异常天象，同情韩侂胄的军官罗日愿计划利用天象发动一场为韩复仇的政变。参与罗日愿行动的有殿前军官兵、内侍、士人等，他们计划周密，密谋在史弥远过江，百官迎谒之时，尽杀宰执、侍从、台谏诸人，然后突入大内，劫请皇上御殿，降诏赏军。后来，由于计划被人告密而失败。五月戊戌夜，罗日愿被凌迟处死，同谋者被处斩，牵连者被发配。在选择政变时机时，罗日愿专门注意到天象的变化，他得知当年二月春，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并了解到星占认为，这一天象代表国家镇压谋反的执法机构将有疏漏。罗日愿把这一天象笼统理解为主宫庭及大臣有咎，认为这是发动政变的大好时机。[25]这虽与标准的星占说法有一定差距，但基本上还是符合星占的。可见，作为一名中下级军官的罗日愿能够从一定的途径了解到星象观测结果和占辞，当然也不排除他自己或同谋会观测占卜。宋代一直控制很严的天文占卜看来并非密不透风，异常天象还是有途径为民间所了解，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决策。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的异常天象是罗日愿决定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日愿事件中，朝廷负责天象观测的天文官可能曾因异常天象的发生警告过当局：据说当时荆天文早已根据天象预测到罗日愿之变，甚至罗日愿及其党的姓名、政变时间都断得明明白白。[26]这当然出自后来的附会，消除这一说法中的神秘成分，我们推测时当时的情况应是这样的：时在司天监任职的荆天文因异常天象的发生，按常规以天文课状告诫当局警惕发生谋反一类事件，但这一告诫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罗日愿事件后，这一课状被重新发现，荆天文因此获得功劳，其子荆执礼得以荫补天文官。荆执礼后来做了灵台郎同知算造，传世的宋《宝祐四年会天历》[27]，造算官中即有荆执礼，时已升任保章正。
二、太白昼见经天
太白就是金星，和荧惑一样，古人认为也是罚星，《后汉书·襄楷传》注所谓“金、火并为罚星”。太白昼见是一种金星亮度异常的天文现象，“太白昼见于午名曰经天，是谓乱纪，天下乱，改政易王，人民流亡，弃其子，去其乡里。……京房《对灾异》曰：人君薄恩无义，懦弱不胜任，则太白失度，经天则变，不救则四边大动，蛮貊侵也。……《天官书》曰：太白昼见经天，强国弱，弱国强，女主昌也。”[28]金星是离太阳较近的行星，运动轨迹离太阳较近，早上日出前出现在东方，称为晨星，也叫启明星，晚上日落后出现在西方，称为暮星。一般情况下，日落后不久，金星也西沉入地平线下；太阳升起后，其光芒掩盖了金星，金星也就看不见了，星占术语叫伏。如果太阳升起后白天也能见到金星，就叫太白昼见，太阳升到中天的午位时还能看见金星，就叫经天。太白昼见经天，星占主人君懦弱失势，女主强，外夷入侵，战争等。但在具体星占事例中，太白昼见还可以指涉更多的君主失误之处，大臣借此向君王提出建言。
(一)朝政有失
隆兴元年五月，南宋北伐军队在宿州北部符离大溃，张浚主持的北伐遭受严重挫折。七月丙申，太白昼见经天，罢江淮宣抚司便宜行事。乙巳，以旱、蝗、星变诏侍从、台谏、两省官条上时政阙失。[29]当时符离新败，朝野士气低落，加上这个不祥的天象，更是人心惶惶。王十朋是八月二十六日才亲眼看到此天象，他翻看天文志，得知太白昼见亦主强国变弱，弱国变强，于是做诗一首，对此天象换一个角度理解，以鼓舞低迷的士气：“煌煌太白生东方，追逐残月生光芒。太阳中天不肯藏，过午一点犹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咸忧兵起人流亡。”⑤他描述了所见太白昼见经天，太阳中天，甚至过午尤可见的天象，引用宋景公、楚庄王等事例，认为虽然此天象主兵灾起、民流亡，但王十朋又在诗的自注中有意识地选取太白昼见的另一种星占解读：“《天文志》：太白与日争明，强国弱，弱国强”，认为只要内修外攘，任君子而远小人，则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当时孝宗信用潜邸旧人龙大渊、曾觌两个奸佞之辈，不听台谏之言，王十朋反对任用龙大渊抚谕淮南，诗中有：“去谗远佞任忠良，推诚纳谏正纪纲”之句，正是针对此种情况。他希望孝宗应天变以实不以文，诚心修德，更张朝政，以转祸为福。
隆兴二年六月戊辰，又一次发生太白昼见天象。[30]张阐利用太白昼见经天，孝宗皇帝下诏听取百官言时政阙失的机会上书，要皇帝应天以实不以文，改革阙政。首先，张阐认为台谏力量薄弱，无法起到监督作用。当时，谏议大夫刘度、殿中侍御史胡沂、监察御史龚茂良皆因言孝宗内侍、近臣龙大渊、曾觌、梁珂而得罪，孝宗认为台谏好名取直，数易台谏。张阐以陆贽切谏唐德宗为例，进言增加台谏吏员，以起到补救缺失的作用。其次，规谏孝宗不要沉溺于打马球，不要听信龙大渊、曾觌、梁珂一类小人。当时龙大渊等孝宗潜邸旧人深得孝宗信任，言官弹劾一次，龙、曾的官位涨一次，“不数月间，除命四变”[31]，言官反而被罢黜。这就是张阐上书中讲的“出令不谨，君子未进，小人未退”。据当时人讲：“曾觌、龙大渊挟声势，阴进退士大夫，皆相顾莫敢发口，发亦辄逐”。孝宗喜欢和内侍一起打马球，内庭设射驰球，“亲技击，骋衔辔”，张阐上书中讲到“陛下方驰骋毬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全禁籞”，⑥也是指此。第三，隆兴二年四月，孝宗罢江淮都督府，张浚罢相，出判福州，江淮荆襄广大战区陷入无人统御的局面，即刘夙所谓“长淮无一兵之戎”[32]，于战事非常不利，张阐借天象提醒孝宗对此当引起重视。
书上不久，十月，金国再度兴兵犯淮南，宋兵江淮战区无备，楚州、濠州等相继失陷，形势变得严峻。可见张阐利用太白昼见天象提醒江淮战区无人统御的情况，是很有预见的。张阐利用太白昼见经天的天象，上书向皇帝建言，在北伐受挫的时刻，更应修政修德，远离小人，不沉溺玩乐，才能消弭灾变。
(二)定省有失
南宋光宗即位后，由于在立嗣建储问题上和太上皇孝宗有矛盾，加上光宗皇后李氏挑唆，两宫矛盾更为尖锐，以致光宗拒往重华宫朝见寿皇孝宗，这在朝野引起极大震动。而恰巧此时发生了太白昼见、金星掩心大星、荧惑入太微垣等异常天象，大臣们利用这些天象警示光宗，希望他前往重华宫朝见寿皇。楼钥列举用来劝谏光宗的众多灾异中，首举太白昼见经天。他认为太白昼见等天变是由于光宗久缺定省之礼所致，只要严定省之礼，前往重华宫朝见寿皇，就可以立消天变、安抚人心：“陛下乘舆一驾，如反掌之易，则天地之变异必销，人心之忧疑立解，陛下何惮而不为？”[33]大臣袁说友也多次上书，认为唯有光宗亲朝重华宫才能消弭天变，并希望光宗“修省戒儆，愈久愈笃，坚志详虑，细大必谨，勤两宫定省之奉”。[34]
绍熙四年、五年，寿皇病危，光宗仍拒绝前往重华宫探视，只是派右丞相葛邲调护孝宗。黄度上书，也以太白昼见的天象劝谏光宗：“绍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过重华宫，公为监丞，上书切谏。四、五年疾甚，既为御史，连疏极谏，上将令右丞相葛邲调护孝宗而后朝，邲不以为诚也。公因劾邲以谏。又言：‘太白昼见犯心，月犯天关，荧惑勾陈行入太微，其占为乱兵入宫。’以谏既不听，累乞罢去。”[35]
在此事例中，大臣们把太白昼见与光宗皇帝和太上皇关系失和相关涉，并利用此天象劝谏皇帝。
(三)战争
太白昼见经天这一天象与战争的预言关系最密切。澶渊之役中发生的太白昼见天象对当时的战争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景德元年，辽大举入侵，真宗决定亲征，恰好此时发生了太白昼见的天象，反对亲征的人借此天象制造舆论，认为不利进兵，毕士安为了坚定真宗的信心，把星变解说为应自己疾病，而不是和军事有关，借以打消真宗的顾虑，即所谓“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36]毕士安对太白昼见天象的重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真宗亲征。
南宋宁宗嘉定元年五月，袁燮在轮对中举神宗熙宁三年九月太白昼见的例子，“臣闻夜则见，昼则伏，不敢与太阳敌，星之常也。当伏而见，与日争明，失其常矣，故其占主兵”，认为此天象与神宗用兵河湟、湖南、安南有关。袁燮借此谈到当时金星昼见长达数月的天象：“自陛下践阼以来，星变屡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岁之甚者：盖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历五旬，晴必昼见，前代之所无有，史策之所不载”，并认为这是上天垂示，提醒将有战事：“今而星变异常，其占主兵，乃疆场将扰，事变方殷之兆也”，“金星昼见之久，可谓怪异矣！此乃天心仁爱陛下，欲出此大异以警惧之也”。时值开禧北伐失败，在权臣史弥远操纵下南宋与金签订了“嘉定和议”，撤除了北伐时的军事准备，遣散淮南、淮西的抗金军队，对金的防御体系完全瘫痪。当时朝中也弥漫着投降妥协的气氛，袁燮反对投降，他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一步谈到武备松弛、兵弱将懦的情况，希望皇帝以此太白昼见的天象为警示，加强武备，修筑城池，激励士卒，以备不虞。[37]为此他与主和的史弥远发生矛盾而遭到排挤。在此事例中，袁燮利用轮对的机会，详细解说太白昼见经天和战争的密切关系，认为当时的太白昼见经天就是主兵，预示将有不可避免的战争发生，反对史弥远一伙投降妥协的政策，希望加强边防武备。
三、小结
席泽宗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天文星占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军事有密切关系，是王朝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38]；Nathan Sivin提倡从Cultural Mannifold(文化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科学，强调科学技术背后的宇宙观、社会、制度、个人及这些因素间的互动[39]，这些都提示我们用更广阔的眼光来审视古代的天文与政治的关系。《开元占经》卷18认为：五星为五行之精、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如果国君德行有亏、政治有失，五星就会发生如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一类异常变化。而这类行星异常变化的周期性发生，往往在古代政治生活中造成轩然大波，朝野对此都非常关注，诸多政治事件、政治决策背后就是以人们对当时发生的异常天象的附会性理解为观念背景，所以它是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强大塑造性力量。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是古人的固有思维模式，对当时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对宋代荧惑入犯、太白昼见经天天象与政治军事的互动的个案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古代政治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注释：
①关于行星星占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可以参考：江晓原《古代中国的行星星占学——天文学、形态学、社会学的初步考察》，《大自然探索》，1991年第10卷第35期，107-115页；徐凤先《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3卷第3期，35-38页；范家伟《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8卷第6期，40-46页；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0卷第2期，120-132页；孙小淳《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臣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30-36页；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的文治之运》，《文史哲》，2005年第4期，27-34页；韦兵《异常天象与徽宗朝政治：权力博弈中的皇帝、权臣与占星术士》，《国学研究》，2011年12月，总第28卷。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此附于景祐四年十二月壬申“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条下，考清臣此疏语及景祐四年十二月的地震，有言“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说明上疏时距范仲淹遭贬已快两年，此疏当作于宝元元年。宝元二年三月丁未，“徙知润州范仲淹知越州”，如果说叶疏对范的内徙起了作用，当指徙越州一事。
③宋人常把荧惑犯房天象与公相大臣的荣辱生死联系，这种话题是当时官场很关注的，经常谈论，如丁谓的谈话录里就说到这个问题：“晋公被谪之初，火掩房一日；冯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钦若薨背，火拂著房而过。知公相大臣荣谢，岂偶然哉！”(丁谓：《丁晋公谈录》，《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255页。)
④此与周密《齐东野语》所记殆同一首诗，传抄文字小异。
⑤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7《太白昼见》，四部丛刊初编本。诗注中说“六月十五日大风水，七月朔日又作；八月二十一夜地震；是秋，七月不雨，浙西飞蝗蔽天”。此皆隆兴元年之事，故王十朋所见太白昼见当是发生在隆兴元年。参见脱脱等《宋史》：卷33，《孝宗》一，中华书局，1977年，624页。
⑥脱脱等：《宋史》，11747页；李幼武编：《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6，四库本。张阐上书中“二浙飞蝗”是隆兴元年之事，“夏秋雨淫水溢”是隆兴二年之事，“太阳薄蚀”也是指隆兴二年六月甲寅朔日食，见《宋史·五行志》；故张阐此章写于隆兴二年，所谓“星纬复尔”是指当年六月再次发生太白昼见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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