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记忆论文,台湾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1-0180-07
2008年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在台湾岛内创造票房奇迹的同时，引发了广泛热议，焦点之一就是关于影片中的“日本元素”。台湾知名传记作家王丰认为，“这种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该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①。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也指出《海角七号》“只不过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盘，……隐藏着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阴影”②。对于影片的评论自然可以因为立场、角度的不同见仁见智。我们可以将其放置在两个坐标轴中进行解读，其一是台湾乡土电影系谱中的乡土化写作，其二是台湾电影对关涉日本内容的表现及其流变。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予以阐述。本文不打算全面评论《海角七号》的功过得失，仅对包括《海角七号》在内的一些台湾电影的“日本书写”进行一个总体性、历时性的梳理与分析。
法国学者马克·费罗开创了将电影作为历史进行研究的范式，认为电影借助某些能够增强影片功效的手段来介入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代言人”，从历史的角度解读电影以及从电影的角度解读历史，是探究电影和历史关系的两个向度③。这种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隐喻性。电影被看作书写过往历史、承载历史记忆、塑造历史面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那些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影片，似乎“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④。解读历史影像文本需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因素”，就离不开对台湾特殊历史遭遇的认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台湾近现代史的特性就在于作为根基的中华文化与外来的殖民乃至后殖民文化的数度撞击。因此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开始，台湾电影就在进行一种寻根式的身份拷问，……而台湾电影最“危险”的“他者认同”或“寻根”就是和日本电影／文化的关系了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而终结，与日本相关的话题成为台湾电影不断阐释的主题，其中既有对反殖民斗争的“追忆”，也有关于殖民地台湾社会“经验”的诉说，甚至在晚近还出现了一种后殖民式的文化“想象”。本文通过对“涉日”影片创作时代与背景的考察，检视并解读台湾电影中对日本的殖民记忆与后殖民想象。审视台湾社会在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方面的某些现象。
一、作为主流书写的“抗日”影片
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推行“反共抗俄”政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日本有所企求，并不鼓励抗日影片的创作。不过在1950—1960年代的台语片中，仍然出现了《青山碧血》等抗日电影。1970年代，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日本相继与台湾当局“断交”……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使台湾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反日情绪重新焕发。国民党当局希望以电影媒介提振民众的心气，时任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的梅长龄，组织拍摄了表现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电影《英烈千秋》，之后又陆续拍摄了一批弘扬民族大义、反映抗日斗争的影片。这些电影再现了台湾和祖国大陆军民英勇抗日的悲壮历史，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台湾电影对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主流化影像书写方式。
对于台湾民众反殖民斗争的记忆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群岛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台湾实行武力消灭、文化同化的殖民政策，公布了“全面消灭原住民”的“理番政策”，对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同胞进行残酷戕害，给台湾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历史伤痛。但是，英勇的台湾人民始终在与殖民侵略者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其中既有早期的武力抵抗，也有后期反同化的政治运动，还有普通民众为维护民族尊严、争取自由权利所进行的各种抗争。
台湾电影人以影像书写的方式对这些刻骨铭心的民族遭遇给予历史再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雾社事件”为背景的《青山碧血》。“雾社事件”发生在1930年，是台湾原住民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日事件。台湾雾社居住的所谓“雾社番”，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中最骁勇善战的赛德克人。日本人颁布法令剥夺了原住民的土地，致使大量原住民沦为廉价劳工，成为殖民者疯狂掠夺、残酷压榨的对象和工具。1930年10月27日，赛德克人的英雄莫那鲁道率领300名族人起义，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为了镇压起义，日本人陆续出动大批警察和部队，使用飞机大炮甚至毒气弹，还卑鄙地挑拨离间，制造原住民部落之间的矛盾。莫那鲁道及其子达达欧莫那均战斗到弹尽粮绝后英勇牺牲。影片重现了这一感天动地的原住民抗日事迹，以影像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抗日英雄的怀念和崇敬。这类影片还有《血战礁吧哖》、《雾社风云》等。
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乙未割台虽然使得祖国大陆及台湾暂时隔离，但两地之仁人志士仍声气相通，而台湾殖民地人民之抗争，在性质上既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之一环，自不能不受对岸祖国大陆人士或团体之影响。”⑥ 台湾电影书写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情境。根据台湾革命烈士罗福星事迹改编的传记片《大湖英烈》，讲述了主人公罗福星奉孙中山先生指示在台湾开展革命事业的故事。影片成功塑造了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台湾抗日志士形象，重现了台湾各界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画面。
许多台湾影片还从普通民众的角度书写了台湾同胞保卫故土家园、维系传统文化、抵御外族侵略的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品质：《吾土吾民》中中学校长杜兴汉和他的女儿、同事等一批普通民众，与日本统治者斗智斗勇，以不卑不亢的小人物风格坚决捍卫家园，绝不让“吾土”受侵、“吾民”受欺。《香火》中，以林父为代表的老一代台湾人拼死护卫祖宗“灵位”、保护抗日人士，以林子为代表的新一代台湾人积极参加反日斗争运动，充分展示了台湾同胞“根”在大陆、怀念故土的强烈情感，也蕴含着爱国之情世代传承的深刻寓意。
对于国民革命军抗日英雄的追忆
早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非常注重以电影来凝聚民众、激扬士气、弘扬爱国精神，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1938）、《八百壮士》（1938）、《塞上风云》（1940）等。1970年代后在台的国民党当局回归了这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影片《英烈千秋》歌颂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勇敢机智、忍辱负重、顽强抗争的军人气质和爱国品质。《八百壮士》是对抗战时期同名影片的重拍，讲述了1937年日军侵略上海时，国民党谢晋元将军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女童军杨惠敏送旗鼓舞士气的动人故事。《笕桥英烈传》是一部空战纪实性影片，塑造了抗战时期高志航等一批空军英雄群像。影片的战争场面拍得相当逼真惨烈，通过营造宏阔、细腻的战场画面，塑造了空军战士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精神。
总体上看，中国台湾的抗日影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带有国家意识形态色彩、以国族大义为出发点的宏大战争影片。这类影片重现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日的历史画卷，突出了中国人面对外族入侵时顽强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另一类影片主要是反映中国台湾普通民众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民间影像”。这些影片注重表现承载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在写实性的历史叙事中加入了个性化的浪漫书写，以充分彰显台湾民众坚持抗日、爱家卫国的智慧与深情。
二、多元化写作中的殖民社会“经验”
1980年代，以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创作群体亮相。他们与李行等有过大陆生活经验的前代导演不同，是在台湾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出生、成长的，所以对台湾的本土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与较深的了解，被称为以光影为台湾“写史”的一代导演。他们试图从历史遭遇中理解和体悟台湾社会的特殊性，以多元视角梳理殖民时期的社会记忆，并开创了以个人成长、家庭变故等折射社会变迁，具有个人化书写色彩的影像叙事模式。
对殖民统治下悲剧人生的影像呈现
日本殖民统治直接导致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早在1896年日本当局就出台《台湾矿业规则》，鼓励日本矿产商随日军入侵台湾，雇佣台湾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开采攫取矿产资源。
电影《无言的山丘》以此为背景，重现了金矿工人、底层女性等在日本殖民初期身处的困境。阿助兄弟冒险前往金矿，希望能挣钱买田度日。但在日本矿长及警察的严酷管理下，阿助等矿工的权利和尊严被剥夺殆尽。矿工憨溪不满日本矿主的野蛮搜身一无所获离开矿井，成仔因抗议被日本人活活打死。影片中的广大底层女性也是日本人残酷统治的牺牲品。阿柔的几任丈夫都死于金矿意外事故，为了养育孩子、维持生计，守寡的阿柔不得不廉价出卖身体。那些每日坐在围笼里供人挑选的妓女们，同样承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蹂躏。从小在妓院里长大的红目自认为有着日本父亲的血统，但在日本人眼中他不过是低贱的“杂种”，与众多的台湾人、沦落的琉球少女富美子一样属于低下的贱民。影片结尾红目被枪决、阿助被炸死、富美子被折磨而死，这一系列死亡悲剧深刻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台湾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
在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调整其统治政策，以武力镇压与文化同化并行，在台湾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图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文化殖民和精神同化。《稻草人》讲述的就是这种殖民境遇下，台湾乡村农民荒诞、错乱的生活经历。影片从多个角度呈现了日本及其侵略战争对台湾民众的压迫与伤害。陈发、陈阔嘴兄弟俩村里的年轻男子都被强行征往南洋打仗，大量无辜年轻人命丧他乡，也给未亡的人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战争也使农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穷困生活。陈发家唯一的耕牛被强行征用，他们租用的土地也被收回转卖给日本人。迫于生计，陈发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捡拾弹片、抬着掉在自家田里的大炸弹，跋山涉水去向日本人请赏。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实际上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无常与紊乱的写照。此外，影片通过一些细节批判了日本对台湾的文化殖民和同化政策：学校使用日语教学、学生接受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宣传以及效忠日本天皇的“洗脑”教育，幼稚的孩子们难逃被“皇民化”的命运，甚至将自己家门上的铁环敲下来交给学校，以示“爱国”。陈发开始对学校要求孩子改用日本名字大发雷霆，但听说用日本名字有奖励后态度就有了变化。他们痛恨日本的殖民统治，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殖民威权。这是大多数底层被殖民者的悲剧。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知识分子同样在承受各种歧视与煎熬。《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中主人公黄清埕的哥哥是学校老师，一次黄清埕的嫂子受邀去日本校长夫人家里喝茶，后来校长夫人的一只耳环不见了，她就被警察叫去盘问，而当天同去的日本教师的妻子们却没有受到怀疑。黄清埕的嫂子忿忿不平地质问：“难道本岛人就要受到这种无理的对待吗？”主人公黄清埕是台湾留学日本的雕刻艺术家，其作品得到日本美术界的肯定，但接到北平艺专的邀请后，毅然决然离开日本，准备去北平任教。这表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日本殖民主义有清醒认识，他们对祖国的向往和民族的认同是坚定的。《插天山之歌》的女主角奔妹深受皇民化政策的毒害，曾一度误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抗日知识分子陆志骧的一席话让她警醒：“我们是台湾人。他们（指日本侵略者）把我们的土地抢走了……我们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字。我们被他们洗脑了。”影片中台湾民众对抗日爱国青年的悉心保护，说明了日本皇民化政策的破产。片尾台湾光复前夕，山民阿云叔激动地书写了“还我河山”的条幅，真实再现了当年广大台湾民众对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热切期盼。
对被殖民者复杂身份与情感的探讨
1990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派系斗争日趋激烈，民进党以台独纲领对抗国民党的国统纲领，台湾的统独意识尖锐对立、族群分裂日趋严重。台湾社会充满了身份焦虑和价值迷惑，整个社会潜伏着深刻的认同危机。这种社会分化和身份分裂在某些情境中被历史地追溯到日本“皇民化”殖民政策对台湾社会的残害和遗毒。
台湾著名文学家叶石涛在回忆自己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经历时说：“我只知道，我好比是双重人格的人，在学校，在社会的公开场合里，必须讲日本话，一举一动都要像日本人一样。回到家里，我们又换了个人似的，把日本人的一切关在大门外，过着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说台语、拜公妈、去庙宇烧香，以及偶尔听一些长辈所说的有关中国大陆的传承和故事。”⑦ 这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的一代台湾人真实的处境，所以“皇民化”政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影响深远而复杂，给台湾人民造成的伤害迄今仍未痊愈。
就电影而言，对于日据时期生活“体验”的追忆和记述，因创作者的认知和立场而异，呈现为更加多元的影像生态。《戏梦人生》以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贯穿整个日据时代的人生经历为题材，从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中折射台湾的被殖民历史。导演侯孝贤拍摄这部影片是出于一种深切的文化关怀。他以《戏梦人生》探索“一种对中国传统魂萦梦牵的感觉”，并从李天禄身上印证“像忠孝节义的观念，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蕴涵。影片在清晰地表现了对古老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指归的同时，并没有简单地将台湾所遭受的日本殖民文化遮盖，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影片中李天禄也经历了强制改姓、禁说台语等皇民化运动，但他对日本人似乎没有非常清晰的殖民者概念，与日本人的关系是很现实的，与尊敬他的警察课课长关系较好，而与歧视他的队长久保田摩擦、冲突较多。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戏曲因为传载着中国的忠孝节义观念被日本人禁演，为了生计，李天禄参与了日本人的“演剧挺身队”，为日军做宣传。但日本战败时，他也欢欣地演戏庆祝。他没有将民族大义作为己任。只是一心爱戏演戏，却也在戏梦人生中传承了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影片试图从普通民间艺人的命运中透视殖民时期台湾人身份认知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殖民战争不仅残害殖民地人民，同时也伤害了日本的普通民众。在殖民统治期间，许多日本人被迁移至台湾，他们的命运往往也是曲折多舛的。台湾民众与普通日本人在交往中往往会产生出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特殊情感。《悲情城市》中有几段关于日本人的情节安排，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情感。影片以时空跳跃的手法，唯美地叙述了台湾革命青年宽荣与日本在台教师小川静子及其哥哥的相识与相处，表达了他们之间彼此同情、信赖、关爱的感情。小川静子托宽美将哥哥的竹剑、诗作转交给宽荣作为离别礼物的场景，宽荣、宽美、文清一起看诗的画面，静子为孩子们教唱日本儿歌《红蜻蜓》的镜头等，不仅表现了中日普通人之间特殊的时代忧伤与不舍情谊，而且蕴含了一种丰富复杂的“另类”思想情感。这些情节基本上是基于民间的、符合历史的影像表达。
不过，也有少数影片在表现与殖民者关系的时候，出现了错误的身份认同倾向。《黄金稻田》虽然也表现了中国人抗日的苦难，但对日本“大和精神”的倾心暴露了部分台湾人身份认同的错乱。影片在内容和手法方面都有美化日本侵略者的严重错误。《天马茶房》则刻意将光复前后的台湾进行对比，将日本人塑造成彬彬有礼、对台湾民众态度温和的绅士，而国民党官兵被刻画成粗鲁蛮横、贪财怕死的猥琐形象，影片这样的处理不仅流露了对日本殖民者的好感与留恋，甚至带有某些“台独”倾向。这样的影片以偏颇的历史观、解构历史真实，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错误思想。
三、关于日本的后殖民批判与想象
后殖民理论大师法农指出，独立后的殖民地最重要的是要解除心理上的殖民，而非只是争取表面的政治解放；不只要重视外在革命——去殖民，更应致力于内在革命——去异化⑧。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如推行国语、恢复传统教育等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但其在应对复杂政治情势时采取的错误政策，导致台湾民众对当局的严重反感，甚至发生了像“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给台湾社会留下了“去殖民”的痛楚。致使台湾社会未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及时有效地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不彻底的“去殖民化”导致台湾社会遗留了某些“后殖民”病症。学界关于后殖民的论述有着多重意义，“除了表示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以外，还意味着殖民经验的延续——殖民母国文化的霸权式影响，使殖民遗迹并没有因为殖民主人的离去而消失，因此造成了殖民记忆的空间化。后殖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而且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延伸。后殖民情境并不止于殖民地独立之后所进入的历史时期，同时留下殖民经验与记忆铭刻于本土文化之内的痕迹，并与本土传统文化未曾变形的部分产生互动关系”⑨。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为日本后殖民文化的复燃与入侵铺设了温床，也为台湾电影关于日本的“后殖民”想象预留了空间。
乡土电影中的“后殖民”批判
1960－1970年代，台湾政治、经济严重依赖美日外援，使得光复不久的台湾又陷入后殖民文化境地，社会上弥漫着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不良风气。于是台湾文化领域的进步人士发起了本土反思运动，以乡土文学的创作与讨论，唤起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觉醒、对殖民文化的批判，激发了文化界对台湾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也深刻影响到当时的电影创作对日本的态度。1980年代，根据乡土小说改编的新电影对广泛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后殖民现象进行批判。《儿子的大玩偶》中“小琪的那顶帽子”是最具控诉意涵的一段。1964年的台湾社会依然很落后，但在生活节奏缓慢的乡村却有两个年轻人在推销高价的日本快锅。影片的两条线索相互映衬、互为转喻：主人公林建发为村民示范用快锅炖猪脚，引发了爆炸；王武雄在好奇心驱使下揭开了小琪的帽子，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其寓含在于，虽然台湾民众对日本快锅根本没有实质的需求，可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制于日本的台湾却不得不接受外来产品的强迫倾销；小琪帽子底下的癞痢头，就像是光复后的台湾，设法意欲掩盖不堪的过去，但最终还是暴露了并未完全摆脱的殖民包袱这块“疮疤”。影片在王武雄悲愤地撕毁、丢弃日本快锅宣传海报的大远景镜头中结束，将批判意味推向了高潮，不过画面中渺小的人、很快被风吹散的碎纸片的画面，以及林建发生死未卜的结局，似乎又显示出对台湾能否对抗强势外国文化侵略的无奈与困惑。《莎哟娜拉·再见》中随赴日观光客回台涌入的日本货、台北街头闪耀着日本商品广告的夜市、列队流入台北的日本“买春”队伍、台湾模仿日本人的装扮等画面，显示出后殖民时期日本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台湾进行的渗透和控制。影片将日本对台湾高压殖民统治的闪回、黄秋雄教学生记住《马关条约》、在火车上痛斥日本人篡改“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与日本对台湾新的经济、文化入侵的现实和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有亲日倾向的父辈相对照，深刻地反省和批判了日本后殖民对台湾社会、文化以及民众心灵的侵略与伤害。陈映真认为这部影片“是数年来台湾新电影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值得一切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青年和市民注意。它在台湾的卖座程度，直接表现出中国人对近代史中中日关系的态度”⑩。
混乱史观下的“后殖民”想象
1990年代，随着政治解严以及亲日派李登辉的执政，所谓台湾“主体性”、“本土化”的论述逐渐成为社会潮流。1996年，“台湾岛史”观念与“同心圆”理论被应用于“认识台湾”教科书，教科书以台湾为中心，将台湾历史以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形态呈现。有台湾学者指出：“这本教材把台湾的历史编成了日本总督史”，“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必须用这种立场来认识台湾”(11)。然而错误的历史认知和混乱身份思维在1990年代后的台湾日益显现，并且影响了台湾电影对“日本”及“后殖民”的表现。
影片《多桑》是关于台湾殖民后遗症问题的呈现，日本以及和日本相关的话题处于影片的中心。“多桑”是日语“父亲”的发音。影片中的父亲，在台湾光复后仍停留在殖民时期的思考模式里，继续尊崇日本：偏爱日产的收音机、喜欢听日语广播、与朋友上日式酒家、拉手风琴唱日本歌、爱看日本电影、偏好日本女人，甚至骂人的脏话都用日语，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日本朝拜皇宫与富士山。多桑混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印证了法农所谓的后殖民社会“自怨自艾或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影片中的大儿子文建作为导演的代言人与影片的叙事者，流露出的对多桑爱恨交织的多重心情，也增加了影片的暧昧复杂性。
卢非易认为1990年代的台湾民众身处在类似“大风吹”的换位竞技中，社会以及反映社会的电影，就会出现奇异复杂的认同游移现象(12)。十多年后的《海角七号》再次见证了类似政治背景下复杂多变的认同游移现象。
《海角七号》中淳朴传统的乡土民风自然就能令人联想起曾经辉煌的台湾乡土电影，但其对殖民社会的追忆与“想象”，显现出某些后殖民文本的特征。影片以两段相隔60年的爱情故事为叙事线索，将前殖民和后殖民进行时空对接，两个都叫“友子”的女子，两段同样感人的爱情故事，将台湾与日本纠结在一起，这种情节的巧合安排表明了创作者对于历史的认知立场与想象取向，为殖民时代的回忆披上了美丽的外衣。这种殖民记忆实际上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想象。
小镇恒春要为日本“疗伤”歌手举办演唱会，民意代表则组建“在地人”乐队热场，演唱会现场观众对日本歌手的热情欢呼，反映出了日本对台湾的后殖民式影响与“控制”。影片中许多引发争论的细节，比如老茂伯邀请友子时流利的日语表达，大大母亲对日本人的爱怨隐情，阿嘉与日本歌手同台演唱时的狂欢场景，似乎都在刻意营造关于日本的美好想象。其实，这部影片如此暧昧复杂的叙述，与台湾近年来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自从李登辉执政以来，推行“亲日”政策，强调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使得台湾社会在殖民历史的认知上发生了严重偏误。陈水扁则以“去中国化”和台独路线为操弄政治的手段，肆意挑拨族群关系、扭曲身份认同，使得台湾社会陷入文化判断的迷局。我们不主张对《海角七号》进行过度的政治释读，认为其本质上是一部回归大众叙事、传承乡土写实的新乡土影片。但是对于其中日本形象的书写，还需要放置于台湾特殊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氛围中进行把握。
实际上在2008年前混乱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还有不少影片涉及了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复杂纠葛。2002年，吴米森导演的《给我一只猫》中，日本人武田真治饰演的男主角竟然是一个只讲日语的台湾人，而且他深信自己就是日本人投胎转世。2007年，张作骥导演的《蝴蝶》借原住民子女寻根与黑道寻仇的故事讨论台日历史血脉的问题。2008年的《斗茶》借助“茶”将远古时期的中国与日本、历史与当下结合，影片在斗茶传说，家族传承，爱情、亲情纠缠的表层故事之下，影射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是一部别有寓含的影片。《一八九五》以重现客家人抗日为叙事主线，但是影片最后，透过日本森医官的旁白“战胜并不是荣耀的事，凯旋的队伍应该以丧礼的仪式进行”，流露出在后殖民时代重塑历史的企图。
结语
台湾电影选择以何种形式再现殖民历史，如何通过对历史的表现来认识当下现实，特别是以何种态度与立场来书写其中的日本“内容”，这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过去的记忆、对身份的认同。从早期李行、丁善玺等创作的宣扬民族大义、内容单一集中的抗日影片，到20世纪80、90年代，新电影主将们对殖民经验的多元化写作，乃至近期出现的一些立场偏颇的关于后殖民论述的影片，台湾的影像叙事体与社会历史之间实际上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互文性”关系。所以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方式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电影学范畴，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9-07-07
注释：
① 王丰：《〈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海角七号〉绝对是一株大毒草！》，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67852.html。
② 许介鳞：《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台湾《联合报》2008年9月25日。
③ ［法］马克·费罗：《电影和历史》，彭姝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3页。
④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3页。
⑤ 洪帆、张巍：《隔岸观火——台湾电影的“后独立时代”到了？》，《电影艺术》2009年第3期。
⑥ 黄静嘉：《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4页。
⑦ 叶石涛：《走向台湾文学》，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版，第1－2页。
⑧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页。
⑨ 陈儒修：《电影中的台湾意识：殖民论述与殖民记忆》，载简瑛瑛主编《认同·差异·主体性》，台北立绪文化1997年版，第162－163页。
⑩ 陈映真：《台湾第一部“第三世界电影”——〈莎哟娜拉·再见〉随想》，台湾《中国时报》1986年1月26日。转引自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344页。
(11) 参见夏潮网《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参考文件》，www.china-tide.org.tw/history/knowtw_main.htm。
(12) 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台湾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4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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