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经济与布罗代尔的现实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布罗论文,现实论文,经济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3-0105-10 近些年来，文明的观念在学术界与大众传媒中获得了较多关注，这主要是缘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伊斯兰重新崛起的角度理解国际政治风云，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之间的较量。然而，在20世纪初，有些历史学家例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早就讨论了文明概念及文明史的写法。斯宾格勒秉承德国传统，将文明(Zivilisation)和文化(Kultur)对立起来，认为文明代表唯物主义、工业化，而文化是价值和精神的表现，不应存在优劣之分。汤因比则言明了大写文明和复数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认为“一些文明产生又消逝了，唯有大写的文明得以持续”。[1]这些史家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表述，忽略了文明要素的丰富性。 到了20世纪中期，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1949年初，《地中海》问世，从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体的趋势”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结构的关注，他将经济体系、国家、社会、文明的历史纳入视野加以考察，认为它们比事件要慢。[2]1959年，他在《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一文中批判了基佐、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史家的文明观之后，提出历史学应面对现实，而文明研究应打破学科分界。1963年，他又出版了《文明史纲》，纵论东西方文明的变迁，从地理、社会、经济以及集体心态的角度将西方文明界定为趋于理性主义的，且因此摆脱了宗教生活的干扰。1967年，他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第一卷中，重拾40年代的想法，将文明界定为文化财富之间建立起来的秩序。1986年，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中，将法兰西区分出次级文明、区域文明等，由此认识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 学界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资本主义，即使谈到他的文明观，也未曾考虑到布罗代尔与前贤存在“互动”的地方，更未触及他的时代处境和生活经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①本文侧重从经济与文明之关系的角度审视布罗代尔对文明的定义及其产生的意义，特别述及他忽略创伤事件、刻意遗忘穆斯林等的原因，指出他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观念差异是受到了现实的促动。布罗代尔从跨学科和历史比较角度展示出的文明-经济分析，对深化布罗代尔的著述以及研究其他史家的写作路径有着方法论意义。 一、延续与断裂 布罗代尔比较早地关注到了文明问题。1937年，布罗代尔与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相遇，就借鉴了莫斯关于文明要素和形态的说法，将之运用到《地中海》。早在1902年，莫斯在《社会学年鉴》就开辟了“总体文明和文明的形态”专栏，从民族志的角度探讨文明的单复数问题。1913年，莫斯在《论文明概念》一文中主张，不存在“那种孤立的事实，而是一些复杂和相互依存的系统，它们没有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中，而是在时空中地方化了”。地中海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某种伦理场所”，“潜在一些民族国家中，且每种民族文化都是特殊的”。[3]莫斯的文章只有5页，也没有界定什么是文明，但他指出了一点：文明与政治组织不同，不同的政治组织，例如民族国家，可能为了自身目的运用某种文明。布罗代尔在这一时期从地理的角度看文明：“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统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4]布罗代尔将文明与山、宗教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认为文明无法像地理环境、宗教那样易于控制。这种表述揭示了文明不同于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政治形态，因为后者存在“政治边界”，而文明是没有边界或只存在象征边界的。布罗代尔和莫斯都认为文明不存在实质的边界，不同之处在于布罗代尔认为文明之外的人或族群是野蛮的，即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 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1929年5月，亨利·贝尔召集历史学家费弗尔、社会学家莫斯等人探讨文明概念的历史，拒斥了文明即进步的观点。在《文明：语词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费弗尔回顾了“文明”一词的来龙去脉，其中还特别分析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认为“文明”所包含的“进步”观念。费弗尔强调法国史中的创伤，认为“要建构法文中‘文明’这个词的历史，实际上就意味着要重构法国人民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至今，所取得与经历的所有革命中最深刻的阶段”。[5]在费弗尔看来，衡量文明的尺度和标准不在于看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在于通过正义和秩序来构造一个共同体或社会；进步概念部分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18世纪才得以确立。他们都认为文明并非等于进步，因而也不是进步史观的代表。这种认识的形成与费弗尔、布罗代尔所处的社会情境是分不开的。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未了，资本主义世界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费弗尔等学者讨论文明问题，是要回答法国文明在世界之中的位置及其向何处去。布罗代尔这时是要批评二战后人们对法国文明的失落情绪，所以文中多提“借鉴”“抵制”，只有这样“文明的寿命”才会更长、更持久，才能走向“现代人文主义”。[6]在文明作为事实和文明作为价值之间，两位学者分属不同的立场：费弗尔强调文明作为一种价值，用来指某一人群的集体生活。 布罗代尔认为文明首先是文化的各种特征和现象的总合，因而强调文明作为事实的一面。他的这种说法将文明抽象化，不再局限于科技、道德和宗教层次。他还尝试性地给文明下了一个“排除任何价值判断”的定义，即文明是个文化区域，有一个场所。这种表述承接了莫斯的提法，只是没有提及“伦理”的一面。从地理范畴上说，区域有自己的中心和核心、边界和边缘(这与“经济世界”的概念相通)。文化区域中的那些文化特征“构成了文化一致性的最初标记”。其次，那些文化特征在文明之间相互输出、借鉴。这种不间断的交流，赋予文明以活力。然而，并不是每一次交流都能取得成功，因此文明之间存在相互“抵制”的情况。《物质文明》(第一卷)“中国的双重家具”一节，他就举过一个例子：公元2至3世纪椅子传到中国，但到13世纪才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因为接受椅子需要一套新家具，如高桌子，还有一种新的坐姿，即“一种新的生活艺术”。这些在日本就被盲目地拒绝了，因为“传统的文明忠于它们习惯的生活场景”。[7]在布罗代尔看来，西方文明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利用各种文化的优势，从各个方向吸收营养，甚至向“已死的”文明借鉴，通过收受、借鉴和迁移，西方文明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这才使自身光芒四射，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8]这里讲的是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有别于《地中海》以地理为基础来看待文明的缓慢变迁。 《文明史纲》虽然强调上述这一点，但还发展出作为“社会的”“经济的”“集体心态的”文明。[8]社会与文明之间关系密切，城市的存在是文明区别于文化的外在指标。经济方面，物质和生态条件在决定文明的命运上起着重大作用。在集体心态上，宗教是文明中最重要的特征，且一直是文明的中心问题。在布罗代尔看来，只有在长时段中研究文明，才能发现在经济和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珍贵遗产。因此，他将世界划分为非洲、远东、东南亚、伊斯兰、前苏联和西方六大文明，与汤因比的26种文明划分区别开来。 这里就涉及一种转变。例如，在1949年初版的《地中海》，他主要是规范长时段，侧重描写地理环境对塑造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在这一时期，他将文明界定为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是利用、转变甚至添加自然资源。1959年，他又声称文明等同于历史，文明史等同于通史，同时将文明理解为复数的。[10]1967年，他在强调文明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又说到：“文明在成千上万种乍眼看来互不相关、而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的文化财富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说秩序。”因此，他游走于社会文明和经济文明之间，并主张“后者与前者相辅相成，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11]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存在矛盾之处，他强调文明的不同侧面，因为他试图区分大写的文明和复数文明。 文明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那就是跨学科和历史比较法。布罗代尔认为，文化和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紧张关系，对文明概念威胁较大的却还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对它的使用。②因此，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对话成了布罗代尔展开文明论述的方式，例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对话。布罗代尔关注“无意识、日常生活、结构、深层”，但他从事的研究却是有意识的层面，属于“热社会”，斯特劳斯关注属于“冷社会”的原始人。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则是“那些不受疾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也就是理解历史的模式，或“几个互有联系的解释体系”。[12]结构是静止不动的，受政治实体的制约。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财产权和经济法规，则依赖于或局限于政治实体。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布罗代尔着力的是历史的模式。其实，我们可以把斯特劳斯和布罗代尔的差别看作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同时社会学在文明分析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提出了更一般的问题。[13]对于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这里的社会学，首先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其次是注重经济视角的德国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桑巴特，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至于历史比较法，最不寻常的是，在1967年的《物质文明》中，布罗代尔试图将欧洲文明、东亚和美洲文明的饮食、服饰、住房和家具的历史放在一起比较，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将文明复数化了，因而尤其认可文明的相对价值。 总之，文明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前者，它需要“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合作。[14]对于后者，布罗代尔所说的文明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层次：文明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代表着高度的选择性；大写的文明是世界历史的最高形式，复数的文明是作为一种地方现象；“文明的进程”在微观层面，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实现；文明受一系列特殊的价值主导，因此在社会现实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冲突，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 二、事件的选择 1572年成了法国乃至欧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因为造成王国传统断裂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地中海》中译本全书近2000页，却未提及这一惨案，尽管它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时的中期，且它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件大事。既然如此，就得思考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惨案。是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支撑布罗代尔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叙述吗？还是发生在16世纪的这场屠杀不够惨烈？这些并非布罗代尔不记载此惨案的原因。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谈到了拒绝的原因，他“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而是就个人而言，“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③布罗代尔是将现在作为他的考察起点，在考量了整个地中海的过去和法兰西的现在的基础上，在考量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之后，才更新为没有“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地中海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死亡是那些可以化为缓慢变化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事件，而无关于当时的死亡率和死者的国籍。 为了服务于他的长时段，布罗代尔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将能够服务于短时段的“惨案”忘记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指责布罗代尔忘记了事件，忘记了“惨案”，因为诺拉的“事件的回归”早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与结构有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在真正的现代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性。[15]事件并非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圣巴托罗缪惨案”也不是所谓的“浪花”，而是使法兰西再次分崩离析的大事件。 遗忘、选择事件在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勒南就指出： 遗忘行为——我是说历史上的错误——在民族创建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研究的推进对民族来说通常具有威胁。事实上，历史研究通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16] 在勒南看来，有必要维护民族共同体，提倡共同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勒南在1882年3月11日巴黎大学的讲座《何谓民族》中还提到：“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还有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④布罗代尔和勒南都试图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以构建法兰西的民族统一性。对现在来说，“要忘记”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认同。也就是说，这种试图忘记令人悲痛的死亡(包括暗杀、处决、战争和大屠杀等)都要求我们以现在为中心，从不愿承认的阶段到情绪激动的阶段，最终抵达新的自我-世界阶段。勒南排除杀戮者和被杀戮者，是为了保证“准确地”建构出他心中所设想的民族谱系，同时也是就普法战争战败后面临的阿尔萨斯问题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维护法兰西文化记忆的基础。因此，勒南提到要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和“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而不提“1871年巴黎公社”。布罗代尔则强调民族特性应该以民族统一为条件，“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从而完成民族团结才是值得关注的。反观布罗代尔和勒南抹杀法国史中的暴力记忆的做法，可谓崇尚二次暴力，也算是一种暴力行为。 以上谈论的是他对政治事件的选择。文明的某些要素无法与政治实体的边界取得同步发展，例如贸易、工具、科技、货币，它们与经济紧密相连。布罗代尔强调，小写的文明存在经济的维度，甚至经济成了文明的核心要素，另外一些要素则是宗教、语言、艺术和科学，它们超越了政治边界。在布罗代尔看来，文明-经济的核心在于“工作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布罗代尔用了“物质文明”一词，指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它构成了更高层次的经济生活(例如财政金融和投机倒把)的基础。 因此，这里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角度，讨论布罗代尔对事件的选择。布罗代尔在讨论文明与经济关系时试图向韦伯致敬。他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因而是其他文明的榜样。与韦伯强调政治、艺术和宗教的理性不同，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文明，而非只是证实某种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不一定有政治边界，但它有象征性的边界：“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比物质生活更加粗暴地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17]资本主义的诞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领主制的废除；土地经营被纳入商业网络；经营管理制；雇佣无产者做基础。他以东欧的“二期农奴制”为例，认为它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变种，有利于东欧的发展。布罗代尔否认中国文明存在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机器监视着一切，对“资本家”持敌对态度，而旅居南洋的华侨中存在某种殖民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误解。[18]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论述到18世纪便戛然而止，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正在写《法兰西的特性》，更重要的可能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长时段的结构，又是复杂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不提纽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崛起。 布罗代尔探讨西方文明，尤其关注反市场是如何可能阻碍民主的施行的。倡导市场规律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政治、法律和文化现象。文明世界和资本主义相互汇合，相互帮助，频繁、方便的经济交换有利于文化的统一，“文明本质上主张守旧和反对革新，因而对市场、资本和利润一般持否定态度”。[19]有意思的是，文明的西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例如政治中的民主观念，法律中的反垄断法和破产法，存在不同步的境地。因此，这里有必要区分西方文明和西方化(现代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词)。在布罗代尔看来，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世俗性、对话代表西方文明，而西方化是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无意识接受。于是，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结构“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20]单数形式的文明因此丧失了它的权威性，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才是时代的潮流，从而将文明相对化了。 市民社会意味着抑制暴力和权力，法律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中心的位置，因此法律文明和社会文明、经济文明一样重要。布罗代尔在书写文明史时，有选择地考虑历史事件，不讨论法律，例如他不考虑“大屠杀”的危机，不讨论市民法对近代早期民众的影响，不讨论美国史上的西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复仇、正义不是他论述的重心。于是可以这样问：选择的不公正是否会带来解释的不公正？答案是否定的。选择是否公正在于是否坚持同一标准选择事件。我们在《法兰西的特性》中看到他排除了“圣巴托罗缪惨案”，也排除了法国大革命，《文明史纲》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也没有考虑宗族或家族在稳定地方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他坚持一种选择标准，从而在著作中将长时段观念一以贯之。在他看来，文明史的写作可以不考虑“创伤”。顺着这种思路，文明可以界定为一种文化秩序，它为行动者自身定位，且由经济、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五大要素组成。因此，研究文明，有必要应用比较和跨学科方法，坚持长时段的观念。 三、现时的关照 有学者指出，总体史“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其灵魂所在”。[21]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总体史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但方便操作落实吗？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弗朗索瓦·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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