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中拉党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关系论文,中拉党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来重视与外国政党的友好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对外工作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对外关系不断发展，形成了“知交尽四海，万里有亲朋”的可喜局面。拉美是中共发展政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地区。目前，中共已同138个国家的34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其中拉美国家和地区政党108 个）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展望未来，中共与拉美政党的关系将持续、稳步地发展。
一、政党外交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总结历史，正视现实，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概括，并提出新的国际战略思想。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共对政党外交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一）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内，中共认为时代的主题是革命与战争，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直至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认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0年代以来，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时代问题做出新的分析和判断，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1984年5月， 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同年10月，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85年3月， 他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已成为全党的共识。8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在分析国际形势时都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这已经成为中共制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
（二）国际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建国以来，中共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多次调整国际战略。50年代，中共推行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70年代，推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进入80年代，邓小平改变了过去推行的国际战略，特别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 年来，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战略。江泽民主席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三）政党外交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方面的重大变化。
众所周知，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等人提出党的对外工作目标是“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批判和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明确提出党的对外工作目标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中国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多做贡献。
（四）提出关于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在不断拓宽与各国政党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1.独立自主。维护和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中共充分尊重各国政党独立自主的地位和权利，认为各国政党和人民有权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党之间的差异甚至分歧，不应成为党际交流与合作的障碍。对于分歧和矛盾，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2.完全平等。中共认为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世界各国政党，无论大小或新老、执政与否，都应相互平等相待，任何政党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做法强加于其他党，都不能对别的党发号施令。
3.互相尊重。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中共认为首先要尊重别国政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对方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党情制定的内外政策。各党的经历和处境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不能强求一律。互相尊重还包括相互学习和借鉴有益的经验。
4.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共认为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党自己去处理，既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预和强制，也不允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不利用同一个党的关系去针对第三党，也不利用党的关系干涉别国的内政，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五）对外交往的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朋友越来越多。
过去，中共对外交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强调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50年代，中共主要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往。60年代中苏大论战后，中共认为那些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政党是修正主义或半修正主义的，因而同它们的关系逐步疏远。“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同多数老共产党中断联系，重点同那些从老共产党中分裂出的拉美“左派”党发展关系。这些左派政党多数在国内处于非法地位，影响不大。因此，在这期间同中共交往的政党越来越少，工作范围越来越窄，也影响中国同一些国家的政府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主张不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历史恩怨，同世界上一切愿意与其交往的政党建立和发展关系，并且逐步将工作重点放在同各国执政党、参政党以及主要在野党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因此朋友越来越多。目前，中共已与拉美地区32个国家、3个未独立地区的108个政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民族民主政党88个（包括社民党30多个，基民党10多个），它们多数正在执政或曾经长期执政。此外中共还同20个新、老共产党保持联系。从分布范围看，目前，中共同拉美19个建交国的多数执政党、参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都已建立了关系，还与13个未建交国的30多个政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同时，中共还与拉美政党的主要地区性组织（拉美政党常设委员会、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拉美中左翼政党组成的“圣保罗论坛”等）建立了友好关系。
政党交往的方式由单一转变为灵活多样。过去，中共与外国政党交往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外国政党派团到中国访问、参观、学习，很少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交往。80年代以来，由于中共交往的主要对象是执政党、参政党和主要在野党，各国共产党也已逐步成为合法政党，因此党际交往比过去方便得多了，可以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联系。双方代表团来往频繁，规格提高。拉美政党每年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由80年代的10多批增至90年代的20批左右，最多的1993年曾达到33批。据笔者初步统计，1990年1月至1998年10月， 拉美政党派出的各种访华团累计达170批左右，多数由党的主要领导人率领。从70年代末开始， 中共应拉美政党邀请，每年都派出数批党的代表团回访。1979年至1997年年底，中共先后派出70多个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最近几年，中共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团出访拉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于1994年和1997年两次访问拉美，先后访问了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近几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温家宝、黄菊等同志曾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此外，双方代表团还利用参加某些国际组织或其他政党举办的会议和纪念活动进行交流或会谈；双方每逢党的重要会议或节日互致贺电或贺信，通过各种渠道交流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交流文件和报刊资料，中共派学员到拉美政党举办的干部学校学习考察，等等。
（六）政党交往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
过去，政党交往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对话，主要是相互探讨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80年代以来，政党交往的内容不断充实。双方领导人在交往和互访中，交流对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等问题的看法；各自介绍本国政治经济形势、治党治国的经验和体会；探讨、考察与交流发展经济，引进及利用外资和外债，治理通货膨胀，大中型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就业培训，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商讨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合作问题，并为经济部门做牵线搭桥工作。
二、中共与拉美政党的新型党际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根据拉美国家政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通过党际关系，在拉美政界上层以及各阶层中结交了大批朋友，增进了友谊。这对促进国家关系正常化和稳定发展，促进中拉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中共重点同拉美执政党、参政党以及主要在野党交往，以保持国家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拉美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制，由两个或几个政党轮流执政，且一些政党内公开存在不同派系。政府领导人更迭比较频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本着广交朋友、突出重点的原则，一直坚持同拉美国家执政党、参政党及主要在野党交往，争取它们都成为中国的朋友，使拉美国家在政权更迭时，能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如阿根廷，在军人政府时期，中共就同这个国家的两大政党——正义党和激进党建立了联系。1983年10月在阿根廷举行“还政于民”的大选前夕，本国舆论普遍认为，激进党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但中共仍然邀请激进党领袖阿方辛率团访问中国。大选结果出人预料，激进党竟然获胜，阿方辛当选为总统。他在新任总统后，为了感谢中共在其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友谊，派出阵容庞大的激进党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在执政期间积极推动两国政治经济合作。激进党执政时，中共仍然积极地同处于在野地位的正义党保持友好交往。1989年5月正义党获胜，梅内姆当选为总统。同年11月， 正当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时，正义党派临时议长爱·梅内姆（总统胞弟）率团访问中国，并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于1990年5 月访问阿根廷。1990年11月，梅内姆总统访问中国，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1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此后，两国高层来往频繁。1994 年应正义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率中共代表团对阿根廷进行了访问，梅内姆总统亲切会见，表示希望正义党与中共沿着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道路继续前进。胡锦涛在这次访问中，还会见了激进党主席阿方辛等领导人。目前，中共同阿根廷的两大政党都保持着友好往来，两国关系也平稳发展。又如智利，在军人政府时期，不少政党对中国继续同智利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表示不满。80年代智利开放党禁后，中共先后与基民党、社会党、激进党等主要政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通过访问和交流看法，消除了误解，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近几年，这些党在智利联合执政，智中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都持续稳定发展。
（二）发挥政党外交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未建交国政党工作，为建立国家间的关系创造条件。
8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同中国建交，政党工作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例如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在同中国建交前，中共就与这两国的主要政党建立了友好关系，结交了一批友好人士。这些人士在本国议会中做了大量有益于中拉友好的工作，组织议会和知名人士访问中国，使议会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这就在政治上、舆论上为上述两国与中国建交创造了有利的气氛。可以说， 政党和议会对推动玻利维亚、 乌拉圭先后于1985年和1988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0年代以来，中共加强了与拉美未建交国政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1998年10月，在拉美14个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除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外，其余13国的32个主要政党已与中共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1992年1月至1998年10月， 中联部曾派团出访拉美11个未建交国，并接待了36个来自拉美13个未建交国的政党代表团。通过互访和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友谊与合作，为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逐步奠定基础。如洪都拉斯两大政党（自由党和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访问中国，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要求两国建交的呼声日益强烈。巴拉圭是目前南美洲惟一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其执政党红党以及在野党真正激进自由党、全国会晤党、二月革命党等均已与中共建立了联系。近年来，这些政党在议会达成共识，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松动对中国的关系。1997年海地主要在野党民族主义革命进步党总协调员访问中国时，向中共有关人员表示，通过这次访问，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海地应该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回国后要发起成立海地与中国友好协会，推动政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三）广泛和深入地交朋友，争取对中国友好的力量。
政党外交不处理政府间事务，较少受外交礼节的约束，可以较广泛和深入地交朋友。拉美国家的多数政党实行领袖制，重大决策出自党的主要领导人或党内几个核心人物。许多政党领导人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今天的政党领导人或议员，明天就会成为政府要员甚至国家元首。因此，做好交友工作，特别是同重要政党领导人交朋友，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有利于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80年代以来，中共既重视同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政党领导人交友，也重视同在野的政党领导人交友；既与政坛元老保持联系，也注意结交政治新秀，使党际交往后继有人。80年代以来，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先后共有13位总统在当选前曾作为党宾访问中国。他们在访问期间，曾同中国党政领导人进行了亲切和坦率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友谊。他们曾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同各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交谈，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当政期间，在推动发展中拉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97年以来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班塞尔、哥伦比亚总统帕斯特拉纳和厄瓜多尔总统马瓦德等，过去都曾作为党宾访问过中国。他们在当选总统后，都表示要积极推动本国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四）政党交往促进了中国与拉美议会及民间团体的交往，增进了中国与拉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与中共交往的拉美多数政党在国内都有较大影响，与本国各阶级和阶层有密切的联系，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控制着国内主要的工会、农会，以及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中共与拉美政党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拉美各国议会及人民团体的交往，加深了中拉人民之间的友谊。民间友谊的增进，又推进了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
（五）通过党际交往，互相借鉴发展经济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与中共交往的拉美不少政党曾长期执政（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连续执政69年）。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都有过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特别是战后以来，拉美国家的经济经历过高速增长（50～7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80年代）、恢复与发展（90年代）的曲折过程，它们在选择发展战略，开放市场，经济改革等方面都有深切的体验。同时，拉美政党也十分重视中共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通过党际交往，双方可以吸取和交流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共在与拉美政党交往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介绍中国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针和政策，以及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经验，同时也注意考察拉美国家在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和外债，发展外贸，改革物价、税收和社会保障，治理通货膨胀，以及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经验教训。1995年7月，中共代表团访问墨西哥时， 着重考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教训。近几年，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黄菊等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时，注意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考察，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六）通过党际交往渠道，为促进中拉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牵线搭桥。
经济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党关注的焦点，拉美政党在党际交往中要求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共在对外交往中，注意为有关省、市和经济部门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信息和牵线搭桥。例如，洪都拉斯国民党前总书记卡丹于1991年率团访华期间，希望中国有关公司到洪都拉斯投资办厂，经中联部协助，佛山一家纺织公司通过实地考察，与洪都拉斯合资兴建成衣厂，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影响。199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巴西和乌拉圭时，考察了南美市场，感受到南美国家在资源和市场方面与中国有较大的互补性，双方在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方面的潜力很大，从而形成了加强广东省与南美国家经贸合作的构想，并促成了深圳市对外贸易公司向巴西和乌拉圭出口电话机等电讯设备。 1998年5月，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中共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时， 与古方探讨了有关吉林省在玉米种植、生物技术等方面同古方进行合作的事宜。回国后，吉林省迅速组团赴古巴考察、洽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古方签署了3个双边合作文件，赢得了古方的高度赞誉。 中联部所属中国经济联络中心，已同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党和企业开展了业务往来，为国内一些省、市和经贸团体牵线搭桥，促成了一些合作项目。
三、中拉党际关系展望
改革开放20年来，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共与拉美政党的关系稳步发展。目前这种发展势头不减。展望下个世纪，中共与拉美政党的关系将稳步、深入地发展。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一）中共与拉美政党具有加强合作的共同基础。
虽然拉美多数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但相互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拉美国家的政党制度及多数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共不同，但双方有许多共同点。历史上，中国与拉美国家有着相似的遭遇，都长期经历过外来势力的入侵和掠夺，都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进行过长期英勇的斗争。现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双方都希望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有长处和短处，有较强的互补性，要求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不结盟、反对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在联合国组织的决议案投票中，一些拉美国家与中国的一致率高达95%以上。（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242页，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相同的处境、共同的利益和使命，是促进中拉政党加强交往与合作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拉美是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共将进一步加强同这个地区各类政党的关系。
拉美是我们祖国同台湾当局进行外交斗争的重点地区。目前，台湾当局仍同26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拉美地区占14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伯利兹、巴拿马、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多米尼克、海地、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拉圭）。近年来，台湾当局为了保住这块“外交阵地”，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在拉美特别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强活动，李登辉等人相继出访这一地区，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政党领导人进行重金收买和拉拢。目前台湾在中美洲地区的投资已达3亿美元，近6年的贷款总额达5亿美元。在台湾当局的唆使下， 一些中美洲国家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台湾还竭力在同其无“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开展“弹性务实外交”，图谋同它们建立官方或半官方关系。为粉碎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阴谋，中共必将加强对拉美政党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同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党的交往。
拉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1997年统计资料，1996年拉美人均国民收入达3213美元，是非洲的5倍，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3倍。近几年拉美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有很大发展，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下世纪初，拉美经济将有较快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将大大加强，因此今后双方的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的发展，必将促进政治方面的合作和党际关系的加强。
（三）拉美各类政党更加务实和开放，都要求扩展对外联系，都有进一步与中共发展关系的愿望。
拉美多数已与中共建立关系的政党不满足于现有的交往水平，要求增加高层来往，充实交往内容，特别是要求增加经济合作内容；一些尚未与中共往来的政党，也有要求建立关系的愿望。
拉美政党要求同中共发展关系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拉美各国政府和各类政党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它们认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断扩大，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党希望通过政党交往，借鉴中国的经验。如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第一副主席吉列尔莫·贝德雷加尔于1996年12月访问中国期间对胡锦涛说：“玻民革运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注：《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第347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拉美许多执政党希望通过党际交往扩大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拉美国家的共产党看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深受鼓舞。1996年11月秘共（红色祖国）总书记阿尔韦托·莫雷诺访问中国时说：“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我们深受鼓舞。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说明中共是有胆略和智慧的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平衡力量。”（注：《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 第343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
第二，中共切实遵循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深受拉美国家各类政党的赞赏。它们认为坚持了这四项原则，各类政党都可以长期友好相处。
第三，通过多年的政党交往，中共在拉美地区的政党工作已有较好的基础，拉美各类政党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共的地位有了较多了解。它们认识到，与中共发展关系，可以促进中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全面发展；认为没有这种政党关系，国家关系是不完备的。
世纪之交，世界形势和政党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拉美各国政党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不少政党的政策取向趋同，政策更加务实，都把发展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摆在首要地位，希望通过党际交往，加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关系相互依存加深，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和活跃。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征途上，党的对外工作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中共将继续贯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进一步开拓政党外交的新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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