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民俗与粮食主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论文,主权论文,民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给中国人带来的一个巨大冲击是对粮食民俗的影响，其实质是对民族自养模式的冲击。过去中国人看不清自己的自养模式，随着西方粮食文化洪水般地涌入中国，使人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中国过去一直是农业社会，讲究自给自足，百般珍爱口粮；现在粮食市场化了，有些人忽然对口粮不在乎了，乃至鄙视了，甚至放弃了种粮。过去中国人的信条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曾经把粮食的物质实体与精神文化视为有机结构，用来决定人口构成和社会规模，保证基本国策的实施；现在由于受到环境污染、工业土地利用和食品掺假的打击，人们已对粮食产品产生了社会信任危机。这些变化，都促使人们对传统民族自养模式和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深层的思考。
(一)民俗对粮食农业结构的历史渗透
在我国历史上，粮食农业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生态季节的生产，二是重视多样化品种的平衡与互利，三是重视原产地的地位和权利。
重视生态季节规律是传统粮食耕种的第一要义，岁时粮俗相当丰富。中国的粮食生产对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依附性都很高，农民严格地遵守岁时节律安排生产，不像现在的高科技农业那样，利用技术手段破季生产。在质量检验上，农业社会也重视粮食产品与季节更替的一致性，对那些完全符合应季指标的优质精品，中国人还会赋予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以之敬神、祭祖，或者测试幸福，总之，把它当成精神文化的工具。
节约利用土地是传统粮食开发的共守原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我国各地形成了守土省地的民俗，并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建立作物多样性，保持地方生物链，创造了复式农业和综合农业，满足了日常需求，也抵御了很多自然灾害。这种土地利用原则是俭省而和谐的。
赋予原产地权利是传统粮食经营的内部秩序。在传统社会，粮食的消费和交易由是否出自公认的原产地来决定粮价和行情，当然，过去的这种公认是通过神话传说方式进行的，它能保持原产地人民连年生产相同产品的质量和利益，这在今天也被国内老字号厂家和名牌国际企业所坚持。它在口头传统中发展，还生成了其他两个特点：一是形成了粮食崇拜仪式，塑造了中国人高尚的爱惜粮食的意识，养成了中国农民“以庄稼为王”的观念，人人以浪费粮食为耻；二是鼓励人们遵守节省土地的祖制，并以之为历史武器，抵御外来变化。在这种氛围中，原产地的粮食农业就有神圣性，其他地方的农民可以向原产地的农民效仿、朝圣和勤谨开耕，但不能替代原产地的地位和产品的价值，违背者是没有伦理地位和商业出路的。
(二)民俗对粮农生活传统的历史渗透
我国粮农的生活传统有三个特点：一是粮食仪式的传承，二是粮仓建筑习俗的传承，三是粮食运作伦理的传承。中国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农村生活的地域风情，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粮食仪式分日常仪式和节日仪式两种，是一种管理粮食耕种和粮食消费的观念系统和民俗活动。日常仪式指有一部分粮食管理被用做文化载体，是精神民俗，如上面提到的祭祀神粮。这种粮食不是给人吃的，而是被用来进行人神交往，在这种状况下，粮食起到的是祈福避邪、保佑生活平安和生产安全的作用。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粮食太珍贵，因此，它还被用来作为上好的礼品，在家庭、社区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这时粮食就不再是自我果腹的食品了，而成为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象征符号，有时它也被用来控制人口规模和社会结构。与之不同的是节日仪式，它被编织在农历岁时中进行，这种节日的要素都有明确的粮食标志物、土地利用规则和信仰内涵，还能对农业社会的粮食管理起示范作用。
节日仪式能传承历史文化，也能临时应急，在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有相当的效力。粮食原产地山西稷县和河南淮阳县一带，一般有春、秋两季仪式，吸引附近非原产地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而在非原产地，农民也有类似仪式，但没有社区规模和圣地影响。节日仪式向农民强调生产时序和社会秩序，是一种民间的自我管理方式。
中国农民对贮藏粮食十分重视，很早就有粮仓建筑，并作为民居建筑的一部分进行修建和巩固，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种“核心技术”。中国人还对粮仓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比如有库粮、军粮、新粮、旧粮、种粮、官粮等，涉及到政治、军事、阶级、文化各方面，从中能看出粮食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也是早熟而稳定的。中国人对粮仓的祭祀行为和保护制度也得到传承，至今还有填仓节。在一些产粮大省，围绕粮仓建筑，构筑了农民的生活中心和社交中心，粮仓成为社区重要的公共祭祀建筑。一般农民也以拥有粮囤为财富的象征。
中国人重视粮食是与社会伦理文化相统一的。它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化农业和家庭化农业中的粮食伦理原则。
汉语中把人使用的粮食叫“粮”，把牲畜使用的粮食叫“料”，可见是有区别的。儒家认为，粮食是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基本物质，应该通过保证粮食的供应，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和礼俗制度的运行。中国人还由此有“口福”的观念，讲究所谓“人以食为天”。在历史传说中，有不少文人才子十分重视“口福”，明代的徐文长认为为朋友帮忙最得意的一项回报，就是在朋友那里“白吃一餐饭”；在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长工郑老屁对白七爷最满意的奖酬就是“吃两个卷肉大饼”。当然，这些都是隐喻，但却能透露小农社会的福乐智慧。
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体制是农政制度，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化农业，其粮食管理和粮食运作是顺应国家统治的需求建构的。在这种体制中，粮食的分配与消费具有明显的阶级区别。仅从民俗上看，上、下层阶级的关系交叉点之一，就是控制粮食和请求粮食援助。上层阶级是控制粮食和自由享用粮食的主体，下层阶级是被控制和缺粮的主体，双方在无法达成合作协议时，下层阶级就会批评上层阶级“为富不仁”。从社会构成上说，有一种社会成分就是以解决口粮为目标而形成的择业群体，如从前的学徒阶层、艺人阶层、兵士阶层和僧侣阶层等，至今在中国的口头禅中，还保留着“吃粮当兵”、“吃粮学艺”、“吃粮出家”的说法。从政府管理角度说，过去把粮食分成私粮和公粮进行管理，也成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模式。那时农民缴纳公粮，正是通过粮食进行私领与公领的沟通的，这也是农民认同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及履行社会义务的一种方式。
中国传统农业的核心成分是家庭化农业，粮食对家庭管理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口粮的配额对家庭人口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在民俗上有很多描述，如民间戏曲《郭巨埋儿》和《耳环记》等资料都描述了中国基层家庭根据粮食判断家庭人口增减的观念和做法。过去在灾年来临时，还有贫穷家庭“鬻儿”、“典妻”等现象，今天我们从其深层次角度理性地看，这都是在人口与粮食之间求得资源平衡的做法。二是在口粮分配方面有家庭性别分工，一般男性从事与资源的强权和暴力维护有关的活动，女性从事计划用粮和与手艺加工有关的活动。三是把粮食当作家庭认同的媒介，如中秋的月饼，既是献给月神的文化符号，也是表示家庭团圆的物质实体。四是在家庭的人生仪礼中，粮食起到个体成员社会化的引渡作用，如在青春礼中，要用圆圈形的面饼表示儿童从此进入社会；在婚礼上，要用喜酒表示婚姻的社会合法性；在寿礼上，要用面条和寿桃表示福气在社会传递中的生成等。在这些仪式中，都有家庭中的权威人物帮助家庭成员过关，不能等闲视之。
(三)民俗对粮食加工业的历史渗透
中国人在粮食消费的环节上，十分重视粮食加工业，创造了很多营销作坊和美味食俗，这使中国人虽然拥粮不富，却讲究吃得开心。我国南北各地都有花样翻新的特色饮食，历史积淀深不可测。
粮食加工的分类，根据日常饮食、节日饮食、祭祀饮食、待客饮食和特殊饮食的不同情况而定，是中国人将粮产品与植物、动物、水力、火力、人力相组合的智慧结晶。这种结合的关节点是“火候”，是现代工业流水线无法模仿的传统手艺技能。在粮食产品服务业上，中国有很多老字号的历史名店，经年口碑不衰。它们也不像现代工业食品那样，搞批处理，统一口味，而是强调个性特色和信誉，使得中国饮食跨出国界，成为中外交流的成功载体。
(四)民俗与国家粮食管理
在正常年份，国家的粮食管理能解决社会人口的粮食需求，有些下层社会的地方特产流通到上层社会，得到欣赏和留用，部分粮食储备还能抵御小灾。但是，到了大灾之年，国家的正常管理便无能为力了，这时要靠国家政府开赈救济，提取节余存粮，保证人口生存和社会安定。另有一部分是国防军粮，完全由政府调动，以保障国家安全。在这方面，政府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都要节约粮食，这在中国这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崇尚节约型粮食管理的国家，国家政府也利用民俗管理推行粮食政策。在缺粮时期和缺粮地区，粮食被民间用来捍卫享用群体权利与社会认同，这种力量是非物质的，却是伟大的，它能造成团结共存，为国家安全所需要。它是在有限的生命资源中维护社会关系平衡的自养模式。
中国人在耕地和粮食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农业文明，它让中国人自给自足、自养自立、国泰民安。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这种模式受到了冲击，不过，一些好传统还在继续传承。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杭州），2006.1.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