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和陈寿的史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寿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论述《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史识方面的突出表现。全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于比较中见真情，于剪裁处寓深意，于实录中存褒贬。陈寿是一位富有才识的史学家，在三国两晋易代的动乱中，能在叙事中寄寓自己的见识，批判、揭露统治者夺权的狠毒与残暴。
关键词 陈寿 三国志 史识
陈寿是具有卓识的史家。但长期以来曾遭不公允的评价。历来研究陈寿所据材料主要是《华阳国志》和《晋书》本传。前者的记述比较客观，而后者有时用“或云”的字样，引用了某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导致对陈寿评价的不够公允。这些偏颇的议论，受到后世学者的非议。这里从另一角度来谈陈寿的历史见识。
陈寿在《三国志》中使用了对照比较、史料剪裁等方式，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看法，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这表现在：
一、于比较中见天下大势
以魏为正统的事，赵翼和《四库全书总目》都作了辨正，本已明白。从对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的评价上，更可以反映出陈寿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比如在《魏书·武帝纪》末尾的评语中说：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承认了曹操在天下大乱时借势而起的雄才大略以及用人处事的权术、法术与奇策之高于常人。他是从曹操取得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对其所作所为予以肯定的。至于其人之品德如何，竟至只字未及。这里看出陈寿以客观与冷静的态度肯定了曹氏的能力，却看不出对其为人的崇敬。在《蜀书·后主传》中对刘备的评论，则与曹氏恰成对照：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这段文字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他首先从为人品德上给先主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先主“有高祖之风”，这里俨然把先主作为高祖的继承者。那么，以蜀为正统的内心主张便不言自明。对于先主托孤孔明之举认为这是“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被看作古今君臣关系之最高风范，其赞誉也无以复加。但陈寿不愧为杰出的史家，他并不因崇敬而失去公正与冷静，他也大胆地指出刘备基业之不及曹魏，确也是能力差异所致。在言及此事时，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点淡淡的遗憾。他对先主的“折而不挠，终不为下”，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这是因为，曹操等已经觉察到刘备是他角逐的对手，即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那么与其坐而待毙，莫如起而争雄，因此，先主的奋斗，便不纯属于权利之争，而是一种主动避害的自卫行为。这里对刘备的起事给予了高度的评赞，值得强调的是“揆彼之量必不容己”的话，其中所指之“彼”固然可以解释为当时与先主角逐的所有人物，但谁也明白，这里主要指的是曹操。再看《吴书·吴主传》对孙权的评价：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鹨，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谄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对于孙权，文中不能说没有一点肯定，而所肯定者，在于他能够“屈身忍辱”，所以能“成鼎峙之业”。然而，对于孙权为人品德与行径之低劣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充分表现出一个阴险狠毒的暴君形象，以及由此而招致的悲惨后果。如果把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的评语放在一起略作比较，便不难看出陈寿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认识，三个人才能的高下对造成一定的历史格局和历史趋势，都有着相当的作用与影响。
二、于剪裁处寓深意
史家在某种情势下有所瞻徇，使用曲笔，人皆知之。但又因不已于怀，往往不得不采用多种方式以曲折地表达出内心的隐衷，有时甚至在空白处作文章。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记》中写刘邦，全是一个开国君主的形象，然而司马迁内心却又鄙薄刘邦的为人，所以他把刘邦的那些流氓无赖的表现分散在与刘邦或敌或友打交道较多的人物传记中，如果集中起来，便活画出一个无赖形象。这是史家剪裁手法的妙用。陈寿在《三国志》中，也费尽苦心在史料的剪裁取舍上下功夫，使细心的读者从中有所领悟。
比如说，前人认为陈寿为司马氏回护最敏感者在于《魏书·三少帝纪》中对齐王芳被废与高贵乡公被弑二事，陈寿所受责备也最多。赵翼说前者“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后者“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廿二史札记》）从表面上看，确乎如此。在司马氏的淫威下，当时齐王芳被废与高贵乡公被杀，人皆知其事实，但司马氏兄弟仍假太后旨意以掩饰罪行，此亦公开秘密。陈寿修史如不如此照搬，那只是自取死路罢了。所以他只有在材料的剪裁取舍和前后照应上做文章，巧妙地透露一点实情，以表露自己一点隐衷。
先以齐王曹芳的被废为例。曹芳九岁即位，二十三岁被废，被废当年的记事中，在史料的编排上实际已表露出这一必然事故的前因后果：
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
字面似乎含蓄而平静，但已暴露出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废易大臣”，不点出废易哪些大臣，只在下文说欲“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实已点出曹芳不甘心做司马氏之傀儡，与其岳父张缉等策划废除司马景王而以夏侯玄代之。事觉，皆被诛，皇后也因此被为黜，这预示了曹芳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所以，下文便是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谋废帝，以闻皇太后。
这是很关键的文字，与前文照应，便明显地表示出策划废除大将军的夺权斗争已被镇压下去后，司马景王岂能不进一步除掉祸根？这祸根当然便是小皇帝曹芳，所以陈寿明白地写出“大将军司马景王谋废帝，以闻太后。”大将军计划废除曹芳，主谋者为大将军，第二步才是“以闻皇太后”，只是通知太后罢了，这既不是太后先提出废帝，也不是太后有废帝与否的最后决定权，她只是接受命令者而已。接着下面才是：“甲戌，太后令曰……”，于是曹芳被废。尽管太后有令，但从前后因果看来，明眼人便全会清楚这一切内幕。因此，过于苛责陈寿是不应该的。
与齐王芳传有关的还有一件事，也是陈寿在史料剪裁上所费苦心的结果，那就是保留了何晏的一篇《论政事疏》，此事有的史家已有所发现，比如缪钺先生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前言·附注》中即有这样一段文字：
陈寿在西晋时修史，多为司马氏回护，但是也有时用微妙曲折之法，透露一点自己的意见。钱大昕《潜研堂集》二《保晏论》认为，何晏在政治上是有作为的，其《论政事疏》有大儒之风。陈寿因为何晏是司马氏之政敌，所以，《三国志》中叙何晏事，“不无诬辞”；陈澧则谓：“陈承祚不敢为平叔作传，故载此疏于本纪。并载孔乂之奏，其实非本纪所宜有，盖欲特传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东塾读书记》卷十四）”
这是前人对陈寿在齐王芳纪中特载何晏《论政事疏》的理解，认为是陈寿有意保存此疏，故在史料剪裁时做此处理。现在看来，何晏当时上疏也有一定的针对性，据《资治通鉴》载，齐王芳“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何晏上疏，不无规劝之意。但全文毕录则为陈寿的苦心，当然不应忽视。
难以处理的是有关高贵乡公曹髦被杀一事。曹髦是太后选中的继位者，被看作曹氏后代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是在不堪司马氏的淫威，不肯“坐受废辱”的情势下，奋起除奸兵败被杀的。而陈寿只写“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下面便存录了按司马昭意图炮制出歪曲事实掩盖篡弑罪行的“太后令”。后世为此对陈寿责备较多。实际上，太后令的公布这在当时也是确确实实的事，它的起草者也并非陈寿。陈寿不能也不敢不把司马氏制造出的说法与文告弃而不录。陈寿也决非即此罢休，他仍是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取舍上，对高贵乡公其人作了较全面的评介，从而使人形成一个读书知礼、聪明好学的少年皇帝的形象。然后再与他死后所谓的“太后令”中列举的种种劣迹相对照，人们便会清楚地感到如何言行前后判若两人？因而便不难发现诬枉者的纰漏。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氏子弟中“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杰出少年，唯其如此，才会在齐王曹芳被废后，太后坚执要以他为继位者，而且一定要亲手把印绶交付。这个少年的聪明好学使当时的博士通儒都为之折服。只是他少不更事，性情急躁，在不能容忍司马氏摆布的情势下，一时冲动，毫无准备地率宫中僮仆杀进大将军府，终于演出一场以卵击石的悲剧。《魏氏春秋》记述了其事经过：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王经不同意他的冒然行事，提醒他应看到司马氏权势已控制内外，如果“一旦如此，无乃欲除废而更深之哉？祸殆不测，宜见重详！”然而曹髦至此已难于冷静：
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文王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
这是当时的真实经过。司马昭对善后的处理便是胁迫太后发出令旨，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另立小主曹奂作魏政权的最后傀儡，即算了事。这在当时尽管路人为之侧目，但已是无可奈何的冷酷现实。陈寿在司马氏政权下修史，他有多大胆量敢于把上述的经过记录下来，人们是应予谅解的。
但如前所述，陈寿还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在史料取舍上作文章。陈寿写道：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又说：
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十月已丑，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迎驾，公不听。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心知要作继位者，既不浮躁，又不任人摆布，他自有自己的主张，不是一般的少年。又：
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在未即位前，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依然恪守臣礼，俨然一成熟之成年人，所以百僚陪位者对他的年少知礼深为欣喜。
即位当年，他习理朝政，更重视读书讲学，常与诸大儒研讨经学，时出高论，为诸儒所叹服。比如，“甘露元年，丙辰，帝幸太学，与诸儒论《易》。”专攻《易》学的博士淳于俊竟被问得“不能答。”“复问，俊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焉！’”“讲《易》毕，复命讲《尚书》。”鸿儒王肃、博士陈峻反复驳难，最后终使“陈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识！”“非臣愚见所能逮及！”于是复命讲《礼记》，仍使诸儒怯于应对。
他又爱好文学，尝召群臣赋诗。史载：
二年，五月辛未，帝幸辟雍，命群臣赋诗，侍中和
、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其原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后，群臣劳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腾意焉。
由此可见，他的这一举动与有些帝王同文臣的雅集不同，他是想借此以明得失，带有采风以知民情的意思。但却不想以此去黜降官吏。他只要求臣子平时应多读书罢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权柄在手，却不恃才逞权，确乎是不大容易的。
然而，悲剧的结局使陈寿也无可奈何。他只能在上述诸史料的详加存录上以极力表现出这个小皇帝的读书明礼，对臣下也并不苛刻。那么“太后令”中那些诬枉之词便应引起人们的反思。所以，陈寿在最后的评语中说：“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三、于实录中存褒贬
陈寿修史的曲笔有一种方式是在真实的记录中保存著作者对人物与事件的褒贬，有时甚至是借题发挥，这表现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比如《蜀书·先主传》：“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帝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帝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又，在太傅许靖等的上言中谓：“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刘备即帝位后的文告中说：“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
上引三段文字客观上记录了刘备君臣的政务大事，但却大胆地保存了维护汉室正统、以曹氏父子为篡逆的文告，俨然正统在兹，躬行天讨。对曹氏父子罪行的揭露虽说是刘备君臣文告所云，但其中不无陈寿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用心。当然，谁为正统，对我们来说都无讨论价值，然而在历来史家对陈寿以魏为正统的责难中，仔细读一下这些文字，似乎也能窥见一点陈寿的心意。
在《华佗传》中，陈寿列举了华佗许多治病救人的善行及高超的医术，更以详尽的文字记录了华佗不屈于曹操的权势终于被杀的经过：
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容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文字。它首先写出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说明华佗不以医为荣，更不以此骄人。曹操请治头风，佗据实告以难于近期根治，只可经常用药物缓解。他更不愿久在曹操手下为他效力，加以回乡心切，即借故还家。曹操需要他的疗治，他却不为权势所屈，终于触犯了这种人物，当然难逃毒手。即使荀彧爱才，说情也无济于事。令人悲哀的是，华佗的医书竟因狱吏畏怯不敢收留，而“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然而，曹操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爱子病死，使他有悔恨之心，这和前面杀华佗时那种“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的话恰成对照。在华佗的身上，曹操毁灭了人材，更毁坏了有价值的医学成果，曹操是一个罪人。陈寿如实地记述了这一名医的惨死，其惜才之心处处可见。
在《王肃传》里，陈寿借魏明帝与王肃谈论学问的事，生动地记述了一则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对话，那是极有价值的文献：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这段文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看出，魏明帝认为司马迁借《史记》诽谤武帝，以报刑辱之恨，使他觉得“令人切齿”。而王肃有理有据地为司马迁伸张正义，先指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从前代名贤的评论中说明司马迁的著作并无虚假成份。又以当时的《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有录无书”，以证实汉武帝“削而投之”的后果。在此基础上，王肃进一步指出，汉武帝并不因此善罢干休，他怀恨在心，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李陵事，遂下迁蚕室。”由此便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此为隐切在武帝，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以史实纠正被魏明帝颠倒了的历史，为史臣的做人及著述之难大鸣不平。更有价值的是他提供了曹魏时期《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尚属“有录无书”的史实，可知今本《史记》中此二纪确为后世学者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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