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制度变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60％，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也高达8.49％。经济的高速增长迅速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20.58倍，是1952年的97.07倍；人均实际GDP，2010年是1978年的14.72倍，是1952年的41.16倍①。如果按照1978～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1978年的51.46倍，人均实际GDP则将达到1978年的33.25倍②。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结果。中国不再像1978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而是通过对外开放，努力参与到全球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世界的份额都不足1％，排在世界20位之后；实际利用的FDI占世界的份额甚至不足0.2％，排在世界第46位。进出口贸易和实际利用的FDI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微不足道。但经过30年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世界的份额都在9％以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份额都在25％左右，占有重要地位。实际利用FDI也获得了长足进展，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FDI占世界的份额达到3.02％，居世界前10位，占全国GDP的份额近10％③。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也密不可分。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国正式开始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认可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并要求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之后，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1998年私营企业就业份额不足全国的3％，仅为2.60％，而国有企业的就业份额则高达60.49％；到2001年私营企业就业份额迅速上升到9.95％，国有企业就业份额下降到49.16％；到2010年私营企业就业份额急剧增加到34.70％，而国有企业就业份额则迅速下滑到19.24％④。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市场化程度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樊纲等，2011)。无论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是产权逐渐明晰、对私有产权限制不断放松、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不断加强的结果，都是经济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
本文从贸易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我们不仅分析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还将分析贸易通过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全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要总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第二部分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总结中国的经济奇迹；第三部分分析贸易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并讨论贸易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评述性结论。
一、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从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以及制度变迁等角度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Young(2003)及其他许多学者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因于粗放型经济，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来源于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能源的大规模投入使用。与此不同的是，Song等(2011)则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性资源从中国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重新配置的结果。林毅夫(2008)分析了技术引进、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上了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Sachs等(2003)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本质上来讲推行的是模仿东亚新兴经济体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杨汝岱(2008)从制度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认为渐进式改革和体制内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综合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文献基本都是从对外经济开放和国内制度改革等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的经济奇迹：历史和国际比较视角
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三个时期：
一是与欧美国家的差距迅速扩大的1820～1949年时期。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都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人口的增加，人均实际收入几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不变(林毅夫，2008；Perkins，1969)。偏向于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封闭的经济增长，使得近现代中国迅速落后于西方工业强国。从图1可以看到，在1820年，美国、欧洲12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仅是中国的2.10倍、2.12倍和1.12倍，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明显；但到1870年上述倍数则分别上升为4.61倍、3.94倍和1.39倍，欧美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开始扩大与中国的差距，日本则由于工业革命没有完成，与中国的差距并不大；到1950年，上述倍数迅速扩大到21.78倍、11.42倍和4.39倍，中国由于国内社会动乱，持续爆发社会革命和内外战争，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与欧美工业强国和日本的差距都在迅速扩大，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扩大得十分明显。
二是与日本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差距迅速扩大的1950～1977年时期。虽然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由于缺少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交流，无法模仿和学习西方发达工业强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无法利用外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无法分享国际生产分工的利益。另外，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社会和政治运动又经常干扰，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因此，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我们从图1可以看到，1950～1977年，美国的人均GDP始终维持在是中国的20倍左右的水平，而欧洲12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则从1950年分别是中国的11.42倍和4.39倍，扩大到1977年分别是中国的14.60倍和13.48倍。从图2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国大陆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在1950～1977年的发展差距。1950年，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大陆的5.05倍、5.05倍、2.13倍和1.75倍，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差距并不大，但到1977年，上述倍数则分别扩大到9.73倍、8.07倍、5.65倍和4.22倍，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差距明显拉大。
三是1978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时期。这时期中国果断进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大力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对外开放，扩大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并大量利用外商资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而稳定的增长，以“中国奇迹”著称于世。中国经济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见图1和图2)。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距都在不断缩小，特别是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得非常明显。到1998年，美国、欧洲12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仅是中国的8.77倍、6.01倍和6.55倍。
图1 美国、欧洲12国和日本与中国的人均GDP比较
注：欧洲12国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瑞士、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经济体人均GDP由1990年国际元计算。
图2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与中国内地的人均GDP比较
注：各经济体人均GDP由1990年国际元计算。
上述历史比较表明，1820～1950年，欧美国家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迅速拉大了与农业中国的差距。1950～1977年，日本及亚洲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利用市场经济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也拉大了与中国内地的差距。1978年以来，中国内地通过改革和开放，一方面对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利用国内劳动力和资源都比较廉价的优势，模仿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推动国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终于开始不断缩小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和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差距。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推动因素，是推动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三、计量分析
1.变量和数据
表1详细解释了本文的主要变量及其数据来源。本文用两类变量来度量经济增长，一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这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通用做法(Barro,2008)；二是城市化水平或城市化率(Urbanization Rate)。Acemoglu等(2002)证明，无论是从时间序列还是从横截面比较来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和工业化水平之间都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Acemoglu等(2005)以城市化率作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代理变量(Proxy)。本文我们使用城市化率数据对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关注贸易和制度变量。贸易的度量，使用两个指标，一是贸易规模，用进出口总额度量；二是贸易潜力，由于对外贸易主要以海洋贸易为主，因此我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度量贸易潜力，一是海外市场接近度，距离海外市场越近的省份，其贸易潜力相对越大；二是大陆海岸线长度与陆地面积之比，比值越高，则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潜力越大；三是沿海虚拟变量，沿海的省份取1，否则取0。衡量贸易潜力的三个变量都由地理位置决定，因此都是外生变量，使用这三个变量度量贸易潜力，可以较好的克服内生性问题。
制度的度量比较复杂。根据。North(1990)的定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约束，是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规则和安排⑤。Acemoglu等(2005)使用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制约来度量制度。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二是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市场化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对政府配置资源能力的制约程度。市场化水平越高，则政府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就越低，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的制约就相对更高。由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国有经济的方式来配置经济资源，因此经济的非国有化水平越高，政府配置经济资源的能力就相对较低，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的约束也相对更高。因此我们以非国有经济的份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地区市场化水平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当前国内度量市场化发展水平的权威指标是樊纲等(2011)构建的地区市场化指数。该指数由5个方面的指标构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市场化水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而且是中国经济改革现实中最受关注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单独考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樊纲等(2011)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起止年份为1997～2009年，无法度量1997年之前的制度变量，我们分别采用以就业人数度量的非国有经济的就业份额和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两个变量作为1997年之前制度变量的代理变量。虽然这两个变量不如樊纲等(2011)构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量全面，但却抓住了两者的核心和关键的构成部分。
我们在表2总结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我们看到，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又高于西部地区。地区市场化的发展程度(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比重)、非国有经济的份额以及进出口贸易量等也都是如此，东部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东部地区则显著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在东部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占有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重要的地位。与海外市场的距离，东部比中西部都更近。
2.计量模型和估计结果
(1)贸易与经济增长。本文用贸易潜力和贸易规模度量贸易，考虑到贸易潜力与贸易量高度相关，贸易潜力大的地区，贸易规模也可能更大，可以认为省份经济增长的差异与贸易潜力和贸易量是相关的。借鉴Acemoglu等(2005)考察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我们看到，贸易潜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主要通过贸易量体现出来，那些有着巨大的贸易潜力，同时又有巨大的贸易量的地区，经济增长更快。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贸易潜力和贸易量都显著超过中西部地区，从而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东部地区利用对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的结果。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和不加入的估计结果都显示出贸易潜力和贸易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都显著为正，而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则基本都显著为负。
由于省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可能影响贸易，即经济增长潜力越大的地区，贸易规模也可能越大，经济增长与贸易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们使用三个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贸易潜力指标来考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较好的克服这一双向因果问题，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
(2)贸易与制度变迁。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是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则在不断上升。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必将影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从而影响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进程。我们运用下面的计量模型探讨贸易对经济领域制度变迁的影响，估计模型如下：
表3和表4展示了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3以1952～2009年为样本，栏(1)～栏(3)的估计结果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贸易潜力都显著影响到地区经济结构和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贸易潜力大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得更好，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相对更低。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贸易潜力对地区经济结构和政府配置经济资源的影响，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都更为重要和显著。栏(4)～栏(6)的估计结果显示出贸易潜力对地区经济结构和政府配置经济资源的影响，通过贸易量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贸易潜力巨大，贸易规模庞大的地区，非国有经济都发展得更好，政府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相对更弱。表4以1997～2009年为样本的估计结果与表3相似。我们看到，以三个指标度量的贸易潜力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高度显著，这反映出贸易潜力大的地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更高(Panel A)，非国有经济发展得更好(Panel B)，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更低，而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大(Panel C)。贸易潜力与贸易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除了Panel C的估计结果之外，都高度显著为正。这再一次证明，贸易潜力的作用主要通过贸易量体现出来。由于本文中贸易潜力以地理变量度量，主要由地理位置所决定，而地理位置是外生决定的，因此贸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
(3)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考虑到1978年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年份，各个地区该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情况和政府与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将会影响到随后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将分析1978年各地区的初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另外，考虑在1997年中国首次明确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到1997年是中国地区市场化指数可得的第一个年份，我们也将分析1997年各地区的初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借鉴Acemoglu等(2005)考察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我们构建下面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997年的初始制度本文以地区市场化指数(Market)、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NSOE)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Constraint)等三个变量进行度量；而1978年的初始制度，除用上述三个制度变量度量之外，本文还以非国有经济的就业份额(NSOEL)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Expend)两个变量进行度量。表6展示了模型(3)的估计结果。
我们从表6中看到，在同时考虑初始制度和贸易时的估计结果中，贸易潜力和贸易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见栏(1)、栏(4)、栏(7)、栏(10)和栏(13)，其中当被解释变量为省区城市化水平时，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可见贸易潜力和贸易量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重要和明显的。当考虑到贸易潜力和贸易量与初始制度的交互项时，即当加入变量
，时，若初始制度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时，则贸易潜力与贸易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基本都显著为正(栏(14)和栏(15))。当初始制度为市场化水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比重时，则贸易潜力与贸易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基本都显著为负(见栏(2)、栏(3)、栏(5)、栏(6)、栏(8)、栏(9)、栏(11)、栏(12))。这一结果表明，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差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过高，因此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贸易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不大，或者根本无法从贸易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初始制度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时，基本都显著为负(见栏(14)和栏(15))；在初始制度为市场化水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比重时，则基本都显著为正(见栏(2)、栏(3)、栏(5)、栏(6)、栏(8)、栏(9)、栏(11)、栏(12))。这个结果表明，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地区初始制度的显著影响，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或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份额越低，因此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更能从贸易中获得好处。
四、结论
本文讨论了贸易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明显，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十分突出和重要。贸易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贸易除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之外，还通过影响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为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显著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的经验研究结论证实，只有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同时发挥作用，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只有某一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带来经济较好的发展。比如，重庆、河南、安徽和江西等中西部省份，虽然非国有经济和市场化都有较好的发展⑧，但由于远离国际市场，无法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带来的机会⑨，经济发展的绩效相对较差。海南和广西，虽然地理位置沿海，贸易潜力较大，但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较差，市场化程度较低，因此经济发展的绩效也相对较差。而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等省份，不仅贸易潜力巨大，非国有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也都发展较好，因此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地区。海洋贸易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使得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充分利用了国际贸易带来的机会，从而实现了沿海地区和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受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充分利用海岸线长，因而有利于发展海洋贸易的地理优势，还实行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落后于重视海洋贸易和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978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和1997年十四大和十五大后，中国的海洋贸易和市场经济开始获得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与欧美国家和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开始迅速缩小。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贸易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和经济领域制度变迁所激发的效率和活力。中国经济要获得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除了继续利用海洋贸易带来的发展机会之外，经济领域进一步的改革和制度变迁尤为关键。
当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能忽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但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唯一的解释，而是强调贸易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本文的经验分析能够激发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根据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http://chinadataonline.org/)的数据计算得到。
②Barro(2008)分析并预测了中国2000～2020年的经济增长，认为若中国继续保持10％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将接近30000美元，达到美国2000年的水平。
③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2011)以及作者的计算和整理。
④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计算得到。
⑤杨汝岱(2008)总结了制度的三类衡量指标：第一类是体现国家风险的指标(Knack和Keefer,1995; Hall和Jones,1999; Acemoglu等，2001)；第二类是反映政府效率的指标(Kaufmann等，2003; Rodrik等，2002)；第三类是测量政府执行能力受到限制的指标(Jaggers和Marshall,2000)。
⑥主要衡量政府与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樊纲等(2011)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政府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认为财政支出比重越高则政府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也越高，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越低。
⑦樊纲等(2011)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度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⑧根据樊纲等(2011)的地区市场化报告，2009年，重庆、河南、安徽、江西的市场化指数依次排在全国的第10～13位；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分别排在全国的第10位、第7位、第9位和第11位。
⑨1978～2009年，重庆、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份额基本都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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