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民族史学理论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白寿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5）02-0109-06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民族史、史学史和通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纵观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强调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以下试从通史撰述和历史教育两个方面，对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学理论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中国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
关于中国通史的记述对象与范围，这似乎是一个人人都明白因而无需回答的问题。然而，从以往的中国通史撰述实践来看，并不尽然。如有的通史著作将中国历史写成朝代更替的历史，有的则将中国历史几乎与汉民族史等同起来，如此等等，都使中国通史的记述对象与范围大大缩小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中虽有史料不足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受史学思想所囿。白寿彝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筹划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其间吸收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终于在20世纪末，继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史学大家之后，最终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撰写的压轴之作。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从编纂体例到思想内涵，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是一部颇具理论特色的通史著作。纵观白先生的通史编纂理论，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强调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以下就其多民族通史编纂理论之荦荦大端加以论述。
首先是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认识。白寿彝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是不相同和不断变化的。最早的“中国”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国和西方秦国都在很长时间里不被视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则是指拥有56个民族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今天的中国人讲中国历史，就应该采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即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要明确这个概念，讲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民族的历史”[1]（P5），而不能也无法去采用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因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向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去任意地取舍其中的一种概念。所以白先生强调说：“咱们是现在的中国人讲中国史，应该用现在的概念，不应用过去的概念。这不只是名词问题，不只是概念问题，是具体的历史分析，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1]（P5）
其次，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的疆域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也就是“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2]（P79）。但是，我们又不能将中国历史的这个“地理范围”固定化、绝对化。譬如对待某些跨国境的民族，我们虽然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境外那部分人的活动，但是，在论述这些民族的族源时，则不应当受国界的限制；有些在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而后来却不见于中国历史的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有些则是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却弄不清楚他们与国内民族的关系，由于他们都曾经在中国地理范围之内生存过、活动过，只要有材料，就应该记述他们的历史；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有些战争与重大活动都超越了现在的国境，对于这些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活动，当然要载入我们的历史当中；有些中国人到外国去并且长期居住下来了，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由此来看，通史撰述中的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问题，它既是一定的，又是需要变通的。
白寿彝先生认为，对待中国通史撰述中的疆域问题，要切忌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机械地看待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将中国通史的撰述范围固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内，其结果则是一方面基本上记录下了汉民族的历史活动，一方面却将“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2]（P79）。二是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宏，把元朝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其结果则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2]（P81）。
再次，要重视中原以外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白寿彝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发展史上，汉民族无疑是主体民族，因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民族。所以他说：“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3]（P62）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通史的撰述，理所当然地要以汉民族的历史为主要对象。但是，白寿彝先生也明确指出，“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3]（P62）。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少数民族共同的历史。由于长期以来的中国通史撰述，人们普遍重视对汉民族历史的记述，而轻视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因此，重视历史上中原以外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就显得尤为必要。
白寿彝先生认为，自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就具有撰写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白先生将《史记》视为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他说《史记》不但“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还“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6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2]（P9、6-7）。认为《汉书》和《后汉书》虽然在民族史的见识上比《史记》差得多，却都在民族史的资料上“对前史或续或补”，“收罗繁富，甚见功力”[2]（P12）。
白寿彝先生还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重视对中原以外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的必要性。第一，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民族种群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4]（P13）。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为例，它就是经过有关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后，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少数民族被汉化，汉族因此而充实了自己；又经过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到元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也被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员。由此来看，汉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通过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来完成的。二是指民族文化互补。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但是他们都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他们在创造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相互吸取着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而共同构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辉煌的历史文化。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个民族都从兄弟民族吸收各种营养以丰富自己。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响”[4]（P13）。正是这种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互补，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各民族已成浑然一体。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白寿彝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这一历史分期理论的主要特色是注重从民族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待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分期问题，认为这样看问题“能看得更宽些”[5]（P339）。白先生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汉民族形成时期，当时各少数民族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封建化，封建化的区域是在中原地区，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民族的大规模流动、移居和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南北方的民族杂居地区都扩大了，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2]（P83-84）。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五代至元，汉民族与各民族之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中国的广大地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时期，一方面是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更密切，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也更加沉重了，故而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期。当然，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的主要依据并不只有民族关系这一条，但他明确认为，“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光从汉族地区讲，太小了。”[6]（P46）而且白寿彝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不断封建化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史观今，我们今天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民族地区不实现现代化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就很有局限，就不能说是真正实现了。所以他说：“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3]（P61）
第三，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开发与捍卫边疆。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主要都居住在边疆地区。由于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因而居住在那儿的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正因为此，以往我们讲历史，总是看不起这些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既不客观也不公正。道理很简单，我们说边疆地区既是艰苦的地方，又是国防前线，却是汉人到不了的地方，几千年来，正是依赖少数民族的开发与守卫，才使得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土或疆域因此而得到了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边疆少数民族是出了很大的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白寿彝先生以弱小、落后的鄂伦春族和藏族为例，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很动情地说：“人家是在那样艰苦的地方进行开发工作，汉族到不了的地方，他们做了工作，而且往往在国防前线。”“如果我们替西藏人想一想，在那个高山地区建设几千年，值得我们佩服不值得？很值得我们佩服！坚持建设几千年，坚持下来了，成为我们祖国很大的一块地方，底下宝藏不知有多少！值得我们佩服，不能光看一面（指落后）。”[6]（P44）对于少数民族的开发贡献，当代史学家范文澜有过一个中肯的论述，他说：“一般来说，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因此，拥有广大国土和众多人口的中国，其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7]（P96-97）。二是创造民族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也有不少突出的文化成就，它们都构成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冶炼业，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楚、吴“荆蛮”民族的记录上的，《荀子·议兵》说“楚人……宛巨铁铊，惨如蜂虿”；《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也说“鼓橐（指风箱）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比如农业，棉花和棉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衣服材料，它的种植和纺织，主要发源地是南方海岛和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区；新疆维吾尔人利用地下水建设“坎儿井”来进行农业灌溉，表现出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的智慧。比如建筑，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城的建造，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称赞它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而根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证，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叫也黑迭儿丁的回回人。比如文学艺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其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在舞蹈方面最为丰富多彩；少数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和艺术品，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满族、藏族、白族、傣族等，他们都有不少的文学、艺术、历史、科技等方面的著作和宗教经典流传于世。三是支持盛大皇朝。白寿彝先生认为，从整个国家和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都是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比如汉朝，它的建立当然与汉族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汉朝不可能把全国的人都变成汉族，因此它的强盛，是与广大的少数民族的支援和拥护分不开的。又比如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实行安抚四夷的民族政策，从而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在唐朝政府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居朝做官；唐都长安，云集了广大的少数民族商人。由此可见，唐朝的强盛，是与其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密不可分的。白先生正是依据这些事实而得出结论：“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3]（P61）
二、历史教育要关注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
重视历史教育，这是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从白先生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仅《白寿彝史学论集》收录的历史教育的论文就多达20篇，还有一些论述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这一系列论著，蕴含了白先生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在白寿彝先生看来，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很多，而最根本的则是历史前途的教育。他说：“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前途的教育。我们的祖国前途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怎么样？这是学历史的很重要的大问题。”[8]（P200-221）而历史前途的教育，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9]（P212）。毫无疑问，历史教育——历史前途教育——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这是白寿彝先生历史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
那么，究竟如何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呢？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要是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关于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教育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友好是主流，一部分人又认为斗争是主流。对此，白寿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又都不对，说都对，是因为历史上民族之间有时确实是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甚至形成为一体的，而有时却又有矛盾、斗争甚至兵戎相见；说又都不对，是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失之偏颇，都将问题绝对化了，并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来面貌。所以他说：“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3]（P58）很显然，白先生没有纠缠于友好还是斗争的具体纷争，而是肯定了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贡献，认为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同时，看民族关系还必须要看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或者说要看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前途，而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阶段，换言之，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白先生认为，从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史来看，“国内各民族是越来关系越密切，越来对于创造中国前进历史上越提供出来共同的力量”。特别是近代，“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各民族关系同过去不一样了”[10]（P364）。这种不一样的具体表现，一是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清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二是过去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近代却成为捍卫祖国边疆的重要力量。由此体现在近代史家的民族史撰述上，不但在史书编纂上出现了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论著，而且在史学思想上充分认识了民族问题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民族思想也呈多样化趋势，甚至还出现了民族平等的新思想[2]（P26-30）。由历史看未来，白先生满怀信心地说：“将来我们民族关系的前途，会愈来愈好，越来越对祖国的前进贡献力量的。这是断然无疑的。”[8]（P221-222）并且明确认为，这种民族关系越来越友好的发展趋势或民族前途，是民族关系的又一主流：“几千年的民族历史的发展愈来愈密切，这是历史上的主流。”[11]（P232）“民族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团结，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在新中国的建设上，越来越需要互相依存、互相支持，这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这是民族关系的历史前途。”[9]（P212）
其次是如何看待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矛盾与团结问题。重视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教育，不但要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还必须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民族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矛盾与团结问题。白寿彝先生指出：“没有差别，不能形成为不同的民族。没有共同的地方，我们几十个民族不能建立这么伟大的祖国。”[12]（P245）在白先生看来，民族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必要否定，也不必害怕去讲。我们之所以要讲加强团结，这就说明进行团结的各方面本来就不是一种东西，是有差别的，如果是一种东西，没有差别，就不能叫团结。同时，承认差别，其实也就是尊重各民族的特点，从而在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吸取各民族的长处，相互进行合作，结成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各民族间当然是存在着差别的，换言之，各民族都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特点，这是历史的事实。而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结成了互相合作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如内地民族将盐、茶、铁输往西部和北部民族地区，是对游牧民族地区的一种支援；同样，内地得到的皮毛、皮革及肉类，则又是来自于游牧民族的支援。诸如此类，这便是一种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我们又不能只讲差别，不讲共同，这既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也不符合民族关系的客观事实。而且正是由于各民族间有着共同的地方，才使民族间的团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是什么？那就是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华夏的后裔，并且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说各少数民族都有强烈的自己民族的民族意识，他们都不愿意被人说成是别的民族。但是，他们自古以来又都是以中国人自居的，并且都将中原地区作为自己向往的地方。如汉代的匈奴就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后裔；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就以中原正统自居，而称南朝为“岛夷”；古代汉族历史学家以及封建帝王一般也都是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统治的。很显然，中国境内各民族从血缘关系、文化意识到政治观念，都存在着共同的地方，而这正是各民族实现团结的基础所在。
当然，民族间的差别，也必然由此出现民族矛盾。因此，对于民族矛盾与民族团结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一个认识问题。一是既要讲民族团结，也要讲民族矛盾。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言，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否认矛盾或者回避矛盾，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用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问题。白寿彝先生说：“矛盾有两个发展可能，一个可能是矛盾激化，闹矛盾、不团结，甚而可能发生战争；第二个可能是相辅相成，这有什么不好！农业地区同牧业地区各方面不同，但两个地区可以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可以把生产搞得更好。”[10]（P364）这两种发展可能，其实是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对于前者，我们要以史为鉴，努力消除民族间的矛盾；对于后者，我们要发扬这种民族关系的友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二是要从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待民族矛盾问题。白寿彝先生主张要用整体的、全局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而不能割断一片，就一片去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出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才能认清民族矛盾与民族团结的关系。他说：“我们回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关系是什么情况？汉唐时期是什么样子？汉唐之间南北朝时期是什么关系？宋元明清时又是什么关系？”他认为民族关系正是经过这一次次民族间的大的冲突，从而不断地向团结迈进。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步比一步团结”[10]（P364）。
最后要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相结合。宣扬爱国主义是历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强调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少数民族史相结合，则是白寿彝民族史学理论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早在1937年，白寿彝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回教的文化运动》的文章，其中讲到了他最初研究回教史，就是出于爱国的动机。他说：“我是回教徒，在民国二十年前也不曾注意过回教。……直到东三省失掉，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最严重的压迫，才使我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因注意回教而和教中人士多所往来，才敬服他们信仰的忠诚，团结的坚固，做事的勇敢，生活的刻苦，使我亲身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13]（P81）上述从东北沦陷——注意边疆史地——研究回教历史——民族团结抗战，说明白先生是将回教史的研究与当时全民族的抗战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贯穿其中的便是白先生的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情绪。1951年，白寿彝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的文章，一方面对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系统论述，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过程中有不少特殊的贡献；第三，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的亲爱，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则对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作了充分论述：它宽广了、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而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又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14]（P21-25）。由此可见，白寿彝先生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相结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因而是历史前途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可知，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学理论，其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民族关系、巩固民族间的团结，无疑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