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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7-0011-05
出口、投资与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支重要力量，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增减。一般来说，出口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同步增长，投资增加也会促进出口。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与投资的大规模扩张会影响到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30年来双重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增长模式既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又受到国内资源、能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因此，适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将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长期目标。
一、出口导向模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主要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短时间内的经济腾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成就。“东亚奇迹”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各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纷纷效仿的目标。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和产业的发展，而且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居民、行业和国家的收入水平。可以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大国地位的逐步稳固，国内投资水平的不断攀升以及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与我们长期坚持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进程的深入，出口导向型模式固有的一些缺陷逐渐显现，政府为保证出口增长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弊端日益明显，已经构成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首先，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会导致宏观经济外部失调。宏观经济外部失调的主要表现是经常项目巨额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缓解国家外汇储备极其缺乏的现状，我们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换取外汇，用以进口国内经济发展亟须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从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规模也逐年扩大。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支付能力和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从外汇储备存在形式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债。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累计达到639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国债总额的6％①。作为美国的第一大国债持有国，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随着美国银行业危机的不断涌现、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下滑以及美元贬值速度的加剧，我国以美元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价值缩水，经济损失不断加重。而且，我国所持有的主要是中长期的美国国债，面临未来的经济风险会更大。因此，如何为巨额的外汇储备寻找到更加稳健而且获利更加丰厚的投资渠道，避免或者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是调整当前出口增长战略的一项紧迫任务。
其次，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受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发展主要以国际需求为中心。在鼓励出口政策的引导下，多年来我国无论是投资还是引进外资，都主要向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加工来倾斜，从而导致这些部门和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本利用率低下，浪费资源以及破坏环境。而且，在我国现有的出口制造业中，相当一部分加工贸易既没有自主品牌，也缺乏技术含量，它们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低端，在全国出口总额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据有关资料统计，2006年，我国的加工贸易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甚至高达52.7％。[1]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导引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多年来一直在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状态徘徊，与产业结构优化和合理化的要求相距甚远。
再次，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大了国际贸易摩擦的严重程度，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相比，无论出口的数量还是金额一般都十分巨大。在出口导向模式的刺激下，近年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令美国和欧盟等国家有了更多的口实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调查，或者巧立各种名目限制我国商品入境。我国各级政府和外贸企业每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2005年全球总共涉及178起反倾销案件中，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竟高达55起，而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仅是7.3％。[2]不仅发达国家对中国频频实行反倾销调查和采取贸易壁垒等手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等国，也曾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调查、制裁或限制性措施。这些情况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一方面，长期依靠低成本取胜的出口战略，导致工人的工资低、劳动负荷高、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而且，政府为了拉动GDP的增长而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资方的利益，进一步加深群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出口部门长期享受优惠性政策措施，其他部门和广大消费者却要为此承担经济后果的现实，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如国家为外资企业长期提供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损害国内企业的利益，出口部门获取大量转移支付损害了全社会的公共消费水平，过度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导致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等。另外，出口导向战略还扩大了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的政策优势，不仅是出口企业的主要集中地，同时也是国外投资的首选目标，早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缺乏与东部地区平等竞争的优势，因此，在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企业方面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而且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
此外，从目前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现实情况看，出口无法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成既定事实。2008年年末以来，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断加剧、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日益浓厚以及中国出口企业比较突出的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我国的出口产品受阻，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不断创下新低，许多外向型企业濒临破产或半破产的边缘。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11月，持续多年处于增长势头的全国进出口总值首次出现负增长，外贸顺差开始减少。进入到2009年，全国外贸下滑的势头更加凶猛。1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降幅29％，其中出口降幅17.5％，进口降幅43.1％；2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降幅24.9％，其中出口降幅达到历史最高点25.7％，进口降幅为24.1％②。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2009年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降幅减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进口总值下降的速度放慢，并非意味着国际市场出现好转的迹象。
二、继续依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
除了过度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一途径以外，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也与大量增加投资密不可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即高投资能够带来高增长，这一问题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一致认同，也被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增长奇迹所证实。据资料统计，200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年增长，“十一五”时期的最初三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从投资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多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多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增幅最慢。而在第二产业内部，近些年投资增幅较大的行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等。
图1 2004—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近年来，过度依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弊病日渐显露：
首先，大量投资会引起总供给的不平衡增长，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某些行业供给量的绝对增加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尤其是一些短线加工行业如钢铁、水泥、汽车等领域生产能力过剩。而为了消化这些行业形成的巨额产能，早已不堪重负的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更加繁忙，交通事故率上升，国内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现象非常明显。此外，由于过度的投资，一方面必然导致某些行业和某些产品积压和滞销，商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发展后劲不足，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受利益趋动向短线行业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削弱长线行业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我国长期以来教育、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发展迟缓与投资不足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投资大量增加会为新一轮经济过热埋下伏笔。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永远一条直线，它要经历无数繁荣与衰退的轮回。资本主义经济几百年来一直是在多个经济周期的交替过程中努力前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可避免。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整个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周期性波动对市场化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的调节作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过热时要适度控制投资规模，经济形势趋冷时应该扩大投资。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所以政策的选择与预期的效果往往会背道而驰。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进一步扩大投资存在着引发新一轮经济过热的危险。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与储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增多意味着储蓄额的减少。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却是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共存。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涨幅。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26.3％。可见，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并非源于居民的储蓄存款，而是来自于货币的超额投放。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上年末增长17.8％；狭义货币供应量（M1）比上年增长9.1％；流通中的现金（M0）比上年增长12.7％③。因此，中央政府持续增发货币，必然会加快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过热为典型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的脚步。如美联储近日增持3000亿美元国债的决定，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深切忧虑。多数国家认为，美国滥发货币是对全球经济严重不负责的表现。
再次，大量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加剧资源和能源的短缺以及环境污染。近些年来，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量增长的同时，投资增幅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衡。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第二产业次之，投资增幅最小的仍然是资源和能源消耗量较低的第三产业。大量投资集中在资源和能源消耗较多的产业和部门，不仅会加剧资源和能源短缺的状况，而且也会加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据有关研究结果证实，我国产品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量一直位居国际前列，而且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2008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原油的消费为3.6亿吨，比上年增长5.1％；天然气消费807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0.1％；电力的消费量为3450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5.6％。再从原材料的消费指标来看，2008年钢材消耗5.4亿吨，比上年增长4.2％，精炼铜消费538万吨，比上年增长6.9％，电解铝的消费量为1260万吨，比上年增长4.3％，水泥消费量为13.7亿吨，比上年增长3.5％④。能源和资源消费量的不断攀升，导致我国业已脆弱不堪的生态环境负荷不断加大。因此，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片面发展资源和能源消耗量较大、环境破坏较重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等行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出口与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既然已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现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对出口和投资的双重依赖，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国内消费需求方面。一般来说，国内消费主要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居民消费等三个方面，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判断，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形势严峻，投资空间有限，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居民消费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我国国内的消费现状来看，长期存在着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有关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均在80％以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也接近80％。而2004年中国的消费率将近53％，其中居民的消费率为41.43％，远远低于全世界78％的平均消费水平。[3]因此，扩大内需其中主要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可以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但是，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首先，强化改革的公平原则，提高全体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逐步缩小收入差距，保证居民合理的购买力有充足流动性作为支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长期以来，一般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落后于政府收入的增长，更多的社会财富由政府控制。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幅缓慢，并且还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国际上惯用的评价指标，基尼系数估计在0.4以上，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和广泛争议，正在成为扩大内需的阻碍力量。因此，一方面，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其中重点提高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由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从根本上保证他们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各项改革政策和措施要倾向于保证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卫生和医疗体制改革要突出公益性原则，要把保证大多数人的公平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缩小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合理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保证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实效。
其次，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国家制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科学和合理，避免由于具体政策相互对立或彼此冲突而阻碍居民消费需求的真正扩张，从而降低或者抵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
扩大内需的举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引发长期衰退，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经济前景一片暗淡。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面临严峻考验的同时，199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又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国际和国内双重困难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适时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主张和具体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工资、利率、税收等经济杠杆增加居民的收入预期，提高他们的现实购买能力，努力缓解国内需求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这一期间加快推行的诸如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及卫生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等具体的政策措施，却促使广大居民形成即期支出和未来支出将大幅度提高的预期，从而使他们更加握紧自己的钱袋。由此可见，如果中央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互相抵触，政策的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新一轮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现象。
［收稿日期］2009-05-12
注释：
① 参见《美财政部报告显示，1月份，中国增持美债122亿美元，中国持有美6％国债》，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0318/453502.shtml
② 参见商务部官方网站《进出口统计快报》，http://www.mofcom.gov.cn/
③④ 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见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902/26/18331888 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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