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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呈现出务实、功利、奉献等多元变化的特点，这就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邓小平说，思想政治工作，“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为了使这个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目标关系问题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必须明确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工作对象，以人为工作目的的，即一切以人为主，以人为重的教育过程。它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们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即教育人成为“四有”新人，进而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或最终目的。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忌谈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性是人，只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要动员人们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主义奋斗，要使工作对象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服务于社会，或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这就使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中往往以社会为主体，以代表社会利益需要的领导者为主体，来要求人、教育人、塑造人，总是要求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们改变、限制、牺牲自己一些什么，以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条件和需要，很少把教育对象——人作为主体，很少考虑到教育对象——人的需要。
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都要看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思想政治工作无疑也要以这三条标准为原则，即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为了人。把人作为目的自身。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把研究人、做人的工作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那就偏离了方向，也就不可能做到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甚至于把它当作一种花架子。
当然，我们在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并不否定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前提条件。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即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又是人的社会，人具有社会性，社会又是具有人性的社会，偏颇哪一方面都是对人性的歪曲。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强调一切为了人的同时，并不排除为实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目标服务。二者并不矛盾，更不对立。目标与目的有其固有的内在联系，但目标不等于目的。目标常是具体的可测的，而目的较之目标更为深刻、更为丰富、更富于哲理。“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一种哲学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目的是目标的深化与抽象，它不是具体反映现实的需要与利益，不单纯是对事物的预见性，更是主体实践的内在动机和自觉创造性。思想教育活动经常伴随着为实现一定的政治或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进行，但决不能用具体目标代替最终目的，更不能把目的降为完成目标的手段，即不能把完成一定政治或一定经济目标当作目的，而把本应是目的的人降为完成具体目标的手段。
二、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既要引导人们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又要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就是要使人们有明确的政治观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解决思想问题，即是要帮助人们客观地、正确地认识事物，建立起符合时代、社会要求的理想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指思想问题往往包含有政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常常由思想问题来体现。区别是指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和不同的指向，有着本质的差异。
这二者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工作中的内容、方法、决定了问题的性质及处理问题的手段。对于诸如政治方向、政治信念，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政治问题，是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与妥协的。这是原则，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要靠“灌输”，要坚定不移地拥护，如果哪一个人，哪个“社会群体”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就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思想问题，由于人们客观环境及本身素质的影响，会表现出对某一客观事物认识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对人们的行为、情绪出现干扰，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我们坚持“疏导”，做和风细雨的工作，去深入工作对象查找出现差异的原因，帮助他们纠正偏差，重新认识事物。
一个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工作时，首先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二者的度，使二者既不相互混淆也不相互脱离。
当前，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期，存在多种经济结构和多种分配形式，我们的改革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困难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这些客观存在反映到群众身上必然会产生种种思想和不满。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现象，一味地把这些思想和不满看作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从而把思想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来分析、解决，就会激化矛盾，得到与我们的愿望相反的效果，甚至转化成真正的“政治问题”。反之，把这些思想与不满看作是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正常反馈，人们的一种正常的思想认识活动，从而耐心向群众解释，与群众一起分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群众就会采取理解和协作的态度，就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消极因素。
三、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关系问题
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物质利益都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和追求是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客观动因。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回避物质利益问题，而是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是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小平同志讲过：“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判断各项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质上就是物质利益标准。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它必将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自身的物质利益，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本身强调资源的合理分配，讲究最大效益地使用资源，它导致人们的思想更趋于“实用性”与“实利性”。人们往往从自己的报酬中来审视自己的价值，审视社会对其劳动成果的认同值。思想政治工作者把物质鼓励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加以运用，就是要使人们感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尊重，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与提高，需要受到了尊重，从而使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得到调动和发挥。
我们知道物质是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又具有能动作用。在强调物质利益、物质鼓励能提高人们的积极性的同时，并不否定精神激励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在需要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物质总量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更高的欲望又达不到时，物质鼓励将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精神鼓励将起决定作用。因此，优秀的思想工作者应牢牢把握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度，掌握好这两种工作方法的运用时机、运用力度，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层次的工作对象来选择运用何种鼓励方式，使两种激励方式发挥出最佳效应，最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结合，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过分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认为精神万能，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片面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四、经常性的普遍教育与有重点的个别教育的关系问题
思想教育应注重经常性教育，切勿抓一阵丢一阵；紧一阵松一阵。经常性教育主要面向全体干部群众。方法可采取大会动员、事迹报告、党课教育、专题讲座。也可集中组织讨论上级的重要通报和重大案例。经常性教育具有系统性、广泛性的特点、党政干部要很好地掌握运用。特别要注意根据新的形势、任务、组织安排好每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使经常性教育常教常新，富有成效。但在重视经常性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有重点的个别教育。所谓有重点，就是要抓好重点对象和重点问题的教育。比如，有的同志思想上产生大的滑坡，有的出现不廉洁行为，有的违反党纪政纪等等。对这些同志本单位或上级领导应重点进行谈话，帮其提高认识，启发觉悟，引以为戒。要十分重视抓好领导干部的教育，促使其以身作则，在各方面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
进行有重点的个别教育，必须强调针对性。要在弄清有关人的情况和问题的基础上，做好一人一事的工作。对重点对象的教育，既要坚持大道理管小道理，又不能隔靴搔痒。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包括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一定要不留情面，严肃指出，促其思想上受到震动。教育的方法一般采取个别谈话或领导集体找其谈话；也可结合民主评议党员、民主评议干部，党内组织生活进行帮助教育。对经过教育有明显转变的，要及时给予表扬鼓励，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