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传统母亲的记忆：伍尔夫和莱辛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辛论文,母亲论文,传统论文,记忆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1-0039-06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伍尔夫和莱辛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女作家之间的联系。有的谈到了影响，更多的谈到了她们之间的相似，但他们对这两位女作家之间相似之处的描述却不尽相同。克莱尔·斯普雷格认为：
用影响这个词去描绘伍尔夫和莱辛之间相同的形式和感觉并不合适，而用接近，虽然并不令人满意，但更贴切。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她们都深信通过……多角色方法和……对话的想象，世界能得到更好的观察和诠释。(Sprague:4)
罗伯塔·鲁本斯坦把“怀旧”作为她们作品的共同点，她说：“怀旧的中心部分，也是莱辛和伍尔夫的联系中心点，是一种通过对过去饱含深情的回忆而保存下来的……理想而和谐世界的渴望。”(Rubenstein:23)而琳达·斯各特(Lynda Scott)则把它归结为这两位作家都想通过“把‘自我表征’和‘自传’的文本当作‘自我’发现的疗伤方法，以祛除过去的不快……同时又创造出一个意义非凡的个体存在并获得‘真实’的感觉”。然而我们注意到，他们在论述这些相似之处时都没有谈及女性文学传统的影响作用，而这一点却是她们相似的根本，是她们的艺术观迥异的源泉，从而也导致了她们不同的命运。本文试图从女性文学传统缺失的角度探讨这两位作家的异同及其原因。
一、追忆的痛苦
回忆在伍尔夫和莱辛的小说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达罗威夫人》中，达罗威夫人的回忆占据着很大部分篇幅。在《金色笔记》中，四个笔记本里所记全部是安娜的回忆，难怪罗伯塔·鲁本斯坦会把“怀旧”作为她们作品的共同点。而在对过去的怀念中，对母亲的回忆对她们来说又具有刻骨铭心的意义，许多评论家都对她们本人及作品中的母女关系有过精彩的见解。①然而，如果把这里的母亲仅仅看作是生物意义上的母亲，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位列于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林的女作家的认识就过于肤浅了。
布鲁姆曾在《影响的焦虑》中说过，世代的延续实际上就是一场俄狄浦斯式的角斗，“一场父亲和儿子作为强劲对手的战斗。莱俄斯(Laius)和俄狄浦斯在十字路口”。(Bloom:11)根据布鲁姆的说法，男性作家一生的追求就是试图摆脱前辈的阴影，“修正”父辈的传统，这样才能在“歪曲”中“扶正”自己。然而，对于女性作家来说，事情却要复杂得多。在男性作家为自己父辈传统的重负感到烦恼的时候，女作家们却根本没有母亲传统的庇护，而这正是她们相似的起点。但她们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同，因而结局也不尽相同。
伍尔夫在十三岁时就失去了疼爱自己的母亲，而对母亲追忆的痛苦一直延续到她的《到灯塔去》的完成。母亲在她的心目中，美丽、慈爱、勤劳、热情，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在拉姆齐夫人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达罗威夫人同女儿的关系中也可见一斑。而作为女儿，她深知没有母亲保护的痛苦。她曾几次受到性侵害，曾因为自己的女儿之身而被拒绝进入大学学习。所有这一切成为她日后女权主义思想的基础。
她在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到：“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母亲来思考的。”（伍尔夫：155）正是失去母亲的痛苦使她开始思考妇女地位、思考写作问题的。在千百年父权主义统治的社会，妇女没有自己的历史，更没有文学传统母亲可寻，就像失去母亲的女儿。妇女作家们不得不在菲勒斯—逻各斯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缝隙中寻找失落和被遮蔽的历史母亲的印迹，在人迹罕至的“洞穴”中搜寻文学母亲遗留的衣物碎片。②在家庭中，男人是create（创作的），而女人是procreate（生育）的。她们没有地位，任务就是伺候丈夫、养育孩子。我们看到，在《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操持家务，照料子女，服侍丈夫，款待朋友。“拉姆齐夫人觉得她几乎连一个自己能够加以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Woolf:38)她把一切都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朋友。她以别人的依赖为荣，在同别人的依赖关系中肯定自己的存在。这是过去所有家庭妇女的写照。伍尔夫在为母亲的奉献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为她们任人宰割的命运而悲哀。“如果说拉姆齐夫人象征灯塔的话，那么这个灯塔照亮的正是许许多多像拉姆齐夫人一样的女性既可怜又可悲的生存状态和‘房间里的安琪儿’形象。”（王丽丽：64-65）而处于这样状态下的妇女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呢？写作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伍尔夫在《妇女与小说》中分析了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她们虽然性格不同、天才各异，但都选择了写作。伍尔夫说：“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在选择写小说而不是其他文体时，伍尔夫把它归结为小说可以“时作时辍。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而她们写作的范围都局限在家庭和情感之中：“写作它们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伍尔夫：52）在这方面，简·奥斯丁作品内容之狭窄无疑提供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然而更让伍尔夫感到悲哀的是，当她试图追寻文学母亲的传统时，她发现那里囤积了太多的“情感垃圾”。（伍尔夫：58）毫无疑问，当简爱因为没有自己的孤儿身份在舅母家备受欺凌而呼喊“我恨你”的时候，当她在罗伍德学校因无端遭受惩罚和饥饿而痛哭的时候，当她对罗切斯特要同富小姐订婚而为自己争辩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夏洛蒂·勃朗特对社会不公的愤懑之声，看到的是作者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扭曲的面孔。“她并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还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伍尔夫：31）艾米莉则更进了一步：“她要通过她的人物来倾诉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而是‘我们，整个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力量……’这句话并未说完。她言犹未尽。”（伍尔夫：34）而那个因触犯了社会道德禁忌，蜷缩在斗室中过着离群索居的隐身人生活的乔治·爱略特，则把自己人生的教训化作了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教诲和逆来顺受的同情心：“她们的故事，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经历的不完整的版本。”（伍尔夫：48）就连伍尔夫最欣赏的简·奥斯丁，在她看来也“较少注意到事实而更多地注意到感情”。（伍尔夫：26）她所描绘的世界是“女人的生存怎样和为什么取决于男性的赏识和庇护”。(Gilbert and Gubar:154)说到底，这些女作家们还没有真正的自我。她们的一举一动、情感起伏都被男人的世界所左右，这就是摆在伍尔夫面前的文学传统母亲的“碎片”。透过对母亲的爱的描述，伍尔夫表达的是背离的迫切性。
多丽丝·莱辛的个人经历同伍尔夫完全不同，然而对母亲的记忆对莱辛来说却也是刻骨铭心的。在自传《在我的皮肤下面》中，莱辛一开始就描绘了一幅充满火药味的家庭历史图：“她［莱辛的母亲］不爱她的父母。我的父亲也不爱他的父母。”(Lessing,1994:4)而当她自己1919年出生时，“半个欧洲由于战争已成为墓地”。莱辛常常开玩笑说：“是战争生了我。”(Lessing,1994:10)当她两岁半时，小弟弟的出生给她留下的记忆是母亲对弟弟的爱和对她的不爱，她下定义说自己是一个总是“对爱感到饥渴的孩子”。在自传里，莱辛虽然试图用记忆的非可信性掩盖儿时充满不快的记忆，然而毫无疑问，她对母亲的回忆更多的是反抗权威的心态，而不是像伍尔夫回忆母亲那样充满温馨。“多少年以来，我生活在对母亲的责备中，开始情绪非常激烈，然后心变冷，变硬。那种痛楚，不是悲哀，真切而深入肌肤。”(Lessing,1994:5)
同伍尔夫由于爱和同情而在作品中努力塑造美丽善良的母亲形象不同，莱辛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要么死去，要么在叛逆的女儿眼里总是那样严厉而苛刻、那样不解人意。无论是《青草在歌唱》中的玛丽，还是《暴力的孩子们》中的玛莎，女主人公们无不憎恨自己的母亲，梦想着早一点逃离家庭。《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简，甚至对母亲的死都无动于衷。许多评论家都说莱辛的小说中有很大的自传成分，然而如果说莱辛只是想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个人情绪的话，那就不免贬低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心胸和才能。而事实是，正是她自己经历的坎坷，她对妇女的地位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如果说伍尔夫是在用爱的笔触描绘母亲们任劳任怨以及任人宰割的悲哀处境的话，那么莱辛就是在用恨的声音诉说着母亲们这种年复一年、世世代代重复的悲剧。她们世世代代重复着一首歌，那就是“她谁也不是，她什么也不是”。(Lessing,1994:1)“妇女常常被记忆漏掉，然后被历史遗忘。”(Lessing,1994:12)在莱辛的作品里，在众多层面的主题意义里，女主人公抗争的无奈和结局的妥协是显而易见的。玛丽、玛莎，又或《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安娜，莫不如此。莱辛在《金色笔记》序言里说：“妇女们怯懦怕事，因为她们几乎可以说已经做奴隶做的时间太久了。”(Lessing,1975:26)她的女主人公们虽然有母亲，但事实上却都没有母亲的庇护，她们在更深的层面上属于没有母亲的孩子，这是比失去母亲更深切的一种痛苦。回首过去，莱辛看到的是历史母亲的懦弱和无形，看到的是世代女儿们延续着母亲的悲剧。莱辛痛心疾首，心裂成了“碎片”。
如果说伍尔夫在追寻文学传统母亲时，痛苦地发现了撒落一地的情感碎片，那么，莱辛不仅仅看到了它们，更看到了这些碎片之于今天的价值。对此莱辛的反应当然是痛楚，这种痛楚的深处，是对这些碎片迄今仍然受到广泛的漠视的谴责。莱辛在谈到《傲慢与偏见》时说：人们忽略了书中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伊丽莎白拒绝了有地位、有财产的科林斯先生时，她很可能就没有了未来。
但这是事实，即使今天当我们回首妇女的地位、回顾她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也会感到一阵寒意。……那些要求学生们读《傲慢与偏见》的老师汇报说今天许多年轻妇女对历史、对妇女的历史、对她们自己的好运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伊丽莎白和简不去找工作？为什么她们要不停地找丈夫？(Lessing,2004:4)
对文学传统母亲的态度，莱辛不是像伍尔夫那样指责，从而背离。恰恰相反，她认为是我们对母亲的历史思考的太少。透过主人公的反叛，她讲述的是对母亲的依恋。
二、书写的困惑
追忆的痛苦使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改变现状，找到一条新的女性文学创作之路。然而在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中，她们发现虽然她们对父亲欺压母亲的历史深恶痛绝，但却不能像男性作家一样试图背离自己父辈的主流文学传统，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文学传统，甚至没有女性自己的语言。她们不得不依赖文学父亲表述自己、证明自己，在主流文学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机会。
在回顾传统的路上，伍尔夫看到的是“米尔顿的怪物”，妇女们的视野必须越过它才能看到美好的前景。（伍尔夫：173）根据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分析，这里伍尔夫的“米尔顿的怪物”指的是男性文学传统以及与此传统相关联的一整套菲勒斯—逻各斯社会经济、文化机构，等等。(Gilbert and Gubar:187-207)那么，越过它的前提就是妇女要拥有金钱和自己的一个“房间”，这种思路和当时伍尔夫积极支持妇女解放运动正相吻合。可是在拥有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之后，“朱莉叶·莎士比亚”就一定会出现么？
在《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一文中，伍尔夫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阐述了自己小说要反映心灵的瞬间感受、追求内在的生活真实的创作主张。实际上，在对意识的流动性和生活内在的真实性予以肯定的背后，隐含着伍尔夫对现实生活中消除性别界限的理想，这同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表达的“双性同体”的创作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伍尔夫在许多伟大男性作家的身上看到了女性所不具备的才华和智慧，也看到了他们身上所缺乏的直达人类心灵的女性气质。（伍尔夫：160）在男女和谐的关系中、在伟大作家的人格中，伍尔夫读出了“双性同体”的“整体性”：
我们必须回到莎士比亚那儿，因为他是雌雄同体、两性合一的；济慈、斯特恩、柯伯、兰姆、柯勒律治都是如此。雪莱或许是无性的。……任何作者只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就无可救药了。纯粹单性的男人和纯粹单性的女人，是无可救药的；一个人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男女两性因素必须有某种谐调配合，然后创作才能完成。（伍尔夫：162-63）
因此，意识流成为伍尔夫创作的主要手段，处于意识流动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心灵碰撞及融合的可能性也成为她作品探索的主题。然而，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却读到了拉姆齐先生和拉姆齐夫人婚姻关系的不平等、拉姆齐夫人社会自我和真实自我的不一致、里莉对婚姻的恐惧以及她画笔的犹豫，还有达罗威夫人同丈夫之间的貌合神离和斯蒂芬的自杀等等——这个主题在《奥兰多》中通过奥兰多的变性以及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思考和绝望表现得更为明显。
莱辛和伍尔夫一样，在重构传统的道路上也经历了“父亲的暴力”和“作家的障碍”。在《在我的皮肤下面》这本自传中，莱辛谈到了战争对他父亲的巨大影响——她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失去了一条腿，更谈到了父亲对她自己的影响。她最初的记忆是她两岁前被父亲带着骑马的经历。
它是一个巨大的极具危险的马，像塔一样很高很高，坐在上面的父亲更加高大，他的头和肩膀像是触到了天。他坐在上面，裤筒里是他的木头腿，又大又硬，滑溜溜的，总是藏在里面。一双大手把我紧紧地抓住，提起来放到他的身体前面，告诉我抓住前面的马鞍、我使劲伸出手才够着的一个突出来的硬邦邦的东西。我忍着不哭。我被包裹在马的热气——马以及我父亲的气味中。马一走，人颠簸摇晃的厉害，我把头和肩膀靠着父亲的肚子，能感到他硬梆梆的木腿的拉力。一下子离地这么高，我一阵眩晕。现在，这个记忆还非常真切，强烈，能闻到那种身体的气味。(Lessing,1994:18)
父亲因为战争身心遭到重创，而对于她又转化成为暴力的化身。在《青草在歌唱》中，玛丽因为年龄大没有结婚而遭到社会的排斥，这时社会就是男权暴力的化身。当她不得不迅速结婚从而逃避社会的指责，跟随丈夫来到农场后，又因为不会处理和黑人男仆的关系，同他们走得过近而遭到以查理为代表的白人社会的冷眼。这时，殖民主义意识又是主宰她的暴力。在《暴力的女儿们》这本自传体五部曲小说中，玛莎试图用各种方法逃避殖民主义家庭的控制。她先是辍学，远离家庭去工作；后来试图通过和受大家歧视的犹太青年恋爱来抗争她所属的白人阶层；失败后又想通过结婚找到出路，最后还参加了激进的左翼运动。然而她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通过玛莎反叛的成长经历，我们看到莱辛对社会中男权意识以及其他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文化体系禁锢人的心灵具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女人一定要通过所谓的女权运动才能获得解放吗？并且通过女权主义运动就一定能获得解放吗？这是莱辛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在《金色笔记》中，莱辛以“自由女性”作为框架小说的主题，描述了主人公安娜和她的朋友莫莉作为“自由女性”的经历，透过独特的女性心理，更进一步探讨了英国社会中的两性关系问题，包括不同种族之间的两性关系问题。同她的作品分割成几部分的形式相似，莱辛也在女性是否在经济上、情感上和心理上可以完全摆脱男性的控制，是否可以在生理上拥有和男性一样的主动权等问题上因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而经历着痛苦的“作家的障碍”和“精神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作家索尔给安娜的书写了第一个句子，这就是《金色笔记》的第一句话，而安娜也给索尔的书写了第一个句子。这似乎治好了安娜和索尔的“作家的障碍”。除了形式上的循环作用之外，实际上，莱辛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男女双方的互相依赖性。在这一点上，莱辛和伍尔夫一样推崇“双性同体”的理念。然而，正是在这相同之中的不同，导致了她们两人最终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了她们不同的结局。
结语
如上所述，伍尔夫非常推崇“双性同体”的理念，这不仅体现在她自己各种有关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著述中，还大力在创作实践中探讨其可行性。莱辛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双性同体”这个概念，但她在作品中同样以各种方式说明了男女双方对彼此的依恋和依赖不仅是社会的需要、心理的需要，更是人性使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两性真的可以达到这种“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吗？
伍尔夫把“双性同体”作为自己创作的最高理想，试图在形式上通过意识流的手法表达自己祛除两性界限、达到精神上融合的境界。然而表面形式的融合下面却涌动着不和谐的暗流。在乌托邦的幻像中，映现着死亡的阴影。同伍尔夫不同的是，莱辛把它作为探索的主题，试图通过分裂的形式再现人们现实生活中渴望融合的心理真实。在现实的绝望中，映现着理想的光芒。
在寻找传统母亲的记忆中，伍尔夫和莱辛都看到了传统的缺失、看到了历史的阴暗。然而伍尔夫在重建传统的努力中，试图在爱的追忆中抛开传统，创建独立的乌托邦。然而，她的乌托邦之梦在幻灭中结束，在大海中随着她的身体消失而去。而莱辛却在反叛的追忆中看到了传统的价值，在现实的绝望中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她用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绝望给人类以警示，为人类指明了前进的道路，那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全身心投入社会，服务于社会。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社会依靠每个人而存在，如此才能实现和谐的两性关系与和谐的存在。也许，这就是莱辛较之伍尔夫更能给今天的我们以启示的原因。
注释：
①关于伍尔夫和莱辛以及她们作品中母女关系的评论，见参考文献所列Stemerick、Ticker、Lukens等人的论文和专著。
②见参考文献所列Gilbert and Gubar所著中“The Parables of the Cave”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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