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替代弹性、资本扩张与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中国论文,报酬论文,份额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要素报酬份额变动问题备受关注。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增长动因的解析，而且也涉及增长利益的分配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发现，早期的中国要素报酬份额变动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要素的变化，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根据收入法核算的省际GDP数据发现，中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在1995-2004年降低了10.73%。李稻葵等(2009)也采用省际数据分析发现，1992-1996年中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略有上升，但是其后逐年下降。 学者们关于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产业结构变迁使得全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相对下降。持有这一观点包括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a)、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及工业部门的转型使得1995-2003年中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减少了3.36%。(2)偏性技术进步是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Acemoglu(2003)论证在中、短时期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相对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可能会导致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黄先海和徐圣(2009)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中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张莉等(2012)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3)国有垄断因素可能是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之一。白重恩等(2008)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之前，国有企业的资本报酬份额远低于其他类型经济；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国有部门的产品垄断力量增强，国有企业与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在资本报酬份额上的差距逐渐缩小，进而提高了整体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陈宇峰等(2013)认为，垄断利润率变动是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在短期内变动的主要原因，而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决定劳动要素报酬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4)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变化和工会的影响效应。李稻葵(2007)认为，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普通劳动者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下降，以至于劳动者取得利润分红的能力不断下降。罗长远(2008)认为，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的结果。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方面不惜“竞争到底”，压低了劳动力成本。魏下海等(2013)利用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工会提高了工人工资进而导致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最终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5)国际贸易和外资进入对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变动的影响。邵敏和黄玖立(2010)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产生负向效应，外资进入对工资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限制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从而降低了内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6)孙文杰(2012)认为，消费结构转型导致基于消费驱动的劳动报酬份额发生相应变化。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中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7)政府税收变动对要素报酬变动产生影响。李稻葵(2007)认为，近年来政府税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速，这也挤压了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认为，增值税对劳动要素分配的影响较大，其明显降低了劳动分配份额但对资本分配份额的影响不明显。 在国外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了要素替代弹性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Hicks(1932、1936)最早对要素替代弹性进行了定义，并讨论了要素替代弹性大小与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关系。Arrow等(1961)认为实际生产中的要素替代弹性明显不等于1，他们引入了CES生产函数，发现要素报酬份额不仅是要素投入量的函数，也是要素替代弹性的函数。de La Grandville(1989)认为，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变动产生影响。他强调，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如果允许更大的要素替代弹性(存在一个门槛值)，那么人均收入增长也会很高。因为更大的要素替代弹性意味着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相似性更强，随着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其边际报酬递减速率变慢，这也允许更多的资本要素积累。Yuhn(1991)对美国和韩国的分析结果支持了de La Grandville假设。Klump和de La Grandville(2000)采用标准化模型(即初始资本、人口和储蓄率相同的生产函数)证明了当要素替代弹性更大时，均衡增长率会更高，他们还发现资本要素报酬份额是要素替代弹性的增函数。Saam(2008)证实当一个国家实行贸易开放且出现较快的资本积累时，其要素替代弹性将变大，进而能促进经济增长。Irmen和Klump(2009)指出，要素替代弹性通过效率效应、分配效应和加速效应影响经济增长。León-Ledesma等(2010)采用了一种标准化的系统方程估计方法来同时测算要素替代弹性和偏性技术进步。Mallick(2012)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de La Grandville(1989)的假设，他利用CES生产函数估计了90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σ)，发现中国香港(σ=2.18)、印度尼西亚(σ=1.14)、韩国(σ=1.44)、马来西亚(σ=1.52)和中国台湾(σ=1.28)等地的要素替代弹性相对较大，而且要素替代弹性变量至少可以解释东亚经济体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20%到25%的增长差异。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认为，信息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品要素价格相对便宜，导致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他们利用了59个国家的数据和标准化估计方法，测算得到的要素替代弹性为1.25，资本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可以解释近50%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总结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要素替代弹性的重要性，不仅认为它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经济增长也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研究在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方法上做了改进，另一些研究则将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动内生化，如Acemoglu(2003)、Growiec等(2015)的研究。不过，现有研究的最大不足是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点，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要素替代弹性特点。国内学者研究了省域或全国范围的要素替代弹性，但是没有研究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特点及其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中国的工业部门在过去30多年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劳均资本量提升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这一变化是否与要素替代弹性的变动有关？它又是如何影响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Mallick(2012)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人均资本量增长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其要素替代弹性一般较大。除了要素价格本身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包括中国的资源条件(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制度因素(户籍制度)、市场开放以及政府政策干预等都会影响到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进而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产生影响。要素投入实际作为一种“中间变量”，对这些外在因素、要素价格的变动等做出反应，并对要素报酬份额的相对变动产生影响。 本文重点解析1990-2010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机理。我们的贡献在于：第一，揭示了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背后的影响因素。要素替代弹性反映除要素价格相对变动、技术进步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与要素价格、技术进步因素一起决定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动。中国作为快速发展转型国家，其市场开放与众多改革必然影响到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进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有别于其他国家。 第二，本文构建了内、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要素扩张模型，揭示了资本要素扩张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机理。我们的模型证实，资本-劳动要素的相对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和要素相对价格共同决定，进而影响到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动。当资本要素的有效价格相对较低且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理性的企业会更多选择资本要素投入，导致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相对上升的情形①出现。论文经验分析部分计算了资本深化因素、两种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各自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贡献，我们的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资本化扩张特征事实相吻合。 第三，本文利用两种方法同时对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并比较印证。首先，利用行业面板数据估计了整个工业在不同时期(1990-1998年、1999-2004年、2005-2010年)的要素替代弹性；其次，利用León-Ledesma等(2010)、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郝枫和盛卫燕(2014)使用的标准化系统方程估计方法计算了35个细分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对不同方法的比较提高了本研究的可靠性。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机理与解析模型；第三部分是1990-2010年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趋势分析；第四部分是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替代弹性估计及对影响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机理与解析模型 (一)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多因素解析模型 假定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ES生产函数，其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如下：
其中，
分别是一单位资本要素和一单位劳动要素的使用价格，K和L分别是投入的资本要素数量和劳动要素数量。Y是工业企业产出。
分别衡量体现(embodied)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上的技术水平，其变动分别被称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γ和ρ都是参数，其中0＜γ＜1，-1＜ρ。令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为σ=1/(1+ρ)＞0。当σ＞1时，意味着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相互替代；当0＜σ＜1时，意味着生产过程中两种要素之间呈现互补关系。当σ=1时，生产函数退化为Cobb-Douglass生产函数。我们重点讨论σ≠1的情形。利用拉格朗日函数法求解上述最优化问题，得到一阶条件为：
其中，λ是拉格朗日乘数，
。进一步得到均衡时的要素需求函数：
由上述公式推导，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企业面对有效价格
的变动会做出理性选择，改变资本要素投入相对比例K/L或J/H，进而会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产生影响。 第二，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在要素投入比例变动以及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中产生重要影响。首先，由(8)式可见，要素替代弹性σ＞1或σ＜1将决定资本要素扩张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方向。其次，无论是在公式(6)还是公式(8)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值如同“乘数效应”一样，决定要素价格、技术进步因素等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程度。本文强调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值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即σ(t)是时间t的函数，尤其是一直处于经济改革中的中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值反映了除要素价格相对变动、技术进步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如经济与要素配置制度(如工会、户籍制度可能限制劳动要素流动；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冲动”可能加大资本要素变动)、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对融资活动、资本要素调整容易程度起影响作用)、不同行业技术特征和行业结构变动(如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劳动要素投入比例变动不一样)等。de La Grandville(1989)将要素替代弹性视作“生产制度体系(system)的有效性的一种度量”，并认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东亚奇迹”。Hicks(1932)指出一国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大小由行业内的要素替代性、行业间的要素替代性、消费者心目中不同消费品之间的替代性以及不同生产技术之间转换的难易程度4个因素决定②。Arrow等(1961)认为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不等于1是普遍情形，它可以从不同国家的相同行业具有不同的资本-劳动要素比例中观察得到。Klump和Preissler(2000)认为要素替代弹性大小与工会力量、内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货币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健性等有关。我们将中国工业部门在1990-2010年的要素替代弹性大小视为可变的，并在论文经验分析部分考察中国要素替代弹性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和行业特征。 命题1：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由两大类因素决定：一是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有效价格的相对变动，即
。它的变动引起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动，进而影响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动。二是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σ＞1或0＜σ＜1)不仅决定要素价格比例的相对变动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程度，也决定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动方向。 (二)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资本扩张与要素报酬份额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化扩张，其主要推动因素是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引致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有效价格发生相对变化，使得理性企业偏向资本要素使用。在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有效价格变动的因素来自资本品进口贸易和FDI(FDI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正如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黄先海和刘毅群(2008)等强调，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是其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相对于国产的资本品而言，一单位进口资本品的价格
可能较高，但是如果其具有的技术水平或质量相对更高，从而使得一单位进口资本品的有效价格
(即单位效率资本的价格)低于一单位国产资本品的有效价格，那么进口资本品相对合理。我们可以分析资本品进口对资本、劳动要素有效价格变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
上述结果可以由图1论证：进口外国生产要素将使得该国形成一条新的有效要素投入的预算线，进而可以判断将引起生产要素投入均衡的调整，在新的均衡点E′，有效资本要素比例相对提高： J′/H′＞J/H (14) 同样根据(7)式，当σ＞1时，进口一定的资本要素将导致该国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
图1 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有效价格相对变动对要素投入均衡的影响 由上述推论，我们得到命题2： 命题2：当国外资本品的“性价比”更高时，企业在给定生产成本条件下将会更多使用进口资本品，并提升资本—劳动要素相对比例。如果此时σ＞1，那么该国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将相对上升；如果0＜σ＜1，则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相反。 (三)内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资本扩张与要素报酬份额变动 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或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也可能源自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我们将证明要素报酬份额的相对变动与一国在两种创新活动的研发效率或创新资源禀赋差异有关。假定两种要素的供应商同时也是创新者，他们选择技术增进程度与要素定价：
两种创新活动的研发效率之比
将影响两种要素的有效价格之比，进而决定生产中的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相对之比变化。在短期中，两种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
还受一国已有知识基础
的影响，如果
差异导致技术发展偏性，将最终影响要素报酬份额的相对变动。可得命题3为： 命题3：在内生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增进型技术或劳动增进型技术的研发效率、创新资源禀赋差异将导致技术发展的偏性，进而影响资本—劳动要素有效价格比例的变动和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的相对变动。 图2归纳了本文中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机理与影响因素。
图2 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变动机理和影响因素 三、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趋势分析 (一)数据处理 我们选取1990-2010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该选择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在1990年以后中国公布的分行业统计资料较为详细。二是从198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1985年中国也开始了工资制度与价格改革，到1989年，全国5万多家国营企业、4000多万职工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因此，1990年以后的统计数据较能客观反映市场运行状况。 我们采用下列方法反映资本、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的变动趋势：资本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变动趋势=(固定资产折旧+营业利润)/工业增加值；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变动趋势=工资福利总额/工业增加值。我们的数据处理方法如下：(1)工业增加值。我们利用工业净产值减去利息支出，再加上折旧基金得到1993年以前的工业增加值。同时依据2006-2007年的增加值率并结合工业总产值估算得到2008、2009和2010年的工业增加值。实际增加值以《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1》公布的1990-2010年的各个工业行业的价格指数对名义增加值进行折算得到。(2)资本要素报酬主要包括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两项。《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了所有年份的工业分行业的利润数据，固定资产折旧以折旧基金衡量。(3)劳动要素报酬主要是工资总额和职工福利基金。1992年以前的各个工业行业的工资总额和职工福利基金数据来自各个年份的《中国经济年鉴》。1993-2010年的工资总额和职工福利基金数据来自各个年份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4)工业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净值，并依据历年的折旧基金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得到实际固定资产净值。我们认为，固定资产净值较客观地反映了实际经济运行中企业的名义固定资本存量，其相对于永续盘存方法计算的工业资本存量更准确，因为后者选择的固定折旧率往往不能反映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真实折旧率。(5)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经验分析中，我们将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界定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干中学”效应之和，即
其中，
分别是第i行业第t期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指数和“干中学”效应水平指数。分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数据分别来自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分为三个层次：大专及以上、中专和高中、初中及以下，且假定在1990-2000年、2001-2010年两个时间段各自以一个固定年速率提升。 借鉴Hulten(1992)、黄先海和刘毅群(2008)以及宋冬林等(2011)等的方法，我们以不同类型资本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动来估算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该方法将资本品分为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两类，假定设备投资品的质量在不断改进，即存在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而建筑投资品的质量一般不改变，即没有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两类资本品的价格之比在扣除共同的通货膨胀因素影响之后，就反映设备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按照式子
即可近似计算得到设备资本存量的增进型技术进步指数。其中，
分别是设备资本存量的增进型技术水平指数和设备投资品的增进型技术水平指数，
分别是设备投资数量和设备资本存量。1990-2010年设备和建筑投资品的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细分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与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的变动趋势 税收比重较高的行业集中于国有垄断或资源密集型行业，如烟草行业、石油加工行业的政府税收比重平均为77.51%和51.09%。这表明行业与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有一定作用。在1990-2010年全部工业的政府税收比重平均为28.03%，这一比重略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因此，政府税收不是导致工业行业的两种要素报酬份额出现较大变动的主要原因。 1990-2010年全部工业的平均利润占比为23.46%。利润是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的主要部分，它的变化决定了整个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化。中国工业行业的营业利润占增加值比重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几乎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占比在1998年以后有一个上升趋势，尽管在2008-2009年略有波动。它表明：首先，工业结构调整不是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部分行业的要素报酬份额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其次，要素报酬份额变动可能与经济制度改革存在联系。因为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速，特别是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改革、改组、改造与加强管理，积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一时期的劳动要素投入调整与波动也较大，职工下岗分流数量庞大，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有2137万人下岗④。这一市场经济改革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在短期中，工业的利润占比变动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呈现出很大的关联。例如在1992年和1993年，工业的利润占比有过短暂的上升，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较快，宏观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过热”。而在1996-1997年或2008-2009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工业利润占比也出现相对下降。由于资本要素投资变动与宏观经济形势变动紧密相连，因此也可以推定资本要素投资波动与要素报酬变动之间呈现相关性。 1990-2010年全部工业的营业利润与固定资产折旧之和占增加值比重超过30%，其中工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占增加值的13.2%。这也反映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资本要素投入量大且更新速度快，进而也将影响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动。 1990-2010年，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变化呈现出一个“倒U型”特征，1995年和1996年是转折点。这一特征与大多数学者估算的中国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下降趋势相吻合。1990年全部工业的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为32.74%，1996年达到最高峰为37.46%，其后一直下降，直到2006-2010年的24%左右。从不同行业比较来看，煤炭开采、黑色金属矿开采、有色金属矿开采、非金属矿开采、纺织业、服装制造、木材加工、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比重相对较高。 四、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解析 (一)要素替代弹性估计方法 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估计要素替代弹性：第一种是利用行业面板数据对一阶条件模型进行估计，得到整个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即在前文公式(6)的基础上引入部分控制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下标i表示第i个行业。我们采用下述方法计算两种要素的报酬份额，即：资本要素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利润)/(固定资产折旧+营业利润+工资福利总额)；劳动要素报酬=工资福利总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利润+工资福利总额)。上面模型中
是参数，它的表达式为
。另外，我们假定
，t是时间变量，μ是一常数，它反映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之间的速率差异。当μ＞0时，表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速度快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速度；当μ＜0时，则相反。我们利用计量模型估计出这一技术进步速率差异。 计量模型同时引入了两个控制变量，一个是各个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即
，它反映经济体制改革因素对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份额的相对变动的影响。
是第i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
是该行业的所有经济类型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另一个控制变量是
分别是第i行业第t期的FDI流入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正如前文所述，外国资本品与国产资本品可能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引入外国资本品会对本国资本与劳动要素报酬之比的变动产生影响。由于无法获得各个行业每年进口的资本品数量，我们不能直接分析资本品进口贸易对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获得历年不同行业的FDI流入量数据，由于相当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品都是进口资本品，因此我们采用各个行业的FDI流入量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比重来近似反映引入外国资本品的影响效应。 第二种是利用León-Ledesma等(2010)、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推荐的标准化系统估计方法得到各个细分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该方法由三个非线性联立方程组构成：
在上述系统方程中，Y、K、L、π、t分别是第i个行业在某一时期的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和时间变量的几何平均值，它们作为基值来标准化各个方程。
分别是第i行业第t期的资本要素使用价格和劳动要素使用价格，ξ是规模因子，
分别衡量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速率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速率，θ衡量国有经济比重的影响效应。上述非线性系统方程组的估计方法是可行性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法(FGNLS)。在估计过程中，我们借鉴Klump等的方法，将各参数初始值分别设为ξ(0)=1、σ(0)=0.02、
(0)=0.0001、
(0)=0.002。为了反映经济体制改革因素对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影响，我们对劳动要素需求方程进行了修正，引入了各个行业的
控制变量。相对于单一方程估计方法，标准化系统方程估计方法有如下优点：(1)经过标准化处理的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结果更为准确，能够有效分离要素投入变动与要素替代弹性的影响效应。(2)利用了多个一阶条件方程，例如联立方程中的(22)式和(23)式分别是基于生产者最优化选择的资本要素需求方程和劳动要素需求方程，使得估计结果更好地反映最优化经济行为和技术。(3)充分利用了系统方程所包含的各个方程之间的关系信息，提高了参数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二)分时期、不同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估计 1.不同时期全工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表1是利用面板数据估计的中国全部工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差异结果。我们利用Hausman检验来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拒绝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1)当时间序列数据较长时，需要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通过对1990-2010年回归的Hausman检验可以验证其内生性问题，模型回归结果证实这一时期的OLS模型存在内生性，因此使用2SLS模型回归相对较好。我们采用了滞后一期的劳均资本量对数
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了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Stata软件包Xtivreg进行回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影响。(2)当时间序列较短时，分析显示没有内生性问题，因此对于1999-2004年、2005-2010年的数据，我们采用了OLS方法。 模型(1)、(2)、(3)和(4)分别考虑了不同控制变量对要素替代弹性估计的影响，从估计结果来看：首先，1990-2010年全部工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估计量较为稳健，弹性大小在2左右。其次，国有经济比重变量(即
)和FDI占投资比重变量(即Fdi/I)都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产生负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或FDI占投资比重提升意味着资本扩张较快，这使得资本要素使用效率下降，进而降低了资本要素回报率。从引入控制变量
之后的ln(K/L)的系数回归结果比较来看，也可以印证这一推论。在控制了国有经济比重变动之后，资本深化因素(即K/L提高)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我们的这一结果也与李稻葵等(2009)的结果一致，但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意味着劳动者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越大。当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时，也即劳动者的谈判权下降，劳动者取得利润分红的能力下降，劳动要素报酬份额下降，而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再次，整体而言，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速度在1990-2010年略低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速率，即参数μ为负。但从表1下半部分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来看，两种类型技术进步速率快慢有所变化。FDI占投资比重变量的影响效应与此类似。最后，我们假定各个行业的R&D人员致力于资本要素增进型技术的研发，并以R&D人员数量的对数(即lnRD)作为时间变量t的替代变量，新的回归结果变化不大。
我们采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作为1990-2010年中国全部工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即σ=2.906。一些学者估计的要素替代弹性接近于1或小于1，如Arrow等(1961)估计的1909-1949年美国制造业要素替代弹性在0.8-1之间，Berndt(1976)估计的1929-1968年美国要素替代弹性在0.96-1.25之间，Antras(2004)估计的1948-1998年美国要素替代弹性在0.94-1.02之间，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估计的中国省际全部产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在0.126-2.28之间，其中北京市等9个省区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而其他省市的替代弹性小于1。为何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要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要素替代弹性？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与国内众多研究不同(如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雷钦礼，2013；郝枫，2013；郝枫和盛卫燕，2014；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我们的研究对象是1990-2010年的工业部门，而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省域经济或全国经济。工业部门与省域经济或整个全国经济的最大区别是两者的经济结构不同，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程度明显高于省域经济或者全国包括所有部门(一、二、三产业)的经济。另外，两者的要素报酬份额也有很大的区别。罗长远和张军(2009b)曾发现，上海的劳动报酬占比在全国最低，而贵州和广西在全国最高。究其原因，在贵州、广西等省份，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占比较高，而上海市的工业化程度最高，因而两者的资本、劳动要素报酬份额有很大差异。工业部门与省域经济也有这样的差别，如很多省份的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0%左右。再如2002年河北省的劳动要素报酬比例为50.01%，2009年为55.31%；广东省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44.44%和45.21%；江苏省分别为45.52%和43.58%。但《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1990年、2002年和2009年全部工业的劳动要素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2.74%、25.99%和24.36%。这一因素会对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第二，中国是一个处在发展中且不断进行市场改革的国家，这一经济状况决定了它的要素替代弹性要大于一般的发达国家。1990-2010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中国的工业资本投入增加迅猛，其中劳均实际固定资产净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8%，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分别达到13.5%和6.5%。而美国在1970-2009年的资本深化速率仅为1%-3%，部分年份的资本深化速率甚至为负(黄先海等，2012)。与美国经济相比，中国较快的资本深化速度必然对应于一个较强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过程。正如Duffy和Papageorgiou(2000)、Mallick(2012)的结果显示，人均资本量增长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其要素替代弹性一般都较大。东亚经济体是1950-2000年工业化进程较快、人均资本量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其要素替代弹性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投入增长空间一般较大，除了受到要素价格因素的激励外，其他因素也可能使得要素投入增长迅速。在发展未成熟阶段，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要素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获得更多、更快的要素投入增长(如处在无限供给的劳动要素状况)。 第三，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政府调控背景，包括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在内，资本要素投入受“政府意志”控制较为显著，项目投资并不完全依赖于要素价格变动做出反应，也即要素投入数量和比例调整除了受价格机制的引导之外，还受“看得见的手”的干预。这种扭曲性干预也使得最终表现出来的要素投入变动相对于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较大，也即要素替代弹性较大。这也表明实际数据估计出的要素替代弹性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包括政府干预等因素(除去要素价格变动、技术进步因素之外)对要素投入选择的影响。 模型(5)、(6)、(7)和(8)是分不同时间段的回归结果。从1990-1998年(σ=2.59)、1999-2004年(σ=3.663)、2005-2010年(σ=1.636)的要素替代弹性估算结果来看，要素替代弹性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降低的过程，特别是到了1999-2004年，要素替代弹性上升为3.663。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资本要素使用效率，使得资本要素投入回报率提升，对应于给定的要素价格变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要素价格变动还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企业的资本要素扩张倾向较为强烈，因而表现出更大的要素替代弹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要素投入变动受政府驱动作用较为明显。《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1995年全工业职工就业人数是8003.3万，而1996-2001年职工就业人数持续性下降，最低点为5130.6万，1995-2001年的职工就业人数变动幅度达到-35.9%。职工就业人数的剧烈变动也使得这一时期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估值较大。2005-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趋于平稳，市场激励机制逐步建立起来，要素投入变动更多以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为基础，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因而，要素替代弹性趋于正常值。 2.不同行业要素替代弹性估计结果讨论。图3和表2显示了标准化系统方程估计方法得到的1990-2010年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估算结果。可以发现：(1)不同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差别较大，轻工业或者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普遍大于重工业、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要素替代弹性较大的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印刷业、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塑料制品、橡胶制造、饮料制造、纺织业、纺织服装业、电气机械业、通信计算机设备制造业等，它们的要素替代弹性均大于1。而煤炭开采、石油开采、黑色金属矿开发、石油炼焦、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电力和供水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均小于1。这充分表明估算要素替代弹性应考虑行业特征，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特征决定了要素替代弹性差异。一般而言，重工业或基础设施行业属于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其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要素投入变动针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较为迟缓，因而这些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较为小。
图3 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估算结果
图4 要素替代弹性与国有经济比重关系
图5 要素替代弹性与R&D人员增长率关系 (2)图4和图5分别显示了估计的各个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与国有经济比重、R&D人员增长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可以发现：首先，要素替代弹性大小与国有经济比重之间呈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行业恰恰也是那些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要素投入变动针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较为弱。其次，各个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与R&D人员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定正向关系。这说明R&D投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一个经济体的要素替代弹性。在前文表1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当引入控制变量R&D人员增加量时，回归得到的要素替代弹性有所下降，这表明R&D投入与全部工业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一般而言，R&D投入增加，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灵活性，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也变大。在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σ=4.066)、电气机械制造(σ=4.774)、交通设备制造(σ=2.159)、塑料制品(σ=5.213)、化学纤维制造(σ=5.177)、医药制造(σ=5.044)等技术密集型、R&D投入密集型行业中，其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也普遍较大。 (3)从回归结果计算出的两种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状况来看，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为正，而有少数行业的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为负，例如煤炭开采、石油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非金属矿采、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电力供应业等，这些行业属于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技术进步一般依赖于资本要素。当这些行业实现生产扩张时，劳动者投入数量会增加，但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或技能水平却有可能下降。 (三)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解析 表3和表4分别显示了各个因素对全部工业和细分行业的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效应，并在最后两列比较了模型解释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相对变动速率与实际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相对变动速率。从比较结果来看，本文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表3中，资本深化因素(即K/L)对全部工业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相对上升具有最大的贡献率。例如，1999-2010年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速率(年均提升速率为5.6%)较快，其中，资本深化因素的促进效应为5.1%，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为3%，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为2%，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也起到了0.5%的促进效应。在整个1990-2010年间，全部工业的实际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年均上升速率为4.6%，其中模型解释的速率为4.2%；资本深化因素的促进效应为6.4%，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为1.9%，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的抵消效应为5.4%。正如前文所述，要素替代弹性决定了上述这些因素影响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方向(促进或抑制)，而且由于不同时期的要素替代弹性大小不同(1990-1998年为2.590、1999-2004年为3.663、2005-2010年为1.636)，它们起到了类似“乘数效应”的作用，特别是在1999-2004年放大了资本深化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的促进作用。 从细分行业的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解析来看：(1)大部分行业都出现了资本要素报酬份额相对上升情况，例如烟草制造业年均上升速率为15.3%。文教制造(-3.5%)和石油炼焦(-2.1%)则出现了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下降情况。(2)模型解释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速率与实际速率之间平均差异为1.9%。大部分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可以由本文模型解释。(3)从单一因素的影响效应来看，资本深化(K/L)是促进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它的平均影响效应为4.9%；其次是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3.6%)，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则抑制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其平均影响效应为-3.9%。对于大部分行业而言，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倾向于提升资本要素报酬相对份额，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相一致。(4)模型解释与实际要素报酬份额变动之间差异较大的行业主要集中于资源类行业，例如煤炭矿采、石油矿采、黑色金属矿采、烟草制造、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电力供应和供水业。特别是采矿类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速度较快，在1990-2010年间这些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年均上升速率：煤炭矿采业为7.1%、石油矿采业为5.5%、黑色金属矿采业为6.7%、有色金属矿采业为7.7%、非金属矿采业为7.0%。这些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较快可能更多与其资源属性相关，部分资源开采收益归于资本要素。
五 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出现了规模庞大且迅速的资本要素增长，这种增长既是对竞争性要素市场的要素价格变动、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的正常反应，也是源于自身资源条件、经济开放(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资本要素供给)、政府政策干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值较大，并且使得要素报酬份额呈现出显著变动。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解析了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原因。我们发现，1990-2010年受资本要素价格相对变动的影响，资本深化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的促进效应为年均6.4%，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的促进效应为年均1.9%，而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对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上升的抑制效应为年均5.4%。中国工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为2.906，它对资本深化和要素报酬份额变动的大小和方向产生影响。 可以预计，随着中国资本要素扩张速度的减缓以及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完全建立，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将有所下降，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动也将趋稳。未来时期，对要素报酬份额调节的着力点将是两种要素增进型技术进步。通过它们的相对速率变化，中国的要素报酬份额将有相应的变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不断改善两种要素增进型技术发展的基础条件。例如，增进两种类型技术的研发效率
、增加两种类型技术研发投入、促进知识流动等。相对于促进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而言，提高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速率所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资本品技术大多是可以编码的，并且通过授权或者资本品贸易获得广泛传递；资本品制造商也有较强激励提高自己产品的技术水平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另外，资本品供应商很容易从其同行中获得技术溢出。而劳动增进型技术大多是隐性知识，它一般通过“干中学”或者个人之间的创新互动获得。中国应更多地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建设。目前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有待提升，增加对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推动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也是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国家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激励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例如通过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形式激励企业对劳动者的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的投入力度。 除此之外，调节要素报酬份额变动可以通过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高部分资源税适用税率，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征收范围来加以实现。我们的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采矿类、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资本要素报酬份额显著上升，它与资源产品价格逐年上涨、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加大有关。通过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可以适当控制资源开采企业依靠垄断地位和资源稀缺性获取大量超额利润的问题，也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①资本要素有效价格衡量了一单位效率资本的价格，具体分析见后文。 ②Hicks(1932)强调“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投入相对增加的那种要素的报酬份额将上升”。 ③公式(16)的具体推导过程备索。 ④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全国下岗职工总数与分布、构成》，新华网，2003年1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3-01/24/content_7022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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