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于技术转移深层问题的哲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论文,普遍性论文,特殊性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技术转移作为解决南北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技术转移，以便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伴随着技术转移的深入进行，他们却面临着如下两难选择：（1 ）如果继续深入开展技术转移，虽然会促进本国技术、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伴随着外来技术、文化的传入，本民族或国家的技术、文化将会受到严重冲击，结果很可能使其因产生文化异化而丧失其独立性甚至走向崩溃（德国学者F.拉普和美国学者D.波普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2〕）；（2 ）如果拒斥外来的技术、文化，结果，虽然使得本民族或国家的技术、文化保持其独立性，但将会因此导致其封闭而再一次落后。上述问题是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所存在的深层问题。
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本国与外国之间技术、文化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处理技术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对此， 笔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已在另文〔3〕中，提出了“技术—文化”这一新概念，建构了“技术—文化”系统），做一论述，并对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
技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技术在本质上都具有的共性和每个技术所具有的个性。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又分别表现出超时代性与时代性、超区域性和区域性的特点。
从广义上讲，任何一种技术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一方面，（1）所有的技术器物都具有效用性（有用且又有效）、 中立性（可以为任何人所用），并在使用后果上也都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即所谓技术是一把“双刃剑”）。（2 ）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操作规范可以用于各个时代和区域的技术设备制造及其操作过程。例如，纺纱绽的技术原理既可用于古代老式手摇纺车，也可用于近代珍妮纺纱机和现代自动化纺纱机。技术规范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及思维方式。（3 ）技术理性通过运用逻辑方法、计算规则和计算机等手段制控一些经济、政治及军事决策部门并以此影响整个社会，成为技术决定论等理论的基础〔4〕。
另一方面，（1 ）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需求创造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法。例如，制碱法就有路布兰法、苏尔维法等，选矿法就有重选、磁选和浮选等方法。（2 ）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们对技术有不同的应用。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它们的应用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即所谓“确有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社会主义应用”〔5〕。 （3）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某种技术器物以不同的意义。例如， 对于万里长城和金字塔等巨大技术器物，古代统治者只是把它们用于抵御外族入侵，维护自身的统治，或显示自身的权势和地位；而劳动者却把它们视为自身受压迫和剥削的象征；现代人却“淡化了当时统治者的主观构想和对劳动者的残酷掠夺的痕迹”，认为它“体现了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历史中所走过的辉煌足迹”〔6〕。（4）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技术组织及其管理。例如，美国的技术管理是松散的，其主要依靠市场经济规律来调控鼓励个人创业；而日本则强调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双重调控和组织化管理。（5）不同类型的人对技术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如， 消费者和企业家注重技术的实效性；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则侧重于技术的创造性；未来学家和生态保护主义者则更关注技术对社会及自然的长期作用后果。
上述可见，技术在其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上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是二者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有普遍性，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基本原理相符合。
技术的普遍性既和其本质有关，也和其主体对它的普遍认同有关；技术的特殊性则和其所在地区的“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对它的自然和文化选择有关。例如，石雕技术更适于气候干燥的地区；产于美国的通讯控制仪器如果被用于对伊（伊拉克，处于高温、沙漠地区）战争中，就会因受热而发生故障。日本学者通过研究技术与气候的关系，得出了“技术有国界”〔7〕的结论； 古埃及金字塔的设计所反映出“统一性和整体感”，是受当时中央集权专制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古希腊建筑所反映出的开敞特色，又是受当时雅典“共和政体”文化和“自然神的泛神论”文化影响的结果；德国人所拥有的“最擅长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对物质进行彻底分析、分类”〔 8〕的民族文化适应于化工技术的开发，而日本人所具有的“能够把根本不相同的成分混合和融化在一起的非凡的才能”〔9〕，则有助于对外国技术进行引进、综合和创新。
可见，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前者是基础，是潜在的，它使技术转移成为可能；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显在的，它影响技术转移的方向和效果。
2
同技术一样，文化也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从狭义（仅以科学和宗教为例）上讲，科学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日本学者村上阳一郎曾指出，受宗教思想影响的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科学价值观（如“安乐死”价值观等）和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科学制度则具有特殊性〔10〕。笔者认为，科学的特点、科学与技术、宗教的区别以及中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等都表明，科学具有特殊性；另外，虽然从民族信仰上讲，宗教具有普遍性（即都是一种信仰），但不同的宗教又具有特殊性，不同宗教信徒因此而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
另从广义（即由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所组成的文化）上讲，一方面，任何文化器物都具有普遍的效用性和审美价值；任何文化在系统结构上都是由信息源（文化环境）、输入（出）、信息通道和控制中心等因素组成，在功能上，都依靠组织、制度和管理政策来实施，在发展过程中，它都遵循着一个酝酿、孕育的由“潜”到“显”的发展规律，都普遍存在着矛盾性（即所谓“文化悖论”。例如，人类创造了各种社会制度的结果，既规范了人的行为，协调了人际关系，又受控于社会制度的统治），都具有共同的习惯和信仰（即所谓“文化共性”。例如，任何人都有对“食、色、性”的追求，都有“交际天性和远方崇拜”的心理欲望和实践追求）。
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文化又具有特殊性。例如，西方文化在希腊时期（以科学艺术为主）、罗马时期（以法律政治为主）、中世纪时期（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以及近代（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等不同时期各有其特殊性；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企业组织及管理制度、文化发展模式、民族性及价值观、哲学、宗教等。
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文化的普遍性也具有时代性（如封建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虽然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但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又具有时代特殊性）和区域性（如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虽然具有超区域的普遍性，但相对于印度和西洋文化圈来说，它又具有区域特殊性），同样，文化特殊性也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的普遍性，因为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具有不以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变化，而以纯粹的文化共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也许正因如此，基督教虽源于西方，但它却能被传播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
文化的普遍性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共性；文化的特殊性则来源于“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的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作用，关于前者，马克思曾有论述：“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11〕；文化人类学家施本格勒更有极端性的论述。他认为，自然环境制约着文化主体的心理意识、价值取向、行为及生活方式，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模式和进程，成为规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外成规则”。此外，地理隔离也是形成文化特殊性的原因之一；关于后者，以人种隔离为基础的社会隔离（如语言、社会制度、战争等）和心理隔离（如民族性格、思维及生活方式等）使文化具有特殊性。
上述可见，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普遍性，是潜在的；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如先进和落后等），是显在的。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后者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效果。
3
“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技术—文化”系统都具有的共性或相通性和每个“技术—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个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主要取决于上述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一个“技术—文化”系统而言，技术的普遍性与文化的普遍性相协同，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普遍性，成为技术转移的基础；技术的特殊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协同，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又表现出特殊性，成为导致文化摩擦的重要原因，也决定着转移的方向；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技术、文化的特殊性相矛盾，又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即是说，当该系统不与其它系统发生交流时，它表现出潜在的普遍性（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和显在的特殊性（相对独立的现实性）。
就两个相互交流（通过技术转移）的“技术—文化”系统而言（现以A、B两个系统，并假设A向B转移为例），它们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发生如下变化。
一方面，在技术、文化普遍性的作用下，A 系统中的技术器物被率先转移到B系统中，并与该系统中的文化相并存。例如， 印第安人最初“采用白人的工具器物”〔12〕。然而，当A 系统中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被转移到B系统中时， 由于它们受本系统中的文化特殊性的影响也具有特殊性，因此，它们便与B 系统中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相矛盾，促使B系统发生了技术、文化变革。如果变革成功， 那么，B系统中的技术、文化就将变成与A系统中的技术、文化相近的性质，即促使B系统由原来与A系统相对立的特殊性转变为与之相通的普遍性（即普遍性由“潜”变“显”，特殊性由“显”变“潜”）。这如技术哲学家威尔伯特·穆尔所说，技术转移将使“所有社会都在日趋一致”，也如D.波普诺所说，“所有社会都将通过现代化过程变得越来越相似”〔13〕。例如，古代日本因一直转移中国的“技术—文化”而表现出东方技术、文化的特点。但是，到了近代，日本转而引进西洋的“技术—文化”。起初，日本积极地转移西洋的技术器物，但是，当转移西洋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时，双方因受各自的特殊性作用而发生了矛盾。结果，通过实施明治维新这场文化变革，使得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东方“技术—文化”，接受了西洋近代“技术—文化”，开始了近代化。
另一方面，B系统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求，对A系统的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创新，使之民族化。其结果，使得A 系统中的技术、文化和B系统相统一，促使B系统又从原来与A 系统相通的普遍性转化为与之相对独立的特殊性（普遍性由“显”变“潜”，特殊性由“潜”变“显”）。例如，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文化变革，虽然大规模地引进西洋“技术—文化”，但未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性要求，经过创新，使之民族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技术—文化”。
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①上述过程是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先后进行的两个阶段，即技术器物转移在先（即超前转移），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转移在后（即滞后转移）。
②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如果A、B两个系统的转移是单向转移（如上所述），那么，受方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发生显著变化；如果A、B两个系统的转移是双向转移，那么，这两个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均发生变化。
③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上所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来实现的。
④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不能盲目地夸大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⑤在器物层上进行技术转移时，“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遍性（呈显在性）大于特殊性（呈潜在性），开放性大于封闭性。但在制度层尤其在观念层上进行技术转移时，“技术—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呈显在性）大于普遍性（呈潜在性），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4
（1 ）“两难选择论”片面强调“技术—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中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在技术转移中，受方系统虽然受自身普遍性的影响积极吸收授方系统的技术和文化，但因其又受自身特殊性的影响而不会一味地全盘引进。即使在本系统中实施文化变革，也不会最终被授方系统所同化。因为受方系统会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求，对授方系统中的技术、文化实施民族化，使之符合本系统的要求，最终成为本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技术转移时，既不会导致本民族或国家传统文化的崩溃，丧失独立性（这是由其系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不可能只吸收外来技术而拒斥其文化（这是由其系统的普遍性决定的），而是既要积极地实施文化变革促进技术转移，又要实施技术民族化保持自身的特色或相对独立性。上述所谓“两难选择难题”是由于过分地夸大“技术—文化”系统普遍性和特殊性中的一方无视另一方，忽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造成的。近代日本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过的，以兴建西洋式宾馆—“鹿鸣馆”为表征的，旨在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论”和“欧化主义论”等思潮（夸大普遍性，忽视特殊性），以及以“武政论”（复辟建立士族独裁的封建军国化国家）、“国粹保存论”（拒斥外来近代文化，保持本国封建文化）为代表的“日本主义论”等思潮（夸大特殊性，忽视普遍性）；近代中国在技术转移中也曾经出现过的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等思潮和论调，都是上述错误认识的历史例证，它们都给当时两国的技术转移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技术—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助于解决上述“两难选择问题”。近、现代日本所主张的“和魂洋才”（将西洋的“技术—文化”与日本的民族精神相并存）以及现在中国所主张的“新中体西用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全面吸收外来一切“技术—文化”），都是两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对解决这些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当然，日本和中国的态度有本质区别，它并非完善，仍需改革〔14〕），都促进了两国的技术转移。
（2 ）“文化异化论”极端夸大“技术—文化”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
“技术—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技术转移必然导致文化摩擦，但不会最终导致文化异化。这是因为，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受方虽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接受授方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并改革自身的传统文化，但这充其量只能变革自身的文化制度、体制及部分价值观念，决不会根除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那些曾经作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虽然被迫实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在观念层上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依然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例证。因此，主张技术转移会带来文化异化者，只片面强调“技术—文化”的普遍性而忽视其特殊性，是对其辩证关系的曲解，必然会滋生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从而阻碍技术转移的进一步实施。另外，如果授方企图凭借武力来达到使受方文化异化的目的，则更是一种愚蠢的野蛮行为，非但达不到目的，还会被对方所同化。这正如技术哲学家F ·拉普所说，“在若干个世纪中，敏捷的亚洲游牧部落曾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和征服相临的中国、印度、波斯和东欧农村居民，但几代以后，他们总是被当地社会更高级和精致的文化所同化。征服者们接受了他们所战胜的民族的文化”〔15〕。总之，技术转移决不会产生文化异化，这是由“技术—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化异化消除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是技术发展的源泉，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技术—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理论，要求转移者既要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实施文化变革，实现文化的一体化，实现世界各民族“技术—文化”的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实施技术民族化，以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而达到文化的一体化和多样化的统一，使得每个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达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与融合。也正如F.拉普所说，“东方佛教中的无为和冥想的态度可以作为和西方普罗米修斯式的行动的动力相反的平衡力量而发挥良好的作用”，“我们需要不同的文化，使我们星球上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不是单一化，而是相互影响着的文化风格的多样化”〔16〕。
收稿日期：2000—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