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鹏涛[1]2016年在《新中国外交观念的构成与变迁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一方面继续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利益出发,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的合理转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需要从物质利益和制度基础方面做出贡献,还意味着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观念。“中国特色”一方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新中国外交观念的主要构成内容中,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观、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观、传统的天下观这叁种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的秩序观念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作为传统对外关系思想的“天下观”在新中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如何被传承和延续?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天下观是中国外交观念中最稳定的核心部分,即世界观;传统的天下观是一种儒家道德世界观,近代以来儒家道德的内容消解了,但道德结构仍然存在,即天下观蜕变为一种道德结构,这种道德结构会对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秩序观念进行吸收、整理并成为新的道德内容;新中国的外交观念经历了以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和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两个阶段;新的道德内容一旦确立,中国在外交行动中会努力适应新的道德要求,并维护道义原则不被破坏。第一章,对观念和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分别从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文化身份孕育建构行为;战略文化持续影响行为叁个层次展开。其中外交观念中最稳定、最核心的部分是世界观。接下来主要阐释和分析世界观的内涵,以及多元世界观并存的情况下,世界观的原型问题。第二章,首先讨论中国传统世界观——天下观的含义与制度实践;其次分析天下观的道德内涵、道德结构以及道德外化的秩序形式。第叁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外交观念中国际主义秩序观和民族主义秩序观的主要内容,以及与天下观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章在论述新中国外交历史发展过程中,外交观念构成形式的变迁与演进。第五章,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政策与实践作为案例,检验不同时期中国外交观念构成形式的演变。第六章,一方面对文章论述进行总结,提炼观点;另一方面对天下观的未来前景作出展望。
韩德江[2]2003年在《中国的维和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实现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宗旨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冷战后兴起的第二代维和逐渐偏离传统维和的原则，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作为实力不断上升的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维和政策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将以冷战前后为时间分野，试着对中国的维和政策进行初步整理。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维和采取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然而随着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维和采取谨慎的积极政策。冷战后第二代维和兴起，中国的主权观念虽更加迫使中国在维和问题上小心谨慎，然而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决心，中国大国责任感的增强等因素却事实上促使了中国在维和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和灵活的姿态。本文第一部分论述冷战前(1971—1989)的中国维和政策的变化过程；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冷战后第二代维和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挑战，中国对此相应的态度及其具体行动；第叁部分列举冷战后几次重要的维和案例并叙述中国的具体政策及行动；第四部分对中国维和政策进行详尽解释；第五部分展望中国维和的未来。
萨拉·泰特, 杨宏[3]2017年在《“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学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议程和"保护的责任"进行明确区分,但随着武装团体蓄意攻击当地民众,使基于"保护的责任"的强制行动和保护平民的强力维和,在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变得模糊。这一趋势对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构成一系列政治和行动的挑战。为此,与"保护的责任"相关目标应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应提高识别、监测暴行罪风险的能力,通过明确而全面的暴行预防战略,支持维和人员执行保护平民的任务,进而阻止暴行罪发生,而这种预防能力建设也符合中国的维和政策和利益。
陈琳[4]2009年在《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文中认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协调、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0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比较曲折和复杂的发展历程,既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中国更好地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和世界发生武装冲突最多的地区,因此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地区。在已经开展的63次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就有26次,目前正在进行的16项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有7项,均超过联合国同期维和行动的40%。冷战结束后,在非洲地区安全机制不健全以及自身维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开始直接介入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多种因素、多股力量、多重利益在此汇聚和碰撞,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提交安理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都拥有否决权,因此大国一致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支持就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开展的必要条件。五大国态度积极、保持中立,矛盾分歧少,维和行动就会比较顺利,这是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苏丹等非洲维和行动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五大国态度消极、偏离中立,矛盾分歧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就举步维艰,安哥拉、索马里、卢旺达等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失败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冷战后,由于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是否介入、如何介入、多大程度上介入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等问题认识程度不尽一致,实践程度也参差不齐,导致常任理事国因素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在期待联合国维和行动对非洲的总体稳定及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也增添了对五大常任理事国介入非洲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而影响维和行动未来发展的担忧。从后冷战时期联合国非洲维和实践来看,五大常任理事国直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突出作用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必须要重新思考诸如否决权、主导权、中立性、正当性等关键问题和核心环节,重新认识五大常任理事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所应承担的角色,从而进一步认清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内涵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此,必须持续改进和完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方式和途径,以协调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以坚持维和行动的联合国性质和发挥安理会作用为关键,以坚持完善和丰富在长期维和实践中形成的“维和叁原则”为基础,以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建设为补充,确保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真正解决非洲地区冲突和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中国而言,在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提高后,要从大国走向强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最大限度地履行国际道义、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有选择地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进一步完善对维和行动的原则和立场,进一步找准在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深化在维和行动中的行动作为,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
陈素娟[5]2013年在《论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和平与安全一直是各国人民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国际维和行动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人们始终将目光放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上，对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大国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政策与方针上有些忽视。实际上，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世界主要大国的维和政策对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大国，其维和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尤为重要。美国的维和政策主要分为叁种类型：一是美国对联合国主导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维和政策；二是美国自行制定的，经联合国授权，但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强制和平政策；叁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美国单独实施的稳定行动政策。美国将强制和平政策与稳定行动政策都归结为维和政策，这正是美国维和政策的特别之处。简言之，美国的维和政策包括联合国体制内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和联合国体制外的单边维和政策。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随着四任总统的更替而不断演变。老布什时期，美国奉行激进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其维和行动主要在联合国体制内展开。克林顿时期，美国一面实行有选择的联合国维和政策，一面实行有效的单边维和政策。小布什时期，美国则奉行消极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同时力主积极的单边维和政策。奥巴马上任后，主张灵巧的联合国维和政策和多元化的单边维和政策。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不仅反映出历任总统的政治与外交政策，同时体现了美国浓厚的“单边主义”维和色彩。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维和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具有叁个共同的特征：灵活性、实用性、矛盾性。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维和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与安全秩序。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不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表现，也是其国内各种因素与国际环境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国际维和行动的不断变化，美国的维和政策面临各种各样的新挑战。通过研究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可以了解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这对于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树立良好的国际维和形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曾探[6]2018年在《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研究》文中提出建设和平是冷战后联合国为解决国家内部冲突而提出的一种安全治理模式,旨在通过构建和平的基础与结构,确保和平在冲突结束后难以逆转。建设和平的内涵丰富,其积极吸收了和平学理论中的“积极和平”思想、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主和平论”和国际新安全观中的“人类安全”理念的养分。这些理论学说赋予了建设和平内在的价值追求、政治愿景以及人道使命。在具体实践中,非洲地区因国家内部冲突频繁,成为联合国开展建设和平活动的主要区域。建设和平活动最初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下实施的,以冲突后国家的政治重建为核心目标。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目标日益多元化,超出了维和行动的狭隘范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建设和平的活动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政治大国战略驱使,日本较早关注和参与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治理。在治理思路上,日本总体上遵循着西方的“自由民主”建设和平范式,但同时又根据自身对外援助的经验,重视发展的作用,把大量经济社会支持内容纳入到建设和平援助的具体活动中,试图构建出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建设和平模式,以形成在非洲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随着现实变化,日本的建设和平援助突破了建设和平概念的边界,不再局限于支持非洲国家预防冲突以及参与冲突后国家巩固和平,而广泛涉及反恐、反海盗、跨国犯罪等新安全课题。由此,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从传统安全领域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国家内部冲突治理扩展至地区安全治理,这极大充实了日非安全合作的内涵。就本质而言,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是国家利益使然,而非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维护和实现本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动力。日本希望通过建设和平援助,在经济上既能保障本国能源供应稳定,又能推动日本企业抢占非洲新兴市场;在政治上争夺非洲安全治理话语权,并借助非洲国家力量实现“入常”夙愿;在战略上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同时支持美国非洲反恐战略。由于大湖地区、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与日本的利益联系紧密,因而成为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的主要区域,具体表现为更强的支持力度、广度和深度。日本的建设和平援助主要依附于发展援助系统,但众多非发展援助部门的行为体也被纳入建设和平援助的整体框架。此外,日本十分重视与国际援助伙伴的互动合作以及理念的构建和传播。因此,从属性、多主体性、多边性和理念性是日本建设和平援助的基本特征。在一个被扩展的发展援助框架下,日本得以突出建设和平援助的非军事色彩,彰显自身的援助特色,同时又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行为体合作以弥补发展援助机制在功能上的不足,具体而言,与防务部门和安全部门合作以增强安全方面的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使援助活动能够深入到不稳定地区和草根阶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以获取道义权威。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涉足人道援助、冲突后国家重建、地区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维和四个领域,在这四个领域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贡献程度不尽相同,并部分地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但也存在难以现实的目标。
周玉渊[7]2018年在《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是联合国维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联合国非洲维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体系内部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盟的伙伴关系、联合国与非洲新的安全范式的伙伴关系等方面。非洲维和伙伴关系的建设对安理会大国的意愿、维和决策中各相关方的协调、联合国维和的功能和角色转换以及非洲自身的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构建联合国非洲维和伙伴关系,为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以及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马克·兰泰尼, 程子龙[8]2017年在《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文中认为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显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利益平衡。
孙德刚, 张帅[9]2018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片面到全面、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重要领域,其过程可分为谨慎接触(1979~1987年)、初步参与(1988~2001年)、机制创新(2002~2011年)和主动塑造(2012年以来)四个时期。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理念、政策和行为的变化,受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和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不断强化等四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不仅展现了发展中大国对中东安全治理的参与,而且成为中国探索"维和外交"、运筹与美、欧、俄、非盟和阿盟等大国和地区组织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在维和实践中,如何做到既"出钱"又"出人",既"出思想"又"出方案",是新时期中国从"维和大国"向"维和强国"迈进的重要任务。
高峰[10]2013年在《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2000年1月中国第一次派出维和警察参与到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行动开始,迄今已走过13年风雨历程。13年来,中国维和警察在国际舞台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量变”成长过程。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维和警察要真正发展壮大,在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影响力实现从弱到强的“质变”,尚需要很长一段路。本文以南苏丹维和任务区为例,试图对中国维和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实践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制约中国维和警察发展的不利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历程。主要包括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背景情况；维和警察参与维和行动的职责和任务；维和警察参与维和行动的四个基本过程。第二部分,以中国警察参与南苏丹维和行动的实践为例。主要阐述南苏丹任务区维和警察的运行机制、中国维和警队的工作概况,分析中国维和警察执行维和任务时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强调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对于中国警察的重要意义。第叁部分,探讨制约中国维和警察发展的问题及原因。主要包括法律依据缺失、决策力和影响力有待提高、风险系数越来越高、理论研究薄弱和工作机制不完善。第四部分,针对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即从宏观规划和战略研究、加大参与力度、扩大警察的数量、提升派出维和警察层面、强化培训和交流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对于提升中国警察在维和任务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对于推动中国警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新时期中国警方参与跨国执法、保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外交观念的构成与变迁研究[D]. 耿鹏涛. 兰州大学. 2016
[2]. 中国的维和政策研究[D]. 韩德江.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3
[3]. “保护的责任”与中国的联合国维和政策[J]. 萨拉·泰特, 杨宏.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4]. 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D]. 陈琳. 复旦大学. 2009
[5]. 论冷战后美国的维和政策[D]. 陈素娟. 湘潭大学. 2013
[6]. 日本对非洲建设和平援助研究[D]. 曾探.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7]. 非洲维和伙伴关系:联合国维和改革与中国的角色[J]. 周玉渊.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
[8].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J]. 马克·兰泰尼, 程子龙.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维和行动的理念与实践[J]. 孙德刚, 张帅.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
[10]. 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D]. 高峰. 西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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