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从东盟—日本CEP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东盟论文,对外贸易论文,自由贸易论文,名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受惠者和支持者，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紧紧围绕着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展开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潮流的促动下，日本政府正在逐渐有意识地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注：为了适应全球范围内FTA的潮流，推进FTA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展开，以小泉首相为议长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于2002年5月制定了《日本经济活性化六大战略》，其中的“全球化战略”明确提出，要以缔结FTA来适应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以此为基础，日本外务省于2002年10月制定了《日本的FTA战略》，正式提出日本对FTA的基本立场、谈判和签暑FTA的基本原则、选择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与具体标准，以及FTA战略的重点。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又设立了专门负责FTA和EPA的自由贸易课，11月又建立了FTA/EPA推进本部，同时在经济局设立了FTA/EPA室，分别负责为日本制定FTA/EPA的总体战略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协商支持。有关《日本的FTA战略》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日本外务省“经济事务局”：《日本的FTA战略》(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fta/strategy0210.html)，日本首相官邸、贸易振兴会(JETRO)、经济产业省(METI)、日本经团联，以及日本商工会议所，也对日本开展同外界的FTA/EPA谈判和协商表示了高度关注，分别展开了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继2002年1月13日同新加坡签署《日新新时代伙伴关系协定》(JSEPA)之后，2003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九次东盟(ASEAN)峰会上，同ASEAN领导人签署了《ASEAN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简称CEP），其目标是在2012年与ASEAN各国建立FTA。这是日本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注：此前，已经有学者撰文指出，以日本－新加坡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为契机，日本经济集团化战略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见刘昌黎：《日本经济集团化战略的变化》，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
CEP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商业成本，促进地区内的贸易与投资，提高经济效率，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大的市场，以及增加ASEAN和日本对资本、人才的吸引力。在CEP范围内，双方将开展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向ASEAN，特别是其中较新的成员提供技术援助、推进贸易与投资对话、商界对话，为人员交流提供便利，以及交换有关资料等互利措施。根据CEP，对于那些尚未加入WTO的ASEAN成员国，日本将继续给予最惠国待遇。从2004年起，ASEAN和日本将开始就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问题进行磋商。尚未同日本订立双边经济伙伴协议的ASEAN成员国也将与日本进行双边优惠贸易谈判。
不过，与中国同ASEAN之间落实FTA的时间表相比，CEP明显滞后。对此，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批评说，日本在已有的积累上停步不前，这个结果和一年前日本与ASEAN一起发表的共同宣言相比，没有一点进展。（注：引人注目的是，在2002年11月4日，中国同ASEAN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启动“中国－ASEAN自由贸易区”之后，小泉随即于次日同ASEAN10国在金边签署了一项共同宣言，决定建立日本与ASEAN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加强日本与ASEAN国家的经济合作。可见，无论是从落实FTA的时间表上，还是从发起FTA谈判的时机上，日本都拉在了中国后面。）特别是，在此次ASEAN首脑峰会上，中国加入了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年10月8日），相形之下，日本对ASEAN的外交未见有大的举动。日本主要媒体于次日纷纷评论日本在对ASEAN外交上的退步——“日本被冷落了！”（注：《朝日新闻》在社论开头便认为：“当日本在百般踌躇犹豫不决时，却让邻国中国和东盟互相靠拢，日本只剩下追在后面的份儿。”《读卖新闻》在一篇以《别让日本在东盟的“积蓄”闲置不用，别在东南亚外交上翘脚》为题的文章中指出，印度和中国都忙着努力和东盟握手，日本却只有站在一旁看热闹……。它进而提醒和呼吁日本政府：“日本和东南亚在经济合作以及投资上，有着中国和印度都没有的‘贵重’积蓄，要加以利用这方面的长处，与后来居上的中国交锋。”《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在谈判自由贸易条约时，日本因为保护农业而没有明确的表态，实在是浪费良机。这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掌握了主导权。”见凤凰网(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index9.html)。）
尽管在开展FTA方面行动缓慢，但鉴于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CEP仍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它可能产生的外部影响，更应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和制度根源，以便把握日本对外贸易政策变化的实质。
二、外需，还是外需！
在经历了长达30余年的经济增长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之中，整个经济出现了银行借贷、企业惜投、消费者惜购并存的“三惜”现象。为振兴经济，日本政府继承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推行了减税增支的赤字财政政策。资料显示，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已将一般会计税收由1991年度的59.8兆日元减少为2003年度（预算额）的41.8兆日元，而公共支出总额则呈总体上升趋势，由1991年度的70.5兆日元增加到2003年度（预算额）的81.8兆日元。（注：田中雄一郎：《小泉政权为何未能破解财政危机》，载［日］《世界》，2003年3月号。）为弥补财政支出的资金不足，日本政府扩大了国债发行规模。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字，1991年度日本的国债发行额为6.7兆日元，2003年度则增至36.4兆日元（预算额）；国债依存度也由9.5%上升到44.6%，在西方七国当中，这一数字是最高的（表1）。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累积的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余额不断增加，从1991年度的278兆日元升至2003年度（预算额）的686兆日元，其占GDP的比重亦由58.5%攀升至137.6%（表2）。
表1 日本国债发行额的变动
单位：兆日元
国债发行额 国债依存度(%)
1991
6.7 9.5
1992
9.5 13.5
1993
16.221.5
1994
16.522.4
1995
21.228.0
1996
21.727.6
1997
18.523.5
1998
34.040.3
1999
37.542.1
2000
33.036.9
2001
30.035.4
2002
35.041.8
2003
36.444.6
注：1.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一般会计支出额。
2.2001年度（含以前）的数值为决算，2002年度的数值为补正后的数字，2003年度则为预算数值。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网站，http://www.mof.go.jp/jouhou/syukei/siryou/sy1501f.htm。
表2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长期债务余额的变动及其占GDP的比率
单位：兆日元
*：截止到3月。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网站，http://www.mof.go.jp/jouhou/syukei/siryou/sy1503n.pdf。
另一方面，日本货币金融当局还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官定利率由1992年4月1日的3.75%调低至2001年9月19日的0.10%（表3）。同时，为治理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于2001年8月起实施了金融缓和政策。其主要措施是，日本银行增加从金融机构包购国债的金额，以增加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给。目前，日本银行所拥有的国债购入余额约为58兆日元，比2001年7月增加了25%。（注：［日］《神户新闻》，2003年3月7日。）
表3 泡沫经济危机以来日本官定利率的变动情况
%
资料来源：［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3年6月号，77页。
然而，扩张性经济政策并未扭转内需乏力的不利局面。一方面，由于既有的沉重国债负担和公众对日本经济前景的担忧，增发国债和减税的措施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同美国之间特有的资金循环关系，使日本陷入了美国从外部强加的“流动性陷阱”（注：罗纳德·I·麦金农：《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载《比较》，2002年第1期。）。此外，大量不良债权的存在，（注：日本的不良债权主要包括3类：破产更正债权、危险债权和要管理债权。根据日本金融厅提供的统计数据，这三类不良债权在2000年9月分别为8.6、15.3、9.0兆日元，2001年3月分别为7.7、15.0、10.9兆日元，2001年9月分别为7.4、15.9、13.5兆日元，2002年3月分别为7.4、19.3、16.5兆日元，2002年9月分别为7.0、16.4、16.8兆日元。可见，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依然十分严重。见［日］《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3年4月号。）使日本金融机构对贷款格外谨慎，限制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对内投资增长乏力。
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国内需求不振，客观上要求日本政府对其原有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做出彻底、及时的调整。然而，现实并没有像理论所预测和人们所期待的方向演进。除了采取惯用的将日元贬值以推动其出口的手法，寄希望于通过外需来拉动本国的经济复苏外，日本并未对其国内的诸多问题作一番大手术。有数据显示，2002年日本国际收支中来自利润分红、海外投资收益等的所得收入的增长率比上年减少1.4%，但同时贸易黑字却增加了37.5%，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4年来的首次。据财务省2003年1月27日发表的2002年贸易统计速报，出口在两年减少之后转为增加，且创历史新高，约52兆日元。相反，进口则在连续3年增长之后转为减少，为42兆日元。结果是，贸易黑字在连续4年减少之后转为增加。（注：李晓：《当前日本经济形势及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3期。）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政府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其效率和自律能力明显降低。（注：关于“政府质量”问题，参见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47-6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突出地表现在，政府行为被越来越多的各种利益集团所左右。不仅被有着浓厚保护色彩的农林水产业部门“俘获”，也被有着强烈扩张海外市场欲望的工商和服务业部门“俘获”。来自不同产业部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族议员”的出现，逐渐瓦解了日本“强政府”的政策强度和质量，逐渐弱化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和政府行政干预的有效性。（注：关志雄曾就日本的对华政策，揭示了日本各政府部门在协调对外政策上的困难。见关志雄：《缺乏战略思考的日本对华政策－各政府部门间的意见分歧》(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index.html),2002年11月15日。）这表明，曾经被视为后发国家模仿典范的“日本模式”已经陷入了“被锁定”的局面，越来越缺乏从内部解“锁”的动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面对国际上竞争性双边自由贸易潮流和久拖不决的国内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时，日本仍为什么不注重内部改革，（注：日本首相小泉2003年10月10日解散了国会下院，并宣布将于11月9日举行大选。为了能够在同主要反对党－民主党的竞争中占得上风，执政的自民党把希望放在了传统的支持者身上，包括农民和小企业主。因此，尽管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是一次政治事件，但它决定了此次的国内政治改革，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左右日本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制度架构，“弱势群体”在日本的政策决策中仍将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方式和态度。）却将眼光投向海外，热衷于同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三、自由贸易名义下的自我保护
对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的日本来说，面对东亚区域内外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潮流，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重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FTA谈判和磋商，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学者曾运用CGE模型，对东亚地区多方案的FTA对中日韩经济的影响作了估算。结果显示：参与东亚地区的FTA，对各国的GDP增长率均有提升效果；而同时包含ASEAN、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FTA，对各国GDP增长率的影响更是显著（表4）。
表4 东亚地区多方案FTA对中日韩经济的影响
注：AFTA、C、J、K分别代表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和韩国。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CGE模型；转引自赵晋平：《迈向制度性经济合作——日本FTA战略若干评价及多方案比较选择》，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8期。
但尽管如此，在FTA谈判对象的选择上，日本并没有将中国作为短期内优先考虑的对象，而是采取了“牵制”加“竞争”的策略：一方面，在东北亚致力于同韩国展开FTA谈判，以牵制中国经济的日益崛起；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开展同ASEAN的FTA磋商，从而不至落后于中国，并借ASEAN之力制衡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注：事实上，在东亚地区的FTA谈判过程中，真正的大赢家是惯于同周边大国保持平衡外交的ASEAN。就像媒体所评论的，“在利用‘中国牌’方面，ASEAN的手段是高明的。通过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加强亲密关系，巧妙地推动了日本和印度与ASEAN的经济合作。”(http://news.sina.com.cn/w/2003-10-10/11091891842.html)。）不过，相对于日韩FTA谈判而言，日本对ASEAN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动作更快。原因在于：首先，在开展同ASEAN之间的FTA谈判问题上，日本一直对中国和ASEAN之间开展紧密经济合作怀有担心。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研究机构“21世纪政策研究所”，曾在2002年10月7日发表的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的选择与FTA的课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由中国与ASEAN等11国构成的FTA缔结成功，日本的存在感将进一步萎缩”。（注：［日］21世纪政策研究所：《21世纪日本的选择与FTA的课题》(http://www.21ppi.org/japanese/message/200210/021007.pdf)。）因此，ASEAN－日本CEP的签署，并不是因为日本在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问题上对ASEAN做出了实质性让步，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ASEAN“早期收获”计划（注：在ASEAN峰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与ASEAN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同意接纳一项大幅度削减关税的计划，以启动中国-ASEAN自由贸易区。根据双方贸易部长签署的这项减税协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这项被称为“早期收获”的计划。而在此前，依据2003年4月29日，中泰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ASEAN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期收获”方案下加速取消关税的协议，自2003年10月1日起，泰国水果正式以“零关税”的身份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刺激。其次，早在1998年就同韩国展开的FTA谈判，终因农产品市场准入以及韩国方面对贸易赤字激增的担心等问题而未果。（注：根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于1999年8月发表的研究报告，韩国的平均关税率为7.9%，日本仅为2.9%。如果日韩两国同时撤销关税，那么，韩国对日贸易的赤字就会迅速增加。据该报告的分析，若以1995年为基数，在日韩两国废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后，韩国对日出口将扩大16.05%，从日本的进口将扩大36.91%，对日贸易赤字将增加71.5亿美元，韩国的GDP将减少0.14%（井川一宏：《理论分析：关于日韩自由贸易区形成的预备考察》，转引自刘昌黎：《论日韩自由贸易区》，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11期）。）正因如此，在中国－ASEAN自由贸易区的促动下，日本更注重同ASEAN的FTA谈判，也更注重ASEAN－日本之间的CEP可能给其国内经济带来的好处。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所作的一项推算，如果日本能顺利同ASEAN签署FTA，将使日本的GDP增加约1.1兆日元～2.0兆日元，并为日本国内创造出约15～26万个就业机会。（注：日本经济产业省：《关于东亚经济合作》(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data/higashiasia.pdf)。）另根据ASEAN－日本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专家组(AJCEPEG)提交的《ASEAN－日本CEP联合研究报告》，ASEAN－日本的CEP将为双方带来益处：到2020年，ASEAN对日本的出口将增长44.2%，日本对ASEAN的出口将增长27.5%；ASEAN的资本存量将增长3.33%，日本将增长0.08%；ASEAN的实际GDP将增长1.99%，日本则增长0.07%。（注：ASEAN－日本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专家组(ACEPEG)：《ASEAN-日本CEP联合研究报告》(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asean/data/ajcepeg_jr_e.pdf)。）
此外，从FTA谈判的内容上看，日本显然在严格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既为优势产业在海外寻找市场，又为劣势产业提供国内保护。这一原则不仅在JSEPA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注：作为日本同外界签署的第一个双边FTA,JSEPA的内容涵盖了诸多合作领域，远超出了传统的“FTA”的范畴。它比较成功地回避和解决了困扰日本开展对外经济关系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因为，农林水产品在双方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日新联合研究小组特别强调，1999年，在日新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农林水产品只占双方贸易总额的1.7%。同年，日本从新加坡进口的农产品只占日本农产品总进口的0.5%；新加坡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也只占其总进口的0.5%和农产品总进口的2.0%(http://www.infojapan.org/region/asia-paci/singapore/jsepa.html)。），而且在ASEAN－日本CEP中同样得到贯彻。
仔细分析ASEAN－日本CEP的内容，（注：ASEAN－日本CEP的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www.aseansec.org/15274.htm。）不难发现：(1)“在解决ASEAN各国与日本的敏感领域问题时应有灵活性”这一基本原则，为各方将各自比较重视的弱势产业领域和部门的自由化排除在谈判桌之外，提供了保护的屏障。(2)日本和ASEAN成员国之间已经签署了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自由化让步的日程表不再在ASEAN－日本CEP中重新谈判，所有的自由化让步进程表都将纳入协定中。这一规定将先前的JSEPA纳入其中，从而使日本对新加坡所采取的农产品措施成为该协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可能成为此后日本同ASEAN其它成员国进行FTA谈判的重要参考。(3)ASEAN－日本CEP并没有将农产品贸易化问题列为谈判内容。（注：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1999年，ASEAN主要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对日本的农林水产品的纯出口额是其对中国出口的14.2倍。如果日本贸然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势必会使日本国内的农林水产业遭受强有力的冲击。这又会对以农林水产业为主要票源的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构成有力的威胁。所以，在此次ASEAN与中国、日本、韩国“10+3”首脑会谈尚未开始之前，就有评论指出，“对此次‘10+3’首脑峰会，不可能对日本方面有过大的期望。”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org.on/chinese/EC-c/416786.htm。）这与中国同ASEAN之间在农产品合作方面的务实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东盟方面把中国比喻为“大象”，行动迅速，提案具体且有实际意义，而把日本比作“沉睡的大雁”，提案数量多，但内容抽象且属于远景规划。（注：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10月9日报道。）
从CEP的内容来看，一方面，该协议有助于日本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顺利地打开ASEAN市场，并进一步强化日本企业，特别是汽车业在该地区的产业分工体制；（注：这一点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政策研究报告《关于东亚经济合作》中，体现得很明显(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data/higashiasia.pdf)。）另一方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规避，为日本国内弱势的农业及相关部门提供了保护的屏障，以免受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事实上，这种假借自由贸易之名行自我保护之实的政策取向，贯穿于日本战后对外贸易政策的始终。尽管日本早在1955年就成为了GATT的成员，但是它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远少于其承诺，对进口商品和服务所设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门槛，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国内工业企业所特有的“系列制”，对来自国外的工业品构成了一道无形的障碍。另一方面，占国内GDP比重很小、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政治“票田”份额却很高的农林水产业，在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而，其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要远比工业品的贸易自由化问题复杂得多，所受到的政治阻力也最大。（注：一个极具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墨FTA谈判。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10月3日，在墨西哥总统福克斯访日之前，日本经团联、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等产业界负责人拜访了首相官邸，强烈要求官房长官福田康夫顺利推进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但在谈判的主要障碍——撤销猪肉的进口关税方面，农水省及有关议员强烈反对。由于日本大选在即，农民是政府和自民党的主要票源，因此，日本并没有撤销对墨西哥农产品的关税。双方之间的FTA谈判在10月16日破裂。）关于它的作用机理，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分析得很清楚：“如果国家的发展与扩张同那些有权有势的集团的利益互为补充的话，那国家就会有一种扩张和力图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但是，要是国家的发展和扩张给这些集团设定了沉重的成本，或者是威胁到它们的利益，则会产生强烈的反动力。”（注：转引自樊勇明主编：《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工业品领域相对开放、农产品领域则较为封闭和保护的双重政策与价值取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左右着日本对外FTA的谈判进程。
表5 日本同其它东亚国家开展的FTA/EPA谈判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汇总。
四、“新重商主义”的旧思维
已故的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在其所著的《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延续性》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对变化着的外界形势一直反应极为敏锐，但是，日本人的变化比较其它民族而言，具有更多文化上的连续性和某些持续不变的固有的特性。（注：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中译本），121-1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这番话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前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新动向，是很有启发的。
显然，日本同ASEAN签署ASEAN－日本CEP，是受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国内长期的经济低迷，使得日本亟需寻找一种新的扩大外需的途径，来弥补自身内需的不足；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之间竞争性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协商，特别是中国同ASEAN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逼迫日本对现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调整。换言之，日本对外贸易政策的新动向，不是日本主动因应形势变化的结果，而是被动做出调整的产物。
二战后，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在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帮助下，日本政府制定了“贸易立国”战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也逐渐对其立国方略做出调整，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不过，稍加考察这一立国战略的实际实施效果，便不难发现：日本并未顺利地实现从“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的战略转型，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信息密集型产业过渡和转化的任务并未完成，由贸易大国向技术大国转变的目标也并没有真正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和日本陷入经济萧条的现实说明，日本国策转变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日本为求自保而一味纵容日元贬值，增加其出口，希冀能够达到以外需带动本国经济复苏这一“明哲保身”的做法，就更能深切地体会到，日本的一切对外贸易政策和方针，无论是多边贸易政策，还是双边贸易行为，无一不是围绕着大幅增加其出口的目的而展开的。所谓双边FTA的新动向，表面上是新的，实际上与其长期奉行的多边贸易政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即都秉承了日本战后以来经济赖以增长和发展的既定思维模式——“新重商主义”。
与其它发达工业国家不同，日本的“新重商主义”具有鲜明的“重外轻内”特征。具体来说，一方面重视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扶持，另一方面忽视其它国内产业的成长。这种思维模式和政策取向的后果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服务业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林水产等产业并存，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求他国而不是本国实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并存，内需不足与过度倚重外需并存，强烈的海外扩张性与严重的国内封闭性并存。由此观之，日本同韩国、墨西哥等国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协调进展缓慢的缘由，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我们再结合近年来中日之间不断密切的产业联系和频繁爆发的农产品贸易争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向，就更能看出日本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本质特征。中国学者曾针对中日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争端做出过评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重视照顾生产者，轻视消费者利益；不是国家利益优先，而是政党、政治家的私利优先；不是大力推进改革，而是继续保护落后；不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注：冯昭奎：《日本为什么挑起贸易争端？》，http://www.szptt.net.cn,2001年7月18日。）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文化结构，塑造了日本特有的“新重商主义”思维。它构成了日本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本质特征。日本一切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一逻辑思维而展开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国外强大的竞争压力，日本无法对过度倚重出口贸易而忽视内部市场开拓的国策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自然也会明了，为什么尽管西方的法律法规及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的、现代的制度要素已经在日本得以发育成熟，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仍被“锁定”在传统的、封闭的“新重商主义”的路径当中。由此看来，只要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内涵和理念不能取得日本原有文化结构模式（“封闭性”）的“认同”，只要日本“新重商主义”的思维模式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就难以改变日本对外贸易政策和战略“穿新鞋，走老路”或“换新瓶，装旧酒”的怪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变量的引进未必就能解开制度“锁定”的状态，其效率也未见得能有多高。（注：有学者曾经撰文，就制度生命周期和制度的效率问题作过探讨，见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此处的观点即受到该文的启发。）
五、结论
事实上，无论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何种变化，只要“新重商主义”的固有思维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只要传统的文化结构模式无法接受和认同世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是双向开放，而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其它国家对它的单向开放），那么，今后日本的经济前景将难以摆脱阴霾，这对于亚洲绝对不是一个利好的前景。好在，人们看到一个日益崛起的、开放的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这显然是亚洲贸易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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