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被想象、被创造——女学生形象与新文学爱情话语(1919-193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女学生论文,话语论文,形象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①
女学生的称呼，并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封建社会就有女学生的称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私塾教育的目的，即便是被称为才女，也是女性听命于男子之外身份的一个点缀。20世纪初的不缠足与兴女学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最初兴建女学堂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矣。②
梁启超认为，女子无学是“亡国之源，亡种之源”。“欲强国，必由女学始”，“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无女学始”。③
女性进入学堂成为合法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现代教育与私塾教育的不同在于，其核心理念是对妇女进行人格教育，使其摒弃家族控制，认识到个人以及社会的存在。“天赋之权利，尔当享之；人类之义务，尔当尽之。”这是香山女学的学约对学生的勉励，这实质上就把妇女从封建伦常中解放出来，完全纳入了天赋人权的现代话语系统里。
在新式学堂里，女学生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文明教育、人格教育，学习体操、强健体魄，与男性一起认知社会与自身，认识国民的责任与义务……——具有现代办学思想与理念的学校，成为培养、教育、塑造、规训妇女，使其成为新型的、符合现代国家需求的、合格国民的最理想空间。
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
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去，女同胞。
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
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
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齐须眉。④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国民形象，是学校对女学生的期望与定位，这种角色诠释也成为清末民初的社会共识。在媒体、文本与大众的眼中，女学生拥有知识、文化，是新的国民，是妇女中最先进的一群。她们与进步、文明、自由、爱情、时髦、解放、独立、新潮等现代性词语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多重想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中，妇女放足、剪发、男女同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打破了性别歧视和礼防对妇女的身体控制，使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真正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开始诞生。
娜拉的“出走”成为了榜样，女儿们用天足从家庭中冲撞而出，她们要求获得恋爱和婚姻自由，并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妇女们身体的解放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文本中，为爱情“出走”成为五四女儿生成为主体的必由之路。
五四的女儿
冯沅君的《旅行》、《隔绝》、《隔绝之后》是三部故事情节具有连续性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隽华是一位虽被幽禁，但宁死不屈、对爱情笃信不疑的女学生。她上的是男女同学的学堂，受的是现代思想教育。深受易卜生、托尔斯泰、Hamlet、伊尔文以及维特和绿蒂的影响。隽华已有婚约，士轸也有家室。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相爱。因为婚约与家室都是封建的反动势力。(这个称呼更像是敌我双方的一场战争。)在隽华眼里，他们的行为是在实现易卜生、托尔斯泰所不敢实现的理想。在她看来，那些阻碍他们的人是肮脏的。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向反动势力挑战：她与自己的爱人同起“同居”；她与他携手旅行并敢于以全车最尊贵的人自居；不能与相爱的人结合，那么就选择死亡。爱情之于隽华，神圣、纯洁、伟大，是可以奉献身心的事业。
“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听见的。我又屡次说道：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走去看海去。”⑤
因此她以一个为爱情牺牲的先驱者自命。
“无论如何我们总未向过我们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势力乞怜。我们开了为要求心爱自由而死的血路。我们应将此路的情形指示给青年们，希望他们成功。”⑥
在冯沅君的笔下，爱情高尚、纯洁、优美、诗意，恋人相遇相知是在优美风景下发生的，荷叶、红花、垂柳、游鱼、繁星、新月、远山、晚霞、大海，涛声……美景中的爱情是被困女学生最美好的回忆。这回忆成为一种力量，使得她勇于与世界抗争。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的爱情面前，爱情的另一因素，身体的欲望被规避，两个热恋中的男女纯洁而自律，以双方的高尚行为而自豪。——沉浸在神圣恋爱中的热血青年、美丽景色以及身已被困的女学生深情的追述与呼唤，同构了一幅伟大爱情的画面。这爱情美好、贞洁、因超越普通人的欲望而更显高贵。
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所分析的：
对冯沅君笔下的主人公而言，自由的爱情已不仅仅是一种与环境不相容的情感现实，而且是一种必须坚持并为之献身的信念……爱情也是一种与污浊世界追名逐利相悖的高尚使命……同时，爱情还是一系列行动计划和行为方式……这是一种以爱情为事业、为信仰、为使命，以爱情为战略的态度，这便是时代女儿的“爱情观”。⑦
爱情以神圣的名义导演了隽华的“悲剧”，甚至隽华自己也说“这幕惨剧的作者是爱情，扮演给大家看的是我。”爱情一方面使其走向死亡，另一方面拯救了她，使其获得永生，使得她所有的行为都变得充满意义。她的死亡与其说是一种牺牲，不如说是一种献祭，献祭给一种神圣的事业。
……冯沅君给我们讲的与其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恋爱故事，毋宁说是男女二人以恋爱方式共同构起一座反封建叛逆的故事。⑧
与隽华离家出走不得而赴死不同的是，大部分爱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成功。把逃离家庭作为故事的最高潮和光明的结局，是五四爱情小说中司空见惯的。这也是五四知识分子为相爱的情侣们指出的一条带着光环的路。
《隔绝》系列中的爱情因为出走没有成功而获得了永生。如果离家出走成功呢，爱情是否如当初的想象？
子君在男性知识分子涓生那里受到了现代思想的启蒙。这个羞涩的女子，“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⑨ 子君的到来，有如紫色的花朵一样，给涓生枯燥的生命带来了新的生机。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地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⑩
“尚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子君，在涓生的指导下，以决然的姿态告别了叔父的家庭，为爱情而出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1)——这是子君接受涓生启蒙的结果。爱情使羞涩的子君变得活泼快乐，面色红润。对涓生的爱情成为了子君全部的生命意义，她靠这爱情生活，毫不厌倦地回忆爱的瞬间，爱得纯真而热烈。
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地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12)
涓生和子君也曾如《隔绝》中的隽华与士轸一样，结成神圣的爱情同盟。但当结局不是死亡而是相守时，平板、困顿、琐碎而世俗的生活破坏了爱情的神圣性，无情地使其褪去颜色。于是故事发生了变化：涓生告诉子君，他们的爱情已然结束。
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气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13)
爱情拯救了苍白的子君，使她的生命充满阳光，但也同时毁灭了她，置她于死地。这是一个笃信爱情的女子为追求爱情所付出的代价。
子君的形象，寄予着新文学作家对新女性的希望与失望。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14)
如果说冯沅君小说主人公的死亡实现了五四爱情神话完满的话，那么《伤逝》以一对恋人面对生活的际遇显示了诸多难题，这是《隔绝》爱情神话中所不可能遇到的难题：生活的困苦，身心的隔膜，女儿逃离父的家庭后的生存，女儿如何生成真正的女性主体……在这些实际问题面前，光环中的爱情变得苍白无力，那无坚不摧的爱情不再是支撑人前进的无限动力，而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随想录(40)》(15) 中，鲁迅心目中的爱情曾经象征光明、自由、人性、美好、神圣，是人苏醒的标志。时隔八年之后的1925年，鲁迅以低徊的文学语言，表达了一位男性知识分子对爱情神话的质疑。爱为什么会变得盲目？爱情给予了涓生和子君新生，给予他们快乐，但子君的死亡与涓生的苦痛又何尝不是这神圣爱情的赐予？是什么使爱情苍白，是什么使得爱情如此不堪一击？杀死爱情与子君的，是爱情本身，还是社会，是女性本身？涓生手记中的忏悔、困惑、怀疑，子君的死亡，其实解构的正是爱情至高无上、无坚不摧的神话性质。
隽华与子君，以两个死者的身份成为五四初期新女性的代表。隽华之死昭告的是神圣爱情的完满胜利，而子君之死则宣告了爱情力量的有限的同时，也表达了知识分子对新女性出路的迷茫。(从这个层面去理解《伤逝》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涓生在神圣爱情话语中疑惑时，这又何尝不象喻着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的一个脱节。)
以恋爱的名义
女学生爱上有妇之夫的情节，在《隔绝》中出现，在张资平《梅岭之春》中也出现了。女学生保瑛，爱上的是远房的叔父。这个叔父以成熟的外表和教师的身份让情窦初开的女学生着迷。保瑛是受到五四洗礼的女学生，她认为自己和“叔父”之间，是很正当的恋爱，他们的分离是社会习惯的束缚和礼教的限制，因此她写信说，要为他保存精神上的贞操。但是，她并不知道，这个叔父感兴趣的只是她的“处女香”。保瑛痴情地等待着她的情人来找她，但终究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同样是女学生爱上有妇之夫，故事情节却大相径庭。《隔绝》中，男女主人公自我纯洁化的各种行为在《梅岭之春》都不可能出现，男人喜欢的是女人的肉体，而女主人公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迷惑下，沉醉在自我想象的恋爱中，对自身被欺骗的处境毫无觉察。
与保瑛类似的女学生形象在张资平笔下较为普遍。《苔莉》是“一个很时髦的女学生——高谈文艺和恋爱的女学生。”(16) 她追求自由恋爱，更注重爱的专一与名分。但却总是遇人不淑，一次次地追求男人专一的爱，却每每失败。苔莉在传统文化教育下成长，另方面又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她追求自由与专一的爱，实质上是为了自己做主挑选“拣一个作永久托身的人。”她遇到的男人克欧，惧怕社会的指责，对她并不负责，而苔莉面对这样的男人做出的不是勇敢的反抗，而是满足着克欧的肉欲要求，不敢有所拒绝。——苔莉，这个同样高谈文艺和恋爱的女学生，与隽华是完全不同的。她看似已被解放，却依旧被封建残余思想深深支配。
在信奉神圣爱情的五四时代，张资平笔下的男女恋情与主流话语有着缝隙。小说的女主角们选择结婚对象时有各种条件，不再仅仅是相爱。事实上，更多时候，他笔下的女性常常会想到将来的日常花费、房子、钱、社会地位……这些因素成为了爱情的绊脚石。当张资平的女学生们思忖着这个男子是否英俊，门第是否相当，地位、职业、薪水等问题的时候，她们只是把恋爱当作了一种名义。“名誉是不能为恋爱而牺牲的。恋爱固然神圣，但社会上的声誉比恋爱更神圣。”(17) 苔莉眼中的爱情与五四时期的爱情，其差别不言而喻。无论是苔莉还是丽君，这些女学生看似现代、自由、自主，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徒学了恋爱自由的皮毛。张资平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不过是在恋爱名义下进行的欲望的追逐。
因为信仰爱情而导致悲剧的故事在新文学爱情题材中并不鲜见。《自杀》(茅盾)写的是环小姐在恋爱发生变故后思忖自杀的全部心理过程。环爱上的是一位英俊的革命青年。不久，她怀了孕，可那青年又离她而去从事革命。环小姐自杀前的心理过程由环小姐对恋爱的温柔回忆及对私孕的恐惧所构成。夜晚，环小姐想象的是如何把孩子带大，实践爱情的承诺，享受人生中的真正幸福。但是在白天，当她面对现实的时候，社会的非议、现实的残酷使得她恐惧，绝望。这绝望甚至让她把怨恨发泄到初恋时的理想上。
她抖着手指把丝带挽成一个环，心脏要裂开来似的发出凄绝的诅咒：
哄骗呀！哄骗呀！一切都是哄骗人的，解放、自由、光明！还不如无知无识、任凭他们做主嫁了人，至少没有现在的苦闷，不会有现在的结局！……她站在床沿，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血，她不能再想了，只有一个念头在她的胀痛到要爆烈的头脑里疾转：宣布那一些骗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恶！死就是宣布！(18)
环小姐受了解放、自由和光明等进步思想的鼓舞，追求真正的爱情，结果却是未婚先孕，最后面对的是自杀的结局。
《梦珂》中梦珂的遭遇，象喻了女学生从家庭逃往社会，从闺阁走到都市后的遭遇。女学生离开家庭进入社会时，她的身体慢慢苏醒。她要面对的不是封建家庭，而是与其性别相对的那个“他”——男人。她要面对男权的商品社会，面对爱情信仰本身给予她们的幻想以及幻想破灭后的伤痕。
又是在一个下棋的晚上。她是正坐在澹明的对面，晚淞是斜靠拢她的椅背边坐着，强要替她当顾问，时时把子从她的臂上伸出棋子。当身躯一向前倾去时，微弱的呼吸便使她后颈感到温温的微痒，于是把脸偏过去。晓淞便又可以看到她那眼睫毛的一排阴影直拖到鼻梁上，于是也偏过脸去，想细看那灯影下的黑眼珠，并把椅子又移拢去。梦珂却一心一意在盘算自己的棋，也没留心到对面还有一双眼睛在审视她纤长的手指，几个修得齐齐的透着嫩红的指甲衬在一双雪白的手上。皮肤也象是透明的一样。莹净的里面，隐隐分辨出许多一丝丝的紫色脉纹，和细细的几缕青筋。澹明似乎想到手以外的事了，所以总要人催促才能动子。看样子还以为在过分的用心，而结果是输定了。(19)
爱情的温柔、体贴、殷勤的背后是真正的色情动机。当女学生丁玲用极其细微的笔触写出男人眼中的梦珂时，她对女性的物化身份含义显然有了深刻了悟。
因为有了这美丽而诱人的躯体，面对的是商品社会中的被物化命运。女学生可以逃离诱骗她情感世界的表哥，但无法逃离这整个秩序化与男性化的商品社会。爱情的神圣光环消失殆尽时，女学生梦珂发现，在爱情的名义下，她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她从未遭遇到的欲望世界。
女人味儿十足的女人
离家出走在爱情话语中是使女学生们成长为女性主体的第一步，性别意识的苏醒则是女学生们跨越女儿身份，成长为女性的重要标志。
在新文学中，同样是女学生身份的作家，同样以主人公自语的方式表达，隽华的开口说话象喻的是五四的女儿逃离家庭，而莎菲的低语则象征着女学生睁开了双眼审视自己的欲望与身体。
受到五四洗礼的女学生莎菲和已有家室的凌吉士之间的故事，是逃离家庭后的五四女儿的另一种遭遇。与隽华、子君相比，莎菲是活跃而狷傲的，有着对女性的体认：
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要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20)
旧道德、旧礼教，在莎菲眼里，全不算什么。可是面对她中意的男人，莎菲还是感觉到了困惑。
近来青年人在一处时，便老喜欢研究到这一个爱字，虽说有时我也似乎懂得点，不过终究还是不很说得清。至于男女间这些小动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许便是因为我懂得了这些小动作，而于“爱”才反迷糊，才没有勇气鼓吹恋爱，才不敢相信自己还是一个纯粹的够人爱的小女子，并且才会怀疑到世人所谓的“爱”，以及我所接受的“爱”……(21)
在莎菲那里，那些小动作，跟她心中的“爱”不能相提并论。她要的是“有意义”的爱，是高尚灵魂之间的相通。于是，五四女儿莎菲自幼受的爱情熏陶与她面对的现实情感问题出现了裂缝。
自然我是未曾有过一刻私自承认我是爱恋上那高个儿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虽说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是可以诱惑许多爱美的女子，并以他那娇贵的态度倾倒那些还有情爱的。但我岂肯为这些无意识的诱惑而迷恋到一个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
……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22)
以莎菲的判断，凌吉士的所有追求，不过是个市侩罢了。他的爱情理想与莎菲心中的爱情理想有天壤之别。在莎菲看来，他虽然有了妻子，虽然追赶过坐洋车的女人，虽然也“恋爱”过，在妓女院过过夜，会调情，有着一副好丰仪，“但他真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过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23)
莎菲之于凌吉士的不屑，在于两个人的价值观的完全不同。凌吉士的小资产阶级追求，在凌吉士眼中与爱有关的家庭、金钱、地位，在莎菲眼中全然不算什么，爱情与这些低俗完全不相关。因而喜欢享受物质生活和贪恋肉欲的凌吉士，在莎菲眼中是卑劣的。
深受五四影响的莎菲与注重现实享受的凌吉士之间发生的恋爱，其实质是一场五四爱情观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之间的对话。对受到五四爱情观念洗礼的莎菲来讲，做物质与欲望的俘虏，是不可能的——她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下的女人，也不会跟一个不懂爱的市侩谈恋爱。所以，这样一场恋爱必定是以失败告终的。
可是，当莎菲一脚踢开了凌吉士后，真正的“灵魂”的“有意义”的爱情在哪里呢？新女性莎菲是迷茫的，她依旧看不到方向，她依旧在痛苦中徘徊。
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24)
当五四女儿们成长后，《隔绝》中永远不会出现的境况出现了：在爱情话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莎菲，面临的是灵与肉的分离的痛苦，面对的是神圣爱情理想与现实社会的脱节。爱情与欲望、灵魂与身体、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给予了莎菲痛苦，成就了一个繁复、立体、女人味儿十足的女性形象。
爱情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模式，并不是新文学爱情小说的发明。但是，爱情的两难处境，在灵与肉、性与爱、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情节，却是因为有了爱情话语的建构才发生的。莎菲对于自己肉体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既是社会女性躯体异化的一个证明，同时也是女性身体对爱情话语控制的一个质疑。正是因为对爱情的神圣化理想导致了莎菲自我内心的分裂。如果说欲望与精神的统一是理想境界，那么当欲望与精神分离时，是从属于内心还是肉体？精神上的爱情信仰，最终成了莎菲身心的桎梏与枷锁，也成为她“病”的根源。——爱情以神圣的名义，造就了隽华这样的圣洁的战士，造就了保瑛、苔莉、环小姐的恋爱悲剧，也造就了像莎菲一样无数的苦闷青年。
除去爱情中对欲望与精神的迷惑，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深刻怀疑与不信任也是女性进入社会后必然面对的境况。都市社会，女性躯体由封建依附和家庭束缚而市场化商品化，将五四女性对纯洁爱情、幸福家庭的向往变成了泡影。在各种各样的被欺骗、出卖与玩弄后，女性们开始再一次重新出发挑战这个男性秩序。而无疑，这一次，她们运用的也是爱情这一武器。
性与革命
把爱情话语中的女主人公们从“贞节”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与把历史现实中的妇女从裹脚布中解放异曲同工。与张资平笔下的女性欲望书写完全不同的是，性在茅盾笔下有着更为重要与新鲜的含义，真正起到了“革命”和“陌生化”的效果。
娴娴、桂奶奶、慧女士、章秋柳、孙舞阳……这些新女性们热烈、开放、有着浓墨重彩的性格，从道德伦理观念、生活理念到性格、气质都迥异于传统女性，她们是受着欧风美雨的新思潮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她们声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反对克己的清教徒生活，有着强悍的泼辣的个性。她们“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于‘未来’(25)。
对贞操的蔑视是茅盾笔下新女性的共性。性在这些新女性的眼中是享受，是纵乐，是拯救，是工作，是手段。这些有着现代教育背景的女性们，完全彻底地把贞操抛弃到了脑后。她们癫狂而肆意的性爱背后，是对旧道德的无情唾弃，是女性用身体对社会做出的激烈反抗。她们不再是刚走出家庭、对性别没有意识的女儿，她们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她们只是女人。骄傲、狷狂、直面赤裸裸的欲望并洒脱不羁。她们是茅盾创造出来的真正有着解放意识的新女性。
《诗与散文》是茅盾写于1928年12月的一篇短篇小说。女主人公桂奶奶，大胆引诱了青年丙。丙一方面无法抵制她肉体的诱惑，一方面又认为桂的调情做爱方式太刺激，太缺少诗意。他一方面屈服于桂奶奶的诱惑，一方面又难以忘记纯洁如白玫瑰一样的表妹。他觉得他和表妹之间的感情完全是“诗意”的。当丙认为桂奶奶改变了的时候，桂则反讥：
你说的是什么变相，我不承认，我只知道心里要什么，口里就说什么。你呢，嘴里歌颂什么诗样的男女关系，什么空灵、什么神秘，什么精神的爱，然而实际上你见了肉就醉，你癫狂于肉体，你喘息垂涎，象一条狗！我还记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样，你曾经怎样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优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没有胆量显露出你的本来面目，你还想教训我，你真不知羞！
……你，刚才竟说我是淫荡了！不差，淫荡，我也承认，我也毫没羞怯；这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乐的权利是神圣的，我已经遵从了你的教训；这已成为我的新偶像。在这新的偶像还没破坏以前，我一定要缠住了你，我永不放手。(26)
同样面对有可能是负心人，也明白男性的欲望本质，桂奶奶是勇敢的。她不再是张资平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以满足男性欲望而求得生活安稳，也不再是莎菲那样躲开去，悄悄地生活。桂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进入了新文学的画卷。她是一个按着新时代思想和新的性爱道德观而塑造出来的新女性形象，她蔑视世俗与束缚，敢作敢为，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章秋柳是《追求》里的一位新女性。她活泼好动、热情，富于同情心，充满浪漫色彩，行为开放，有时候轻率鲁莽，甚至被人认为是放荡。然而，她对朋友有着深切关怀。她到医院去探望老朋友史循，听史循吐露心事，并让老同学们帮他付医药费。当她的朋友王诗陶做出一个令人伤心的决定，为了谋生而不惜出卖肉体时，她前去看她并且给她以同志的情谊和帮助。在性的方面，她虽然开化，但并不淫乱。爱情对于章秋柳来说不是什么权宜之计，章的爱情在外人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使史循恢复活力。为了这个目标，她和他进行肉的狂欢，用自己健康丰腴的肉体，试图拯救病态的、枯瘠的史循，使他恢复健康。——性不仅仅是性，也是工作的一种方式。
《追求》中王诗陶，有着女学生的背景。与革命者东方明相爱过，并怀了孕。东方明牺牲后，她开始想自己的出路。想到的办法既不是结婚也不是打胎，而是卖淫——用短暂地出卖肉体的方式去换取长期的自由和独立。并且她对她的朋友章秋柳说，她的老同学——曹赤珠这么干了一段时间了。王诗陶这样为朋友解释：
她和她的爱人穷到半个铜子都没有了，又找不到职业：他们是不准革命的，因此就断了生路。赤珠便想出这个极自然的办法来。可不是？女子最后谋生技能便是卖淫。她说：主张是无论如何不变的，为的要保持思想的独立，为的要保留他们俩的身体再来奋斗，就是做一二次卖淫妇也不算什么一回事。(27)
身体与精神的贞操问题被茅盾提了出来。就操守而言，精神的远比身体的更重要。(28)——性不再成为女人身体的最后防线，精神上的防线最可宝贵。以这样的性观念塑造新的女性类型的手法，使小说情节焕然一新。
《幻灭》中，女学生静爱上了军人强惟力，他们之间发生了充满温情的罗曼史；《追求》中，章秋柳用肉体去拯救病弱的同志史循……在茅盾笔下，性不仅仅是性，更是了一种寓言手法。它既是表面层次的社会叙事，也是政治的寓言：
茅盾的早期小说里的妇女类型并不仅仅是“新”女性的现实主义的描绘而已，而是一般被他用来构造共产主义运动在政策和执行的层次上的不同又并行的发展。他们在爱情和性方面的所作所为，不但反应了年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个题目的态度，并且还以寓言的方式也表达了茅盾自己对革命的理想，对党内不同派别的评价，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年代的坎坷与成败的认识。(29)
当性的禁忌被打破，20年代的爱情小说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以茅盾的时代女性为标志的是，性与革命、政治与爱情在新文学爱情话语中开始交织。革命，打破了三角恋爱中沉闷的格局——出走早已不再新鲜，而革命，才是另一种刺激而富有吸引力与挑战性的工作。将“五四”以来爱情和革命、性与政治这两大流行和尖端的题材结合起来的新文学爱情小说，为当时苦闷的时代青年指出了一条逃脱迷茫的路。(这何尝不是女性逃离交际花身份的最好选择？)。这也是“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在二十年代末的风靡一时重要原因。与女学生们的出走行为被赋以恋爱自由的合法性一样，用身体去工作在文本中被称为革命。
爱情一经引入革命的主题，女学生形象再一次显示出了生命的活力。这一次的女学生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显然不同，她们风情绰约，神采飞扬。革命不仅仅为爱情找到了出路，同时也拯救了小说中的苦闷的女学生形象。
《冲出云围的月亮》是蒋光慈发表于1929年的小说，曾广受欢迎，很快就再版六次。女学生出身的王曼英，曾经有过美好的理想和爱情。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她沉沦了，以肉体形式报复世界。而她曾经恋爱过的人，变成了革命的叛徒，让她失望。革命者李尚志的出现为苦闷的女学生王曼英的生活带来了方向，对她成为了一种吸引力。在她怀疑自己患了梅毒准备自杀时，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唤醒了她，王最后以一个纯朴的女工形象投入革命者李尚志的怀抱。这个洗尽铅华的形象成了女学生再生的标志。
亲爱的，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好好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群众的奋斗的生活，现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哥哥我可以爱你了……(30)
女学生精神与身体在爱情与革命的召唤中重生。迷途的羔羊回到了革命/爱情的怀抱，这是身体与精神的献祭。
在蒋的小说里，女性身体的病痛受到了关注。王曼英用身体作为革命的手段。又用爱情医治了自己身体的病痛。身体的健康与爱情的高尚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以革命的名义得到了最高意义的统一。对革命(爱情)的忠贞替换了身体的清白，并为其行为赋予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女主人公选择恋爱与性的对象是有隐义的：革命的变节者、有钱的资产阶级都不在她的选择范围。这些有钱人，在风情万种的王曼英面前则是丑态百出。她不仅仅唾弃他们，而且玩弄他们。只有那个革命者李尚志让她感受到爱情的召唤。女主人公选择李尚志，是爱情的归属，也是革命者/左翼作家蒋光慈的选择，这又何尝不是革命对无产阶级的选择？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左翼男作家的选择合而为一，男女之性——欲望/爱情的选择已然被偷置为政治/革命的选择。
——苦闷的时代青年，在以革命为最高能指的爱情故事中终于获救。
从不缠足到革命加恋爱，女性身体诚如战场。只不过看守的形式，由有形变成了无形，残酷变得温柔。当为革命的身体整合成为民族国家的身体时，(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爱情的最高境界其实也已经被成功地置换成革命/国家/神圣爱情的统一。《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三家巷》、《灵与肉》等众多爱情小说都是这一神话的反复书写。
无论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里的钟雨，抑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黑妮，当革命、民族、国家成为新文学的主题时，纯洁美好的女主人公爱上革命者就成为了作家创作的无意识选择。于是，五四的女儿变成革命的女儿，爱情对象也因是革命者而获得了完满。而在历史现实中，四十年代女学生们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则是历史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的完美体现。
注释：
①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女学”。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女学”。
④阿英：《晚清文学丛钞 说唱文学卷》(上)，34页。
⑤淦女士：“隔绝”，《创造》季刊，1923年第2卷第2期。
⑥同上。
⑦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0页。
⑧同上。
⑨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16)张资平：“苔莉”，《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5期。
(17)张资平：“苔莉”，《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6期。
(18)茅盾：“自杀”，《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9号。
(19)丁玲：“梦珂”，《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12号。
(20)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2号。
(21)同上。
(22)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2号。
(23)同上。
(24)同上。
(25)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茅盾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522页。
(26)茅盾：“诗与散文”，《茅盾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85页。
(27)茅盾：“追求”，连载于1928《小说月报》第19卷第6至9号。
(28)1922年，茅盾在研究比利时的剧作家莫理斯·梅特林克的戏剧时，茅盾特别欣赏其中之一：《埃娜·娃娜》。这部戏剧为他提供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当一个妇女的肉体遭人玷污时，她在精神上是否仍然可以保持贞洁？其二、为了拯救别人和自己的国家，一个妇女应不应该像她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样勇敢牺牲自己的贞操？梅特里克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显然给了茅盾启发，这使得他在处理《蚀》中的新女性行为时已经有了答案。
(29)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6页。
(30)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