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国情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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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伫立于新世纪，回望与反思20世纪中国激荡的百年史和中国共产党80年的光辉历程时，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如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一样，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使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正是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的承前启后的艰辛开拓和卓越贡献，使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愈为坚定、铿锵惊世。
笔者不揣浅陋，围绕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及形成的理论作基本的历史考察，就在于中国国情始终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结合点。谨以此文追缅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与开拓者。
一
历史地看，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只有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1]（第2卷，P663）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在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长期反复的更替中，毛泽东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论，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与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试图认识中国社会，曾提出“教育救国”等方案。在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提出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希望探求一个治理湖南和中国的理想模式，憧憬创设一种崭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学习研究中西文化时，他认为必须结合国情，“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2]（《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强调研究问题要“注理有关现代人生者，”[2]（《问题研究会章程》）在痛苦的求索中，他深切地感到“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有志于此”，[2]（《1952年8月5日给湘生的信》）探索建立“湖南共和国”历史的结局，有力地促进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1920年前后，中国杜会的政治思想正处于异常激烈的变异、动荡、融合与分化之中，马克思主义虽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重视和接受，但因历史、文化和社会诸多因素，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使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人们观念上的这种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根本转变，必然是一种艰苦而曲折的过程。“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5]毛泽东实现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样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任职期间，毛泽东突出地调查了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厂矿，了解我国城镇各阶级的状况和工人阶级斗争情况。继之，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任职时，通过组织工作和国共合作工作，了解了国民党阵营的左、中、右派情况。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侧重做农运工作，突出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农运，深入了解、调查我国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反抗土豪劣绅情况。正是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才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的产生，在这些论著中，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阶级结构状况，农民问题也成为毛泽东关注并研究的重要问题。就理论而言，此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及其国情观尚处在萌芽阶段，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即特殊国情，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当时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首的少数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只是残余；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封建势力是中国反动势力中的基本力量，因而，中国面临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场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尤其是1927年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后，更开始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中国革命的道路如何走？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摆在中共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毫无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恰在此时，各种政治势力竟相登台，就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各陈其政治诉求。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现在只能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等待将来从事“反资本的社会革命”。[4]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则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也无什么帝国主义，不存在反帝反封建阶经，而对帝国主义只能妥协。曾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也参与此次论战。从托陈取消派到胡适派，立论虽未尽一致，但都否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均反对中共的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对各种错误论调进行了坚决批驳。李达、吕振羽等共产党人和社会科学家纷纷著文，论述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通过论战，“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完整指明中国社会性质的确定概念，迅速广为传播并为人们接受。
由于客观环境限制，这次关于社会性质论战主要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上进行的，毛泽乐同志不可能直接参加。综观左右，十年内战时期对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最基本的国情进行研究，并在方法论上作过大量富有卓越建树的首推毛泽东。为了论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总结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教训，提出了合乎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30年3月，毛泽东在寻邬调查时写了《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第1卷，P111）此后经过对李立三、王明两次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冒险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1936年12月，他写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一文，通过对五次反“围剿”成败的深刻分析，论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规律。而且，他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在基本国情未变的情况下，具体国情出现的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他所阐述和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具体分析方法，进一步为国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方法论。“中国的革命斗争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正是对国情研究作出的哲学上的总结，表明毛泽东的国情观初步形成，并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较以前更为深刻，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他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应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1]（第2卷，P534）在《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这不仅表明他已充分地吸收了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国情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长期国情研究的成果与我党对国情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此后，他还把过去的调查报告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研究中国事情的重要性”，“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有计划地抓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最基础的知识”[1]（第3卷，P787）。正因为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故他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独到的理论深度。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情时，他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社会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是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或国民党统治区，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第2卷，P554-665）这一论断，为我党科学地制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国情，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状况及各时期的特点进一步作了深入分析；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第1卷，P3）是阶级分析的基本内容，目的在于回答和认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既往认识基础上，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并使这一光辉思想为全党所了解和掌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和‘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1]（第2卷，P608）同时又说：“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第2卷，P76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在民主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对资产阶级政策、方针，这些政策与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丰富发展，并为建国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情的科学论述构成了中共对社会性质等进行分析的重要理论部分，这些论断却不断受到无视中国国情反以所谓“国情论”自居的地主阶级反动人物和逆时思潮的攻击。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篡改中国历史，提倡法西斯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新专制主义。对此，周恩来同志曾深刻地剖析了其思想实质：它是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改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5]可以说，“心逆而险，行僻而坚，吉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的恶行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反动文人叶青也抛出《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攻击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论断，宣扬国民党统治下的“由封建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谬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妄谈从“国情”出发，但他们所谓的“国情”不外是落后的、垂死的、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旧中国，不愿知道或故意抹煞除此之外有一个以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在他们看来，保持旧中国才合乎国情，一谈到改造旧中国，就视为洪水猛兽，但历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粉碎了那种反动的“国情论”。毛泽东的国情理论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的飞跃，完成于延安整风阶段。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第3卷，P795-796）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满怀信心地向全国人民发出预言和号召：“新中国的航船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鼓掌欢迎他”，“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国情的研究及其理论在全党得到认同、运用和发展，他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方法，不仅运用于解决政治经济情况，而且广泛地用于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的土改工作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实际上是对当前国情的再认识，各级干部深入农村，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使得我党对国情的认识更为深刻和丰富。
民主革命28年的艰辛曲折历程，其基本结论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科学论断，也正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探索和开拓出一条“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道路[1]（第2卷，P666），从而开启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门。毛泽东思想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
二
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中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我们的新目标是建设新民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新任务是研究并遵循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并遵循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新目标和新任务要求我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面临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新的创造，形成新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掀起，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不得不从本国实际出发，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之路。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临，又要求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上去审视原来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选择自己的建设道路及模式。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1]（第4卷，P148）的确，相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而言，从事全国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实践仅是开端。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饱经战乱之苦的国度进行建设？怎样走向社会主义？……面对这些历史课题，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领袖们而言，必须重新估价、分析国情，来安排经济建设的速度与规模，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与方法。为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思想上、理论上教育广大干部，要认识到调查研究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并具体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每年一定要有3、4个月的时间轮流下到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增加感性认识，端正工作作风和思想路线，并把此定为一项重要的干部工作制度。即使在百废待举、日理万机的建国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出巡祖国大江南北，综观全局，了解情况。
1955年，毛泽东在各地农村考察，收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调查报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从实际出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把对人的改造、教育与企业性质的改造结合起来，在中国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提出的对资本主义企业和平赎买的设想，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
196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报告中，他初步总结了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研究了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规定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6]。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6]。今天看来，《论十大关系》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分析，都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践基础之上的，全篇贯穿着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代表了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的最初尝试，为我们树立了国情研究的光辉范例。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国情研究的巨大突破，也是我党对建国头七年国情认识的最重要成果。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文献之一。
自1956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探索，经历了种种曲折，其中有符合国情的成功，也有违背国情的失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建国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此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由于历史原因，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20年中，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国情的认识出现较大的波动，产生反复曲折现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受到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得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国情研究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行程中，所建构的国情研究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其内容十分丰富，特点相当明显。
从内部结构上看，毛泽东的国情理论包括四个互相联系的内容，即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社会矛盾的分析；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分析。此外他对诸如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宗教问题、人口问题、地理环境状况等，也都作了大量论述。这也表明国情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认识国情内容的多层次性。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述中，对中国国情及与此相关各方面特点的分析，始终是毛泽东国情理论展开的出发点，体现了他的国情理论的特征，是他阐述革命基本问题、总结革命理论的基本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也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作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向导，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基本依据，选择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国情研究及理论的最突出特征，一部中共党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寻找自己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实际上是一系列战略策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
在我党历史上，曾两度出现“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前，“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国人的路”……曾经是先进中国人的口号，可是这种抛弃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欲走日本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努力，无论是用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办法都以失败终结。十月革命开启的人类发展新方向——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指明科学社会主义设想付诸实践的最初尝试。中国的先进分子于是调转视线，提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此乃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的断言作为共产党人历史方向选择所表达的实质意义。方向选定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属于另一个层次即具体道路的问题，即必须从国情出发，寻找自己的道路，此乃“走自己的路”的由来和表达的特定历史含义，在这个问题上我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照搬照抄不断碰壁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从国情出发，寻找自己革命道路的努力和创造，逐渐为党中央领导层的多数所理解和拥护，中国革命不能象俄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第2卷，P542）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战争及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1]（第1卷，P194）。这就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要掌握中国的一般国情和特殊国情。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讲道：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开始时并没有谁完全认识，“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作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7](P456)。自遵义会议后，于是有长征的胜利结束，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站稳脚跟，才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建国以后，再次发生了“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的历史选择问题，但这已不是历史方向的选择，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模式和方法这个层次。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建国蓝图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建立在对中国国情作了科学分析基础之上，毛泽东当时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点发。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7](P332)。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1953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布置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1956年重新提出允许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等等，这些都是把基本点放在国情的基石之上。立国之初，由于经验不足，实践有限，需要借鉴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需要走自己的路，建设就可以照搬别国的经验与模式。
回顾历史的风风雨雨，对于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历史教训，决不可掩饰、淡化和遗忘，这毕竟是我们在寻找自己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是独立探索在几个阶段和一些重要同题上走入歧途的结果，“走入歧途”错了，“独立探索”的方向并没有错。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正是在继承过去正确理论的基础上，纠正失误和错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开拓新局面，创造新理论。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8]。这是在现实条件下，对加强国情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刻论述。
其二，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国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基本方法。构成了毛泽东国情理论的又一重要特征。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的完成，都是以调查研究为途径，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阐述和论证一系列问题，通过纵向比较，把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同旧民主义革命加以分析，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从时间先后加以比较，来概括和加深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把整个中国革命当做一个横断面，把社会各阶级和党领导的各革命运动置于这个横断之中，从空间的左右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的认识，这些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国情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离开这点，就是“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国情研究是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基础环节，这是毛泽东国情理论的另一基本特征。国情是历史和现实、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它是在特定的时段内，一个国家的空间环境和社会主体所采取的独特生存方式和由它们结成的特殊社会结构及其演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甚至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时期，国情的特点有所不同。当今中国国情，与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不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国情变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所页献的一系列国情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论业已过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毛泽东思想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照搬教条只能碰壁。
当然，历史的昭示永远不止这些。“在科学上，不死之死和字面意思相反，决不意味着科学进行的每个阶段的简单终结。这不是死的不朽，这是生的不朽。科学理论活着，就是说它是不朽的，而不是它的消灭。”[9]国情是“根”是“源”，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能一劳永逸；对共产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过去经历。它是由个人体现出来的整个国家和世界相互冲突的过去历史，因为毛的一生的伟大和这个世界是分不开的。”历史无疑在人类社会的宏观场景中留给了毛泽东同志一个任何人无法取代的显赫位置，同时也留给人们对这位巨人的无限景仰和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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