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缘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区域集团化”趋势，兴趣颇浓，但在研究中忽视了促成区域集团化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即地缘经济的背景。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区域优惠贸易协定， 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签订的，而较为成功的、建制化的区域集团则只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欧洲联盟（EEC）。以地缘经济的观点而论，欧洲和北美（不包括墨西哥）属于中心区。所谓“中心区”是指经济发达、社会组织具有功能化结构，文化具有整合功能，相对完整和独立，以对外具有以资本、技术为主导，以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幅射力为辅的区域。在区域集团化进程中，人们已注意到“北——北”型联合较“南——南”型联合成功。事实上“北——北”型联合之所以成功是具备了如下“南——南”型联合不完全具备的条件：（1）文化同质， 相近的宗教、文化传统；（2）社会同构，相近的社会制度，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互认同的价值观念；（3）经济发展同步，产业结构兼容， 贸易条件互补。（4）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统一。 由此可以注意到当今所谓“区域集团化”是中心区内部，以及中心区与其近周边地区的整合，是中心区范围的扩展。
相对于“中心区”即除欧、美以外的地区相当于“边缘区”。所谓“边缘区”主要指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上都接受中心区的影响，在结构上已形成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东亚地区亦属边缘区，但地位较特殊，介于北美和欧洲两中心的中间。据沃伦斯坦“中心—边缘”学说（Center——Periphery theory）中逐级幅射的理论，东亚地区与欧美之间的关系已不属于地缘经济中资源依附的“中心——边缘”模式，而表现出体系分工，贸易互补的模式。因此作为中心区的欧美对边缘区亚太的经济影响力弱于其对周边的地区。但是，由于日本作为经济技术大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经济技术因素的扩散在该地区更为迅速。从日本技术输出地区分布来看，近十年来亚洲地区（除西亚）所占比率最高，约维持在40%左右。同时又由于几乎完整拥有东亚大陆，统一的、具有全球政治影响力中国的存在，东亚实际上已成为沃氏所言的半外围地区（Semi——Periphery）同时还应当注意到，东亚地区无论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政治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模式都与西方中心区不同，因此西方中心区对东亚边缘区这种沃氏所言的“中心——边缘”幅射模式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旧有的殖民主义的结束彻底削弱了西方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新殖民主义中经济主义的兴起同样表现出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力有限甚至无力的窘境。以合作方式寻求控制是弥补这种影响力缺乏的有效方式。东盟曾多次声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适用于本地区，这种对于文化独立性的坚持也同样表明对西方政治控制意图的排斥。地缘上的特殊地位，经济的迅猛增长，市场容量的巨大，政治大国的存在这一切都预示出东亚地区将上升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第三个中心区的可能。
进程中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正体现了这种趋势。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东亚地区缺少一个统一具备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主导国家。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和作为政治大国的中国将围绕这一主导权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分离，使东亚地区上升为中心区的进程复杂化。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分别拥有这两个因素的中、日两国不可能有效合作，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这种矛盾正是美国在东亚地区追求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前提。到北京的路要经过东京，同样去东京的路会经过北京。一方面，美在东亚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东亚地区是美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占美全部对外贸易逆差的80%。另一方面，日本尽管与美国在经济利益上有摩擦，对美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搞弹性战术。但在亚太安全机制上与美一唱一和。借助美的影响力也成为日本维护其在东亚地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况且，亚太经济合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帮助日本转移其与美国的经济矛盾。“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中，试图通过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理事会将美与日的双边关系变为美与亚太各国的多边关系，以缓和其要日本开放市场的压力。”日本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举动也表明其试图独居东亚盟主，不愿与邻分惠的野心。
日本不居东亚中心的地位似乎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符。原因是日本缺乏作为政治大国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独立性，因而缺少政治大国的影响力。日本不具备成为东亚中心的条件。理由如下：（1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不能依靠自身力量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日本依赖日美同盟。寻求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这就失去了日本在亚太地区树立政治影响力的权威的基础。（2）日本经济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国土狭小、市场容量有限。加之与东亚其他国家并非同步发展，不能发挥同步互补条件下的经济带动作用和产业兼容功能。（3 ）日本与西方中心区同居于发达国家之列，得益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其在亚太地区寻求的经济合作是追求一种等级互补， 即所谓“雁行模式”（ FlyingGeese Pattern），在资本、技术流通中都会有意设置障碍， 转移产业而不转让关键技术。依据“优势竞争”理论，美、欧在东亚地区的介入，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获得资金、技术的途径多元，削弱了日本的资金、技术作为控制手段的能力。
中国不具有东亚中心地位似乎也与其政治大国的地位不符。如果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方式，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当作一个经济区，即“中国经济区”（CEA）。1993年CEA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到636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而高居世界第三位；1994年CEA 与美国贸易额达到1130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日本，成为美第三大贸易伙伴；CEA内部，截止1994年底， 港台对大陆投资占中国所有引进外资的70%左右。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潜在而巨大。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无疑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对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起到兼容作用。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具有多层次性，与“四小”和东盟国家互补，既可接受从“四小”转移的成熟产业和技术，也可将本国的一些成熟产业和技术转给东盟。经济的崛起有别于政治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的进程。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中国将最终确立其东亚中心的地位。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政治大国无疑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导因素。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地区事务中发挥政治影响力方面采取克制态度，这既反映出中国维护本地区繁荣与稳定的诚意，也表现出对自身地位自信的从容态度。中国在东亚中心地位的确立才能真正改变东亚半外围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而论，中国与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ANICS ）就维护本地区利益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这将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广泛合作的政治基础。对于这一点甚至一些美国人士也有明智的认识，基辛格曾撰文指出：“如果（美国）同中国敌对成为我们对外政策一个永久的方面，那样我们就找不到盟友了。……到那时，大多数亚洲国家将会指责美国挑起一场人们所不希望的同北京的冷战。”
以地缘经济观点分析，由“中心区—边缘区”联合的区域集团尚没有成形，亚太经济合作可算是这方面的尝试。由此可以注意到南—南型，即边缘区之间的区域集团化由于无法排斥中心区的影响而缺乏成功的基础。东亚地区作为半外围（Semi—Priphery）地区，本地区内的区域集团化，或经济合作尝试也同样无法排斥来自中心区—欧、美的经济影响，以至政治影响。这是中国发挥地区大国作用时所面临的现实。同时中国地位的上升最终有可能改变东亚地区的边缘地位而上升为第三个中心区，这也是西方的亚太政策中必须考虑到的前景。
美国积极倡导环太平洋经济圈，提出“扇形结构（Fan-Structure）”战略，力图发挥主导作用。欧盟也积极介入亚太经济合作，由东盟论坛发展到两年一度的亚欧首脑会议。在相互依存度尚没有促成一种稳定政治关系的情况下，欧、美的积极介入反映出一种更深远的背景和意图。参与分享高增长所带来的机会和经济红利只是表面的动机，而通过政治手段和影响将西方—东亚之间“中心—边缘”的模式的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固定下来，维护等级分工结构下的既得利益，可谓是背景，欧、美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攫取东亚地区政治控制权的意图。
就美国而言，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主导亚太地区的均势格局，进而借助日本经济大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攫取政治控制。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早在1989年就流露出这种打算：把亚太地区合作纳入美国利益的范围之内，并借助亚太地区伙伴的经济实力来支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这同时也流露出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以地缘政治的传统观念追求地缘经济中的经济安全利益近乎椽木求鱼的错误。这种错误进一步表现在美国政府1991年所提出的所谓“扇形结构”模式中，即以日美经济同盟为主干，以美韩、美澳、美国与东盟诸国等双边合作为支干，在整个亚太地区维护共同利益。殊不知，所谓“共同利益”正是美日争夺的利益本身。这一设想由于本身就缺乏现实基础，很快就被抛弃了。之后美国提出的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ndism）无奈地承认了美日两个经济大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利益争夺的现实，美国近两年来炒得很热的“经济安全”概念，说明美国政界人士已觉察到地缘政治观念所界定的战略利益与地缘经济观念所追求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正如克林顿总统在去年APEC苏比克湾会议上所坦然承认的那样，美国已认识到与中国所共同拥有的某些战略利益。美国与日本争夺亚太经济利益，保证经济安全方面，会更加主动地谋求与中国的合作。美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把中国排除在外，无论从经济上说还是从地缘上说，都是行不通的。”美国对亚太政策逐渐走入困境，使其必需在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安全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对此无论美国商界和政界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美国前商务部长杰弗里·加滕认为：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计划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潜力是巨大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和有太多理由在一起走下去。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对决定本世纪剩余的时间和下世纪初的历史关系重大。由此可以说明，中美合作是亚太经济合作所必须具备的基础。
就欧盟而言，虽然可以利用与东盟旧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但无力树立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因此退而求其次，借助东盟的政治影响。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的态度也更趋务实，继1994年欧盟发表《走向亚洲的新战略》之后，1995年7月又发表《欧中关系长远政策》， 强调欧盟重视对华政策，致力于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说明欧盟已逐渐认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讲，某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以地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国维护地区利益为条件。围绕亚太地区政治主导权的争夺，中国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挑战。正是寻求这种政治保障条件的需要，亚太地区在经济合作仍在拟议中时，又提出了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问题。这使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更加复杂化，政治因素的过分介入说明东亚地区作为“边缘区”内部的集团化经济合作尚不具备充分条件，尽管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已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亚太经济合作虽然现在已发展到建制化阶段，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亚太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启动的，不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自上而下推动的，而各个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是按市场要求采取的，不是哪一个超国家权威强制的。”
国内一些学者在讨论亚太经济合作时，注重强调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是参与地区合作的优势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和地区保护主义造成中国经济条块分割，国内市场发育不健全，本身就缺乏充分的地缘合作，关键产业也没有达到跨地区集团化的规模。事实上，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就是通过经济结构互补、产业综合，形成一个地区范围的经济疆界，弥小国之不足，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的缺陷，从而共同受益。更有人主张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中发展“次区域合作”如建立“东北亚经济区”、“环黄海经济区”、“华南经济区”等，本文认为此类观点有待商榷。
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而论，参与地区合作同时也是优势竞争的过程，而中国参与合作的相对优势，很可能就是国内经济地缘合作所急缺的。况且，我国相当部分国企效率低，普遍负债经营， 负债额已高达17800亿元，根本缺乏投资能力。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没有成熟之前，在大型产业集团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之前，盲目参与经济合作，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次区域合作”，其最终结果是以低廉的代价出让本国的经济疆界。以有中、俄、蒙、韩、朝等多方参与的“图们江经济合作区”为例，中国不但提供了图们江出海口这样的地缘优势，而且还要投入大批资金进行基建。“我方率先对珲春进行大规模投资，政府基建投资已达30亿元，对合作区基建投资也达1.6亿元。 由于俄朝两方迟迟未进行大规模投资，韩、日投资数量极有限，造成我方超前投资，基础设施利用率相当低，第三产业效益差。”即使图们江合作区以后前景看好，中国方面也将在资金、技术上与日、韩竞争，在初级产品出口上又要与蒙、俄竞争。结果成了自己搭台，别人唱戏的局面。一国必须首先享有本国经济疆界内的最大经济利益，这是地缘经济中所注重的经济安全的一般前提。
结论：通过对亚太地区地缘经济分析，本文认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尚缺乏政治条件，这有赖于中、美、日三个地区大国间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国应首先追求本国经济疆界内的经济安全，对进行中的亚太经济合作采取外松内紧的求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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